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文革，才能读懂伟大的毛泽东

   
读懂文革，才能读懂伟大的毛泽东　　

阿设　　

内容提要：文革是毛泽东晚年的一大杰作，其意境非一般人所能揣摩和体会，只有站在长远的历史长河中的人才能深刻理解。只有读懂文革，才能对文革作出基本肯定的评价，才能真正读懂伟大的毛泽东。　　

关键词：毛泽东  文革   人民  基本肯定   　　

文革是读懂伟大的毛泽东所无法逾越的一个坎。只有读懂文革，才能对文革作出基本肯定的评价，才能真正读懂伟大的毛泽东。　　

有人认为，文革是毛泽东晚年的一大败笔，假如没有它，毛泽东将是非常完美的一个伟人。其实，文革是毛泽东晚年的一大杰作，其意境非一般人所能揣摩和体会，只有站在长远的历史长河中的人才能深刻理解。　　

对于文革的认识与评价，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起先，觉得文革是由于毛泽东一时糊涂而错误发动并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别有用心的推波助澜下给中华民族造成十年恶果的错误政治运动。直到2009年有一天，当看到陈志刚写的一篇题为“被看走眼了的文革其实是这样的（文革新探）”的文章时，终于改变了原来的看法。现在赞同这样的评价：“文革是毛泽东晚年的一大杰作”。　　

毛泽东一生做了两件大事。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前几个月，社会上传出了他的一段话。那时，文革似乎已经临近尾声，但谁也不知道局势将如何发展。据说那年6月13日毛主席讲的这段话，说的是他对自己一生的回顾和后事。他是这样说的：“中国有句成语，叫做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吧？”这段话中最重要的是说：“我一生办了两件事。”他说的第一件事就是民主革命的胜利，取得了全国政权。他说：“对这件事，持异议的甚少。只有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要我及早地把那个海岛收回罢了。”然后他讲第二件事：“另一件事，你们也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对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而对毛主席所说的两件事，目前历史的定论是：前一件事是改变中国的悲惨的、痛苦的命运而造福千秋万代的伟大胜利，后一件事却是巨大的错误和巨大的失败。　　

对前一件事，毛泽东的看法与历史的定论一致，而对后一件事，则存在相当大的距离。这是什么原因呢？　　

先从第一件事说起。大革命失败后，在革命的道路问题上，共产党内部出现了三种观点：“左”派急于求成，主张“毕其功于一役”，资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一起完成，马上进行城市中心起义，进而夺取全国政权。右派则坐失良机，提出“两次革命论”，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先帮助资产阶级完成民主主义革命之后再伺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只有毛泽东为代表的中派客观地分析当时的革命形势，实事求是地提出了“两步革命论”，并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然后经过二十八年的艰苦奋斗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对于此，毛泽东的看法与历史的定论高度一致。　　

再说第二件事：文革。文革的目的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反修防修，是为了清除睡在毛泽东身旁的“赫鲁晓夫”。同时，据陈志刚多年对文革的研究，他认为：“文革就其过程讲，毛泽东把它分成两个大的阶段。已宣布结束的‘文革十年’是前一个阶段，这个阶段还仅仅是毛泽东认为的‘八字’的一撇；文革结束以后的阶段，毛泽东留给了党内的右派朋友，他把这一阶段称之为‘接受与再认识’文革的阶段，这是毛泽东认为的‘八字’的一捺。把撇与捺两笔合起来，这才构成了毛泽东称之为的全部文革。‘文革十年’，不但打击了以刘少奇为首的右派，而且趁机分别让以林彪和江青为首的两个‘形左实右’派显出原形并逐个加以消灭，功不可没。” 　　

对于文革的评价，也是分为三种。“左”派全盘肯定；右派全盘否定；毛泽东作为中派，则是基本肯定：七分功劳、三分过失。目前对文革的历史定论，是在毛泽东逝世后，当中派势力处于低谷时，由文革后重新掌权的右派作出的，当然是全盘否定。之所以产生这样三种评价，就是对文革的阶段产生分歧。　　

