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官员做老板帮办，在中国成为许多地方政府乐此不疲的行政时髦。
炙手可热的中国政坛明星仇和，其为人称道之处就是招商的大张旗鼓和改革的大刀阔斧，其个性化施政的亮点之一就是要求政府做好投资老板的帮办。在屡处风口浪尖的从政生涯里，他一直紧抓“招商引资”的法宝。1998年仇和主政的沭阳县，给教师下达“招商引资”任务，结果引起集体罢课，此事被央视《焦点访谈》披露；2002年，仇和主政的宿迁推行1／3干部离岗招商、1／3干部轮岗创业，政府催生了上千“官商”，引起媒体集中轰炸；查阅仇和到任昆明后的历次讲话，处处可见其对招商引资的重视。虽然以成立35个招商分局实行专业化、全天候、拉网式、驻点式招商，来代替他过去在江苏推行的政府全体部门招商，但“招商引资是第一要事、第一政绩”，依然成为他一路不变的招牌施政口号。他要求昆明各有关部门不但要完成招商引资目标任务，更要积极主动地帮助招商企业代办、帮办、包办。
仅从字面理解“帮办”一词，大家可能感受不深。我说一个亲身经历的事例，也许就会更明白。今年三月份，我随浙商投资考察团到访昆明市。在昆明三天考察期间，当地政府官员无比周到地陪同、陪吃、陪谈、陪娱乐。其殷勤服务之程度，可以说，让人连单独窜到昆明小巷吃碗米线的机会都没有。当地官员说，投资老板就是我们的上帝，你们的要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在参加昆明某区区委书记的欢迎晚宴中，一位浙江经济强市领导不经意谈及了云南茶文化，不出五分钟，区文化局长就进来作陪，赠送了一本七八斤重的茶文化精装版书籍。过一会谈及开发区用地政策，转眼功夫，区国土资源局长也奉命进来陪谈。区委书记自豪地说，仇书记来了以后，我们很重视投资考察团。现在我们区有12个局长在这个饭店待命，需要谈哪方面的问题，我们都有相关局长进来解答。最后一天，考察团有位浙商看中一个商业区块，但见民房错落拥挤，甚是杂乱，深感拆迁难度很大，就问陪同的区经贸局长，如果投资这里做商业项目，需要多少时间做好拆迁？局长伸出一个指头，浙江老板以为一年，就说：“和浙江差不多么，要一年时间吧。”局长摇摇头，浙江老板有点狐疑，问：“一个月？”局长还是笑着摇摇头。浙江老板壮着胆子瞎猜：“一个星期？”局长肯定点点头。浙江老板考察回程中跟我说：“昆明官员吹牛，拆迁上百户人家只要一个星期，真是天方夜谭。”没有想到，过了六天，浙江老板在昆明给我挂电话，激动地说：“上次看的那块地方，现在已经推为一片平地，一百多户如人间蒸发。我不买下来投资，真有些不好意思了。”再过不到十天，浙江老板已经成为那块商业中心的地产开发商。他说，地价低得让自己都不好意思，半夜醒来都偷偷笑。
亲身经历的昆明投资考察之旅，让我对政府帮办有了活生生的体验式解读。政府对老板帮办如此之周到、如此之卖力，始料未及。由于仇和以改革强人的形象，仕途一路高升，其推行的“招商引资政府帮办”创举，自然成为继任者和其他地方领导效仿的行政良策。“帮办”，一时间成为江苏许多地方党政领导的口头禅，美其名曰：“打造服务型政府。”
在仇和从政的起步地——江苏沭阳县，现任县委向社会作出响亮的公开承诺：“对破坏发展环境的案件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对侵害客商利益的人和事，从严从快惩处到位。” 沭阳实行经济110、公安110、新闻110联动机制，值班电话实行24小时畅通，接受投资老板的投诉，马上帮办，随时随地为他们解决各种问题。
在仇和政治明星之路起跑线——江苏宿迁市，继任市委书记张新实继承和发扬了仇和新政，对宿迁官员们严格要求：“凡是完不成招商任务的单位一律不提拔干部，凡是后备干部都一律安排到大项目一线锻炼、考核。除了公检法和纪委，其余任何机关都有招商指标，人大与政协亦不例外，比如城建局和宣传部是每年1000万元，卫生局是2000万元的指标，经贸委是4000万元。”他一再要求下属，“干部要为企业家服务”，“每个项目都有一个帮办”。一个常被援引的例子是，宿迁市国税局局长为一个招商项目当“帮办”，为了给投资企业办理海关手续，南京跑了五六趟，颇受“磨难”。在宿迁，每一个项目都有一个公务员做帮办，负责项目进展中与政府打交道的事，“老板不在帮办在”。有什么样的市委书记就有什么样的执政方式，宿城区区委书记杨明强更激进，他把市委组织部直接称作“帮办部”、“督查部”、“考核部”。
在仇和的明星政治示范效应下，江苏各市县政府纷纷以帮办招商企业为荣。江苏盱眙县委书记在县委工作会议上有一段十分精彩的讲话，深得仇和施政风格的三昧，特摘录如下：
