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若水
（一）有没有先知先觉
有没有先知先觉呢？要看对这问题怎么理解。像刘伯温那样，上知五百年，下知五百年的先知先觉，大抵是没有的。其实，不只人没有那种能掐会算、先知先觉的本事，就是神，恐怕也没有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所谓神，就是神化了的人。在我们的传统中，就有神化智谋人物的倾向。所谓的智谋人物，自然能够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那么，他们为什么能够决胜千里之外呢？也就是因为他们掌握了规律；只有顺应规律，然后才能利用规律，从而预见未来，取得胜利。在古代的演义小说中，不是有许多的锦囊妙计吗？遇到危险的时候，打开锦囊妙计，自然就能够化险为夷。于是，我们便很奇怪了。这写锦囊妙计的人，究竟有什么本事，能够计算那么准呢？他所凭借的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普通人，大抵是参详不透的。也正因为参详不透，所以便觉得神秘，以为写这锦囊妙计的人，定然有先知先觉。然而，这先知先觉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在我看来，所谓的先知先觉，虽然有神秘化的倾向，但依然是从经验中来的。他们积累经验，掌握规律，所以能给人那种用兵如神的感觉。所谓的用兵如神，这说法也非常巧妙，是“如神”，而不就是“神”，这里拿捏得是很准的。生来就会打仗，生来就会作诗的人，是没有的。生下来什么也不会，这才是最真实的，至于后来，则可以学会许多东西，甚至“用兵如神”、“下笔如神”。对于经验主义，我是同意的；至于先验的东西，大抵都是由经验变来的。也就是说，先知先觉，都来自于经验。孔子就说，人非生而知之者，所以都是通过学习，而获取知识的。好学，是圣人的品格，也应当成为我们后生的楷范。也可以说，正是好学、深思、明辩，造就了先知先觉。但是，仅仅看到先知先觉来自于经验，还是不够的，因为先知先觉毕竟远远地超越了经验，而进入了化境。从经验的角度讲，先知先觉是没有的；但是，从起越的角度讲，先知先觉又还是存在的。先知先觉超越了普通人，这是大家认同的。然而，先知先觉与普通人相比又是非常痛苦的。先知先觉和普通人大抵并不一样；因为这不一样，所以就会被视为异类。鹤立鸡群，在表面上看，固然很风光；但是平庸的鸡，又岂会容得了独立的鹤。所以，鹤的处境，就很可以悲哀了。普通的人虽然崇拜先知先觉。但是，他们往往很难意识到，自己崇拜的先知先觉就在自己身边。恐怕即便意识到，也是极力排击的。人们最希望的就是大家与自己都是一样的；如果有谁与众不同，那就定是和大家为敌，可以鸣鼓击之。现在不有许多人老想着与众不同吗？我还是好言相劝，不要这样的好。与众不同，固然让人觉得欣喜，但也会带来灾难。所以，“泯然众人矣”，倒是非常不错的选择。但是，真正的先知先觉恐怕是不甘心的。瞿秋白不说过么：“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这江南第一燕，自然是先知先觉了。他的理想，也是高妙得紧。但是，这么高妙的理想，又给他带来了什么呢？他在牺牲前写下了《多余的话》，而这“多余”二字，就表达出了许多痛苦。先知先觉往往是和敢为天下先联系在一起的。既然是先知先觉，那自然要敢为天下先了。可以说，我们非常欣赏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但是，这种敢为天下先，又给人一种狂妄的感觉；康有为曾经说过：“我是支那第一人。”这话恐怕让许多自以为谦虚的人们笑掉大牙吧。其实，很早就有“先发制人”与“后发制人”的争论。但我，是不赞成先发制人的。我们知道，在放对的时候，愚蠢的拳师，总是一开始就使出全副本领，而高明的拳师，却懂得退让，而最终取得胜利。所以，我的观点是，既要先知先觉，又要后发制人。黔驴技穷就是很好的例子。一开始，那驴子就跟凶神恶煞一般；而老虎呢，则百般挑逗，发现驴子的全部本领不过如此之后，便吃掉了它。有人可能觉得，先知先觉和后发制人是矛盾的。实际不然，所谓的先知先觉，实际上就是知己知彼。而所以后发制人，那是为了保存自己，同时等待着敌人的消耗。也许，真正的胜利者，都是把先知先觉与后发制人巧妙统一起来的。
（二）最初醒来的人