其实，文革是应该分为三个阶段的。从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是第一阶段，主题是反修防修，因反右而导致“左”。从1977年邓小平复出开始，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是第二阶段，主题是片面强调发展，因反“左”而偏向右。自从胡锦涛上台并提出“科学发展”的主题后，文革进入第三阶段。在第三阶段，人民将对前两个阶段进行彻底的反思，既反“左”也反右。当2007年党的十七大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中国人民终于可以踏踏实实地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了。至此，终于明白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特殊意义，他是想告诉我们：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总之，人民才是历史的主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现在，党的中派势力逐渐走出低谷并重新掌权，同时文革也已进入了它的第三阶段。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党一定会对文革作出重新评价，赞同毛泽东对文革的基本肯定的看法。到那时候，人民就会恍然大悟：原来只有读懂文革，才能读懂伟大的毛泽东。　

被看走眼了的文革其实是这样的

（文革新探)

原创　陈志刚 

　　一、引言 

　　读完了陈明显著《晚年毛泽东》（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和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两本书后，我却产生了疑问，被毛泽东称之为一生中两件大事并让他为之骄傲自豪的文革，真的是这样苍白的么？从这两本书中，我们看不出文革中的毛泽东那一如既往的雄才大略、他战略家的气魄和过人的胆识、那哲人的睿智和洞若观火的能力。他的能力到哪里去了呢？我承认，认识毛泽东的文革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在他身后留下的大量史料本身，前后也充满了矛盾。尽管如此，我认为至少不应在如下的问题上出差错：（一）从还原毛泽东心里所思所想的角度写文革？还是依据被文革伤害了的人的呻吟、抱怨、和大不敬的腔调来写文革？结果是不一样的。文革是一段历史，是历史就应该真实反映它。至于文革错了要批判它，那是建立在正确真实还原了它的本来面目之后的事。（二）毛泽东进行文革的安排、方案、意图，是淹没在大量直观的公文、会议发言和与人谈话中的，人们不去从直观的公文、会议发言、和与人谈话中做剥离本质的工作，而仅仅限于史料的堆积，以此认定这就是文革中的“毛史”，这怕是不行的。文革是毛泽东称之为“特殊的”对敌斗争的战场，他战略目光的深邃和策略运用的灵活，已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真有牵一发能搬倒三山五岳，轮一眼可以让地转天旋，他还能不露半点声色，很难让他的对手察觉毛泽东的动静，这是何等的了不起。但是我们在这两本书里，却没有看到这样的场面。凡是毛泽东限制林彪、四人帮，书上就认为是对的，伟大的，反之就是十分错误的。这好象是在领着读者玩儿童游戏一样，看了不仅让人乏味，而且让我们怀疑书中所讲的真实性。好在这两本书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史料，为我们曾经参与和体验过毛泽东文革并以他的思想为骄傲的人研究文革，留下了巨大的空间。《毛泽东传》（1949－1976）一书的在书的《后记》中说：书中不当的地方，希望读者批评。还是让我们共同来探讨这个问题吧。 

　　我在初中时以一个保守派的身份参加了文革。1968年3月入伍，又从文革的批判战场走向部队，在空军雷达部队驻福建某地服役六年。我不光经历了这个时期军队在文革中的一些大事，还听了军队当时的许多文件传达。更重要的是，我曾经以满腔的热情，和共和国同呼吸共命运，这能使我们深切感受到文革中的一切是那样的惊心动魄。和呻吟者、抱怨者、大不敬的抵毁者的感受很不一样，我们看到的是毛泽东思想的另一面，伟大的一面。这和书上那种凡是毛泽东制止林彪、四人帮的举动，就会贴上英明、正确、远见的标签，反之就统统视之为错误的看法也是不一样的。 

