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救人事件太轰动了,轰动的不是大学生们救人的高尚,而是国人对渔民见死不救的激昂。是的,渔民们有什么理由不救人呢?一百个卑贱渔民的生命,也抵不上一个大学生储备精英的价值,我们的国人又怎么能不从伟大崇高的国家民族利益出发,大张旗鼓的鄙视贱民的愚昧呢?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激昂中,渔民们能说什么呢?谁又让渔民说过话呢?先不管他们是不是在为当地政府保护下的黑社会背黑锅,就算是他们见死不救又如何呢?
我们试想一下,如果不是在游乐圣地的荆州,而是在乡间的河流中,我们的渔民又会如何反应?我想,任何一个在农村长大的人都很清楚,救人那是责无旁贷,义无反顾的事情,根本不需要任何所谓理性的考虑。但是无任多么善良勇敢的农民,一旦进了城,他们就很自然的会选择观望,而堕落到城市小市民,乃至精英们低级的思想觉悟。难道在社会中也存在江南为橘,江北为枳的普遍真理?
回答当然是否定的,人是社会的动物,无任崇高还是卑鄙,背后都有着深刻的社会契约,在农村,所有的农民是互助的兄弟姐妹,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你,大家根本不会计较一时的得失,大家关注的是自己的名声,自己的那张脸。所以,在救人的时刻,大家都义无反顾,奋勇争先,任何人不这样做,那就是再打自己的脸,而被天下人唾弃。而城里的小市民文化则完全不同,一切都要靠金钱来衡量,所谓笑贫不笑娼,有钱才有尊重,没钱人见人嫌,所以,城市的社会契约就是自身利益最大化,就是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但是,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更加的虚弱,更没有安全感,所以也更会发出道德的鼓噪,小资的狂热。农民的道德,是一种知行合一无声的善,小市民的道德,是一种知行不一狂躁的恶。而这场谴责渔民的狂欢,也真是这种小市民恶行的高潮。
农民们刚进城的时候,是带着这种善良来的,但是,他们被无情的戏弄若干次后,他们也变得聪明了,他们开始产生了很现实的族群认同,回到农民,大家又变成了兄弟姐妹,善就又回到了人间,来到城里,他们将这份善良收缩到身边的工友身上,收缩到一起打拼的同乡身上,而对那些得意的小市民,高傲的精英,他们学会了冷眼,学会了旁观。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曾经,城市的小市民文化也并非如此的粗陋不堪,曾经,小市民们也象兄弟姐妹般的一起生活,他们的堕落,是伴随着权贵对他们的抛弃而不断深化的,曾经的国家主人,在生产资料被权贵们侵吞私分之后,在朱大总理下岗光荣重头再来的豪迈歌声中,被推向了市场,成了与农民工一样可怜,待价而沽的冰冷机器。他们作为公有制下最接近工业化成果的群体,一个号称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群体,他们没有选择抗争,没有为同样作为公有制企业股东的农民出头,他们选择了妥协,因为他们自信的以为,他们比广大的农民更有组织,更有文化,他们一定能在精英的领导下,维持自己城市身份与城市特权,他们自信的以为,权贵们吃肉,自己至少也能分到汤喝的。曾经的城市工人阶级,现在庸俗的小市民,他们自豪的以为自己不是贼,他们一边骂着权贵们的贼子丑行,一边心安理得的享受着城市特权与福利,用自己日渐破败的政治性,威胁着权贵,要权贵将残酷压榨农民工的所得分一部分给他们享用。是的,他们不是贼,他们只是从贼,对农民而言,他们不仅是从贼,也是曾经的公有工业化成果的看门人,看门人从贼,那又是什么?就更不用说,这群从贼的曾经看门人,现在还通过城市特权欺凌着外来农民工兄弟的高贵市民。
小市民的力量从那里来?从组织性上来,组织性从那里来?从公认的正义中来。既然所谓的正义早已远去,既然选择了卑鄙,那么这种小市民的力量就日渐只余下虚妄,也许小市民们还不自知,他们的主子,曾经的同盟者,权贵们却越来越深刻的理解了这种虚妄。小市民眼里更卑贱的农民,在权贵的眼里,就成了小市民们的样板,未来的方向。失去了正义,巨人也会丧失力量,可悲的小市民,从现在开始,就必然会在 “公正”的名义下,被不断的清算,只到彻底沦落为他们鄙视的农民工。
小市民们还剩下什么?看得见吃不着的房产价值数据?摇摇欲坠的教育特权?说不清道不明的社保烂帐?电视台名嘴们文明意淫下对外地人的嘲弄与歧视?城管黑狗队的嚣张跋扈?可怜啊,可怜,穷的只剩下内裤了,还不觉醒,还沉醉在小市民的虚妄族群认同中,玩弄自己的胆怯,嘲弄农民的不觉悟。
历史已经翻开新的一页,农民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农民,而是一支声势浩大的新无产阶级大军,他们如同日耳曼蛮族一样,零星的进入罗马帝国,权贵们日益依赖着这些卑贱的劳动力,他们日渐疏远了原来的城市平民,帝国的根基已尽逐步腐朽瓦解,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正悄悄的逼近。历史的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阻挡,新无产阶级农民工的天下只是时间的问题,一切进步的青年,真正呼吁道德崇高的小市民,就该一起鄙视这些无良的媒体,埋葬这虚伪的资产阶级小市民道德,用对新无产阶级民工的尊重,去重建无产阶级政治的社会契约,去重建知行合一的道德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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