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年前，毛泽东主席去世了。在去世前的近30年中，他规模空前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甚至改造了中国人的内心。去世后的30多年里，他的思想仍然在日日夜夜地影响着中国的走向。作为一个完全的底层出身者，如此大尺度搅动历史的，我想他是空前的一个。
随着时代演进。中国人看问题的渠道和视角多了起来。互联网时代，更是使得资讯大爆发，很多禁书可以轻松到手了。那些资讯，大多充满着谰言；但也有一部分，披露了与宣传口径不一的事实。于是，有很多人开始诟病毛泽东的生活方式，有更多的人则是对他执政的方式感到不满。
但我认为，至少有一点必须肯定，那就是在他的一生中，“想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大国家的决心是一以贯之的。
“少年毛泽东，曾辍学在家，就是因为看到中国‘其将亡矣’，才重新回到的学校；青年毛泽东，现存的每一封信件，每一篇作文，都充满着忧国忧民、修学储能准备拯救祖国于水火，变中国为富强的激情。也是一种极大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使他走上了革命道路。这中间，无论遇到什么艰难曲折，他从未后悔。”（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
那通过哪些举措，可以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呢？或者说，毛泽东一生做了哪些大事呢？他自己给出的答案是两个：一曰把国民党赶到小岛上，二曰文化大革命。第一项事业，至今中国人民的绝大多数都感念于心；第二项，虽然我有很多话想说，但如今是一个“真理”配合权力存在的时代，所以我保持缄默。
那毛泽东还干过其他那些大事呢？有的，那就是建设。李锐不是评价说，毛泽东“革命有功、建设有错、文革有罪”吗？他的评价其实乃是五五开，比官版实质上的三七开还要严格，但他还是承认“建设”也是毛泽东一生中的伟大事业之一。总比一些人总说毛“只会破坏，不会建设”要好。何况他好歹还承认一个“革命有功”，真是谢天谢地！
毛泽东时代的建设，归纳起来也有两个方面：农合合作化和工业化（尤其是以军事·军需工业为目标的重工业化）。这两点既有苏联模式的影响，又充满传统中国文化的思考。
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极其广泛地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主持制订了著名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简称农业四十条）该“四十条”，第1条即提纲挈领地提出：“巩固农业合作化制度”。那么巩固农业合作化制度的目的是什么，我想“四十条”本身给出了一个答案，或者说阐述了答案的一个方面。“四十条”的第30条说：“农业合作社对于社内缺乏劳动力、生活没有依靠的鳏寡孤独的社员，应当统一筹划，指定生产队或者生产小组在生产上给以适当的安排，使他们能够参加力能胜任的劳动；在生活上给以适当的照顾，做到保吃、保穿、保烧（燃料）、保教（儿童和少年）、保葬，使他们的生养死葬都有指靠。”这不正是几千年来，儒家念兹在兹的“大同”的境界吗？
我们今天再看反映农业合作化的很多文学作品，如赵树理的《锻炼锻炼》，往往感到当时的人幼稚得可笑。书里农民嫌工分太低，定额太高，只愿意拾“自由花”，也就是在集体的大田采摘完棉花后，偷偷地捡拾掉在地上的棉花，不愿意为社里摘棉花。然后为了打掉农民那种“自私自利风气”，社里面几个积极青年配合党支部开展了复杂的斗争。如果简单的生产劳动，次次都要如此大费周章的话，表面看来也确实太没效率。有人说，单干不就得了？当然后来也的确单干了。但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很多人，想要守住农业合作化，我觉得不能用头脑发热、思想僵化来评价，我认为他们是有其历史·哲学基础的。
千百年来，中国农村的土地私有制度从来没改变过，所以中国农村·农业发展、兼并、分化、抗灾能力锐减、逢灾动荡、流民出现、造反、重新分配土地的历史循环从来没改变过。无休无止的农民战争，消耗的都是中华民族的元气。能不能找到一条使农村长治久安，可持续发展的路，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等一代优秀的中国人的思考。我们再回到“四十条”，第28条说：“积极开展群众的经常性的爱国卫生运动……讲求清洁卫生的根本精神，是为了消灭疾病，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移风易俗，改造国家”，改变农村长期以来凋敝、破败的面貌，我想的确是毛泽东的本心。
遗憾地是，这项实践没有进行到底。人们也就无法评价它的优劣。但人们更应该感到惭愧，因为我们至今没能找到农业现代化的正确的道路。近十几年来，凡遇到水旱大灾，总是**（数字从50、60到100随便填空）年一遇。难道上帝真的那么眷顾我们这代中国人？我不信。或者真的就是百年一遇的大灾，最近频年遇到。难道我们就这样等死，不要想办法应对？而当局迄今想到的，除了捐款，居然就是转基因！反倒是西南旱灾灾区人民说了句公道话，多亏毛泽东时代留下的小水库，否则人民更没有活路。我们发现人民公社原来没宣传中的那么一无是处啊！而毛主席时代留下的农田水利设施，大多30多年没修过了。