“各级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把招商引资作为第一政绩、第一责任、第一大事，带头招商、带领招商、带动招商，使本职工作业余化、招商引资主题化。要学习山东省提出的‘厚着脸皮、硬着头皮、磨破嘴皮、跑破脚皮’的招商精神。招商引资的项目要‘铺天盖地’，总的原则是：资金不论多少，能投向盱眙就行；老板不排大小，能来盱眙就好；产业不分一二三，能到盱眙都要。当前招商引资尤其是招引大项目已是一种你争我夺、你败我成的残酷竞争，已成为短兵相接、刺刀见红的残酷厮杀，招商队伍的强弱往往成为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狭路相逢勇者胜。面对日益残酷的竞争态势，必须不断强化专业招商队伍建设，把专业招商队伍打造成‘虎狼之师’、‘威武之师’，打造成尖刀班、敢死队，打造成‘孙悟空’、‘诸葛亮’，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壮士断腕的勇气、敢打必胜的信心，不怕吃闭门羹，不怕碰硬钉子，不怕坐冷板凳，不怕听冷言语，坚决打赢这场招引大商的攻坚战。现在和将来会更加明确：谁吓跑、气跑一个客商，谁就是盱眙人民的罪人；谁破坏盱眙发展软环境，就坚决砸掉谁的饭碗、摘掉谁的帽子。只要冠以‘盱眙’二字的单位，都要统一到县委、县政府的决策上来，统一到为客商服务的大政方针上来，统一到为盱眙发展的大气候中来。各级干部要改变就学习论学习的观念，不恋官场恋市场，走出机关闯市场，在项目推进中搏击成长，在招商引资大潮中接受洗礼。”
读完盱眙县委书记这段讲话，顿感中国地方政府党政领导对招商引资的狂热，跃然纸上，汹涌澎湃，扑面而来。这些地方官员对招商引资的良苦用心，已经从汉字中找不出一个精准的形容词。他们把招商引资看成高于一切的工作，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完全可与仇和试比高；对老板投资的帮办，一点也不比仇和逊色。
在江西，每个投资浙商都有政府部门发给的政策绿卡，享受各种政策优惠甚至默许某些特权，比如在嫖娼赌博被抓获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交通违章时免于处罚；在山东，地方政府对外来投资项目可以超常规审批和运作，有城市的商业地产项目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开始预售，居然可以连土地证都没有；在重庆，投资商只要交下不多的投资定金，政府就可以包办其他事宜，甚至包括疏通银企关系；在湖南，投资商在金融危机、资金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可以出面担保贷款；在湖北，地方政府提出“为客商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客商再小的事情也是大事”；在辽宁，更是在省长亲自带队下，浩浩荡荡的政府招商大军多次席卷珠三角和长三角，十四个主要城市市长经常前呼后拥，三次抵沪，两次去穗，两次去港，更有一次两百官员赴日招商一场空，五千万日元打了水漂，给陷入战后最严重经济困局的日本社会，留下了“辽宁真有钱”的深刻印象。
民生为政府第一要事，发展经济就是为了改善民生，这话没错。招商引资作为各地政府谋求快速发展的有效举措，这也没错。问题是，各地党政领导在“万般皆下品、唯有经济高”的思想误导下，把招商引资奉为政府“天字第一号”任务，大批干部离岗招商之风越刮越烈，各项“以引资论英雄”、“以项目促发展”的“土政策”还是大行其道，政府官员对投资老板从代办到帮办直至全办，从而导致公众对这种政企不分、政事不分和政资不分的官商一体招商引资行为产生质疑，对政府应有角色、法治精神、公平原则和政绩观深感忧虑。为什么党政官员招商引资的工作劲头颇似拼命三郎呢？
一是扭曲了的“政绩观”使然。客观地说，由于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欠发达地区仅靠区域内的循环已经不能推动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招商引资便成为政府理所当然的头等大事。走出去，请进来。从出发点来讲，政府对招商引资的努力是积极的。但各地党政领导一把手为何总喜欢自己亲自上阵？答案很简单，因为招商引资最能体现官员政绩。工业DGP的面子需要招进项目来撑，城市建设的胭脂需要引进资金来抹。招商引资项目不管付出的成本如何，不管实际成效如何，一个个似真似假的项目、工厂、企业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也是最能凸现自己政绩的。由于招商直接与政绩挂钩，一些地方开始玩弄招商的数字游戏，制造虚假繁荣。某地明明只是一个100万元的项目，通过包装却成了1.1亿元的项目。更有甚者，找人冒充客商，大搞假招商，愚弄上级，从中渔利。
二是欠科学的“干部考核”。尽管近些年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取得了较大进展，科学、合理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已逐步建立。但在考核干部和选拔干部上，真正严格按照考核办法执行的并不多，往往还是党政一把手说了算。也正由于“一把手”说了算，“干部评价”的标准渐渐发生了扭曲：招商引资不知从何时开始成了政府部门的第一要义，为了发展，只要能引资上门就是能人，就要重用，就要给予高额薪水，而引资指标和数目也成为评定官员业绩和决定去留的唯一尺度。这样的用人标准虽然在极力追求经济发展的时期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其负面效应日益凸显。不少地区为了引资而引资，甚至难免将官员逼上不择手段、不加鉴别的引资之路。很多党政一把手把招商引资当成了当地经济发展的最核心的工作，层层下达指标，大搞全民招商运动，不管是不是与经济建设相关的部门，都要硬性完成这些任务。连宪法赋予监督政府职能的人大都不例外，岂非咄咄怪事？
