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准篡改历史 不准颠倒是非（一）
——关于坚持“三面红旗”和反“左”倾、反“五风”的斗争
1957年我国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重要历史时期。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迅速提高、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空前高涨。毛主席、党中央积极引导，适时地总结群众的创造，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的总路线；很快出现了全面大跃进的形势；农业掀起了人民公社化高潮。这就是被称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三面红旗”。
但是，在随后的几年里，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包括：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世界范围的反共高潮；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势力反华、要建“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对我控制、逼债、撤走专家和图纸，许多重大建设工程被迫停工、下马；国内被推翻的剥削阶级也在蠢蠢欲动，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不断派遣武装特务，进行骚扰活动；
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右派势力，不断掀起了一浪又一浪的反动破坏活动。他们先是以右倾机会主义面目出现，明里暗里反对“三面红旗”。刘少奇主张“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散布“资本家剥削有理，剥削有功” 的反动舆论，提倡“四大自由”即“自由借贷、自由租佃、自由雇工、自由市场”。反对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胡说什么“搞早了”、“搞糟了”，右派分子甚至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要共产党下台，“轮流坐庄”……等。
他们在受到批判抵制后，又以形“左”实右的面目出现，利用他们掌握的权力和宣传工具鼓吹“穷过渡”、“抢先过渡”，不断地掀起了一股“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浮夸风”，说假话、高指标、弄虚作假；“瞎指挥风”，官僚主义、违背客观规律；“强迫命令风”，不讲道理、以势压人、军阀作风；“干部特殊化风”，严重脱离群众。这些邪恶的“五风”，加上自然灾害，造成了严重危害，甚至造成了一些非正常死亡。
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全党全国人民不避艰难险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战胜自然灾害；反帝反修、从金门炮战到粉碎蒋匪反攻梦想；从打破苏修的控制，到开展反修论战；从还清外债、内债到克服自然灾害和帝、修、反造成的种种困难；特别是解决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问题，进行了艰苦的、激烈的反复斗争。
从1958年11月2日到1959年3月5日，在四个多月的时间内，毛主席和党中央集中精力、不间断地反对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和瞎指挥风等，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形成了重要决议：
1958.11.2—11.10第一次郑州会议，（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和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
由毛泽东同志领读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指出人民公社出现的历史必然性；着重指出了当时存在的问题。
强调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现阶段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肯定人民公社是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
明确指出取消商品经济是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
要实事求是，不允许说谎虚报；坚持走群众路线，不许强迫命令。
建议读两本书：《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
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会议期间，毛泽东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信建议读这两本书。他在信中说：“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有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
会议起草了《十五年社会主义建没纲要四十条》和郑州会议纪要（后改为《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会后 11月13日 毛主席又专门给刘少奇、邓小平写信，要求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同志，再加若干同志，在几天内开三至四次会；一是讨论郑州会议起草的两个文件，征求意见；二是讨论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意见书部份的第一、二、三章，各省也要照办。
然而，刘少奇、邓小平并没有按郑州会议精神纠正“左”倾错误， 11月21日 《人民日报》以显著标题报道：广东又一个实现粮食平均亩产1000斤以上的省，平均亩产粮食1600斤，30多万亩晚稻特大丰收，比去年亩产增加2·2倍。鼓吹共产风、浮夸风，有增无减。
