《中央党校最近究竟触动了谁的神经？》点评
近年来，社会上关于中央党校的议论颇多。既有学员管理方面的（陪），也有思想倾向方面（主）的。前者的起因，与社会上久行不衰的单位创收风有关（然。吾代 王 教授说出他不好意思说的话罢：大环境如此，我所在单位亦难免俗，亦受害者也），批评也好，指责也好，自有它的道理。作为党和国家的一个部门，自己去从事经济活动，总有（两字妙）谋取部门利益之嫌，任何单位（说你单位的事，何苦拉别的单位垫背，有意转移视线乎，现状如此，“夫不鸟鸭一般黑”，法不责众，有恃无恐乎？）这样做了都不正当（党校这样做尤不正当），大众“不高兴”、“不赞成”、“不拥护”理所当然（瞧他姿态之高，口气之轻松），理应（是领导和权威口气）接受大众的批评（接受批评是一回事，改不改是另一回事）。但（妙极！若再纠缠下去，恐越描越黑，故前文蜻蜓点水，点到为止，今只一个“但”字，轻轻一转，金蝉脱壳，行文毫不勉强，真是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关于后者，即思想倾向的问题，笔者却有忍不住想说几句的冲动。
对于中央党校的思想倾向，最严厉的指责，莫过于把中央党校看作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本营。这是有关政治责任和政治生命的问题，开不得半点玩笑（真有意思，谁和你开玩笑了？）。因为如果真是那样，中央党校就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前几天看过一篇对某 高校 教授（光明正大的争鸣，点名好了，何必遮遮掩掩，不赞成这种文风）的访谈，在他看来，中央党校发出的声音，有倾向资本主义的，有倾向资产阶级国家竞争式选举的，有说社会民主主义的，说什么的都有，是社会势力利益多元化在党内的反映，宣扬的是多元价值观。
我不知道这里的“资本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所使用的判断标准是什么。我只知道，改革开放以来，过去的所谓姓“社”姓“资”的标准已经过时（岂止姓资姓社标准呀，照这么推究去，宪法都早过时了），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了全新的认识。在这个新认识的框架下，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亟待探索。中央党校的学员来自执政的第一线，他们把从自己工作领域带来的问题交给中央党校的学者，希望他们提供观察、认识这些问题的方法论。这就迫使中央党校的学者不能停留在过去的认识上，而必须对新情况新问题作出自己的思考。这种思考的方向是否正确，内容是否贴近现实，提出的可供选择的方案是否符合实际，都不能由党校学者自己说了算，而必须回过头来接受学员和各级领导干部的评判（不，应该是接受人民群众的评判）。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党校这些年的教学和研究能够获得广大干部和学员的认可（不，应该是获得人民群众的认可），至少说明大方向是正确的。如果要在学员依据切身实践得出的判断 和个别 教授在书斋里设计出来的所谓标准之间作一个选择，该取舍哪一个（如果要在网友依据切身实践得出的判断 和个别 教授在书斋里撰写的博文之间作一个选择，该取舍哪一个？）？答案不言自明。所以，这个“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大概不是某个大学教授可以盖棺论定（严重用词不当！抗议！汝所在单位及汝这样的教授都还生机勃勃，谈什么“盖棺”论定，晦气煞！）的。
至于说中央党校的“多元价值观”，恐怕更是个“无厘头”的判断。就拿上面被提及的“资产阶级国家竞争式选举”来说吧。竞争也好，选举也好，都是选人的一种方式，怎么上升成了“价值观”？众所周知，民主是中国共产党追求的基本价值（哪里，资本主义国家更追求哩）。作为成体系的制度，民主首先体现在人民授权上。实现人民授权最基本的方式是选举，这是稍懂一点政治常识的人都明白的道理。正因为此，我们的宪法才鲜明地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条款，并且制定了专门的《选举法》，党章中才有“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除它们派出的代表机关和在非党组织中的党组外，都由选举产生”的要求。那么，选举的本质又是什么？选举的本质就是由大众来挑选掌权者（小儿科）。既然是挑选，自然就应是从多个人当中进行选择。于是，就有了竞争。有竞争，才有真正意义上的选择。所以，竞争是选举的题中之义，就像选举是民主的题中之义一样。我们可以说现阶段让人们挑选国家领导人（即普选）的条件还不成熟，也可以论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这种挑选方式更适合中国国情。但把竞争式选举说成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专利，就有些莫名其妙了。难道只有不竞争的选举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不竞争怎么体现选择？没有选择叫什么选举？难道只有搞没有竞争的选举才体现“社会主义本质”？恕笔者直言，有些人表面上好像在为我国现行制度辩护，其实是将“社会主义”的价值由民主换成了不民主。这样的“价值”我们是万万不可接受的（此一段气势汹汹，貌似有理，其实质是否定党的领导，看清）。