其实，先知先觉也可以称之为最初醒来的人。然而，最初醒来的人，所面对的并不是光明的世界，而往往处于黑暗中的。鲁迅那个“铁屋子”的比喻是令人震惊的。在那个时候，鲁迅所面对的中国恰恰是绝无希望的铁屋子，大家都在沉睡，突然有了醒来的人，于是不免惊醒一些人，大家来致力于破坏铁屋子的工作。但是，这又是决无希望的，因为铁屋子太过强大了，醒来的人，惊醒了沉睡的人，不但没有给他们带来光明，带来温暖，反而给他们带来了痛苦。如果大家都在沉睡，那即便有许多的痛苦，也是觉察不到的。觉察到痛苦本身，也是一种痛苦。那觉察不到痛苦呢，也可以说是一种快乐了。在中国，本就有“古今如梦”的说法，但是“何曾梦觉”呢？苏东坡曾问一位老婆婆，翰林这一生像什么呢？老婆婆说：“一场春梦耳。”苏东坡非常喜欢这个说法，便把老婆婆叫做“春梦婆”。其实，真实的人生，在苏东坡那里，虽然有许多空幻，但并没有太多的悲哀。而在五四时代就不一样了，现代的知识分子面对的都是梦醒了无路可走的悲凉。正因为梦醒了无路可走，所以先知先觉，才是痛苦的。然而痛苦，并不是先知先觉的全部。先知先觉，所以是先知先觉，就在于他们认识了真理，而这种真理又恰恰不为人所理解，所以也就更难谈得上实行。先知先觉，所能做的，也只是用真理唤醒大家。然而未被认识的真理，往往被视为谬误的。先知先觉，往往要面对一种颠倒的。可以说，在先知先觉那里，世界是颠倒的。因为他们所执著的是理式世界；而现实世界就没有理式世界那么完美。也就是说，只有颠倒现实世界，才能达到理式世界。不是有个说法么？把颠倒的世界再颠倒过来。于是，人们便去颠倒世界，而在颠倒世界的过程中，人们的价值观念也颠倒了个个儿。如果真正的先知先觉，只是引导了颠倒世界的运动，那究竟有没有意义呢？当然，头足倒置，是很可以悲哀的。但是，健步如飞的人，又有几个不想翻几个跟头，来证明自己有能耐呢？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讲，先知先觉是得风气之先的人。龚自珍所谓的“但开风气不为师”，是为许多人所欣赏的。但是，开风气的事，又哪容易赶上呢？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不能开风气，那只好想着去做人家的老师了。如果总是抱着教训人的态度，去和别人交往，那渐渐地就会“门庭冷落车马稀”。相反，我们若是抱着做学生的态度，那才会“孺子可教”呢？开风气的人，就是先知先觉者，也往往可以成为时代的弄潮儿。“手把红旗旗不湿”，这弄潮儿的风采，固然为人欣赏，但付出的努力，定然非常大。时代的潮流，往往是说不清的。虽然在时代的潮流中锻炼品格，非常重要，但是，更应该在默默中培养才华。还有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那就是先知先觉往往被视为时代的落伍者。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出现了，恰恰是这时代的落伍者，代表了时代的精神。许多时代的弄潮儿，在历史的时空中沉寂了，但是被视为落伍者的人，却走进了永生的殿堂。在历史面前，仿佛什么都说不清楚；既然如此，那还是什么也不要说的好。其实，也没有必要想着做先知先觉。既然古今如梦，那还是永远不要醒的好。所有的梦，都是通向虚幻的。而我们也都会化做一片灰，被风吹散，再也没有了踪影。虚空，才是我们永远的栖身之地。既然如此，做先知先觉，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的结局和后知后觉，甚至不知不觉，是一样的。先知先觉，是走在前面的；后知后觉，是跟在后面的；不知不觉，是永远昏睡的。说实在的，我非常喜欢不知不觉的。人的一生，就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既然不知不觉，那就谈不上什么意义了。其实，也只有先知先觉才去追求意义。先知先觉，也是不一样的。这个时代的觉悟，可能就是另一个时代的痴傻。譬如在毛泽东时代，舍己为人，大公无私，叫觉悟高，而在我们的时代，则被视为傻冒。在毛泽东时代，坑蒙拐骗，自私自利，被视为不道德的，但在我们的时代，这又被视为聪明灵巧。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毛泽东时代的觉悟，我以为，那种觉悟，才合乎人类的理想。而我们的时代，则是道在屎溺，每下愈况了。
（三）先觉觉后觉
