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外思维”与“体制内思维”第四次大论战
——试看余杰再批鄢烈山
朱健国
前三次大论战回顾
余杰的理性
鄢烈山的误区
网上评议摘要
“鄢烈山现象”探源
有人问：2006年10月以来的网上热点“余杰再批鄢烈山”，“鄢烈山再骂余杰”，到底是个人意气之争，还是观念之争？窃以为，单看“鄢烈山再骂余杰”，似乎“私怨之争”多于思想争鸣，而综合“余杰再批鄢烈山”及其历史背景细品，则是“体制外思维”与“体制内思维”第四次大论战，堪称2006年大陆文化思想界的焦点事件之一，意义深长。
前三次大论战回顾
“余杰再批鄢烈山”是下列文化批评事件的延续。
1998年9月，我撰写《20世纪中国杂文真相随想》（《文学自由谈》1998年6期），首次提出“鲁迅杂文的本质是‘体制外思维’”，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姚春树即在《杂文月刊》上对我进行批评，认为提出“体制外思维”是一种居心叵测；由此开始了“体制外思维”与“体制内思维”理论探讨的第一场论战。鉴于官方对“体制外”一词的忌讳，这一论战仅一个回合便被迫沉默，虽然当时有河南杂文家王大海等多名杂文方家声援“体制外思维”。直到2002年，才有萧功秦先生在《书屋》（二〇〇二年第一期）发表《当代学者的社会定位》，专题论述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已分为“体制外思维”和“体制内思维”两大阵营，其萌芽可追朔到20多年前的改革开放初期。此前曾有人说朱学勤文章的特色是“轨道外思考”，这是早期对“体制外思维”的委婉避讳之表述。
2003年12月15日，诗人赵思运博士在网络发表《体制外写作：迟到的命名与吁请》将诗坛热议“体制外思维”的新潮进行了深入阐述，宣称“体制外写作是一种恒久的姿态与立场”，“无论什么体制，都需要一种非体制的力量与之制衡”。这可以算是“体制外思维”与“体制内思维”的第二场论战。
“体制外思维”与“体制内思维”的第三场论战发生于2005年底。
2005年12月24日，《羊城晚报》“花地”推出《2005年文坛九大公案》回顾专版。其中第3大公案是“朱健国‘状告’鄢烈山误导杂文”。编者在“裁决”中说：双方“争执的焦点在于‘站在哪里’——站在‘体制内’或‘体制外’……因此，在体制外的原告可能要求过苛，在体制之内的被告对原告也要多一些体谅。”
鄢烈山即愤愤发表《面糊一团的概念：体制内（外）思维》，先后在《东方早报》、《羊城晚报》等纸媒摘发，又在网络全文“亮剑”，以反击“起诉”他“误导杂文”的“原告”（朱健国）及诸多知名“体制外思维”者（如余杰、标国焦）。鄢文的核心观点是：“谁在‘体制’之外？”、“人的思维也分体制内外吗？”，反复强调：中国不存在什么“体制内”与“体制外”，更没有什么“体制外思维”与“体制内思维”。鄢尤其反感的是，2005年12月19日独立中文笔会的《写给吴思的颁奖词》（余世存撰稿），运用了“体制外思维”——“就是这份倡扬‘自由写作’和理性宽容的颁奖词，也采用了什么‘体制内’、‘体制外’、‘体制边缘’的概念，且将所谓‘体制外写作’的要求看成一种更高的境界。”