三是不健全的“约束机制”。缺乏科学有力的决策责任追究制，是导致政府敢于在招商上不断加码的主要原因。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活动中能够参与或协助投资，甚至让大批党政干部放下日常工作离岗招商，从一个侧面说明我们目前的制度安排对政府行为还没有一整套科学、有效的管理与约束机制，这也是中央政府调控政策在一些地方遭遇阻力的深层原因。
四是变味了的“功利主义”。虽然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一再重申历来国家对经济体制改革下的管理方式方法：“各级政府抓经济发展，主要是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不能包办企业投资决策，不能代替企业招商引资，不能直接干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不少地方政府非但难以脱下全能政府的外衣，而且进一步巧立名目设立包含众多政府官员在内的所谓“招商引资领导小组”、“招商引资管理委员会”、“招商引资指导委员会”等机构，并且对官员制定“有偿提成”的招商引资激励政策和制度。
当前中国各地招商引资力度越来越大，各地政府之间互挖墙脚，恶性竞争愈演愈烈。有的地方甚至一个政府内部的各部门之间都在搞恶性竞争，因为每个部门及其领导都有招商引资的指标与硬性任务。其结果是把大量的好处与利益让给了招来的商人，本地区得到更多的是虚名（ＧＤＰ增长了），而遭遇实祸（农民失地、税收流失、环境污染等）。这样既破坏了市场经济自身的运行规律，又使整个社会不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可以说，地方政府疯狂的招商引资已经成了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难以逾越的一道坎，同时也是中国权力不受制约的痼疾。许多地方热衷于各种招商的大型活动，而轻视招商的实际效果，兴师动众，以政府出面、长官带队，出动大批人马组团到各地举办招商会。各项招待应酬费用庞大，实际上却很难产生真正的效果。相反，只会助长了好大喜功的形式主义，也为弄虚作假和挥霍腐败大开方便之门，而浩浩荡荡“折腾来折腾去”，折腾掉的是励精图治的决心与忧患意识，浪费掉的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和实事求是谋发展的良机。
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国策，让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百姓过上小康生活，赢得了世界普遍赞誉。但是，如果一味只坚持经济发展为中心，必然导致“成就极大，问题极多，极难解决”的社会局面。当前随着经济成就的提升，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政府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官员贪污腐化、三农问题、贫富差距、教育不公、医疗弊端、房产天价、环境污染、假货泛滥、奢侈浪费、高利贷复活、嫖赌毒泛滥、笑贫不笑娼等等，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政府长期对经济发展一个中心的政策导向，使全国上下弥漫着浓重的争利拜金主义，从而产生全社会的信仰危机和道德缺失。同时一些地方政府部门为了达到经济发展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城市拆迁中竟动用黑社会，官商黑三家联手对付老百姓，为了钱什么缺德事都敢干。一些政府部门的无良行政导致民怨累积，建国六十年来，官民关系从未像今天这样充满不信任甚至敌意。
昆明一位区委书记说：“投资老板已经想到的事情我们要办得好，老板一时没有想到的，我们要同样想得到，办得好。帮办，就要争分夺秒地去办，雷厉风行，马上就办。通过提供全方位、大力度、保姆式的帮办服务，真正做到想投资老板之所想，办老板之所需，解老板之所难，感到政府的无处不在。”
这番话很温暖。我想，要是对普通老百姓说，那该多好。中国的辉煌成就，不应该只是写在高耸林立的城市高楼，更应该写在每个老百姓幸福的心坎里。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