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文化大革命——兼答刘新科教授

：杨明华 http://www.sinoth.com

 本文集成了二论、三论、四轮文化大革命，目录如下：

毛泽东发动文革绝非权力之争——再论文化大革命

决议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由不成立——三论文化大革命

文革出现冤案不是文革自身造成的——四论文化大革命

         按： 这是我在《中思网》与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刘新科教授的争论，为此，我写了一系列的关于文革的争论。由于是争论性的文章，仅仅是针对网友的部分观点论述，所以，不可能面面俱到，请读者原谅。我的任何论述都不会引经据典，而是依托大量的历史事实，要想证明我的观点的不成立，必须推翻我在论述中所引述的事实不存在，所以，这正是所有和我辩论的人们常常被逼的理屈词穷的原因。为了表现出争论时的大度，我常常会在文中讲一些礼节，为此，有朋友批评我，希望朋友们理解。我们在谈论观点观点的时候，最好还是要做到互尊互让，只要观点明确就行，希望这里的朋友不要在骂我“仁慈”了，哈哈哈...我会在近期把我的所有关于“文革”的论述发表在《》，欢迎朋友批评指正。以下是正文：

毛泽东发动文革绝非权力之争——再论文化大革命

           我的《坚决反对全盘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兼谈该如何评价伟人》一文发表后，有刘新科教授写了如下评论：

        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这才是个真正的政治问题。涉及到对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的评价问题；涉及到对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胡耀邦等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与会的所有中央委员的评价问题。难道上述革命家错了吗？而祸国殃民的林彪、“四人帮”就对了吗？伟人毛泽东晚年就一点错误都没有吗？这倒是个大问题。到底是“文革”中被整的干部和知识分子腐败了，还是“文革”后大学培养的少数“精英”腐败了，真正调查一下再出来说话吧。不负责任的、毫无定见的乱说话，可真是要负责任的啊。

        在我的《专家教授更应该注意自己语言的准确性和思想性》一文的评论栏里，继续针对《坚》文写下这样两则评论：

        文章的总题目就有大毛病：《坚决反对全盘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就是全盘否定“文革”的，给刘少奇同志彻底平反，还不是全盘否定“文革”吗？您“坚决反对”，就有问题了。官员腐败与“文革”是两个不同概念，不能混为一谈的。我不知道先生年龄大小，是否亲历过“文革”，回头我有篇博文是涉及“文革”的，您如果不带偏见，就会看清“文革”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革命。也请您放心，我不会和您一般计较的。只是觉得问题太大了，不得不说。

        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胡耀邦等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与会的所有中央委员共同做出的。否定这一决议，还不证明这些革命家弄错了吗？学点《逻辑学》，就不会闹政治笑话了。

        我的《毛和刘邓不同的治国方略》一文发表后，刘新科教授又写下如下评论：

        可以议论，但不苟同。还是“文革有理”论，把伤疤当纪念章戴。

        说句心里话，我从内心里不排斥对我的观点有反面的意见，我也隐约感受到有很多的网友对我的观点不赞同甚至是反感。这没有什么，每个人对同一个问题不可能会有着完全相同的看法，但我的个人观点的形成也不是躺在床上就凭空出现的。刘教授说我的观点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相抵触，这我承认。明白的说，我从部队回来的时候所带的一本书，叫《部队团员学习文件汇编》（至今保存着这本书），里面就有该决议，但在我的心里从来就没有真正承认过该决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的部分论述。年轻的时候不认同，却说不出太多的理由，可现在我能说出很多的理由，因为，对于文化大革命那一段历史，我看过太多的文章，大多像刘新科教授一样，是在该决议已经定格的格调里来评价文化大革命，那还有什么意义呢？已经定格的东西，还需要再去说上几遍吗？让我感叹的是，为什么很多中国人对事物的评价，总是人云亦云，没有自己的思想。我之所以写《坚》文，当然是对那段历史有自己个人的看法。但为了不至于让篇幅写得过于冗杂，我不想在此做具体细致的论述。

