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80后”的自立，一个根本无法回避的话题
中国的古人有一句几乎是中国人民人人都知道的话：“三十而立”。今年是2010年，因而，如果是属于1980年出生的人，今天也就是他（她）的而立之年。这里的“而立之年”，如果仅仅只指年龄特征，人们也就不会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谈论这个话题。其实，这个“而立”，更是指能否成家立业，或者说能否独立生活。
“80后”现在是否能够独立生活？恐怕多数人都是持否定态度的。如，《新民周刊》在2010年1月14日就发表了一篇《80后三十难立 不知“立” 在何方》的文章。文章说：“据最新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近六成30岁‘80后’薪酬不高，恐惧家庭责任，生存状态并不理想。‘三十而立＝有房有车’、‘三十而立＝成家立业’、‘三十而立＝学有所成’…… 在‘三十而立’被赋予丰富含义的今天，若以此衡量，‘80后’这个曾经被冠以‘垮掉的一代’的群体几乎可以被定义为‘三十难立’的一代。”
然而，2010年3月7日的《联合早报》却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80 后”开始而立》。文章认为： “与50、60、70后之间的差距相比，80后与前者的生活背景反差是最大的。之前生活成长年代的社会单一发展、物质匮乏，80后基本没有什么体验，他们所面对的是蒸蒸日上的国力，是剧烈变化的社会、世情。换言之，他们在享受经济成长带来的丰裕国力之时，也必不可免地直接面对高速发展带来的社会畸变。这些在电视、电脑前成长的一代，以超越前代的先进快捷的网络手段，以一个又一个创意十足的概念，制造和传播这代人的共性特征。早两年的‘月光族’、‘蛋白质’、‘啃老族’，到最近引领潮流的‘蚁族’、‘裸婚’。而这些最新出炉的词汇之中，从最初的尚有几分潇洒自嘲，到如今似乎越来越蒙上了一层悲情味道，似乎成为社会最边缘的群体，承载着夹心饼干般的所有压力。那些毕业后无法找到工作或工作收入很低而聚居在城乡结合部的大学生被称为‘蚁族’、不买房、不买车、不办婚礼的被称为‘裸婚’，最终指向都是缺少物质保障的生活状态。
“换一个角度来看，这是80后在中国社会体系中话语权扩张的象征，将自身的窘迫状态成功地转化为中国社会变革中的缩影，甚至带有一些‘受害者’的隐喻。比如，‘蚁族’和‘裸婚’的提法虽然新鲜有趣而且形象，实质内容却是普遍存在于近几十年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而且，这种窘迫其实是年轻人攀爬过程中的常态和必然，这一点，也不惟中国如此。 ”
对于前篇文章的观点，笔者即不肯定，也不否定。但对于后篇文章的观点，笔者实在不敢苟同。关注“80后”的是否自立，应该是一个根本无法回避的话题。我不愿苟同后篇文章的观点，是认为他忘却了中国的“80后”是一个即不同于中国的“50后”、“60后”、“70后”的群体，也不同于其他各国的“80后”的特殊群体。它的特殊就在于中国的“80后”是一个独生子女的群体。也就是说，他们都是独生子女家庭。那么，独生子女家庭又有什么特点呢？
据《重庆晚报》2009年4月21日的报道：“4月20日凌晨两点左右，四川绵阳市北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翔在家中自缢身亡，现年三十三岁。去年，他七岁的儿子冯瀚墨不幸在地震中遇难”。《重庆晚报》之所以要把冯翔的自杀与儿子的遇难放在一起，是因为在灾后将近一年的时间中，冯翔写了许多博文，其中许多是专门为悼念爱子所写的博文。在这些博文中，我们看到的是冯翔对天伦之乐的无穷怀念和失去爱子的刻骨铭心之痛。毫无疑问，爱子的伤逝，是冯翔自杀最重要的原因，甚至可以说是根本的原因。
其实冯翔并非北川第一个自杀的政府官员，在此之前，2008年10月3日，北川县委农办主任董玉飞在暂住地自杀身亡。据媒体报道，有关董玉飞自杀的细节和原因存有多个版本，但主要有两个：“一些熟悉他的人说，董玉飞是因为痛失爱子和众多亲人难以自拔悲伤过度自杀的。爱子董壮的遗体在5月14日下午被找到。在县城连续搜救幸存人员两天后，董玉飞在曲山小学东校区教学楼废墟的楼梯处找到了儿子，这时儿子早已停止了呼吸，董玉飞不停地呼喊着爱子的名字：‘董壮、董壮……’抱着儿子的遗体，董玉飞悲痛万分，仰天痛哭，不停地重复着：‘爸爸对不起你、爸爸对不起你……’。”“另一个说法是‘工作压力太大’、‘实在是想好好休息’”。但冯翔的自杀，使得董玉飞自杀的第一个原因也就是失子之痛才是最重要的原因凸显出来。冯翔在《死者长已已，生者长戚戚——悼念董玉飞兄暨感叹人生无常及生命之无奈》博文中说：“虽然他故去了，但在我的心里，他是一个真正的人，真正的男人。一个人，连死亡都不怕，还有什么可怕的。”“也许，从某个角度而言，玉飞兄的故去提供了一个范本，既然在思念亲人的痛苦中活着，还不如远去天国。找到自己的爱子，照顾着他、爱护着他，不弃不离。”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玉飞兄的故去提供了一个范本”，才有了冯翔的步其后尘。冯翔在《孩子，天堂里没有地震——献给在北川地震中遇难的爱子冯瀚墨》中写道：“对整个世界而言，你只是一粒尘埃，而对我而言，你却是我的整个世界。”当整个世界都没有了，人生也就自然没有了。
如果我们还把视野拓展到古代，我们发现历史上许多人都是因为痛失独子而自己夭折。如，写《红楼梦》的曹雪芹。因此，独生子女家庭的特点在本质上就是风险家庭。