1958.11.21—27武昌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着重纠正“左”倾错误。要点是：
一是批评抡先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空想：（实际是批刘少奇吹得那么历害, 想当先锋、头脑发热）。
二是指出人民公社, 要集思广益, 认真讨论人民公社怎么办好。
三是强调要把高指标压下来, 不压下来, 甚至会死人, 我们也有撤职、掉头的危险。（因为当时很多人头脑发热, 主要指标虽然压缩了, 但仍然偏高）
三是批评弄虚作假的浮夸风。
四是强调破除迷信, 但不要把科学破除了。
五是指出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如价值法则、工资制、上下级关系、国家还带有一定的强制性等, 还不能马上破除等等。
1958.11．28—12.10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
中央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比较集中地肯定了从理论上和政策上毛主席、党中央纠正“左”倾错误的认识成果。
一是批评企图超越社会主义阶段的空想。针对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社论《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和他们在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地视察中所鼓吹的错误做法进行的批评。
二是批评企图否定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的错误观点。
三是批评浮夸风。
四是关于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 队为基础, 澄清了许多糊涂观念。
在八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正式提出不再担任国家主席职务的意见。他没有指名让谁来接任。一阵沉默后，当时任总书记的邓小平说，都不提，我提刘少奇同志当国家主席。没有人反对，鼓掌通过：同意毛泽东提出的不做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建议。（1959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大会上，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
毛泽东在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这次八届六中全会坚决、持续、大力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等，在会议的《公报》中，只是用“反对浮夸”一句带过，对反“共产风”等却只字未提。《公报》对仍然偏高的钢、煤、粮、棉四大指标大加渲染，并号召全党全民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实现比1958年更伟大的跃进。这说明纠正“左”倾的阻力多大；说明在当时中央领导层中，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坚持高指标的人还占有相当大的数量。
1959.2.27—3.5第二次郑州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
八届六中全会后1959.2月下旬毛泽东赴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调查研究, 发现八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关于纠正共产风的精神, 刘、邓等人并未贯彻执行。“一平、二调、三收款” 的现象仍然相当严重。
于是, 毛泽东于1959.2.27—3.5在郑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会议更严历地批评“共产风”。
会议强调要整顿公社内部的所有制，指出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发展过程，目前必须以生产队所有制为基础。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纠正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两种错误倾向。特别指出“共产风”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
毛泽东说：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是我们所不许可的。他严历批评这种强盗行为，“是旧社会上海青帮、红帮流氓集团的偷、抢行为”。“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占有人民的劳动成果呢”？
1959.3.25—4.1紧接着召开了上海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
进一步批评和纠正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浮夸风、共产风、穷过渡……等。
为了纠正“左”倾错误，毛泽东同志以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从形势的分析、任务的提出、政策的制定、计划的安排、到工作作风、工作方法，严格要求，实事求是，苦口婆心，他高瞻远瞩地指出，我代表1000万干部、5亿农民呐喊！他又和风细雨地教导，他要求爱惜农民的一草一木、一羊一鸡！他甚至雷霆大作，大声训斥，“共产风”是抢、是偷、是贼、是剥夺劳动者！他甚至有时发怨言说，你们不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去到马克思那里告状！他不厌其烦地为刘少奇一些人读马列的书，联系实际，提高认识。毫不夸张地说，毛主席真正是诲人不倦、仁至义尽、坚持不懈、连续奋斗！
上海会议后，毛主席深感问题的严重性，纠正错误的艰巨性，对从中央到省、市、区、地、县各级领导贯彻反“左”倾、反“五风”的决心和魄力有所担心，就采取“一竿子插到底”的办法，于 1959年4月29日 ，直接向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发出了《给生产队长的一封信》。
