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3月8日　5时29分，邢台地区发生了6.8级地震。此后又连续发生　3月22日　7.2级等一系列地震。地震使数百村镇化为废墟，死亡8064人，伤3万多人，经济损失巨大。邢台大地震惊动了中南海，周恩来总理于　3月9日　、　3月10日　、　4月1日　先后3次冒着余震亲临地震灾区。总理所到之处，到处是遇难群众的尸体，到处是残垣断壁，到处是无家可归的群众。有一位老人跟总理来说：“出现这么大的灾害，能不能做到在震前给老百姓打个招呼呢？”社会主义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人民的呼声就是命令，作为一心爱民的总理，看到这地震后的悲惨景象，听到这人民的呼声，总理的心痛了，如果能够预报地震，这么多的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就可以避免。　　

　 　

地震预报是世界难题，在当时的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作过地震预报。外国人办不到的事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办得到。中国共产党依靠人民的，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打败了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干涉，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伟大胜利。面对地震预报的世界难题，中国共产党总的方针仍然是群众路线，依靠群众、发动群众。　　

　 　

总理立即调精兵强将到邢台研究地震,地质学家李四光，气象学家竺可桢，石油系统的权威翁文波等都被抽调来搞地震；国家测绘总局、天文台还有其它相关部门都来参加，多兵种协同作战。在总理亲自组织下,一些有志于攻克世界难题的初中生、高中生、人民教师、老八路、老红军与专业科学家汇成一支“专群结合，土洋结合，联合作战，多路探索”独具中国特色的地震预测预防大军。周总理指出，“要群策群力，不仅要有专业队伍，还要有地方队伍和环绕在专业队伍周围的业余群众队伍”，在周总理的亲自组织和关怀下，我国逐步形成了全国性的的地震群测群防工作系统。实践证明他们是世界上最能战斗最有战斗力的新型的地震预测预防大军，很快就创造了历史世界奇迹。　　

　 　

　   成功预测：第一次:1966.3.26中科院地球物理所根据观测数据，首次推测出6级地震；第二次:1971.3.23——24新疆乌恰县的两次地震；第三次:1975.2.4海城7.3级地震，死亡1300人。专家们预计，这次地震如果没有预报，将会死亡10万多人。海城7.3级地震的准确预报，举世公认，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第四次:1976.5.29云南龙陵、潞西7.5 级地震：第五次:唐山地震灾区的青龙县地震办因为准确的预报，虽有1.8万间房屋倒塌，全县47万人却无一人伤亡;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因为准确的预报,井下工人震亡仅万分之七;第六次:1976.8.16四川松潘、平武7.3级地震;第七次：１９７６.１１.７在四川省盐源县和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交界地区发生了６．７级地震。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上世纪七十年代，看看当时影响较大的几次地震吧！　　

　 　

1970年1月全国地震工作会议上，根据“预防为主”的方针，确定把辽宁南部作为重点监视地区。从1973年下半年开始，陆续发现一些新的异常现象。旅大金县观测站在水准观测中发现从1973年9月到1974年6月，金州断裂南端地面大幅度地向西北倾斜，倾斜率为正常年变率的三十倍。国家海洋局几个潮汐观测站的多年海平面升降纪录，反映出辽东半岛向北西方向倾斜，营口从1972年起就出现不稳定的趋势性下降。尤其1973年渤海海平面出现十多年以来从未见过的反常上升。在大连观测到地磁场垂直分量的变化也大大超过了正常值。 1974年6月国家地震局地震趋势会商会议分析了这些现象，做出了中期预报，根据这个判断，中共辽宁省委进一步对辽宁地震的预测预防作了部署。一方面加强对专业台站的领导，同时充分发动群众，深入广泛地宣传地震知识，大力开展群测群防，尤其在辽南地区群测群防网站遍布城乡、厂矿和社队，初步形成了专业和群众相结合的预测预报监视网，开展了仔细的监视、测报活动。在这个基础上，1974年11月东三省地震形势会商会更加明确地提出：“营口至大连近期发生破坏性地震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是今后工作的重点，需要立即采取措施加强监视，充分做好捕捉大震的准备。　　1975年2月4日　下午　，辽宁省委及时发出临震预报，19点36分，在海城发生的7.3级强烈地震，波及九千平方公里，受灾人口八百万，由于我国科学家对海城地震做出了成功预报，仅有有1328人遇难。　　

　 　

我们再来看看1976年的四川松潘平武大地震。1976年8月初，四川地震局连续发出简报指出：8月份,特别是　8月13日　、17日、22日前后,在龙门山断裂带中南段茂汶、北川或康定、泸定一带可能发生6级或6级以上,甚至7级左右的地震。中共中央　8月13日　给中共四川省委的电话指示:大意是对四川可能发生的震情,既要保持警惕,又要沉着冷静,要加强领导,有组织、有秩序地开展防震工作。　8月16日10时06分45秒　，地震发生了，因为震前已有预报，采取了人员撤离的措施，因此，人员伤亡仅为800余人，其中轻伤600余人。多数是由震后泥石流、山崩、滚石等次生灾害所致。　　

