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闻博报 摘自《日出西边/风动中国》
“中产阶层”都是哪些人？
我是中产吗？
“蚁族”们和“农民工”们有望跻身中产吗？
这些问题近来已成为中国社会的热议话题，也是每个人心头挥不去的困惑。要搞清楚这些问题，还是要从现实生活中去寻找答案。
在全一体化的市场经济时代，外向型的GDP高速增长，创造出了受世界热捧的“中国经济奇迹”。不料金融海啸袭来，让我们才进一步认清了我们中国经济肥大而孱弱的体质，这就是经济结构和分配结构的严重失衡。严峻的危机情势，迫使我们必须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型，要扩大内需，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形成内需驱动的内生型经济发展模式。从强调经济结构调整，到增长方式转变。再从强调增长方式转变，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我们都是在进行着艰难而痛苦的反思求索和思想转变。其实，此前由经济建设到GDP指标，再由经济结构到民生消费，我们也同样是完成了一次思想上从钱到人的社会价值观回归。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我们这才终于找到了现实的落脚。就在这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了《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研究成果，并进一步提出了社会结构的调整目标，堪称是中国社会转型关头的一场思想“及时雨”。
据人民网北京1月8日电，今天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该书认为，目前中国的中产阶层规模比例已经达到22%左右，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表现为社会结构调整滞后于经济结构大约15年，这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最大的问题，成为导致诸多经济社会矛盾问题频发的重要根源。社会结构调整目标是，到2020年要使中产阶层的规模比例达到35%左右。加快社会结构的调整，改变社会结构滞后于经济结构的局面，协调经济社会发展，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社会结构调整的目标可以分为近期目标和长期目标。近期目标是在2020年，初步扭转社会结构显著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局面，使得现代社会结构进一步形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在社会阶层结构方面，要使中产阶层的规模比例达到35%左右。长期目标是在2050年左右，争取形成现代社会结构。城市化率达到80%以上；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下降到10%以下；收入分配结构中的两极分化被基本消除，形成一个普遍富裕的社会；在社会阶层结构中，中产阶层成为社会的主导阶层。目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政策调控的方向应是“壮大中产阶层、缩小社会中下阶层、整合阶层利益关系”。缩小社会中下阶层。缩小社会中下阶层，主要是要进一步缩小农业劳动者阶层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的规模，这是社会阶层结构朝着合理方向调整的必然要求。对此，要积极增加就业、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体制、打破户籍制度，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
在网闻博报小社员看来，社科院专家们的这项科研成果，比起我们经常看到或听到的主流市场经济学专家的高论，还算是比较通俗易懂的，最起码没有太多让大众莫名其妙的时髦名词和数据模型。然而即便如此，依然让人有如坠“中产迷雾”之感。如到2050年，基本消除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形成普遍富裕的社会”，“中产阶层成为社会的主导阶层”。那也就是说，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30年，到实现普遍富裕还得40年。现在待富的尚未晋级为中产的青壮年们，大多数已经不可能在人生黄金时期享受富裕了。专家们勾画的美好愿景蓝图，怎么透露出如此的悲凉气息。这不能不使人质疑，在全社会上上下下喊着扩内需促消费之际，“中产阶层”是否只是专家们拿来消费的一个新概念。市场经济学专家们用GDP等名词概念和理论模型忽悠出了一个“被”时代，让中国百姓背上了“上学难”、“就业难”、“看病难”、“买房难”、“养老难”及“生存难”等座座大山。社会学专家们是否有些不服气，又要接力搞“中产”猜谜游戏？
试问，目前的贫富两极分化和收入分配不公格局，根源究竟在哪里？难道症结仅仅就只在城乡二元结构和户籍制度吗？如果没有官僚特权及权力商品化造成的发展与分配机会不公平，会有今天这样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的格局吗？或许，用纳税人的钱官养的专家们的选择性失忆和失明，才真正是这一切不公的根源之源。其调整社会阶层结构的路径，却又回到了产业结构与经济结构调整，把球又踢会到市场经济学家们的主场。唯一例外的是，给自己留下了城乡结构调整的发挥领地。于是便拿城市化率说事，拿人口流动和户籍制度说事。何需费劲绕这么大的弯子呢？各地方政府为了给开发商开路，已经有多少撤乡并镇、撤县设区或升市扩区，已经有多少农地商用和强征强拆，已经有多少农村农民“被城市化”了？中国的城市化率不是已经在高速提高吗？而专家们的智慧，不过是给这个既定事实提供一个合理合法的制度出口罢了。问题是，就算这样的城乡建设开发通道彻底畅通了，目前的贫富两极分化社会格局就能改变吗？“中产阶层”就能成长壮大起来吗？还不是现今发展模式的加速化吗？就凭“城市化”和“中产阶层”这两张牌，专家们就能把广大中国百姓忽悠到2050年吗？