虽然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再讲什么觉悟了，但我总觉得，人还是有点觉悟的好。当然，这种觉悟，已经不是阶级觉悟，而是道德觉悟、精神觉悟。有了道德觉悟，才会认同舍己为人，才懂得自私自利所得到的那点快乐，是何等的卑微。有了精神觉悟，才有今是昨非之感，才有真正的忏悔，才有真正的自新。实际上，觉悟，这个词，是从佛经里来的。所谓的觉悟，也就是悟道，悟道，大抵很难的。我们虽然知道，道在迩，不在远，道在内，不在外；但是，我们很难找到它，也就是说很难觉悟。也许，人生不过一个谜团，那么这个谜团的谜底又是什么呢？说不清的。如果说得清，也就不在这里说了。也许，每一个探索人生之谜的人，都会找到一个答案。而实际上，这答案并没破解人生之谜，反而又给人生之谜增加了一个谜团。既然人生是一个永恒的谜团，那彻底地觉悟，几乎是不可能的。没有人会讲，自己彻底地觉悟了。因为彻底地觉悟本身，就是一种迷惑。我们能做的，也只是一点一点的觉悟。“如梦者之醒，如仆者之起，如病者之苏”，这就是觉悟。当然，觉悟有两个途径，一是渐悟，一是顿悟。二者各有优劣，但我却主张渐悟与顿悟并举的。渐悟是要求修行的，这很类似于哲学上讲的量变；而顿悟，则是一瞬间彻悟，这仿佛哲学上讲的质变。也就是说，顿悟有赖于渐悟的积累，而渐悟亦有赖于顿悟的证成。对于顿悟的瞬间，我们是非常欣赏的。有的人因见桃花悟道，而我们每个人心中也仿佛开了一树桃花。但是，我们只知道那人因桃花而悟道，但这道究竟是什么，我们并不知道。桃花就是道么？不是的。但是，道又确实通过桃花体现了出来。道，一方面无所在；另一方面，又无所不在。道在屎溺，我们是清楚的；道在桃花，也并不曾错。但是，屎溺与桃花又有什么区别呢？看到屎溺，我们总是掩鼻而过；但看到桃花，我们的心里便增添了许多诗情画意。我们当然可以说，屎溺是丑的，污秽的；桃花，是美的，赏心悦目的。可为什么道既在屎溺，又在桃花呢？在屎溺的“道”，与在桃花的道是一个“道”吗？如果是一个“道”，为什么引起我们截然相反的感觉。如果不是一个“道”，那这两个“道”又有什么分别呢？《论语》上有句话，讲得还是很妙的，它说：“道不同，不相为谋”。看来，作为最高范畴的“道”，依然有许多歧异。也许，正因为“道”的不同，所以才会有，在一方面是觉悟，在另一方面是痴迷。许多时候，这觉悟适足以证成痴迷的。譬如大公无私，舍己为人，这是极高的道德觉悟；但这种觉悟，不恰恰证明对道德理想的痴迷吗？再譬如：“不事王候，高尚其事”，这自然是极高的精神觉悟，但这种觉悟，不恰恰证明对独立人格、自由精神的痴迷吗？实际上，真正的觉悟都是与痴迷统一在一起的。可以说，有一份觉悟，就有一份痴迷。我不知道，痴迷于觉悟本身，是应该叫痴迷，还是应该叫觉悟。然而，不管怎样，我是非常欣赏痴迷于觉悟本身的。纵然觉悟本身就带着许多痴迷，但是，我们还是渴望觉悟的。觉悟了，还可能再痴迷，这简直是一定的。就像人吃了饭还是会饿，饿了还会吃；人醒了，还会睏，睏了还会睡一个样子。终级的觉悟，也许是没有的；但是，渐进的觉悟却是不断的。我们所以讲觉悟，也就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明白些。我们并不想糊里糊涂地走过这一辈子。在活得明白，或者觉悟的历程中，有先知先觉，有后知后觉，也有不知不觉。先知先觉，是很少的；不知不觉，是要不得的；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后知后觉。后知后觉虽然比不上先知先觉，但较之不知不觉，还是有一定优越性的。为了让更多地人觉悟，那也只有采用“先觉觉后觉”的方法，就是让先觉者去教育后觉者，让他们的思想苏醒。其实，思想教育的内涵，也不过“先觉觉后觉”，当然也可以叫做思想启蒙。好像，我们现在已经不需要什么思想启蒙了，大家都认同了自由、民主的观念，只是忘却了“天下为公”的理想。当然，在我们现在的觉悟者看来，“天下为公”实在是愚昧无知的。“天下为公”与自由，民主，都是一种觉悟，但这相反的觉悟，不恰恰印证了觉悟也是一种痴迷吗？
（四）民族的先知