我随之撰文《鄢烈山为何痛诋“体制外思维”——试论“体制外”与“体制内”》，论证：“体制内”与“体制外”本是中性词。“鄢病”的症结之一在于，不知“体制”可有多种：世上并非只有“依‘君臣之义’建构的”“专制体制”，也有“三权分立”的“宪政体制”；“专制体制”有“王道”与“霸道”、“开明”与“腐朽”之形形色色，“社会主义”有“中国特色”和“朝鲜特色”、“古巴特色”，“宪政体制”也有“君主立宪”与“民主约法”之分，有英美传统、法国传统、北欧传统、日本传统等等，因而“体制内”与“体制外”本是一个极具开放性无关乎褒贬的中性词。且不说“好体制”的“内”，多有健康人（如美国），“坏体制”的“外”，也多“亚健康者”（如中国）；即使是“坏体制” 的“内”，也不乏追求公平正义为民请命的改革者，“好体制”的“外”，也大有告密同志卖友领奖的“伪现代化者”。“体制”并不能必然决定人性、道德的善恶高低，主义的不同，也并不一定就能保证人性、道德的优劣不同。正如鲁迅所说，团体不是豆荚，让包在里面者始终都是豆。但是，“体制外思维”与“体制内思维”，可以表明其思维的空间大小宽松紧张之不同。就概率而言，大空间中的思维一般比小空间的思维更多元更深沉一些，但这并不能保证，一个“体制外思维”者的思维必然时时事事优于一个“体制内思维”者。犹须注意的是，人们常常“身在曹营心在汉”，“体制内”者可有“体制外思维”，“体制外”者可陷“体制内思维”，“体制外思维”与“体制内思维”的产生，并不完全决定于是否身在体制内外。“体制外”者不会“自来红”产生健康的“体制外思维”，“体制内”者也非“新阶级成份”，必然会陷入恶毒的“体制内思维”。而且，人是复杂多面的，“体制外思维”者有时会用“体制内思维”办事，“体制内思维”者也会时常冒出一些“体制外思维”，如帝王的忠臣奴才也会时有“腹诽”或“焦大之怒”。
这其间，有多名学人参与讨论——2006年1月6日，新锐杂文家刘洪波在自己的博客上贴出2003年7月29日撰写《新派“自来红”》，对“体制外思维”进行了一些理性批评，反对“按‘体制外’与‘体制内’来分派光荣与耻辱”； 2006年1月12日，余杰与一个海外知名电台节目主持人陈奎德共同进行了“文化年终回顾：《2005年中国思想文化的动态》，在讨论的五个问题中，第四个话题是：《关于“体制内外”的争议》，专题谈论了“鄢烈山否定‘体制内外’”这组概念的背景、理据及关于“体制内外”的事实与价值评估 。余杰说：“从鄢烈山先生（否定‘体制内外’）这一变化，从反面可以看出，近十年来，官方对知识分子的招安收买政策相当成功。在七八年前，鄢烈山先生曾以杂文替（“体制外思维”）民众呼吁，获得相当声誉，今天却走到这一步，我觉得是非常大的一个遗憾。”
余杰的理性
有人说余杰近年在公共活动中有过“失策”，这可能不是空穴来风；但余杰近年的文章日益趋向理性、中正、深沉，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这在余杰此次参与“体制外思维”与“体制内思维”第四次大论战的文章中特别明显。
理性的力量往往体现出一种从容后发制人的谦让战略。
此次“余鄢PK”，系鄢烈山首先发难，其势犹如洪教头骄横威逼林冲。
2006年9月18日，如洪教头以“火烧天势”猛冲三步“棒盖”林冲一样，鄢烈山以“匡正文风”的第三篇力作《愤世与媚俗 ——我们今天的言论需要怎样的文风？》，再次“棒盖”余杰、标国焦等“体制外思维”者。与鄢的前两篇“关于文风的文章”（2003年冬的《“建设性”是嘛玩艺儿》和2006年春夏之交的《慎言“网络暴民”》）相比，此篇以对四种“愤世嫉俗”者的批判与警告为名，向有“体制外思维”的“投机”者（独立知识分子精英）进行了讨伐与威胁，堪称一篇提醒庙堂进一步清理“体制外思维”者，“文明论坛”的“逐客谏”。