今天我们探讨中国的农业·农村问题，往往有人举台湾以及邻国日本、韩国的经验，得出发展农村，关键就是维持农村的自耕农秩序，给予政策和财政扶持，给予工业技术和工业品的支持，首先促使农民的自立致富，继而鼓励他们在市场竞争中合作起来，变为共同经济体的农业工人，当然也有可能形成小型农业资本家。这条路走得通吗？我不敢说死。但关键是，现在美国资本对我国农业这个软肋虎视眈眈，恐怕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
毛泽东对工业化的指导方针，是工农业中以工业为主，轻重工业间以重工业为主，重工业中尤以军工业为主，。最能集中体现毛泽东重视军工业的，莫过于“三线建设”及“两弹一星”。其中“三线建设”的成败与否，争论较大。支持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本文也试图以此为切入点，加以讨论。
从长远的角度看，发展军工业尤其是发展战略消灭型武器（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任何一个大国所必须的。这个除了真正的汉奸文人，没人敢去否定。但关键是，在当时国力如此孱弱的条件下，有无必要把此类问题提到如此优先的地步？也就是说，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是否有如此的危险呢？有人用设想中的大规模战争没有发生，来讥讽“备战、备荒、为人民”口号的失误。这完全是一种机会主义的立场。须知：对任何可能发生的战争，战备程度与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几乎都成反比。中华民国政府在抗战前期，消极避战，不敢放手积极准备应对日寇，以至于日寇溯江打了上来，才开始慌忙往四川转移民族工业。造成的教训难道还能允许重演吗？
中华民国政府的荒唐，真是由来已久。国民党在抗战前对重工业的发展，尤其钢铁工业就极端不重视。中国建设近代钢铁工业，从1890年创办汉阳钢铁厂开始。从那时起，到1948年，50多年时间，中国生产了760多万吨钢。而新中国后的前7年就生产了1433万吨钢。实际上，旧中国生产的760多万吨钢，有600多万吨钢是日本侵占中国期间，日本在鞍山、本溪、唐山、大连和上海建立的工厂生产的。国民党登台的1927年，全国钢产量是3万吨，到1935年才达到5万吨，也就是右翼所吹嘘的黄金十年中的黄金八年钢产量只增加了2万吨。国民党中央在32年4月提出的每年装备5师，维持5师的最低计划，每年仅军工原料就需要各种规格钢材2万7千多吨。而此项钢材均依赖进口。而十年里，中国的工业总产值倒是增加了70%多。究其原因，乃是当时的官僚资本不愿意投资成本大、收益慢的重工业，而总想着从肥皂、面粉、纺织工业等收益较快的产业攫取大额利润。如同今天，几乎所有企业都想挤进房地产业一样。这个固然有认识能力的问题，更根本的还是阶级局限性。所以我一再说，那些以为“统治阶级人才济济，我们看到的问题他们没理由看不到”的人，你们该醒醒。如果你们不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那么我再用自然科学中的心理学观点说一遍：一个人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到主动改正错误，中间的距离何止一星半点儿？可以说，大多数人跨不过这个坎。心理学研究的是实然问题。如果要探讨应然问题，我想这个就可以叫做人的社会·历史局限性。
让我们把思考收回三线建设。我想用网友的提法对它做出评价，那就是苦心孤诣，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做了战略备份。
三线建设是如此，两弹一星是如此，工业化也是如此。我们不能仅从卖了多少东西，创了多少外汇，形成多少GDP考虑。我们必须想到中国的战略能力的建设。如果你还承认中国是个大国的话。
所以生逢和平年代的人——包括我，应该扪心自问，对毛泽东应该是怀疑呢，还是缅怀？所以，毛泽东建设的功过，岂是“有错”能概括的？还是用毛泽东自己的话作答吧：“你们不信吗？历史巨人会要出来作证明的。”
笔者少年时开始学习毛泽东思想，后来信服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后来又成为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还研习过儒学。但一段时间以来，开始回归毛泽东思想的召唤，这不是宿命的召唤，而是时代的召唤。
清明节，深切缅怀毛泽东主席的丰功伟绩。“道可道非常道。”全国服膺毛泽东思想的朋友们，一切爱国者们，让我们一同实践消灭贪腐，复兴民族，“移风易俗，改造国家”的毛泽东的大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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