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网论坛》以及《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看到以《卫兴华：如何看待两个30年经济成就与差距》为题发表的，记者访谈着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卫兴华教授的文章，文中记录了访谈过程中卫兴华老先生对于两个30年的看法。卫兴华老先生对于两个30年的总结，没有像很多学者那样，对于毛泽东在世的那一段时间采取妖魔化的手段，而是相对客观地、辩证地、实事求是地谈到了两个30年的经济发展。关于文革时期的发展状况，卫老先生引用数据证明，认为那是一个经济发展相对停滞的阶段。单从经济数据方面来看，的确如此，但是，如果综合地考虑了当时方方面面的原因之后，我们又得对那段历史的经济发展情况另作理解了。
卫兴华老先生有这么一句话：“一个方面是前30年中成就与失误的关系。既不应通过突出和放大失误的消极后果否定前30年重大成就，甚至将前30年妖魔化；也不应只强调成就而讳言失误，看不到或不愿看到失误所造成的严重消极后果和经济政治的损失。”同时，卫兴华先生并没有否定计划经济的作用，认为：“要从历史的观点看待过去计划经济的作用，不要简单地否定，要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进行分析。”这是辩证的看待历史问题的前提，我们都应该尊重这个前提。可是，卫老先生还真的没有谈到文革时期很多的国际国内情况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在政治层面，主要是提到了建国初期的“左”的倾向，制约了经济的发展，是很不够的，这就是我前面在评价老先生的总结的时候使用了“相对客观、辩证、实事求是”的原因。相对，就意味着不够，我们不能仅仅从经济发展方面的数据，来衡量一个时代经济发展情况的全部，
任何学术性讨论与总结，如果简单地从一种单一的方面去做论述，而不考虑许多与之相关的相互制约的因素，这样的讨论与总结没有任何意义。讨论总结一个历史阶段的经济发展情况也是如此，我们总结过去，是为了面向未来，是为了发现问题，从而解决问题，是为了以后不再出现类似的问题，必须对今后的发展具有指导价值。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中，除了国内的政治环境以外，国际环境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在文革前期，我们是不被联合国承认的，在1971年底以前，我们为了争取重返联合国，在外交上几乎是靠支援亚非拉弱小国家来换取小国的承认，我们在这方面的投入已经很大；在周边，为了支援朝鲜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了赶走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存在，为了支援巴基斯坦从而达到牵制印度的目的，我们国家又得付出很大的代价；蒋介石的反攻大陆计划，以及美苏两霸的军事压力，迫使我们在那个时代倾尽国力搞三线建设。假如讨论经济发展的的情况，忽视了这些事实存在的方方面面的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那这样的论述肯定是不全面的。
看到过文革十年大事记的人就会明白，大量的基础建设（水利、工业、交通、国防以及外交支援）出现在那个时代，这些造福后人的长远期计划，如果换算成人民币，我们的实际经济增长该是多少？那时候的这些成就可是在人们无私奉献、不计报酬的情况下完成的，这也是当时政治挂帅、计划经济的结果。如果这些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放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市场经济时代来进行，恐怕再有两个十年也完不成。我们不能一边享受着那个时代给我们创造的便利，一边又高骂那个时代什么也没有做。
在文革时代，国际国内环境迫使我们选择基础建设和偏重重工业建设，尤其是优先发展军工生产，不是毛泽东不允许、或者不懂得发展经济，而喜欢去搞政治。其实当时的很多形式的“斗争”，也是为了把生产搞上去，避免负面因素的影响，“抓革命，促生产”就是在那个时候提出来的。只是这些运动出现了过“左”的情况，这是很令人遗憾的。那时候，没有精力兼顾发展轻工业，尤其是发展与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息息相关的基本生活用品方面的工业，这也是造成那个时代的人们日常生活用品匮乏的原因。如果把当时大量的劳力用在改善人民生活上，而不是用在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上，人们会那么穷吗？经济会出现零增长吗？可如果我们当时不把基础建设搞好，我们会有强大的国防吗？我们会有安安稳稳地发展经济的外部条件吗？所以，我们不能一概否定文革中的一切，包括当时的政治运动，遗憾的只是当时很多做法太“左”。但是，我们在西方封锁、苏联逼债、国共两党对峙、自然灾害这样的特定历史环境下，我们国家根本没有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没有资金，也没有给我们提供贷款的国家，当时的富国，几乎都参与到了对中国制裁的行列。如果想要减少政治军事压力，我们只能搞政治挂帅，大搞基础建设，难道要我们所有人都躺在那里等资金才去付出，没有钱，就什么也不干了？
我们必须承认，正是由于当时的政治挂帅和计划经济，才使得当时有那么多的人们，愿意无偿的付出；正是有了那个时代的大量的基础建设以及军事外交努力，这才有了今后的改革开放的内部和外部的条件。因此，文革时代，应该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飞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只是没有表现在经济数据上，而是表现在为今后的发展提供基础积累上。
在邓小平时代，在国际上，我们已经重返联合国，也成为核大国，这使得我们国家的政治地位得到空前提高，国际环境已经大为改观；在国内，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使得我们的改革开放有着坚实的支点；毛泽东的去世，也让西方人在战争观念上对毛泽东军事天才的惧怕心理已经消除，等等以上原因，才使得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合作有了条件。所以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
我做如上论述，为的是让很多不了解那个时代的人们，了解文革中我们的国家到底有没有社会发展成就。学术界一直有一种坏风气，谈到文革十年，大多只谈那时候的政治运动所造成的伤害，却很少谈及那时候的社会发展成就，好像贬低文革成为一种时尚，谈及文革时代的社会发展成就，就意味着对整个文革时代的辩护，这样看待历史，是缺乏公正性的；同时，也给很多人制造了错误的视听，如此以谬传谬，再过一些年，真正的文革时代将面目全非了，好像那个时代的人们根本不去生产，而是没有饭吃、饿着肚子天天搞政治，或者，人们也不用吃饭，靠搞政治就能活着。
我相信看了文革十年大事记的朋友，会理解文革时代之所以出现经济发展相对停滞的原因，绝对不仅仅是国内政治气候的原因，主要还与当时各种因素制约下所选择的国家发展的侧重点有关。特别提请朋友们注意，大事记中的很多成就，是基础建设（水利、工业、交通、国防、外交支援）。因此，我们对待任何问题，都不能去做简单的否定，而应该全面的看待历史问题。只有这样，才会对今后的发展提供可以吸取的教训和可以借鉴的经验。
卫兴华先生的观点，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学术界的坏风气，我只是觉得不够。以上那些文字，算是我用历史事实，经过综合考虑之后的，对卫兴华先生观点的一种补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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