这封信讲了反“五风”的六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反对高指标）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反瞎指挥风）不可太稀，不可太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反穷过渡、共产风）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反强迫命令风）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反浮夸风）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最后，毛主席特别强调提出“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荣幸，光荣之至。”
在事过五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回过头来审视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毛主席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反“五风”，反“左”倾，不遗余力，功不可灭，铁证如山，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按照毛泽东革命路线前进！社会主义事业必然取得更伟大成就。如果不是错误路线的干扰、破坏和反对，也不会出现那么多错误和严重问题，不会遇到那么大的困难，不会出现那些非正常死亡。
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那些右倾机会主义者、形“左”实右的“左”倾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他们要抢先过渡，兴风作浪，他们吹牛撤谎，搞浮夸，说假话，搞瞎指挥，强迫命令，鼓动“五风”作怪，发飙起哄，出尽风头。事后又摇身一变，把一切错误推给毛主席，【进而主张砍掉三面红旗，否定人民公社，搞分田到户】。把自己打扮成一贯正确，诬蔑毛主席不民主、是独裁、是暴君、因此，饿死多少万人……等。直到今天，还有李锐、谢韬、辛子陵之流在到处放毒，继续向毛主席泼污抹黑；继续在篡改历史，颠倒是非；甚至还要“清算毛泽东的罪恶” 。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反革命小丑，自不量力！只能暴露他们的丑恶嘴脸和反动本质！进一步擦亮人民的眼睛。我们只能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揭露他们的狼子野心。并向他们大吼一声：不准篡改历史，不准颠倒是非！以正视听。 岳求珍 2010.3.9. 于北京
不准篡改历史 不准颠倒是非（二）
——关于庐山会议和彭德怀问题的真相
近三十来年，公开的舆论报导基本是一边倒：即庐山会议本来是反“左”的，因为彭德怀给毛主席写了万言书，毛主席容不得不同意见，坚持极“左”路线，制造了彭德怀冤案。结果变成了反右，比原来更“左”。为此，许多人(包括一些“大人物”)发表谈话、写文章、著书立说。特别是刘少奇平反、邓小平翻案后， “气候适宜”，在大力宣扬“实事求是”、“拨乱返正”的旗号掩盖下，他们积极反毛、非毛，不惜篡改或以至捏造和歪曲事实，硬塞进一些生搬硬套《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强加给毛主席。因此对弄清庐山会议和关于彭德怀的问题的真像增加了复杂性和难度。但是, 历史不准篡改，是非不准颠倒！随着一些历史档案的解秘；一些当事人的觉悟, 逐渐揭露出来的事实相互印证, 历史真像逐渐被认清。原来, 批彭总的会，毛主席一般不参加，对彭德怀抓住不放, 必治其于死地的是刘、邓等人一手策办的。请看事实。
庐山会议实际上包括三个会议，即：一是 1959年7月2日 至31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其内容主要是反“浮夸风”和“共产风”的，其中夹了一些对彭德怀的信的争议；二是8月1至2日上午政治局常委会议；三是 8月2日 下午至16日八届八中全会。这两个会的内容是专门解决彭德怀问题的。三个会统称为庐山会议，其实内容完全不同。
原来政治局扩大会议，尽管有批彭和辩论的问题，毛主席看了会议材料、文件也讲了话，批评彭“右”了。但会议没有对彭作任何文字的处理决定，会议就结束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回到住处，本来是让卫士们准备下山了，一些首长反映意见，据说是提议召开中央全会解决彭德怀的问题，结果不下山了。这就否定了毛主席容不得彭提的意见而把会议由反“左”而转向反右之说；而其它领导人坚持要召开全会解决彭的问题，另有一些报导说有人表示不解决不散会，看来毛主席服从了政治局或常委多数人或是有相当影响的领导人的意见，而同意开全会。后来毛主席是讲了 “彭德怀他们是要瓦解党，是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从右面向正确路线进攻。那是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最后看了彭的招供材料、听了汇报、看了会议记录,三者显然很吻合，这种三对证的材料，误导性很大。但毛主席当时以至他去世都不会知道 8月1日 政治局常委会上有严重逼供信的问题，他也不会想到在如此高层会发生严重逼供信，也不知道当时彭的态度是“我采取要什么给什么的态度，只要不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就行，而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不合事实的夸大检讨”。因此，毛主席轻信了逼供信招供和汇报材料，对彭老总的问题做出错误的判断，既便如此，毛主席还说“彭德怀出身劳动人民，感情站在革命方面，对群众有感情。问题是经验主义”。