对中央党校的研究和教学方向之所以存在这些非议，其实并不是这种方向真的有什么问题，真的在理论上站不住脚。真实的情况是，这样一种研究触动了一些人的神经。这其中，有两类人最为典型。
一是左的僵化观点的代表者。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党校义无反顾地扛起了解放思想的大旗。几次大的思想解放，都和中央党校或直接或间接地有关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是中央党校首先发表的；中央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肯定，也首先是在中央党校透露的；是中央 党校的 教授冲破姓“公”姓“私”的迷雾，率先主张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还是中央党校的学者，最早提出了发展非公有制企业中的优秀分子入党、吸收借鉴国外政党治国理政经-验、研究政党执政规律等等观点（嗯，确实功不可没，尤其“发展非公有制企业中的优秀分子入党”，如今大批私营企业主都进了机关党委，甚至担当要职了）。这些观点，尽管今天已为广大党员、干部接受（为什么还不见提群众？足见群众在教授心目中的地位，与好干部林嘉祥略同），但对于那些固守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模式、固守传统思维的人来说，这些观点不合过去的说教，冲击了他们死抱着不放的陈旧观念，无疑是一种大逆不道。如此看来，抓住一切机会，对制造这种冲击的始作俑者大加讨伐，也就不奇怪了（套用您的话，我们也可以这样讲：对于那些迷恋自由经济模式、崇尚新思维的人来说，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观点不合他们的口味，糟蹋了他们奉若神明的新观念，无疑是眼中钉肉中刺。如此看来，这些人抓住一切机会，对之大加讨伐，也就不足为怪了）。
二是既得利益代表者。从政治行政管理学的角度讲，有部门，便有部门利益，这可能是科层体制难以摆脱的副产品。就此而论，中央党校作为中央的一个工作部门，也跳不出这个规律，这是毋庸讳言的（有意将自己所在部门扯进去，不是有自知之明，是因为绕不开，故预先说明，以示公允，封住别人的嘴）。上面讲到的许多为群众所诟病的问题，都与此有关。但是（这个转折就勉强多了），从全党的角度，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去研究、探索和思考执政中遇到的重大问题，毕竟是党中央赋予中央党校的基本职责。在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这通常意味着中央党校不能不对改革现有的体制、调整现有的利益格局提出自己的看法。问题也便由此产生。因为，既要改革，就不可避免地会冒犯一些个人和部门的既得利益。从本质上看，这种冒犯，只是在关于如何改善党的领导、党如何科学执政方面的建言献策，既扯不上放弃“党的领导”，也扯不上削弱“党的权威”（关键是有没有可能改变党的性质）。那么，为什么总有人把两者似是而非地（“有关政治责任和政治生命的问题，开不得半点玩笑”，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观点都鲜明得很，谁似是而非了？）联系在一起？说穿了，无非是一条，那就是：借“坚持党的领导”之名，维护和扩张个人和部门的既得利益。你动我的既得利益，便是削弱党的领导，便说明你的方向有问题（举个例子？从延迟退休到养老金改革，本网民就没看出哪些政策动了真正的既得利益者的奶酪），这就是一些人的逻辑。
以上感想，纯属笔者个人观点，与所在单位无关（汝若真代表所在单位观点，那可真就危险了。不过老夫严重怀疑，汝不过是扮演个刺探的角色）。笔者只是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但如果以为自己有观点便可以随便给与自己不同的观点扣政治大帽子（掌嘴！请问阁下：“左的僵化观点的代表者”是不是“政治大帽子”？），乃至否定中央党校在几十年探索的基础上确立的，被广大党员、干部（依然没有提及群众！）所认可的研究方向，至少是有些狂妄（此一句，如将“中央党校”四个字换成“党”字，将“党员、干部”换成“人民群众”，则活是自己的写照，酷肖）了，有必要作个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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