其实，早在2004年，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就撰写了《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一文（《人口研究》2004年第1期），文中分析说：其一，家庭的养老保障涉及两代人的关系，因为家庭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保障是与独生子女的养老支持对应的。其二，一个人是否独生子女，需要在其父母结束生育后才能确定，只要一段时期里存活的孩子只有一个（譬如一个孩子夭折后再生育一个），都可以算是独生子女家庭。其三，家庭养老问题是老年人对儿女的依赖性需求得不到满足而产生的。其四，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所有的独生子女家庭都具有“风险家庭”的性质，是因为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支持具有唯一性，这和多子女家庭多支柱的养老支持显著不同，独生子女家庭缺乏起码的回旋余地，其家庭的结构是非稳态的，因而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风险是一种结构性风险。由于独生子女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所以独生子女家庭的家庭养老比非独生子女家庭有更大的风险。其五，独生子女如果中途夭折或者发生伤残事故，该家庭就可能丧失基本的养老资源，直接影响着这个家庭的生存风险，打击就几乎是毁灭性的。其六，独生子女自身的养老能力也成问题，因为他缺乏多子女家庭兄弟姊妹之间的互相支持和帮助。其七，在独生子女是“风险家庭”的性质界定上，还可以发现一定比例的独生子女“弱势家庭”，独生子女家庭一旦遭遇变故，就可能演变为弱势家庭，如果没有外界的支持和帮助，就很难摆脱困境。并且当独生子女迁移和流动，独生子女夭折或者病残，独生子女不孝或者独生子女贫困，家庭养老都会形同虚设，养老功能会发生缺损，独生子女家庭就极可能从“风险家庭”变为“弱势家庭”。其八，独生子女家庭养老的风险概率会随着生命周期的推进而放大，越是到生命周期的后期，独生子女的养老风险就越大，这种风险性在母亲过了三十五岁之后骤然放大，而且随母亲生育能力的逐步丧失而依赖性需求——包括了病弱时的照料和孤独时的慰藉——的逐步出现而放大，独子生育的风险也同步上升，一些独生子女家庭残破空亡之后，将沦为在痛苦中挣扎的“形式家庭”。最后，文章还根据于学军博士对2000年“五普”数据的统计，结论是农村独生子女夭折率为百分之零点八，总数估计有五十七万之多。如果将城市独生子女的年夭折率加上，则数量更多。也就是说，每年将产生数十万独生子女夭折的家庭，如果将人的“生命历程”或者“生命周期”考虑在内，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出生的最早一批独生子女已经进入结婚生育的年龄，同时他们的父母也开始进入老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数量的积累，将沦为在痛苦中挣扎的“形式家庭”的数量将以百万计乃至上千万计。
那么，“80后”究竟有多少人？据百度搜索，从1980年至1989年出生的一代年轻人。到2006年年底，“80后”（即2006年16至25周岁的青年）占全国总人口的14.75%；根据2006年全国13.1448亿人口计算，“80后”的人口数应为1.939亿。而这1.939亿人中又有多少生活得不如意或者说不能“自立”？显然，多是那些父母亲是农民或者城镇贫困人口的“80后”。那么，这部分人又有多少？同样据百度搜索，“80后”人口总数当中的85％为农业人口（这大体上是由较早前的农业人口比重过大，以及农村计划生育控制力度相对薄弱造成的），而农村的“80后”几乎没有留在农村就业的，原因是他们不愿像父辈那样过那种极不平等的贫困生活，并将“到城市去”、“到大城市去”作为他们“新生活运动”的全部，因此，将累加年份缩短到最近7年似乎是恰当的。由此，至少有1.08亿人难以“自立”，或者说1.08亿个家庭的生活不幸福 。因而，“三十难立”反映的是当下中国人生存的焦虑或者说是集体性的社会焦虑。“三十难立”不是“80后”的错，而是社会之痛；三十而立不是“80后”一代人的事，而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此外，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的健康才能确保社会的健康，家庭的发展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这是一个无须讨论的公理性认识。一个出现大面积独生子女家庭的社会即使独生子女都能“三十而立”，也实际上是为自己未来的发展预留了隐忧，何况还不能！因而，如果全社会，特别是政府，不关注“80后”的自立，也就是说不关注这一、二个亿的年轻人的生活质量或者说帮助解决这近二个亿家庭的生活和生存状态是否能够“立”，波及或者说牵涉到的将是半个中国的人口。这该是一个多么巨大的群体，政府万一处理得不好，谁也不敢保证不会出现大的社会动乱。
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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