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零年二月九日
近日，转基因粮食作物产业化发展成为国人热议的话题。出于对粮食安全与人身健康的考虑，对转基因粮食作物产业化发展，反对、抗议之声似乎远远高于赞誉、拥护之声。于是，作为转基因粮食产业化发展的主管部门——农业部，请研究人员就媒体提出的转基因作物安全性及其优势，给与了书面格式性答复。其中给出了转基因农作物的三方面优势，作为时下提出的转基因产业化发展的主要理由：一是“减轻病虫害危害，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二是“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农民收入”，三是“拓展产业形态，提高产品附加值”。
（以上三个理由参见：http://focus.news.163.com/10/0208/16/5V1049T300011SM9.html）
虽然笔者也在农业科研单位工作，并且也接触到农作物品种保护管理研究，但没有专门从事过转基因粮食产业优势地研究，所以不便对上述三种优势提出否定或肯定的评论。但是，如果将发展上述三种优势的必要性与确保转基因安全的重要性相比，本人觉得以上述三种优势作为国家发展转基因粮食产业化的充分理由，则显得完全站不住脚。
首先，“减轻病害虫害，改善农业生态环境”。无疑，转基因作物与传统方法培育品种相比，由于定向导入了抗虫或抗病基因（或许仅仅针对某特定种类的病害虫害），自然可以具有较强的抗病虫能力，于是也就可以在种植生产中降低农药用量。农药用量的降低，也就自然让人想到可以降低种植生产管理的成本；同时，由于农药用量降低，也自然减少了作物、土壤及地表地下水中的农药残留，于是也就自然让人想到可以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但是，这样的观点却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转基因作物是否会导致对周边野生动植物以及传统农业作物造成不可逆的基因污染。按照目前无论支持派还是反对派的看法，基因污染对生态的破坏都将是比农药污染造成的生态破坏要严重得多得多的问题。因此，尽管转基因可能降低农药用量，减少环境污染，但与转基因作物可能造成基因污染而带来的潜在生态破坏来说，孰重孰轻，应一目了然。
其次，“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农民收入”。或许这个观点是完全成立的，尽管也有文章在评价说，近几年国内转基因棉生产，由于害虫的抗性增加，已经不是在降低而是在增加种植生产成本。即便权且认为，转基因作物由于其特有的抗性，确实在降低着生产成本，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可是，又有什么充分理由可以让国人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特别是主粮的质量安全，以及粮食消费者的人身健康，这样严肃重要的目标，让位给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农民收入呢？“三农”问题时目前全社会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通过政策调整、产业扶持，降低农民生产投入，提高生产收入，无疑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但是，拿农民致富与全民健康相比，孰重孰轻，也应是一目了然。况且，推广转基因作物业并非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农民收入的唯一或者最好途径。那么，有什么以这样非唯一的手段，去冒转基因粮食可能给人类带来根本性损害的风险呢？
第三，“拓展产业形态，提高产品附加值”。感觉把这个作为发展转基因粮食作物产业化的理由之一，是三个理由中最荒唐、最站不住脚的一个。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无非是通过延伸产业链，将产品由传统的粗加工向精细加工方向发展，由单一粮食领域的加工延伸向更多领域，如医药、能源等领域的加工延伸。通过加工延伸，一方面使原料得到更充分的利用；另一方面使原料中各不同有用成分充分发挥各自的价值。那么，说到这里，可以看出，这提高附加值的做法并不仅仅是转基因作物才有的“专利”。进一步说，提高产品附加值并不能作为发展转基因粮食作物的充要理由。而拓展产业形态的理由更加荒唐，产业形态仅仅是产业存在与发展的一种形式。显然，形式服从目标的观点是众人皆晓的简单道理。或许转基因作物由于具有与传统作物不同的特征特性，而可以延展出不同于传统作物的产业形态，但是即便是再有不同，也要看这种产业形态是否符合国家粮食安全的要求与需要。如果不符，产业形态再新颖、再多样，也将没有任何拓展的必要。莫非我们为了拓展产业形态、提高产品附加值的目的，就把粮食质量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弱化到产业形态多样化或提高产品附加值之下了吗？！
转基因安全问题无疑仍是全球科学界尚未解决的悬疑问题。面对国人对转基因粮食产业化发展决策的质疑声，农业部及支持此决策的研究者们，要做的不应当是急着为此决策进行辩解，而应跳出原有思维定式，认真审视这一决策是否合适，并且在审视基础上，给公众一个能够站得住脚的恰当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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