　　毛泽东文革中的很多话，字句虽然明白浅显，但含意仍然多有猜测不透的内容，得和政治生活结合着理解才能准确解读。毛泽东文字中的“神秘”色彩，就与这种让人一眼不能见底有关。还是让我们举例来说明吧。 

　　毛泽东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也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 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毛泽东传》p1768)。 

　　“这两件事没完”指什么？解放了中国没有解放台湾，这事的确是没有做完，可要做完这件事，是十分难的！文革呢？仅仅是因为毛泽东在世没有宣布它结束吗？或者说作出一个决议直到人们接受了文革才算为止了吗？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内容呢？比如，真的不可避免要在动荡中交‘遗产’吗？还有没有不流血的办法呢？据我多年对文革的研究，我把我对这句话的理解表达如下：文革就其过程讲，毛泽东把它分成为两个大的阶段。已宣布结束的“文革十年”是前一个阶段，这个阶段还仅仅是毛泽东认为的“八字”的一撇；文革结束以后的阶段，毛泽东留给了党内的右派朋友，他把这一阶段称之为“接受与再认识”文革的阶段，这是毛泽东认为的“八字”的一捺。把撇与捺两笔合起来，这才构成了毛泽东称之为的全部文革。 

　　下面我们就来把这些内容展开看它个究竟。 

　　二、毛泽东借文革是要看清党 

　　毛泽东的文革，是中苏论战的产物，当毛泽东从中苏论战看清了苏共的演变过程之后，自然会想到中共自己，他想看看自己党内有没有这样的问题。这个认识有一个从实际到理论完成的过程，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中反映出的问题看，不得不使他产生警觉。有了这个警觉之后，他就不能不行动。 

　　1966年5月5日，毛泽东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的讲话，讲出了他发动文革的动机。“我身体还可以，但是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手创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不要怕反革命。有的时候我也很忧虑。说不想，不忧虑，那是假的。但是睡觉起来，找几个同志开个会，议论议论，又想出办法来了。 ”（《毛泽东传》Ｐ1410－1411）他说的这个想出的办法，就是文化大革命。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会见胡志明时说：“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同上P1419） 

　　文化大革命要怎么防修呢？毛泽东说：“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同上Ｐ1432）。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不能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这些话是在说：文化大革命是有步骤的分期分批的拿出一些目标靶子，让人们围绕着它自己去认识，识别，辩论，思考，用此办法一步一步把人们的目光引向反修防修的问题上。由于人们的认识不是一次能完成的，所以文革会有好些阶段，人们看到的内容每次都不同，合拢来就是一个完整的文化大革命。而对于这个过程的指导，毛泽东的办法是不参与，不表态，不干扰人们思维也不代替人们思维，只是引导人们进入角色和把走偏离了航向的人们引导回来。换一句话说，毛泽东坐在一旁，俯视着亿万人民去争论，去思考，人人都会有自己的经历磨难，人人都会得到教训，只是途径方式不同，人们渐渐会变得成熟起来，警觉起来。当然，毛泽东要从混乱中找到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而且这不止是一个人，而是几个不同类型的人。他要用这种办法在亿人民中间进行防修反修教育，他要在他去见马克思之前完成这件伟大的事业！这壮举是何等的气派，真是气吞山河！这是一个何等奇特的创意啊！他要向人们提供大量的事实，去帮助人们形成概念、判断、推理，进而形成世界观，把反修防修的理念注入人们的脑海里，筑起一道由亿万人民参与的反修防修的钢铁长城，毛泽东对他的人民，从来是那样的信任。 

　　1967年12月18日，毛泽东对谢·佩奇为首的阿中友协代表团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大审干，用群众性方法审查干部。有可能要冤枉一部分好人，但横竖不杀，搞错了将来平反。”（同上Ｐ1506） 