那么, 为什么会在那么高层会搞逼供信呢？为什么必定要把彭德怀打成反党集团？我们从刘少奇 1962年1月27日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国内形势问题”一节中第二个问题(选自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共和国风云五十年》一书)中可以得到答案。刘少奇说：“彭德怀同志在1959年庐山会议中间，写过一封信给毛主席。我们在庐山会议上进行了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书面报告中说到，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展开这场斗争是不是只是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这封信呢？不是的。仅仅从彭德怀同志的那封信的表面上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问题不是彭德怀同志这封信写错了。问题不在这里。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在反对高、饶集团的时候，没有把他提出来。他是高、饶集团的余孽，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所以，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说：到底高、饶联盟呢，还是高、彭联盟呢？恐怕应当是彭、高联盟。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彭德怀同志除了在庐山写了那封信以外，还有很多其它的背后活动。他在党中央进行派别活动，他阴谋篡党。所以，在庐山会议进行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确的。我们把隐藏在党内几十年的隐患揭发出来，把它清除，从长远讲，对于我们党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彭德怀同志那封信上所指责的一些事情，是党中央早就讲过的，而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以前，却一直不讲。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他都是参加的他都不讲。甚至庐山会议的初期，他也不讲。到庐山会议中间，他才把那封信拿出来，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讨论如何继续郑州会议的工作。进一步纠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在彭德怀同志看来，如果那个时候再不讲，以后就没有机会讲了。所以他急急忙忙地把那封信拿出来，企图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向党进攻，以便达到他个人和他的小集团的篡党的目的。彭德怀同志想篡党，这就是庐山会议要展开那场斗争的根本原因。必须在这里把这一点说清楚，目的是把有些同志和彭德怀同志区别开来。有些同志也讲过一些同彭德怀讲过差不多的话，例如什么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呀，什么食堂不好、供给制不好呀，人民公社办早了呀，等等。但是这些同志和彭德怀不一样，他们可以讲这些话，因为他们没有组织反党集团，没有要篡党(毛泽东插话：没有国际背景)。彭德怀同志带领我国军事代表团在国外走了几个月，回来以后就急急忙忙写了那封信，是有阴谋的。当然，不了解情况的同志，是看不清楚的。在庐山会议的时候，有些同志也看不清楚，那不能怪他们。”
这里还有一些历史事实, 与此有关, 应该说清楚。
一是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高岗和饶漱石在1953年我国准备召开第一次人大之前，妄图分裂中央，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们荒谬地把中国共产党分为两个，一个是所谓“根据地和军队的党”，说“党是军队创造的”，高岗自认为是“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另一个是所谓的“白区的党”，高岗说刘少奇是“白区的党”的代表。高饶进行了大量分裂党中央，反对刘少奇，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罪恶活动。1954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届四中全会，揭露和批判了高饶反党联盟的阴谋活动，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高饶毫不悔改，高岗以自杀自绝于党。1955年3月党代表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定将高岗、饶嫩石清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4月4日 中共中央七届五中全会批准了这个决定。庐山会议竟查出彭德怀是高、饶反党联盟的“主要成员”。
二是彭德怀的信在庐山会议上出现，信中所反映的许多问题，其中就有关于五风的表现，似乎是针对毛泽东的，实际上最刺痛的还是对当时在一线主持领导工作的刘、邓。我们联系刘、邓在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中央八届六中全会、上海会议上的表现，再看一看他们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的劲头，大家的心中就会不言自明。
在此，我们摘录恽仁祥同志于2007年1月发表的《还庐山会议真面貌》一文的最后两段，作为结语。
“因此，彭案的正确结论应该是：由于彭德怀参于了高饶反刘集团、而又写万言书揭露刘邓刮“两风”造成的种种困难，刘、邓容不得彭的意见，并亲自主持给彭作了错误结论；毛主席坚持保留了彭的党藉和政治局委员，并决定让他负责建设三线的工作；在文革中毛主席和周总理顶住了林彪集团对彭的残酷迫害。”
“从上述材料看，彭德怀的案子是真或假，都是那几个人闹的，说是真是为了需要、说假也是需要。这就难怪一些电视剧借古讽今：“说你行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在各地广为流传。彭德怀同志就成了牺牲品。证明当今确实是读书难、难读书，书上有多少是事实？严重困扰着读书人；也贬损了书本本的信誉，也是对某些史学“精英”的讽刺。看来追逐效益和收视率而见风使舵、投机取窍、墙上草随风倒、奉迎拍马的胡编滥造的“史学精英”，不仅严重损害党的声誉，同时坑了自己，堕落为遗臭万年的文痞。害党、害人、又害己”。
岳求珍 2010.3.11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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