由于近年“体制外思维”的异议人士频遭封杀，纸媒网媒皆有“网警”严守，鄢文在体制内主流媒体的护航下一时“长驱直入，所向无敌”，先后见诸《中国经济时报》、《杂文报》显要版面和在一些网站“置顶”。不料正当“主旋律”欲“论功行赏”时，被洪教头逼得应战的林冲，突然一个“拨草寻蛇式”，让洪教头“扑地倒了”，“羞颜满面”——2006年10月18日，独立作家余杰在海外网媒（后为大陆多家博客转载）发表《从体制外异见的真实处境说起——兼论鄢烈山先生的文风问题》，依据“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理性思想原则，对鄢烈山“替天行道”的“匡正文风”，予以针锋相对的学术批评。其要点是——
通过充分肯定鄢有过“执笔生机勃勃的《南方周末》，其杂文针砭时弊，深受读者喜爱”之光荣历史，扼腕痛惜鄢晚节不保：“没有想到，短短不到十年的时间，几经波折之后，鄢氏已衰老不堪，勇气不再，甚至满口昏话胡话。你的匕首和投枪对准的不再是当权者，而是处境比他艰难得多的同道中人。尽管鄢烈山不承认今日中国的写的身份存在着‘体制外’和‘体制内’的差别，但从其滑落的人生轨迹恰恰可以看出：中共的文宣体制和思想控制，是如何缓慢而精确地让一名曾经为民请命的好书生变成为坐稳了奴隶的顺民。”
有什么依据给鄢定位为“一名曾经为民请命的好书生变成为坐稳了奴隶的顺民”？
余杰一针见血：“鄢氏却打着‘匡正文风’的幌子，挥刀砍向言论空间已经极度蹇逼的体制外异见们。我想，这已不单纯是一个‘文人相轻’的问题了。”“鄢烈山认为中国已无文字狱”是“故意美化现状，以此为官家涂脂抹粉”！此乃“睁着眼睛说瞎话”，“将自己的献媚建立在别人的眼泪和苦难之上”的谄媚谎言，是对专制者曲意逢迎，近乎无耻告密的“犹大心态”。
余杰论证道：“遗憾的是，理应熟谙时事的鄢烈山，却在多篇文章中大肆传达与中国现状完全不符的论调。鄢氏认为今天的中国已经是言论自由的社会，没有人会因为发表与官方不一致的言论而受到迫害。因此，鄢氏论说那些严厉批评官方的异见作家乃是出于‘政治投机’，只有他本人才是‘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真人’。作为体制内的成员，鄢氏不是致力于同体制外的同道一起拓展言论空间、推进民主进程，反倒对根本无法与之公开辩论的体制外大施讨伐。鄢氏这样写道：‘不可否认，这些年来，中国取消了反革命罪和政治犯的罪名，日常交谈中已不存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伟大领袖的攻击罪，单纯的言论领域杀头坐牢的风险可以说已经消失；在境外发表激烈抨击当局言论的人，只要不涉及实质性重大事务或国家机密，一般也是进出自由。这样就出现了政治投机的可能。’鄢氏还说：‘有的人非常清楚，随着执政者的'执政能力'提高，不想升官发财的平民百姓在国内媒体（包括网络）发表文章并无多大的政治风险……在境外媒体发表'出位'、犯忌的言论也未必出什么大事，仍然可以出国访问、演讲，只要不搞串连、不搞组织活动，不参与实际的政治操作，是不会坐牢的，纵然坐牢一般也不会把牢底坐穿，更不会受到张志新一样的对待。”
余文去皮见骨地展现了鄢烈山最阴毒的“犹大行动”有三招：
一是“恳求奴隶主残酷制裁不愿当奴隶的人”——“鄢烈山攻击那些走在言论最前沿的写‘有更为精明的利害算计’，‘有的人正是看准了这种政治行情，仔细预测了安全系数，反复评估了成本收益率’”，“鄢氏暗示某些体制外写拿‘美元’”，因此提醒当局别让“精明的利害算计者”继续“政治投机”，要取消“异见作家顺利拿到海外稿费”的“额外恩赐”，果断截取其海外稿费和“捐赠”，通过断其经济来源而迫其就范或消亡。