　　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实践，演习，练兵！它虽是反修防修战略的最重要的部分，但它的理论准备已经很久了，这可以追溯到中苏论战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由于早已有了理论上的准备，这使得毛泽东不仅想到了文革的每一个过程，而且还想到了它的全过程，甚至它的转折中的各个大细节。这些环节无一例外不在后来得到了实践的验证。 

　　四、接班人：毛明定林彪暗定邓小平 

　　深谋远虑的毛泽东，建国来下的最大的一步铤而走险的棋，是启用林彪！ 

　　毛泽东启用林彪，虽说是在庐山会议上取代彭德怀的产物，但这已经让毛泽东感到了危险。这点可从他1963年12月16日写的《七律·吊罗荣桓同志》的诗中窥见到。“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战争不是难堪日，战锦却成大问题。斥“安鸟”（注：两字合为一字，我在电脑上打不出此等繁体字）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同上P1337）原来，毛泽东在诗中沉痛悼念罗荣桓，除了怀念难忘难离的战友情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对林彪的戒备。这足见林彪在文革之前就已经对党和国家构成了威胁！在文革将开始的前夕，毛泽东还想在使用林彪上冒险得更远些，让林彪成为他的副统帅。毛泽东的雄才大略和处事不惊的战略家气质，更使他在启用林彪铤而走险又化险为夷中得到淋漓尽致地发挥。毛泽东把这一切，写在他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留下的“立此存照”即《给江青的一封信》中，以备让他在日后对人民有一个交待。当时，林彪的拥护者吹捧林彪，毛泽东却不能直言相告，还要违心地同意他们的意见，批发那篇充满杀气腾腾的“政变经”的讲话。林彪借毛泽东这个钟馗打鬼，以达到他排斥异己的目的。毛泽东有什么办法呢？也就只能当一回共产党的钟魁，为人民办一点除害防修的大事。在中共九大的会上，四人帮两位大员鼓吹要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写进党章，毛泽东苦思一夜没有办法，只得不露声色地同意了（同上P1567）。但在这之前，同样以“立此存照”的方式，毛泽东留下了一个备忘录，以便今后跟人民解释。那就是1968年10月13日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期间，毛泽东通过平息人们要求开除邓小平的党籍时说的那段话，毛泽东讲说：“邓小平一直搞武装斗争，历史上无大错，仅仅有一次临阵脱逃；在刘邓集团中，邓小平是摇鹅毛扇的人，和刘少奇不一样；留下他的党籍，做个‘反面教员’吧”。毛主席为邓小平说了话，人们不再提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了。这几句话，是我在军队服役时听的传达。在陈明显著《晚年毛泽东》一书中，没有收录这段话。在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一书中，没有完整收录这段话。而这段话，却是了解毛泽东的文革走向转折的顶顶重要的话！ 

　　毛泽东讲明了，将来的党政大权会给邓小平而不是林彪，只是当时人们谁也没有听出这句话的弦外之音。即使是今天，人们一样也没有真正理解它的含义，以为毛泽东当年仅仅是在保护邓小平。即使是作为当事人的邓小平，也没有看出毛泽东的真正用意，还以为毛泽东把他***在了江西。可怜毛泽东，这样具有深远战略部署的一步棋，就这样被错误地解读了。可惜！可惜！有人会问，这句话里怎么有把政权交给邓小平而不将给林彪的意思呢？因为，一个“反面教员”无职无权，充其量只是一个普通党员，只有有职有权，才能当“反面教员”。毛泽东不是自称他自己“现在还是当教员”吗？他有多大的权力啊！现在毛泽东讲邓小平也是教员，不过是“反面教员”而已。是教员，邓小平就应该有同毛泽东一样大小的权力，这样才能起到反面教员的作用，我这个判断是不会错的！当然，毛泽东没有想到林彪最后会走上那一条叛逃之路了却一生。不能期求毛泽东在每一个细小的环节上步步都在他的意料之中，但文革中的每一个大的环节，是没有走出他的视线，这是千真万确的。 

