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然到来的清算
司马平邦（发表于《新经济MOOK》杂志）
重庆打黑。
山西洗煤。
保卫稀土。
可以看成是3次性质完全一样只是领域和内容不同的清算。
清算的对象是改革开放30年光鲜亮丽的伟大成果背后的那些龌龊与不公平――如果你是唯物主义者就一定要承认，光明与黑暗、智慧与阴谋的相辅相承同根同源，所以也一定要承认，上述的3次不同级别的清算之所以来得这么猛烈，或者曲意可以证明在光明和智慧一面中国也已走得太远。
翻开文强的简历，如果没有2009年这不光彩的一页，他的形象正是一个跟着3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队列走上来的标准“踢正步者”，1972年1月参加工作，先后在四川省基层做过多年的警务官员：巴县公安局副局长，巴县政法委副书记兼公安局副局长，巴县县委常委、副书记等职务；1992年9月，调任还没有设立直辖市的四川省重庆市任公安局副局长，1997年重庆直辖后，“升任”担任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在任11年，并于2000年11月被提任正厅局级侦查员；2003年任重庆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2008年7月，文强出任重庆市司法局局长。
如果给文强的这段辉煌简历找一个喻体，我想最合适的可能是山西煤老板。
虽然与文强个人的从政经历不同，山西煤老板是一个成百上千人构成的群体（现在山西够规模的个体煤矿达到2000多家），但无疑在“踢正步”方面他们有颇为相似的过往。
文强的起家，用一部电影《无间道》也足以类比，正像1997年香港回归，意识形态的错落和治理结构的交替给卧底警局多年的黑社会案底的警员们一个彻底洗底和上位的机会，1997年重庆从四川省的第二城变成了全国的第四个直辖市，这样的错落和交替一样给了文强迅速发家的机会，乱中取胜者必有一颗大胆，但也要做好承担更大风险的准备。
其实，现在大多数的山西煤老板当年是被强行推上历史舞台的，在当年全国一致的“市场万岁”大浪中，拥有巨大煤炭储备的山西却因煤价过低而无法快速致富的困境，相信改革开放前10年到15年，山西的管理者们看着广东及其它沿海地区的迅速富裕只有一种感受：眼红。
眼红到红眼，其结果就是国有煤矿和国家的能源储备急带的私有化――山西之所以现在有那么多智力和品德都相对低下却腰缠万贯的煤老板，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出卖的是不用经过太多生产加工程序的煤炭，山西煤老板的暴富模式其实与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主流的致富模式颇不搭界，1990年代的10年，以四川希望系的刘家兄弟为代表的农民白手起家致富模式和以北京万通系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白家起家致富模式，其创造财富的能力在1990年代还那么令人艳羡，但到了2000年以后的近10年时间，在突然出现在巨富阶层里的山西煤老板们的致富模式面前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如果只从致富的速度和成本产出比上考量，山西煤老板的致富模式无疑是这个地球上最优化的，因为他们不用操心设计和制造产品而只要把地下的煤用杠杆原理挖出来就行了。
他们的成功是简单的。
他们的失败也必然是简单的。
他们靠暴利成功。
他们必然因为暴利而被清算。
改革开放30年，在中国全面进上更现代化的社会后，还能有山西煤老板这群依侍相对简单的生产劳动和智力经营仍然可以暴富――所以，这次对私有煤企的清算本身就是先进生产力对落后生产力的绞杀与抛弃，从这个意义上说，破坏资源、矿难频仍等催生山西煤矿国进民退的理由其实只是一个借口和由头罢了，一个靠浑水时摸到过大鱼大虾的人，水清之后要走还渔上岸重新结网的回头路。
文强，和那些将被国进民退的大潮中挤出局的山西煤老板的失败不过如此。
以文强为代表的在薄熙来重庆打黑中被打掉的“黑官”和山西私有煤企国进民退大潮中被排挤出局的大量煤老板们的命运，或者可以寓示现在的中国正在各个层面对改革开放30年并取得诸多空前的伟大成果的大路线衍生出的斜门歪道进行大力的修正，重庆打黑和山西洗煤其实只是地方层面的，基层的，而如中国以国家为单位在稀土资源控制和铁矿工进口方面和西方国家和跨国企业之间的较量或者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清算，中国的改革开放30年从另一个角度上说也是中国利益惠于全世界的30年，现在，中国有资格向那些在这30年里过度榨取过中国利益的西方国家、跨国企业追讨那些过多的付出了，这样的清算既符合经济常识也符合道德规律。
正像最近中国将派出一支巨大的文物专家队伍奔赴世界各地的著名博物馆，他们的任务是对散落于世界各地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被掠夺走的中国国宝进行登记，这已经引起西方文物界的巨大恐慌。
但恐慌归恐慌，所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个道理是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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