        我在范书林先生的文章里写下如下一段话，大致上代表了我对文化大革命真正看法：

        关于文化大革命，虽然结果不尽人意，但如果没有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国早已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没有暴风骤雨般的革命性运动，是解决不了当时存在的问题的，共产党总不能刚把国民党推翻，马上就又回到国民党的治国理念上吧。所以，毛泽东当时的决定，是一次伟大的决定，是一次捍卫共产党面子的决定，是一次避免自打嘴巴的决定。现在的情形如何？不就是回到了资本主义道路上了吗？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定性是路线斗争，这本身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刘邓的路线，其实就是主张部分走资本主义道路，只是在那个年代里，不敢直白的说出来而已。当然，现在看来，有点资本主义的味道，也没有什么错，但在当时，你背离了共产党的理念，难道还要毛泽东支持吗？要是毛泽东作为一党之首，却不能坚持共产党的原则，那毛泽东就不可能是一个受人尊重的伟人了。你是学历史的，因此，你应该比我更了解那一段历史，我们的任何评判，都要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里来衡量，不能拿现在的已经进化了的思想，来衡量当时的情况。现在的我也很敬重邓伟人，但要是在当时，我肯定是要站在毛泽东的立场上的，因为，当时的思想状况和现在的已经开放了的思想状况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这就是我说的，要历史的看问题的原因。

        另外，很多人把文革说成是权利之争，这是对毛泽东人格的极大侮辱，以毛泽东当时崇高的威望，他需要和别人争这些吗？这显然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是不是有人在和毛泽东争权利，我不敢妄加评论，但要是说毛泽东在巅峰的位置上和谁争个高低，实在说不通。毛泽东一生在对待家人、朋友、周围的随从人员方面的高风亮节，以及疾恶如仇的性格，坚决反对腐败、为民请命的坚决性，是任何共产党人不能比及的。李银桥的文章中，曾经有过关于小时候的李讷在学校里吃不饱，回家后较为难看的吃相的叙述，毛泽东是含着泪看着女儿吃饭的，但毛泽东从来不会因此让自己的孩子享受特权。吴连登是江苏盐城人，1941年出生在一个“常年为地主当长工”的穷苦家庭。可就是这样一个对于毛泽东来说完全陌生的面孔，却在当时的第一家庭当了12年的管家，毛泽东没有在韶山为自己选择这样的人选。在毛泽东的心里，装着的是全中国所有的人民，没有亲疏和远近，都是华夏子民。毛泽东从来没有私心。对于这样一个人，用权力之争来评价毛泽东，实在是令人气愤的事情，说心里话，任何人对毛泽东的侮辱和谩骂，都是要遭到大多数人的唾弃的，是不能被人们接受的。

        在很大程度上，人们不满文革是源于对林彪、“四人帮”的痛恨，他们利用这次运动整倒了不少的老革命、老同志，从而使自己捞到了很大的权利。但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是很反感的，毛泽东也曾经多次名言警告“四人帮”，要他们的行为有所收敛。如果没有林彪、“四人帮”的骚扰，就不会有更多的悲剧的发生，也就没有了关于文化大革命是与非的讨论。当然，在文革的前期，毛泽东在很多方面是听信了文革小组片面的、不切实际的、甚至是杜撰出来的假材料，给很多老革命制造了奇冤。但对于毛泽东来说，这只能算作是一个伟人的失误，而不能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次伟大的运动的本身。

        假如刘新科教授没有在我刚写就的《毛》文中写下评语，我也不会再写这篇文章，如果不写这篇文章，我也不会再与刘新科教授谈论已经过去了的话题。刘教授说的“学点《逻辑学》，就不会闹政治笑话了。”其实，真正应该再学习逻辑学的是刘新科教授，从他给我的那些评论中来看，他的很多观点是错误的，从逻辑学上讲也是说不通的。

        关于“这涉及到对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的评价问题；涉及到对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胡耀邦等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与会的所有中央委员的评价问题。难道上述革命家错了吗？而祸国殃民的林彪、“四人帮”就对了吗？伟人毛泽东晚年就一点错误都没有吗？”。请问，只要是中央的决议，就全是对的吗？那为什么该决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要否定文革中的很多决议呢？文革中的很多决议也是中央的决议呀。其实正确与否，要看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在文革那个年代，有文革期间的情况；在改革开放以后，要是不在思想上进行重新认识，就无法继续进行改革，因为，改革开放的很多做法显然与以前的理念是相冲突的，这在当时是要牵扯到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的“大是大非”的问题的，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该决议，我只能表示理解。但毛泽东维护共产党的理念错了吗？维护共产党的纯洁性错了吗？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定性为路线问题错了吗？要是刘邓的路线和毛泽东的路线是一致的，改革开放以后还需要再来个思想上的讨论和修正吗？你看看我们现在的很多社会问题，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情况有什么分别，难道毛泽东当时说的在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错了吗？林彪、“四人帮”固然可恨，但难道不是毛泽东最先发现了“四人帮”的篡权目的，并严厉警告了他们吗？