　　在文革中，毛泽东的每一个战略转折关头，都会留下一些“路标式”的印记，这就是陈明显《晚年毛泽东》一书中说的那个“立此存照”。我发现文革中毛泽东的“立此存照”多得很，而陈明显教授仅仅只指出了一例。毛泽东不断“立此存照”，并不是他的心血来潮，而是他依据当时的斗争特点设计的应对方案，只是迫于当时的环境，他无奈公开向党说明一切，又为了今后能说服人们，他才事先埋下了一个一个的伏笔。这为我们今天认识毛泽东的文革提供了许多便利，只要我们凭借这些个标记，便能很好地理解毛泽东的文革思路。从毛泽东的思路来看，文革中他始终掌握着主动权，尽管他是少数派，但他并没有乱方寸。 

　　***人帮——文人变修的模式 

　　四人帮中的主帅江青，文革刚开始时人们对她印象不错，毛主席的夫人嘛！但她提出了“文攻武卫”后，武斗愈演愈烈，着实让很多百姓感到了恐惧。在毛泽东保邓小平当“反面教员”的那次传达中，周恩来要求江青解放封存的几百部电影以调整党的文艺政策，这将解放一大批文化人，江青横竖不干，这让很多人对她失去了最后的一点好感。当然，文革并没有因她而给毁了，倒是她，通过文革彻底的暴露了出来她的嘴脸，她想做武则天。 

　　四人帮在文革期间的确作恶多端，严重地干扰了毛泽东的路线。在准备召开四届人大会议的几年里，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发起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鼓噪，把政策允许的农民的自留地当成资本主义的尾巴来割，一次又一次地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他们不停地叫嚷把人民公社的“小队所有”变成大队所有，严重地混淆了视听。这一切，都严重地干扰和败坏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政策。 

　　通观四人帮集团从出现到毛泽东定名定性直到覆灭，是由“极左”演绎覆灭的又一种模式。这个集团的覆灭，标志着文革在毛泽东心中“演习”阶段的结束，尽管毛泽东生前并没有着手清除他们。毛泽东亲自给四人帮定性，又不清除他们，倒不是毛泽东没有能力搬倒他们，而是让他们表演得更充分一些，也是为毛泽东转入下一个阶段“接受与再认识”的文革的阶段不出意外。 

　　四人帮的结束，他们在全国的帮派体系也随之瓦解。 

　　七、过渡人物*** 

　　***是毛泽东最后物色的接班人，在毛泽东长长的接班人人选名单中，刘少奇、邓小平、文革五大学生领袖、王洪文、纪登奎、李德生、***。***是第四梯队中的成员，他所以受到毛泽东的重用，是因为他为人老实忠厚、办事“公道不蠢”，华自己说他政治水平不高，毛泽东“就选这个水平低的人”（同上P1754、1755）。这样不高的评价，自然毛泽东对他的希望也不太高了，如果他能把江山坐稳一段时间（几年）不出问题，毛泽东也就满意了。清除四人帮为***在人民面前立了功，进而取信于民。期望***坐稳江山，千秋稳固，毛泽东何不另请一个人呢？毛泽东之所以如此安排，是期望***为更重要的事铺路，至少在他移交权力的时候不至于让人民流血。毛泽东后期更多的是想的这事！毛泽东是知人善用的千古卓越超群的领袖，没有人不在他的预料之中，当然***也不例外。***终于这样走到了他的尽头。 

　　邓小平说：“***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一代，就是两个‘凡是’也是继承毛泽东晚年的治国方略。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虽然邓小平讲得对，但这不等于说毛泽东用错了人，因为毛泽东还有他的更多的想法。越到晚年，毛泽东的政策越宽厚。他不仅指示释放全部的在押战犯（同上P1712），还要求释放文革中关押的几乎全部干部，以至周恩来处理不过来，只得指示“先放人，后做结论”（P1713）。他来这一招，是要逼着党内加快解放大批的干部。 

