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面提到的《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 仅仅是科学问题吗？》(http://alei6969.blogbus.com/logs/26314968.html）资料中，有一段话值得一读：
20 世纪初期，在生物统计学家与孟德尔主义者之间发生了一场有关人类遗传与进化问题的争论。这对我们分析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争论是有很大启示意义的。人们在找不到争论双方在科学背景和技术理由上的任何分歧后，只能转向更宽广的社会环境和利益关系方面来考虑。人们发现，生物统计学家之所以坚持遗传和进化是可以预知的和可以控制的连续差异，是出于他们所代表的中产阶级的利益要求，这一阶级主张通过有计划地改变社会中不同人群的相对出生率来改善种族。而孟德尔主义者之所以强调进化的不连续性与不可预知，是因为他们的阶级和职业利益依赖于传统的社会秩序，依赖于土地、圣经、农村的权威，而不是工业制造、城市和科学的权威。这启示了我们，科学技术不是中性的，它从来就是一种社会产品，受到政治、经济、军事、社会、伦理、道德等等因素的影响，转基因食品也不例外。尽管从科学技术的角度讲，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确存在着不确定因素、非预期效果和未知的长期效应，但在这场涉及方方面面的争执中，科学技术常常只是一个堂皇的借口。
在应对“不明真相”群众对“转基因主粮”安全性的质疑中，那些力主“转基因主粮”的院士、教授、专家们含糊回答的仅仅是“转基因主粮”本身对人体的安全问题，他们应该回答的还有“转基因主粮”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安全，也就是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争论也是非常激烈的。一年前，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和第三世界网络联合就提出过一份调查时间逾半年的报告《谁是中国转基因水稻的真正主人》，把转基因“专利陷阱”问题说得很严重。该份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目前主要的8种转基因水稻品种都涉及多项国外专利，如果这些品种通过商业化审批，持有这些专利的国外生物公司可能对我国的粮食主权和农民生计产生极大影响。提出了“转基因水稻究竟是外资生物公司为控制中国市场设下的专利陷阱，还是人口众多的中国的战略选择”等问题。“至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批准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绿色和平组织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方立锋说，一旦商业化种植，其中涉及的专利问题，将给中国带来不必要的国际争讼，甚至成为外资巨头扼住中国粮食主权喉咙的无形之手。
比较起来，力主“转基因主粮”的院士、教授、专家们的回答显得有些软绵绵的。比较典型的如复旦大学生物多样性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卢宝荣对《财经》记者强调，每项专利都有明确的专利范围，实际上这也在某种程度上防止了专利垄断和滥用；另一方面，专利也都有时间限制，有些转基因技术的专利保护期限可能只有五年左右。因此，他表示，这种问题仍然在可控的范围之中，对于“转基因水稻遭遇国外专利陷阱”的观点不能认同。中国农业科学院黄大昉研究员则表示，即使国外拥有大量转基因技术专利的大公司也不可能拥有所有专利，这些公司之间也会有授权、购买之类的商业行为。
即使作为旁观者也可以看到争论双方给人留下的的印象是，一方提出的问题实在让人担心，另一方的回答并不能让人放心，“专利陷阱”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专利专利，重在一个利字，无利可图，孟山都等国际种子巨头抢注那么多专利干什么？有“专利陷阱”，就有利益争斗；有利益争斗，就有战略布局。现在的情况是，人家布局在先，中国如果一定要走“转基因主粮”的道，可能就只能在别人布好的陷阱局里找一条安全的路了。
这样的局面实在让人不放心。说实话，在内心里还有一点很不放心的是，我们有几个急于推动“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种植，又与孟山都等国际种子巨头水乳难分的的转基因院士、教授、专家们，究竟是在想办法把中国的粮食带出这些陷阱？还是在想方设法把中国的粮食引入这些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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