        关于“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就是全盘否定“文革”的，给刘少奇同志彻底平反，还不是全盘否定‘文革’吗？您‘坚决反对’，就有问题了。”给刘少奇平反是对的，但全盘否定文革肯定是错误的。从刘教授以上两种疑问来看，难道在逻辑学上只有概念的全异关系或者是全同关系，而没有概念的交叉关系和包含关系吗？难道看待每一个问题都一定要做到非此即彼吗？不管是在毛泽东时代还是在邓小平时代，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很坏的习惯，就是看待问题时的“非此即彼”的坏毛病，这使得在毛泽东时代冤枉了不少的好同志；在邓小平时代，又以同样的方式全盘的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在我的眼中，这同样是一种悲哀。

        关于“官员腐败与‘文革’是两个不同概念，不能混为一谈的。”相关研究表明，文革之前的那一段历史，是建国以来腐败现象较为严重的时期，同时存在着很多不良的社会风气，而这正是毛泽东发现并极力想纠偏的问题所在。从逻辑学上讲，官员腐败与“文革”虽是两个不同概念，但他们之间的确存在着因果关系。难道毛泽东无中生有、毫无道理的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如果是这样，毛泽东早就被当成神经病强令其住院疗养了，难道光靠毛泽东一个人就能轰轰烈烈的进行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吗？当时的全国的追随者全都是白痴吗。当时在中央对于毛泽东的观点有着相当一部分抵触意见，比如刘邓。刘邓的想法固然是想稳定来之不易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局面，是可以理解的。但毛泽东从更高的角度来审视和预见可能在未来出现的问题，他担心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他担心长此以往会造成新的官僚阶级，剥削和被剥削，这在毛泽东的很多论述中可以找到依据。其实现在的很多社会现象已经证明毛泽东的远见和智慧了，我们为什么还要说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呢？毛泽东追求人们思想上的净化，永远都不会错。邓小平后来自己都承认，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失误在教育，他指的其实就是在对于人们思想、道德方面的教育的忽视，这已经充分证明了毛泽东重视思想上的教育优先于发展经济的观点是正确的。邓小平所说的“不管黑猫白猫，会抓老鼠就是好猫”，虽然现在的我也同意这样的观点，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邓伟人在治国方面的灵活性，但也同时可以看到邓小平对于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则性是不够的。毛泽东在治国方面看上去有些僵化，但这也正是毛泽东原则性强的最佳体现。到底孰是孰非呢？我认为，不管是对于毛泽东还是对于刘少奇、邓小平在文革时期的观点，我们都不应该全盘的否定。

        关于“把伤疤当纪念章戴。”的确，在那个年代造成了很多的悲剧，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在《坚》文以及其他很多文章中有过分析和论述，在此不再赘述。我也很同情在当时受到冤枉和打击的老革命和老同志，我们谁也不希望再有冤屈的存在。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说毛泽东不该发动文革，就好比战争总是无法避免让无辜受到伤害一样，文革也不可能做到不伤无辜。要是有人认为腐败等不良风气的存在是你所希望的，那他攻击毛泽东的文革我是理解的。要是有人既反对文革，又反对腐败，我会认为他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人。从逻辑学上讲，是违背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之一的矛盾律的。现在很多的人们切齿的痛恨腐败，却对于文革在铲除腐败、净化社会风气方面的成功避而不谈，这本身就是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很多不良的社会问题，正是毛泽东极力想避免的，并且，在文革时期毛泽东成功的做到了。现在出现的很多的社会问题，其实恰恰应该是我们怀念毛主席、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的最佳理由。

                                2009-12-26           01.00

                            写在毛泽东116诞辰的日子里

决议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由不成立——三论文化大革命

        大概是刘新科教授看到了我的《再论文化大革命——兼答刘新科教授）一文，刘新科教授以《“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为题，转载了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中《“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的内容，这些内容其实就是1981年6月27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的前半部分论述。明白的说，我一直以来对该决议《“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的部分论述是持有异议的，浅论如下：