噢！说了半天，还是得把专家们的“中产阶层”概念搞清楚。据专家们这项研究统计，“目前中国的中产阶层规模比例已经达到22%左右”。这里的中产阶层究竟包括哪些人，又是以什么标准统计出来的，这当然是专家们的学问，一般人肯定是不明白的。
而日前来自《时代周报》署名李铁的文章指出，中国中产阶层的经济利益与体制内有着密切联系。社会学家古德曼在有关山西的研究中发现，私营业主和国有企业的经理都与当地的党政领导有着良好的个人或社会关系；而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李路路的研究中，在其所调查的私营业主中，占最大比重的是社会资源丰富的原城镇国有集体单位的干部。有调查表明，中国私营业主中的1/3是以前的干部。而在中小城市，中产阶层的主体仍然是党政事业机关工作人员。他们所具有的鲜明的犬儒主义和机会主义倾向，几乎是中国当下中产阶层的通病。中国中产阶层是“灰色阶层”，他们中很多人的收入是“灰色收入”。在社会秩序与道德全面失范之后，没有组织的个体几乎只能选择保全自己的短期行为。从某种程度上讲，当下中国的中产阶层，既是体制的压迫者和受害者，同时也是体制的帮凶。他们不再属于市场，甚至不再像上世纪80年代那样普遍地相信个人奋斗，相信公平规则，有些人变得只希望更近地依附、委身于权力。他们难以像某些小资媒体渲染的那样，成为时代英雄。中国中产阶层不相信什么普世价值、国际正义的存在，只相信“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落后就要挨打”，这些话语的背后，隐藏着一个自然的推论：强者强了要打人，也是无可厚非、天经地义的，谁叫你没出息当弱者？中国中产阶层这种极端的丛林面目，与中产阶层在教科书上所具有的温和理性形象，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
在西方，提到中产阶层，人们可能会想到他们的一些其他的特点，比如严谨保守的生活方式等等，而在中国，这一概念首先让人联想到的只是洋房、汽车时装等高档商品。除了消费，还有“性”。当肉体的享乐达到自然生理的极限，再进一步就可能借助科技与药物。这些年，在中国的许多城市的夜店，一种被称作二级毒品的东西正在流行，在深圳、武汉等城市，摇头丸、麻果、K粉已成了一种夜生活时尚，其主要消费者并不是社会失意者，而是中产阶层。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中产阶层队伍并没有稳步成长的趋势。况且，这几年飞涨的房价，已经让特大城市的大多数中产阶层告别了中产。改变的方法只能是产业升级，但产业升级依赖于一整套制度环境、法治环境和社会道德环境的升级，很可惜，目前还没看到这些宏观制度方面的突破。也正因为这样的产业结构根本不需要那么多大学生，近几年才会遇到如此严重的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大学生的就业难与中产阶层的壮大遭遇瓶颈实际是一个问题的两种表现而已。
从《时代周报》这篇文章的独到分析，我们可以对专家们所谓的中产阶层有一个侧面了解。也就是说中国当今社会的所谓中产阶层，主要是一个官僚群体、国企高管和私营企业主群体，是一个以权力和利益为纽带的紧密联系的群体，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权力躯干上的寄生阶层群体。而且这个阶层目前正遭遇发展的瓶颈，他们笃信丛林法则，正处于道德堕落的精神危机之中。至于这个阶层在中国社会所占的人数比例，会不会像专家们统计的22%这么高，这本身就存在很大的疑问。但大学生和“蚁族”们晋级中产的通道阻塞，杨元元们“知识不能改变命运”的哀叹，已经说明这个“中产阶层”壮大面临后继无人的危机。若仅靠官僚队伍的膨胀来支撑和壮大这个阶层，也势必会遇到民不堪重负的忍耐极限。要走出社会结构调整和中产阶层壮大的困局，唯一的途径只能是首先降低中产与特权的关联度，让中产脱离权力窠臼而获得广阔发展空间与生机，实现人人发展机会的平等，回归社会公平正义的人本基点。这个发展转型的拦路虎和难点症结，恰恰是在权力和特权，而绝非为中产画饼或指向城乡结构。专家们的避实就虚王顾左右而言他，不仅是在误导大众，亦有误导政府政策走向之嫌。
人生而平等，资本丛林世界的的所谓上流阶层与中产阶层及贫民底层说，本身就是以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野蛮地将人划为三六九等。却又以野蛮谈人性，以丛林法则论自由平等，实则落后腐朽而虚伪之至。精英专家们在教导大众淡化阶级意识多年后，现在又拿“中产阶层”这个舶来品来大谈阶层意识，除了腐朽和虚伪，还能有什么呢？除了是一个“被中产”的新忽悠，还能是什么呢？在经历了80年代的对个人奋斗的公平理论天真后，在小资情调梦想凋零后，谁还会再相信这个“中产梦想”新忽悠呢？对绝大多数的普通百姓而言，“中产阶层”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我们首先要讨回的是发展机会的公平和作为人的平等尊严，特别是百姓大众不能再随意被强势话语权和泡沫所忽悠。
透过这么多年的GDP泡沫和楼市泡沫幻影，我们终于发现中国最大的泡沫，竟是专家泡沫和思想泡沫。可但凡是泡沫，总归是要破灭的。而只有在这些泡沫全都破灭后，我们才会看清谁在裸泳，也才能看到中国复兴的光明大道。
（网闻博报夏商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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