二是否认今日中国有文字狱和人权问题——鄢烈山说今日入狱的异见思想者（包括程益中、喻华峰、李民英等人因《南方都市报》报道孙志刚事件获罪），并非是因当局罗织“危害国家安全”和“颠覆国家政权”等罪名，而是因与一些特权者个人有私人利益冲突而陷囹圄。以此贬损“体制外思维”和证明“盛世”真的没有文字狱，的确“人权已巨大进步”。鄢的原话是：“至于像南都的程、俞，因孙志刚事件涉及到具体的人事、地方官的政绩和形象，那就是另一回事了。高与郭的入罪，是因为他们的言行与某些人的直接利益发生了冲突。”
三是“损着别人的牙眼”却不许叫疼——鄢一边对“体制外写”“落井下石、一棍子打死”，为挽回自己“面子”大行“气急败坏的诛心之论”，一面又倡导被压迫的“体制外写”应该遵照《书经》的“好文风”——“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以“温文尔雅”礼敬专制者。
余杰最后总结了有中国特色的“鄢烈山现象”：“有人愿意当奴隶，有人不愿意当奴隶，这是各自不同人生的选择。我不批评那些愿意当奴隶的人，但我无法容忍的一种情况是：愿意当奴隶的人恳求奴隶主残酷制裁不愿当奴隶的人，用鲁迅的话来说，叭儿狗往往比主人还要凶。这是中国知识阶层中不断上演的悲剧。……坐稳了奴隶的人无权辱骂不愿做奴隶的人，这是我所坚持的一个常识。倡导‘好文风’的鄢烈山，其文风偏偏最为恶劣。我想，‘鄢烈山现象’对我们任何一个秉持良知的写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警醒！”
综观余杰全文，除了一两个词语不那么“刚而无虐”，皆可称有理有节有利，可让洪教头“欺人意气总难堪”。
鄢烈山的误区
《水浒》中洪教头败阵林冲后是离开柴进庄园，“自投庄外去了”；但今日“洪教头”可能已“与时俱进”，并非一次战败便能“方知骄傲是羞惭”。2006年11月5日，鄢烈山发动“反攻倒算”——在《天涯杂谈》和《凯迪文化散论》等论坛发表《这就是皈依上帝后的余杰吗？》，虽然承认余杰文章所依据的事实基本属实，虽然第一次公开承认确有体制内外之分，但却从六个方面苛责余杰批评的动机不公正和“太多自由”——
1、 已信仰基督教的余杰岂可尖锐批评人——“听说余某早已是基督徒，大约不会再说‘我来剥钱穆的皮’、‘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之类狠话，而应该每日自我忏悔”。（鄢难道不知，衡量一个学术批评是否公道，不能凭批评者信仰什么，而是要看是否“有一分证据讲一分话”？）
2、 只有“年轻有为”者才会没有骨气地“为党国效力”，老人是不会变节的——“我像你余杰这么年轻有为的时候，都没有想入党做官没有想当局重用，如今‘衰老不堪’了，我还犯得着为党国效力吗？”（“英雄到老皆入佛”，鄢难道不知毛泽东年轻时主持的《湘江评论》，讲民主要自由远胜于今日《南方周末》的“众议”，但五十岁后却变得“比秦始皇专制一百倍”？鄢文中举证过的汪精卫，不是年轻时曾有“引刀成一快”的反专制勇气，而晚年却也为争专制之权而当汉奸？）
3、 余杰此次批鄢是为了摆脱拒绝“熊飞国”一同见布什的困境——“除了想借攻击我捞回拒郭后的声誉，还有什么原因呢？”“我知道当局根本不需要我来出谋划策。只有余杰为抹黑我需要！”（余杰早在2005年就多次批评鄢烈山压制“体制外思维”，那时并没有发生“拒绝‘熊飞国’”事件啊！鄢烈山如何解释那时的“余批鄢”？）