        我们先看看该决议谈到的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毛泽东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

        再来看看决议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原因：

        一、“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同志自己过去提出或支持过的。“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建国以来十七年大量的正确方针政策和成就，这实际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毛泽东同志自己在内的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苦卓绝的奋斗。

        二、上述的是非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确凿的事实证明，硬加给刘少奇同志的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诬陷。八届十二中全会对刘少奇同志所作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是完全错误的。“文化大革命”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也严重地混淆了敌我。

        三、“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运动开始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卷入运动的大多数人，是出于对毛泽东同志和党的信赖，但是除了极少数极端分子以外，他们也不赞成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斗争。后来，他们经过不同的曲折道路而提高觉悟之后，逐步对“文化大革命”采取怀疑观望以至抵制反对的态度，许多人因此也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打击。以上这些情况，不可避免地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其中有不少人还被提拔到了重要的以至非常重要的地位。

        四、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在我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但是革命的内容和方法已经同过去根本不同。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下面我来论证我为什么不赞同其中的相关论述。

        关于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之“一”：

        我们先把历史来一个逆向排列。我们不谈现在的社会状况的是与非，只客观的谈一下实际存在的事实。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的实际社会状况已经没有多少人还认为我们现在的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现在的人们也不再关心我们在走什么样的道路，只关心生存质量的问题。确切的说，不管你嘴上是如何说的，心里面都认为我们现在的制度就是资本主义制度。这些结果的出现显然是源自改革开放，是改革开放造就了现在的一切。改革开放是谁提出的？是邓小平。邓小平的路线其实就是刘少奇的路线，是刘少奇路线在毛泽东去世后的延续和发展。

        好了，一切都明了了。我们再回头看看毛泽东的那些论点，毛泽东认为刘邓的路线就是资本主义路线，因此，毛泽东才会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并努力防止出现资本主义复辟，我们现在社会状况（巨大的贫富差距、贪腐的蔓延、各种不良社会风气的存在以及实质上存在的阶级对立），难道不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才会出现的问题吗？这不正是毛泽东要力求避免的结果吗？尽管我们现在认为，不管是什么样的路线，只要能给我们带来富裕，能让国家强大起来，都是可以接受的。但在当时，共产党建国才十几年，就要推翻自己的建国理念，恐怕很难被原则性很强的那部分人所接受，毛泽东就是这部分人最杰出的代表。毛泽东担心刘邓的路线，可能会背离共产党的治国理念，从而过渡到资本主义的老路上去，现在的已经出现的事实，已经证明了毛泽东超人的远见和智慧，证明了毛泽东的担心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在这里不谈双方观点的是与非，只说客观存在）。

        再回头看看该决议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主体理由：“‘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也就是说，决议不认为刘邓是走资本主义路线的，这显然与我们以上分析的事实是相违背的。既然决议中的内容与事实不符，那么，决议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大前提就是不成立的。道理就这么简单。

        关于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之“三”：

        说“‘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这是根本站不住脚的。首先，运动本身就是党发动的，虽然那时候的确存在过“踢开党委闹革命”的事实，但真正的组织者依然是党，只是组织形式暂时有所改变而已，共产党领导下的体制本身就是党说了算，如果没有党来动员发动还有谁能做到这些呢？难道是百姓自发的吗？再者，号召百姓起来批判有问题的官员，是一种最基本的民主方式，总比现在的人们无奈的看着几乎是所有的官员腐败糜烂却不敢作声要好得多；其次，要是真正脱离了群众，那么，运动的主体又是谁呢？仅仅就是在党员内部进行吗？百姓没有参加吗？这些话显然有些矛盾的成分在里面。“不可避免地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其中有不少人还被提拔到了重要的以至非常重要的地位。”这倒是事实。但这样的失误也能算作否定文革的理由吗？现在的官员中有更多的不称职的官员，贪污腐败的官员比比皆是，难道说我们就可以因此否定改革开放吗？