　　八、邓小平复出 

　　毛泽东的文革，反对的人多拥护的人少。毛泽东何尚不想他的接班人***能把江山永坐下去，去展开毛泽东的思想搞经济建设呢？但***能领略毛泽东思想中的这一伟大精髓吗？毛泽东深深的知道，他走了以后，再要重复他的一切是不可能的，党内既没有这样的人，自然也没有能制服多数老干部反对他的政策的权威。老干部们对他的抱怨太多，期待着换他的方法试试，他是知道的。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把邓小平以“反面教员”的身份留下来，就是作了这样的考虑才提出来的。是到了让邓小平出场的时候了。毛泽东要让邓小平从“反面”来证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是正确的。 

　　1975年8月14日，在一个无意的条件下，毛泽东回答北大教师芦荻有关《水浒传》版本的提问时，讲了宋江是“反面教员”的话。水浒“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员，使人们都知道投降派”（同上P1737）。毛泽东的大战略家的气魄和胆识，又一次的表现了出来，而且表现得是那么的不经意，以至让人们一点也没有察觉出他在讲他今后的安排。雄才大略的毛泽东知道，话光由一人或一派讲是没有说服力的，天下人也是不能尽相信的。人的认识过程，是要在反复的比较中才能完成的，为什么毛泽东后期自己要为“个人崇拜”降温，他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进退亦不能违反唯物主义的原则。违反了唯物主义的指导，是乎看来一时得志，但那终究是不能长久的，毛泽东绝不会从事这种无谓的战斗，这是他一生坚持的党性原则！晚年的毛泽东，更加珍惜人民的利益，他为国家操碎了心，不就是而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吗！的确，文革中的毛泽东是太专断了，但不专断能行吗？社会主义时期的敌人是躲藏在暗处，事先把要做的事拿出来讨论，去说服大家一道前进，是不能清除混进党内的敌人的。毛泽东宁可冒天下之大不违，也要守口如瓶，只要能战胜敌人就行，他不怕党内同志反对，以后还可以慢慢解释嘛。毛泽东曾因邓小平“搞右倾翻案”，于1976年4月７日又一次打倒了他，这又是毛泽东在“立此存照”啊！他要在生前最后检查一次他的部署，看看他的对手，要做到万无一失，他要让人民都记住，邓小平是我不久前复用的，而且出来以后也干得不错，但邓小平对文革的态度是否定的，又死不悔改，所以我又一次打倒了他。
 

在全国人民面前能留下这样一个效果，他就够了。毛泽东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了，他可以无牵挂的去向马克思报到去了。 

　　毛泽东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这几年他是满意的，却又让他下台，是要向人民说明什么呢？（一）接受文革的原则是绕不过的，你今天认识不到它的重要，那么国家变色后你就知道它的重要了，当然那时就迟了。所以他要在全国人民面前，点出邓小平否认文革的事，是为了引起人民对这个事情的高度重视。尽管大多数党内干部不相信这点，但他还是要说，这是他的原则。（二）毛泽东再一次打倒邓小平，不是要全盘否定他的工作，更不是要邓小平在毛泽东死后不出来工作，而是毛泽东要为他上足发条，让邓小平憋足了劲，只要邓小平一定要出这口气，要证明自己对毛泽东是错的，出了问题也好纠正，毛泽东所有的目的全在这里。毛泽东知道，中国的建设将在毛出左脚邓出右脚中一步一步扎实地前进。这就是伟大的毛泽东在生命的最后要做的事！他是在顶着多数干部的不理解和反对情况下，在按他自己的“激将”方式去完成他未竞的事业！他是在按他自己的方式进攻！（三）毛泽东知道，邓小平代表的不是他一个人，他的身后有一批老干部，毛泽东不是不在乎党内多数派的反对，但他一定要在他死后说服他们，中国非要过这一关！谁叫毛泽东的认识太超前了呢？中国既然必须过这一关，那么就一定要过好，在过这一关时不出问题，至少不要流血，毛泽东这才为全党和邓小平准备了***，先让邓小平搞建设，国家已经拖不起了。 