4、 揭露余杰有“臭事”，有“臭事”的余杰岂可批评人——“今天我要声明，他与贺雄飞为稿费分成闹翻后，贺讲的他的臭事，与我无干。”（余杰是否有“臭事”，一未见具体事实，二与此次论战的观点无关，何必七拉八扯一些“与本案无关”的事情？人非圣贤，难免都有过病态。按时下“作协如二奶协会”，“某些得奖作家如得宠二奶”的新观念，鄢不也有涉嫌“当二奶”的“臭事”——为帝包养，代帝立言，为党国写专制社论，不算“臭事”？还有十年盗打单位电话（每天下班后用办公电话说私事，平均每天约一小时），假公济私，是否“臭事”？岂能以有“臭事”就剥夺人之批评权和言论自由？这不符合“公民写作”高义吧？）
5、 牢记余杰、标国焦有一次没有拜访问候他的“失敬之罪”——“那年10月我到武汉动了一个大手术；期间，上头第一次派人来整顿《南方周末》，他的师兄沈灏被撵出报社，调去参加筹办南方日报出版社；我被不给任何理由撤销‘编委’职务，并指令将我调出。1998年底我从武汉回来了，正好贺雄飞带他与摩罗、朱健国三人炒作贺给他们出的书到了广州。贺雄飞作为商人，上门到我家去看望我。余杰当然是知道我当时状况的，但他连电话或口信问候也没有。”（莫非鄢烈山向来只是“以礼划线”——凡是恭维拜访我的人皆朋友，反之则是异类仇敌？有消息说，鄢烈山之所以愤而撰文提醒当局，别让“邀誉卖直”、“讪君卖直”的“精明的利害算计者”继续“政治投机”，要果断截取其海外稿费和“捐赠”，否则，“如今‘卖直’者，看准了行情，一反常态，装得比谁都激进，皆因假扮‘民主斗士’，不仅可以在民间得到喝彩，而且还可以在境外名利双收”——其导火线是得知标国焦近年有次到广州，既不拜访他，也无电话问候。如此“天沔姑嫂”肚肠的“外交原则”，岂不贻笑大方！）
6、 对余杰、标国焦等人至今没有被关进诏狱，还能自由进出演讲，愤愤不平——“余某对此十分清楚，他对政治界限、言与行的区别拿捏得十分精准。……要不，怎么现在（关）在里面的是‘熊飞国’而他照呆在首都北京？”（鄢烈山何必如此心狠，必欲将名声后来居上的思想新锐余杰、标国焦等人打入死囚？须知，没有余杰，会有张杰、李杰，没有标国焦会有王国标、刘国标，在如今这个“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没几年”的新时代，你一无独创理论，二无文采语言，仅是有一点“远攻近交”的写意“焦大怒气”的时评人，岂可自我拥立，觊觎永宠江湖？）
网上评议摘要
“鄢烈山再骂余杰”的文章目前主要在《天涯杂谈》和《凯迪文化散论》等论坛进行，众多网虫进行了点击与跟帖。其中活跃者有郭金昌、玫瑰马力、锈刀红、junli6363、贾宝玉哥哥、烂杨梅、肚腩哥哥、叛变时一定叫上我、周芷若姑娘、永不瞑目、周芷若的奶、天涯一笑、酸文人、axpor、业余生活、kankanguoke、tgby、登昆仑兮食玉英、kyrix、传说2005、xz333、十四香、陆文等。
归纳起来，网虫的观点有四类：1、余杰有理；2、支持鄢烈山；3、各打五十大板；4、此类事根本就不该讨论。
虽然鄢烈山与《天涯杂谈》、《凯迪》的斑竹有“特邀”之深交，鄢烈山在两网有深厚的“学生基础”，一些尖锐跟帖被删掉，但目前似乎仍以“余杰有理”的跟帖略占多数。各派代表性言论有——
kyrix：自由主义作家对骂，是最可悲的了～。
十四香：吵个鸡毛啊，无聊。
x_z333：看鄢烈山这般辩解,象不象一个湖北农村的妇女?