看《圣经》就知道，所谓民族的先知，往往没有极好的命运。他们不为人理解，甚至受到残酷的打击。弥赛亚的降临，是先知预言的。但是，人们连弥赛亚，都不识得，更何况做出这预言的先知了。所谓弥赛亚，就是救世主，但我们早就知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所以也就不信了。虽然没有救世主，但人们在苦难中，却有被拯救的渴望。也正是被拯救的渴望，造就了救世主本身。我们现在当然在否定救世主，但是却否定不了自身被拯救的渴望。至于基督，我就不多说什么了。然而有一点，却是不容否定的，那就是基督有着拯救世界的决心。还是回到我们的研究对象，毛泽东及文革。可以说，毛泽东在文革之前，一直扮演了一种大救星的角色。而对于大救星，我们除了预礼膜拜，似乎也没有什么可做的。但是，毛泽东大抵并不喜欢大救星这个角色。其实，那些真正能够建功立业的人，并不怎么自我膨胀，以为自己是宇宙的主宰，他们往往能够意识到自身的脆弱，能力的有限以及世事的多变。当然，他们能够克服自身的脆弱，但是，这并不能够改变他们内心的真实。如果没有文革，毛泽东将会在中国历史上永远地扮演大救星的角色，而正因为有了文革，毛泽东才真正成为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先知。所谓的先知，主要的是能够预测未来，而预测未来，定要把握事物的规律。能够成为我们这个民族先知的，大抵只有毛泽东。那么，毛泽东为我们这个民族预言了什么呢？问题看似很清楚，但实在不好说的。我曾经讲过的，毛泽东走了历史的前面。其实，走在历史的前面，不过有两种结局，一是成为先知先觉，为真正高尚的人们所尊敬；一是被视为时代的落伍者或者忧天的杞人。如果处于十年文革的背景下，我们自然会觉得毛泽东在那里杞人忧天。但是，一旦中国历史走向了与文革截然相反的道路，我们突然发现，毛泽东的杞人忧天，已经成为了活生生的现实。也就是说，活生生的现实，会让毛泽东重新赢得人们的尊敬。实际上，毛泽东时代的许多言说，真的过时了。什么“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什么“修正主义”，“走资派”，我们一听到，马上就觉得头大。但是，这些在文革中，就非常模糊的概念，在我们今天看来，竟然显得那么清晰。实际上，许多事不讲，并不代表着不存在。在许多人的眼里，也许文革早就成为了妖魔鬼怪；但是，谁又知道，在一段被歪曲的历史里，竟然有那么多的闪光之处。毛泽东预见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未来，但这个未来，可能要修正他们那一代人，抛头颅、洒热血所追求的理想。也许，对毛泽东来说，最为痛心的就是，中国革命只是完成了有产阶级的更新换代。所以，毛泽东要用十年文革来避免这个前途。但是，历史却表明这个前途似乎是避免不了的。没有人能抗拒得了历史本身，即便英雄豪杰也不能。虽然历史证明了毛泽东惊人的预见性，但这种证明，是让人痛心的。我们真的希望文革就是一场大灾难、大浩劫，但是，现实却帮助我们认清了文革的真相。在文革中，是肯定暴力革命的，那个时候不是讲：“马克思主义千头万绪，就是造反有理”吗？但是，我们今天谁又认同这个呢？人们都在反思暴力革命，人们似乎觉得如果没有暴力革命，中国会发展的更好。然而，如果没有暴力革命，中国还可能处在大清王朝的时代。离开具体的历史背景，去谈理论，是非常可怕的。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曾经有过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批判的核心问题，就是暴力革命是否具有合理性。暴力革命的合理性，是勿庸置疑的；如果没有革命，如何打破封建的专制，如何推翻三座大山？也可以说，是革命造就了中华民族崭新的未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义和团运动是远远地高过武训的。但是，我们现在已经非常喜欢给武训唱赞歌了，然而，这种赞歌，是让我们跟着毛泽东站起来；还是跟着武训跪下去呢？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我们的价值观念和毛泽东时代是完全颠倒着的。我们并不能说毛泽东时代是完美无缺的，它也有许多不好、缺点、失误；但是，这些都没有法子改变一点，即毛泽东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里，毛泽东一方面，成为了我们民族的救星；另一方面也扮演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先知。
（五）凄凉的晚境