        关于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之“四”：

        看看这句话，“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其实在文革时代，遇到所有不平的事情，大家谁都敢同声呵斥，大家共同维持着洁净的社会空气；在文革时代里，我们夜半或者出门不需要关门，出门不需要担心遇到抢劫或者欺凌，所有的器械、机具放在工地上，不管过了多少个日子，一个也丢不了；在文革时代里，贪官污吏凤毛麟角，各种不良的社会风气不再盛行，倚强凌弱的现象得到遏制。等等等等，这难道还不是天下大治的结果吗？这不是社会进步的最佳体现吗？可以说，文革要革的是那些贪官污吏和流氓阿飞的命，只有这样一部分人才痛恨文化大革命（被冤枉的那部分人例外），广大的底层百姓却是最大的受益者。说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那也只能在文革的时代里才勉强可以这么理解，即便如此，那也是文革的功劳。文革之后，现在的实际状况却是再次出现了严重的剥削和被剥削。当然，文化大革命的确出现了冤假错案，但绝对不能说全部都是冤假错案。根据我的记忆，在农村那时候遭到批斗的，除了地富分子以外，绝大部分人的确是有问题的，比如偷盗、打架、行贿受贿、倚强凌弱、经济问题、作风问题（当然，现在这不是问题）等等，并不能说那个时代的所有行为全部都错了。

        综上所述，该决议中的四条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由，有三个都不成立，该决议全盘否定文革的做法，是不能让人接受的。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奉迎这样一个决议呢？那些大学问家们为什么就看不到这些呢？为什么要人云亦云的去对一个并不合理的决议去做那么多违心的修饰呢？你们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

        声明一下，本人只是对该决议的部分论述有异议，并非全部否定。比如，关于刘少奇，在我的心目中绝对是一个值得后人敬仰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绝对不是什么“叛徒”、“内奸”、“工贼”。我也并非是反对刘邓在文革之前的做法，但我的确认为，刘邓的很多做法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也没有说资本主义道路就一定不好，那不关我的事，但我非常讨厌不敢承认这些事实。现在我国的实际情况，与资本主义制度相比，除了体制上的一党专政（本人的多篇文章中都是支持这种体制的，本人就事论事，不会全盘否定一切）以外，还有什么两样？为什么一定要变个说法，美其名曰：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这人有着鲜明的性格，我不喜欢这样的做法。我也并非反对邓小平，我只是认为，我们既然选择了部分采纳资本主义道路的模式，就要大胆承认，不要换汤不换药。把名字改一下，就不是资本主义了吗？既然刘邓当时的路线的确是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倾向，那毛泽东说的在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没有错。该文件否定这些事实上存在的东西，那建立在遮遮掩掩基础上的决议，肯定是不成立的。相反，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因就是成立的。要是该决议敢于明明白白的说：“刘邓当初的治国方略中允许适当的采纳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错，毛泽东的错误在于他不允许中国存在任何资本主义的东西。”那我们就另当别论。

        另外，现在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老百姓怀念毛泽东主席呢？因为，毛泽东的任何伟大的决定，都是为了百姓的利益着想的，毛泽东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是百姓心目中的神，他是人民心中的救世主，百姓会把毛泽东的功绩与厚德永世传诵下去。在毛泽东时代，人民过的并不富裕，但人民处处享受着平等和尊严，相反，贪官污吏凤毛麟角，各种不良的社会风气荡然无存，那是因为有了人民的监督，人民在那个时候才能真正享受着空前的民主，是那个时代真正意义上的主人。人们有理由怀念那样一个时代。刘邓同样是那个时代伟大的人物，但在人民的心中，他们却没有毛泽东那样的神一般的地位，为什么呢？他们带给了人民富裕，却也带给了人民感情上的伤痛，巨大的贫富差距、贪腐的蔓延、各种不良社会风气的存在以及实质上存在的阶级对立，让人民再一次感受到了做人奴隶的屈辱。

                                           2009-12-27          07.00

        自己没有太高的理论水平，这篇文章主要试着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谈谈文革之所以会造成很多冤屈的原因。