tgby：感觉搂住（鄢）被气疯了，东西虽然分了1、2、3、4、5条，但没有说服力和逻辑，乱糟糟的。
登昆仑兮食玉英：对于余杰，对于鄢老，我都是尊敬的。余杰是很纯粹的，纯粹的人难免意气用事。鄢老面对余杰的指责，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么语无伦次，有失大家风范哦。再者，鄢老对余杰的指责，比如什么拿美元，什么与书商的矛盾，我个人认为不厚道。美元没有什么不好，只是我拿不到而已。在书商与余杰之间，我宁愿相信余杰。第三，鄢老的言论：“我说得很清楚，对于“单纯的言论”一般不追究个人。至于像南都的程、俞，因孙志刚事件涉及到具体的人事、地方官的政绩和形象，那就是另一回事了。高与郭的入罪，是因为他们的言行与某些人的直接利益发生了冲突。”这里很不严谨。这些案例你回避不了，所以你所总结的那些“宽松”、“进出自由”、“不会坐牢”之语，显得苍白无力了。
郭金昌：鄢烈山者，道貌岸然，大奸似忠，大诈似信，言伪而辨。鄢烈山见宠，全民痴呆！“稿费文人”，鸠占网络，不自量力，天涯之羞！
业余生活：也许余杰对鄢烈山是苛求了，毕竟不可能谁都像余杰那样拒绝这个体制那样坚决。不管谁对谁错，鄢应该把余的文章也贴出来，供大家比较。
axpor：一场不该发生的误会。
酸文人：很尊敬鄢老的杂文，也喜欢余杰。余杰的书一本不落全都收藏了。然而这样的争论毫无意义。比如第二条，近乎咬文嚼字无理取闹。比如说“多收了三五斗”就真是三五斗？鄢老的驳论越来越站不住脚，文字也失去了以往的犀利。大家都在忧国忧民，就不要搞成文人相轻。
叛变时一定叫上我：1、鄢烈山你有没有鼓吹过中国已经言论自由，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你发表的文章删不掉的，况且又是这么符合主旋律。（2被板主删）3、鄢烈山你居然有脸在帖子里说什么“但他（余杰）连电话或口信问候也没有”，你那点狗屁东西也叫“挨整”？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恬不知耻”？余杰前两年被北京公安局非法拘留、并且直接告之“私下的、不经过合法程序”地拷贝余杰电脑里所有资料，并警告余杰家人，让他“不要在海外乱说话”，你这个著名“时评家、杂文家”在干什么呢？你还不是当作什么都没看见？然后又来说什么“来去自由”、“里外通吃”？（4、5）被板主删）6、鄢烈山你是很聪明的，你的那些评论根本只能骗骗小文青，你对现实的批判力度有多少？你难道不是写每篇文章都深思熟虑地研究“要骂到什么程度才算安全”么？
看到本贴读者里还有很清醒的人，我个人感到很欣慰。中国人没有全都和lz一样坏，一样蠢！鄢烈山，著名时评家、杂文家，每天计算的就是拿捏分寸，无关痛痒的细节上骂骂政府，捞取“批判社会现实”的革命资本，关键时刻P都从来不放一个，那么多独立知识分子，逃亡的逃亡，被抓的被抓，狗日的鄢烈山居然还说什么“来去自如”、“里外通吃”。余杰的言论基本已经被中国G党给禁掉了，面对一个几乎是“哑巴”、基本无力反驳的人，著名时评家鄢烈山抛出如此犀利的一篇杂文，真是大快人心啊。著名时评家鄢烈山依靠他“精明的利害算计”，现在可真是里外通吃，不但以“批判家”的身份混得有声有色，同时因为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与党和人民站在一起而备受中国官方推崇。
天涯一笑：鄢烈山先生，大抵是个主旋律作家吧。
周芷若的奶：余杰的文字现在都差不多被禁了，他根本就发不出声来！烟烈山同志不知道从哪里读到有关他的咨讯和文章？读到之后，不但不表示同情和鼓励，反而落井下石，百般挑剔，一副甘当朝廷走狗的姿态，真是好笑，是不是老糊涂了？活腻了？为什么不好好买一副棺材回家等死，却跑出来丢人现眼？文笔烂得跟狗屎一样，居然还在这里不自量力的攻击余杰！余杰现在也还击不了你，因为中国已经没有他发声的渠道了。你烟烈山同志却来攻击他！
陆文：近几年独立中文笔会已被抓了五个人，计有张林、司涛、杨天水、力虹、严正学，因此不能说发表文章没有牢狱之灾。就此意义上说，鄢烈山先生说话还是少有分寸的。