毛泽东的晚境是非常凄凉的。这种凄凉，一方面由了异常激烈、复杂的权力斗争，一方面由了毛泽东对身后事的忧虑。总之，毛泽东是非常孤独的，也正因为这种孤独，更容易让人体会人生的凄凉。虽然毛泽东一直以来都有一种非常乐观的态度，但到晚年，他的许多判断日趋悲观。他曾经引过《孟子》中的话：“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所谓始作俑者，就是开始用俑殉葬的人。比喻恶劣先例的开创者。实际上，孔子的话，是带有诅咒意味的。但毛泽东却把这话用在了自己身上。然而，毛泽东是始作俑者吗？我并不这么以为。毛泽东从来就没有开过什么恶劣的先例。即便是作为大灾难、大浩劫的文革，依然燃烧着动人的理想。我也并不以为文革是理想主义的灾难，理想主义是不会带来灾难的。在许多人眼里，崇高的革命者，较之卖国的汉奸都不如了，我觉得这是可怕的颠倒。俗话说，要要公道，打个颠倒。文革要做的是把颠倒的世界再颠倒起来。可以说，这种颠倒，即便千秋万世，都是有积极意义的。我们仅仅看到并且无限地放大所谓的灾难与浩劫，也是不对的；我们更要看到那个时代高高飘扬的旗帜。那面高高飘扬的旗帜，凝聚了几代人的奋斗、流血与牺牲。也可以说，那面旗帜，就是一种信仰的象征。但是，现在，信仰早就淡出了历史的舞台。那面旗帜，早已不再是一种信仰，而成为了利禄的工具。许多崇高的东西，成为利禄的工具，几乎是无法避免的。但是，我们却有足够的清醒，可以把利禄的工具与崇高的信仰区分开来。实际上，文革过后，许多人都想通了，崇高的信仰实际变得一文不值，只有利禄本身，才是最后的实在，一切的根源。不是讲欲望在推动人类历史的发展吗？于是便放纵自己的欲望，走向了一条不归路。如果这条路，是少人走的，我们还可以告慰先烈们的在天之灵；如果这条路具有了普遍性，那只能让我们重新发现文革的意义。毛泽东真的错了么？也许，在当时是错的，但在后来，却又成了精华。有的人在分析晚年毛泽东的时候讲，毛泽东所以力排众议，发动文革，实际上是有一种千秋万岁名的念头的。如果错了，那没有什么，但若是正确的，却会为人民永远的景仰与感激，因为这是挽狂澜于既倒。然而，晚年的毛泽东，恐怕已经没有法子挽狂澜于既倒了，因为他是拿未来做赌注。现实没有他想得那么糟，未来也没有他想得那么坏。但是，毛泽东发动文革，又决不是为了千秋万岁名。因为他早就赢得了这些东西，他没有必要用文革来增加什么。更何况，毛泽东的文革，能带来的恐怕不是普遍的赞誉，而是许多人的指责。毛泽东在文革中，是抱着粉身碎骨的态度的。是什么东西能够让毛泽东粉身碎骨，亦再所不惜呢？只有他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只有他的理想，只有他的终极。当然，这样的想法是现在的“公仆”们永远无法理解的。人民，是真正的主人，这是毛泽东信念。但是在毛泽东的思想里，出现了一种类似悖论的东西，那就是本应该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有可能骑在人民头上成为“主人的主人”。在毛泽东时代，这一点恐怕只是处在萌芽状态；但是，只要有萌芽，就可能出现参天大树的。毛泽东的防患于未然，是能够赢得真正高尚的人们的尊敬的。当然，关于毛泽东的整党，许多人是有微词的，看一下韦君宜的《思痛录》就知道了。痛定思痛，痛何如哉？这当然不是我们所能知道的。但是，在思痛的另一方面，却也可能具有许多崇高、伟大的东西。譬如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我们现在也说不出有什么错，当然这种方式，也可以描述为对思想、精神、灵魂的折磨。然而，一旦这种方式寿终正寝，都出现了出多恬不知耻的公仆，我们又做何感想呢？本来，文革是有许多错处的，去否定这种错处，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由此发展到妖魔化文革，甚至全盘否定毛泽东时代，那就大大的错了。有的人指责别人没有摆脱二元论，但是，在他们的心思里，凡是怀念毛泽东的，就是污蔑改革开放，这又是几元论呢？把许多的崇高的、伟大的、神圣的东西，全都抛掉，那我们还会剩下什么呢？毛泽东的晚境是凄凉的，但这种凄凉，恰恰是为了我们不再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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