        在刘新科教授的最新文章《读网有感（八）——谁能回答我，这究竟是为什么？》刚刚发表以后，我有幸成为该文的第一个读者，并复制转贴在我的网易博客里。从这篇文章里，我看到了刘新科教授对于和他有着不同观点的人们的无奈，说句心里话，我非常的理解刘教授的心情。对于刘教授，如果从才华和博学方面来看，那是我们不得不仰视的人物，我经常以隐身的方式“偷窥”刘教授的大作，对刘教授高尚的品德和人格并不怀疑。但我们在讨论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时的看法，有着迥然不同的观点，这与每个人在那个历史时期所处的环境和地位有着很大的关联，希望刘教授能看得开一些。我想告诉刘新科教授的是，我内心里是很尊重你的，真的，千万不要把我们的争论看成是争吵。

        从刘教授的《网感八》中得知，刘教授在文革时期曾经是一个受害者，为此我非常理解你作为文革见证人的感受，但你在那时候的境遇，毕竟是那个时代的一个个体所遭受到的冤屈，就算有多少万人受到了冤屈，也只能是某一部分人，并不代表所有的人都在那个时代受到了冤屈；另外，你所遭受到的错误的处理，更多的与那个时代的人们对于上级精神的理解不够，以及中国人特有的在这方面所表现出的糟糕的文化特点有着关联，而与伟人的决定的关联并不占很大的成分。更具体的说，是当时你的那个狗屁不通的上司害了你。中国人喜欢整人，喜欢妒忌，为了实现个人的利益不择手段而拍马奉迎，为了自己的利益宁可昧着良心害别人，这一系列糟糕的文化特点给很多人制造了奇冤，并非是伟人要去害像你这样的人们，他和你们无冤无仇。伟人在做出一个决定的时候，他不可能不考虑到他的历史责任，他的很多理论体系和发动一个运动所给出的论点是成立的，只是因为我刚才所说的很多中国人的坏毛病，使得下面的人们在执行政策的时候把斗争的面扩大化了。

        在中国，有很多人做人是没有道德和良心的，他干任何事情，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从不考虑他人的感受，眼睛总盯着那点利益，什么道德、良心通通狗屁，争权夺利的现象如何避免？（但要说毛泽东是一个喜欢争权夺利的人我是不会认可的，他当时已经在威望和权利的最高点上，他一辈子疾恶如仇，为民请命的坚决性我从不怀疑）。很多人为了一口饭吃、为了一点权位，可以不要尊严，可以不要良心，可以不要民族大义，甚至是有奶便是娘，可以不要自己的父母。我对这部分人刻骨的痛恨。刘新科教授当初很可能遇到了这样一些人。根据我对刘教授的判断，刘教授年轻的时候很可能就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优秀青年，你被人妒忌的可能性也是非常高的。如果你的性格又属于刚正不阿的那一种，那你被人陷害的几率就更大了。

        其实中国人制造冤案的本事自古就有，绝非是在文革时期才会有，现在依然存在，只是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人群，而刘教授恰好碰到了文革时期而已。在历史上，伍子胥敏锐地感觉到即将发生的亡国之祸，数次进谏，“越王为人能辛苦，今王不灭，后必悔之。”夫差不听，偏信奸臣伯否的谗言，竟然赐刀令伍子胥自刎；商鞅变法 ，“行之十年，秦民大说”，变法最终取得成功，可是，商鞅后来的结局十分悲惨，秦孝公死后，他四处逃亡，走投无路，终被秦惠王捉住，受了车裂之刑；韩信功高，终被疑杀；岳飞抗敌，却落下“莫须有”的罪名；明时于谦，一辈子清廉忠正，到头来还是身首异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有很多真心话不敢说，担心被人误解，这是事实，但这绝对不是伟人的错，这也是中国人特有的文化现象造成的。在中国金元时代就出现过文字狱，到了清朝因被文字狱所害的，已经太多太多，很多人利用这一手段坑害别人，为自己谋利益，这一陋习一直到文革时期也没有多少改变，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不敢讲真话的原因，并非只在文革时期才有。在文革时期，很多话如果真的有毛泽东在场，也许有很多官员不会被误解以致于被打倒，因为我相信毛泽东绝对是一个善解人意的人。我也看到过许多关于对错划右派后又被纠正方面的文章，有人被人陷害以后，遇到了地位更高的官员，在说明情况以后，马上被撤掉帽子的，在那个时候，地位决定一切，有权利的人一句话就能撤掉一个决定。遗憾的是在中央之下有很多人是很愚昧的，那时候有很多的高干都是文盲，可想而知在执行政策时又能怎么样？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总结了历史的教训，不再斗人，允许言论自由，才有了今天这样在思想方面的进步，这是邓小平为中国创造经济发展奇迹之外的历史功绩之一。
        中国人还有一个很坏的毛病，就是不能顶上，要是你的一些做法和你的上司相悖，很可能遭到打击与陷害，这是因为中国人严重的缺乏民主的氛围，心胸狭窄，容不得反面的意见和建议，这也是中国人在言语方面不得不谨慎的原因之一。像我这种直率不羁的性格，要是还在进行文化大革命，早就被我的上司打在八层地狱里面了，所以，我其实是非常理解文革中受到伤害的人们的。但我不会因此去怪罪毛泽东，或者是现在的胡锦涛，我会恨那个整我的上司。中国人在这方面的坏毛病一直存在，现在也是一样，只是因为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认识问题的视野相较之以前有了很大的改变，所以程度有所减轻而已。本人这一辈子也算是怀才不遇吧，说起来让人笑话，我至今没有混到一官半职，这与我本人的性格有着很大的关系，不喜欢拍马屁，又喜欢实话实说，当然不会讨得现在的官员们的喜欢，他们不愿意用我，也完全可以理解，但我的实际能力谁都不能否认。也就是说，我们在生活中的很多不如意，其实很多是自己给自己添的麻烦，不全是别人给的，更不是伟人给的。刘教授所说的多少万的受害者，让毛泽东一辈子全部用来害人，按一天害一个计算，他也得数万辈子才能做到。因此，看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否正确，不能以当时受害的人数的多少来评价，而要看他发动这次运动本身的理由是否充分。