肚腩哥哥：本来挺佩服焉先生的，现在看此文,颇觉无聊。先生若把这一念嗔心，放在反贪官与要民主上，可能会比放在证明自身清白上要好许多。
烂杨梅：烈山焉也，尚能写否？通篇帖子皆如小孩拌嘴，唉，曾经的锐利难道真的被磨平了？
贾宝玉哥哥：烈山焉同志，我负责的告诉你，你太让同志们失望了，为了讨口饭吃，居然如此窝囊的挤在文人之列。悲哀！
junli6363：看鄢的文章软不拉极，没有底气，很失望！可能真的老了，钝了，没有了功力！
玫瑰马力：去看了余杰的文章，楼主好象没反驳到点子上啊，很苍白很无力的感觉。我只问一个问题，现在中国的言论环境真的象你描述的那样”单纯的言论领域杀头坐牢的风险可以说已经消失”？果真如此，中国恐怕离民主也只有一步之遥了。无风险人人还能不畅所欲言？可是现实并非如此。人总是要犯错说错话，改了就好了。做个正直的人没什么不好，顶多就是挣钱不多，地位不显耀罢了。
“鄢烈山现象”探源
此次“体制外思维”与“体制内思维”第四次大论战——“余杰再批鄢烈山”与“鄢烈山再骂余杰”，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是余杰提出了两个新观念：“人分体制内外，文无体制内外”与“鄢烈山现象”。
尽管“人分体制内外，文无体制内外”有含糊之处，可能更准确的说法当是“思维分体制内外”，但余杰之说毕竟是“体制外思维”与“体制内思维”的新的一家之言，有利于这一观念的进一步探讨争鸣。而“鄢烈山现象”之说，则让人们思考：为什么新世纪的中国犬儒会集中于“鄢烈山现象”？鄢烈山到底是从“鲁迅风”变为“郭沫若”，还是从“焦大之怒”沦为“犹大告密”？“鄢烈山现象”到底是被“塞马粪”后的被迫“自律”，还是被“二奶奖”引诱的主动“臣妾永远忠于陛下”？
一楚天朋友说，“鄢烈山现象”的关键是鄢烈山在内心与专制者和解了。这从他现在的一些时评皆是君主可以笑纳的“合理化建议”和“上谏”，足可证明。人们可以暂时妥协，“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但心中还应该坚持对真理的追求。须知，“泽雉（野鸡）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乞求）畜于樊中。神虽王，不善也。”
一京城朋友说，“鄢烈山现象”的污染源可能是“党文化”，你看他“匡正文风”的“三论”，大有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反对党八股”、“改造我们的学习”和“形势不是小好，不是中好，而是大好”的专制霸气。一个普通的时评家，居然想到要“掉书袋”制定一个“八荣八耻”标准，统一全国时评、杂文、言论的文风，真是“不在其位也要谋其政”的“螳臂当车”，从帮闲越位到帮忙也。
一海外朋友说，有文章说鄢烈山“或许因为从小生为‘土改根子’、‘村支书世家’长子，养成了‘我可批评任何人，谁也不能批评我’的‘土太子脾气’”，不无道理。谁都知道，毛泽东时代的一村支书，对一方百姓皆有生杀之权，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权势何等了得。而今日鄢烈山对其父辈只有怀念赞扬，毫无一丝反省质疑，可见一个人青少年的生活境遇，对其性志的影响何等根深蒂固。
我则以为，以“共生主义”看来，鄢烈山再怎么“蜕化变质”为假厚道真阴毒，也只是一个“伪现代化患者”，并非“体制外思维”的敌人。相信他经此“惨败”，会“痛定思痛”，早日康复，告别“焦大火气”、“土太子陋习”和“王伦情结”，停止利用职权封杀异见，放弃“拥立”之梦，尊重后来居上的客观历史规律，重返民主自由共生思想之营，加入“鲁迅风”与“公民写作”的“合作化”，接受“体制外思维”与“体制内思维”的“共生态”。
2006年11 月 11 日于深圳“早叫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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