　　文革中的毛泽东，鉴于当时国内国际的矛盾和经济政治的突出问题，他时常是在踩翘翘板中选择一条国家可走的捷径。他要兼顾党和国家的眼前利益，又要考虑它的长远发展；既要国家的时下建设快些，又希望速度快了而又不要丢了红旗；他既要坚持原则，又不要死守原则，而要让原则为国家的眼前利益服务。他把这一切，凝注在对邓小平本人的处理之中了。他既批判邓小平的“右倾翻案”以坚持原则，又亲手批准了邓的一个又一个的建设方案，把原则作适当的搁置。他时常处在两难之中，但他又不能不这样来安排！ 

　　九、宏观形势的好坏是从负面去把握的 

　　看一个时代或者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宏观形势的好坏，须从它的负面内容的增减去判断，而不是只看面上浮现出的繁荣或辉煌的那一面。负面的显现要有一个相当长的积累过程，毛泽东见到的事太多了，哪一个影响到全局的错误倾向的揭露，不是经过了漫长的认识过程呢？毛泽东要充分利用这样一个认识上的不显眼期，把生产搞上去。这可以说是毛泽东文革中的最精彩的一笔，这是神来之笔！他是不喜欢“宁要资本主义的草，不要社会主义的苗”的四人帮一味乱斗的做法的，这即毁了革命，也毁了国家。赶快兴起国家建设，赶快融入国际社会，为此，他为后来人准备了很好的环境，光是1972年，中国就和18个西方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是在为未来的开放奠定基础。为了兴起这一建设，他得赶快把邓小平打倒，还得尽早让邓小平站出来主持工作。他的战略是这样的充满了矛盾，又是这样的合理自然，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国家强盛不衰啊！ 

　　在后来毛泽东不在的是子里，中国的建设进行得很好，很有生气。工农业生产上去了，国民生产总值一再升高，综合国力得到加强，科技和军事实力显著进步，人民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中国的国门也打开了，中国不仅成功的融入了世界，中国还收回了香港和澳门。多种经济成分的健康发展和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建立，调动了更多人的积极性，使民族空前团结了。中国的确是强大了许多，这对国家的自身安全是必要的，当然，这也是毛泽东苦苦期盼的。取得这些成绩，成本也是高昂的，许多负面内容创造了共和国之最，也是在这一时期。比如：官僚腐败之最、信仰危机之最、两极分化之最、黄赌毒之最、坑农伤农害农之最、假烟假酒假种子假化肥假农药假药假心脏之最、一些知识分子文化水平高和道德水平低下之最、河南农民卖血为生而染上艾滋病之最，农民缺医少药之最、农村儿童失学之最、百姓打官司难之最，真是无奇不有，可以罗列出长长的一串。好在邓小平已经改口，“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邓选》三卷P313）从这口气里，我们已经听出来了，文革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说法，已经被邓小平多少接受了下来。但这离毛泽东的认识还差很远。毛会问：这腐败是怎么来的呢？邓答：改革“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邓选》三卷P306）。毛说：不不不，是旧的生产方式诱发了腐败！邓瞪大的双眼一直困惑的眨着，他若有所思，又不甚明白，他还要想想。是的，得容他想想。哪叫他是常人呢？毛泽东在事物刚冒头的时候就看出了它的本质，而常人只有在看到事物出现的时候才知道它的存在。但毛从邓的眼神中看出来了，邓还是一个党内的好同志，三七开嘛。毛说：“以观后效吧！我还可以等你一段时间。”他说完，飘然若仙的离邓小平而去，又仙游到他的马克思主义理想国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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