        刘教授一定会说，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冤骨，是的，这我承认。但我要说，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你们那一部分人也许可以侥幸逃脱厄运，但另一部分人却会走向厄运。先声明一下，我下面要说的，不是在攻击刘邓的路线，而是据实说出刘邓路线负面的那一个方面。就像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很多的冤枉属于负面的情况一样，改革开放同样造就了太多的灾难。现在的情况不正是这样的吗？你看看现在全中国有多少妓女，我敢说，当初有多少被冤枉的老革命，现在就有数倍于那个数字的妓女在靠卖身生活，他们的父母如果知道真相，那心一定会滴血；在文革时代，虽然有很多的当权者被冤枉，被错误的整斗，但那时候却没有什么黑社会，小混混，可现在，这些黑大哥、混小哥到处都有比比皆是，他们为害乡里、欺行霸市，有多少百姓深受其害；在文革时代我们每一个人同样享受着平等，大家的收入没有太大的区别，更重要的是，贪污腐败凤毛麟角，可现在，有多少人在发混账财享混账福？；在文革时代，我们走到哪里都感觉稳妥，没有不安全感，可现在所有的子女出门，都得让家长担心孩子的安全，担心他们受骗或骗人、挨打或打人，担心他们受饿、受冻。面对这些，难道我们可以因此站出来叫停改革开放吗？当然不可以。文化大革命也有其负面的因素，我本人从来没有否定过这些，我也看过太多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论述，也知道那时候有太多的冤屈的存在，但就像我们不能因为改革开放有了负面的东西存在就给于全盘否定一样，对于文化大革命，即便是有负面的因素的存在，我们照样不能全盘否定。

        所不同的是，文化大革命造成很多上层人物的悲哀，改革开放却造就了很多普通百姓的悲哀。毛泽东一辈子都在为百姓说话，为弱者撑腰，这就是为什么百姓至今怀念毛主席的原因；同样的道理，很多在那个时代遭到打击的人们，他们在感情上不愿意原谅那个时代，也是可以理解的。也许这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不可能做到两全，但我始终相信，不管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他们的政治理念的本意都是好的。站在伟人的角度上，他们谁也不想给自己留下遗憾，谁也不想让后人指自己的脊梁骨。我们在这里讨论，只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代了解那一段历史，吸取那一段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而不是为了在这里争吵，更不是为了褒扬或者指责毛或者邓。

        关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由，我认为是成立的，但文革的失误却是却是没有能够及时的纠正过左的行为。在我的《再论文化大革命——兼答刘新科教授》一文中，针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四条理由已经做了浅显的论述，我通过事实论证了该决议否定文革的四条理由中有三条是不能成立的，在此不再赘述。

                      2009-12-28         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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