咎由自取:谁指鹿为马就“议论”谁
苏 杜
时间 2009-04-02
(本文大意:“姓‘社’姓‘资’标准过时”论,是王长江之流理论家谬论百出的根源。“这些年来的议论”,不单是议论的改“标”换“准”变了天,议论的是何以标准变了还硬要指鹿为马、信口雌黄地称这是“社会主义”。国防大学的教授辛子陵活画出了某理论家的嘴脸与某些实践家的肚肠。 )
近年来,社会上关于中央党校的议论颇多。这惹得这所执政党最高干部学府的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导王长江再也“忍不住想说几句的冲动”了。但是,不管是谁,只要他信口雌黄,指鹿为马,就非被“议论”一番不可,这实在是咎由自取,没有办法的事情。而且,挨一番“议论”还是轻的,弄到闭嘴、缩手也说不定。
王博导在他的《中央党校触动了谁的神经》文中说,“我不知道这里的‘资本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所使用的判断标准是什么。我只知道,改革开放以来,过去的所谓姓‘社’姓‘资’的标准已经过时,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了全新的认识。在这个新认识的框架下,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亟待探索。”这段话,本身就是信口雌黄、指鹿为马的活标本。在这里,说“不知道”貌似谦词,实际上是将拳头向后一缩,让“只知道”冲出去更有力量。这正是中央党校一些教授研究问题、发表意见的惯常嘴脸。
“改革开放以来,过去的所谓姓‘社’姓‘资’的标准已经过时”,这显然是王主任立论的根基,然而,这是谁的结论,谁的断言呢?仔细一看,却原来还是他们自己的。他们说“已经过时”,就“已经过时”了,就是结论,就是断言,就可以拿来作论据,发主张了。在这里,什么“真理标准”呀,什么“好在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呀,都不见了,唯有自己的话就是一切,结论、论据都由他自个儿包揽了。
其实,“所谓姓‘社’姓‘资’的标准”,是不会“过时”的,这正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法西斯主义、帝国主义的标准都不会过时一个样。如果姓“社”姓“资”的标准可以过时,奴隶社会的标准也可以过时,西藏奴隶主就得都平反落实政策,北京的展览就得关门或另搞。如果姓“社”姓“资”的标准可以过时,法西斯主义的标准也可以过时,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都可以翻案再塑金身,再夸蒋介石是抗日大英雄就得进班房。如今的“不争论”与2800多年前周厉王的“不争论”遵循的都是一个“标准”,哪里是什么“发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如今的“允许”与人猿相揖别时的“允许”更是一个模子扣出来的,谈何“创新”?金子就是金子,黄铜就是黄铜,提炼的方法可以与时俱进,标准怎么会“过时”?这不是一个一般常识吗?这怎么就成了“左的僵化观点”?
这种“姓‘社’姓‘资’标准过时”论,是王长江之流理论家谬论百出的根源。正是认定了“标准可以过时”,所以“市场经济”也就进了“社会主义”,分“公”分“私”也就成了“迷雾”,国企也就改制成了私企,“非公有制企业的优秀分子”也就可以“入党提干”。这不是什么“过去姓‘社’姓‘资’标准”过了时,而是改了“标”,换了“准”,变了天下。
惹得王主任冲动起来的“这些年来的议论”,不是议论的改“标”换“准”变了天,议论的是何以标准变了还硬要指鹿为马、信口雌黄地称这是“社会主义”,那是“党的领导”。看看网上贴子,多少“这还是共产党吗”,“这还叫社会主义吗”的问号,就是“议论”的核心。对这些“议论”,我以为反应最为敏感的是国防大学的教授辛子陵,他在《炎黄春秋》上说:“改革开放以来,每推出一项有利于发展生产的世界通用的政策,必进行一层社会主义理论包装,开始还有减轻阻力的作用,越往后副作用越大,施政官员没底气,老百姓看不起,极左派批评打着红旗反红旗。如此怎样凝聚人心,树立对改革开放的信仰呢?” “当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已经居于主导地位,但宣传很不够,还没有压住极左思潮,要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权威。中国第三次思想解放,首当其冲的是直面私有制和资本主义,指鹿为鹿。承认当今社会中资本主义的出现是改革开放题中应有之意,名至实归,不再指鹿为马。把改革开放以来可意会不可言传、能做不能说、要群众跟着走又不向群众说明白的问题说明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建设成功,这是不能超越的经济规律。”辛子陵的这番话,不仅一言及的,而且也活画出了王长江一流“改革开放理论家”的嘴脸,某些“改革开放实践家”的肚肠。“指鹿为鹿”的辛子陵,还有“政治小说家”张贤亮,“准确右派分子”茅于轼,远比这位王长江可爱多了,他们至少“晚节有保”,终于做到“表里如一”了。
一类是指鹿为马道貌岸然,一类是指鹿为鹿赤膊上阵,北调南腔,群精乱舞,要让台下的观众老是正襟危坐,洗耳恭听,其难也欤!这即便是不分“社”“资”,不分“公”“私”,千古以来的“标准”也都是一样的。不知专门研究党建理论的王教授,意下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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