　 　

我们再来看看发生在唐山地震时的一个小插曲吧。唐山大地震，被认为是历史记载中伤亡最惨重的自然灾害，死亡人数超过二十四万。但是，唐山附近的青龙县，虽然房屋被地震损坏十八万间，但由于预报和疏散及时，却没有一人死亡。为什么产生这一奇迹，到唐山地震发生二十年之后，才公诸于世。中国国家地震局华北组组长王成民带着沉重的心情介绍说，在震前两周他就已经作出了这一预报，可是，这个预报没有被发出去，其中的原因可能是永远是千古之谜吧！只有青龙县在得知这一预报后，立即采取了措施，因此全县四十七万人在震前全部撤离到安全地带。事后，有人责怪汪成民只把消息告诉青龙县，还有人说应当枪毙他，使他有口难辩，有苦难言。好在他发布预报时有文件记录为证，才没有被冤枉为历史罪人。现在，联合国邀请他访问并向全世界推广这一成果经验，应当说是承认了他的历史功绩。青龙县副县长刘志新说，早在一九七四年，该县就收到了中央六十九号文件，预报“华北和渤海地区地震形势紧张，有六级以上地震突然袭击的可能”。该县因此专门成立了地震办公室，向全县宣传地震预报预防知识。最值得一提的是该县当时年仅二十一岁的科级干部王春青。他参加了汪成民于　七六年七月十六日　召开的那次地震预报会后，立即向县有关负责人一一汇报，该县县委书记冉广歧立即作出部署。　　

　 　

无独有偶，也是在唐山大地震之时。　1976年7月27日16时　　（距唐山地震11小时），开滦矿务局吕家坨矿地震办公室赵声和王守信向开滦矿务局地震办电告紧急震情：地震随时都可能发生！　1976年7月27日18点　　马希融根据仪表的异常变化,向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左继年作了强震临震预报：比海城7.3级还要大的地震将随时可能发生，根据这些预报，开滦矿务局领导及时撤出了在井下工作的工人，保住了几万工人的生命。　　

　 　

可以说，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周总理群测群防方针的指导下，那些大的恶性的地震基本上得到了预报，就是那个被后人广泛诟病的唐山大地震，从青龙县与开滦矿务局的事实看，当时是有过较准确的预报的，只是没有被公开发布！　　

【国外新闻曾报道：当年主管唐山地震工作的重要官员之一、原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胡耀邦的死党）梅世蓉，一直排斥群众观测站，反对群测群防。她虽漏报唐山地震，但事后却由副主任晋升为主任。消息说，由于她极力排斥、压制，致使当年参与过唐山地震预测的众多老专家，多年来不被重用、不获研究资金、没有学生师从。 群测群防体系也被也被胡耀邦、胡克实、梅世蓉等废止。

历史资料显示，反毛分子胡耀邦等人正是破坏唐山大地震预报的元凶：

详细资料见

【PDF】谁是破坏唐山大地震预报的元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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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ook.douban.com/subject/discussion/1220861/

　　◆辽南海城地震是怎样预报的？群测群防的作用
　　◆唐山大地震前夕存在着大量的异常
　　◆专业的地震工及时地作出了中长期的预报
　　◆是总结经验教训还是诡辩开脱
　　◆唐山人好早就开始过群测群防，谁结束了这一切。
　　◆唐山为什么没能发动群众群测群防，谁该负责
　　◆人为天灾的前兆
　　◆胡克实撤职是和群测群防同步开始的
　　◆胡耀邦、李昌等人是反对群众搞科研的
　　◆疯狂时代的烙印和有价值的透露

下面是文章中一段节录：

　　唐山大地震时就存在学术上如果对待不同意见的问题。现在大家都知道在国家地震局内，存在着以汪成民等同志为代表的东派，和以梅世蓉为代表的西派的争论。北京队的耿庆国也一样，河北队的贾云年也主张东面的地震危险还没有过去，只是时间上晚了一点。但是梅世蓉他们利用自己手中的行政权力压制了东派的专家。至于马希融、杨友宸等，作为群测群防工尽管水平并不亚于专家，就更不放在他们眼里了。
　　西派和东派原本是一个学术争论，作为领导应该按照党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正确对待。现在反共极右派抓住西派和东派的争论大做文章，钱钢也片面地谈论东西之争，他们的目的不一样。钱钢知道东西之争不过是学术问题，学术上不同意见是完全无罪的，他故意避开群测群防，要用东西之争来为反对和破坏群测群防的人造成唐山大地震没能预报开脱。而右派原本就没有任何认真的态度，用东西之争的存在，来加罪于毛主席为首的真正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把这一个学术上争论的存在作为政治上攻击的工具。
　　应该指出西派并不是一切都错了，那一年我国西部确实发生了云南龙陵和四川松潘、平武的大地震，在学术上西派也是有功的。作为学术问题即使西派完全错了，没有发生云南和四川的地震，我们也只能说他们这一个学派错了，而不能说他们有罪。
　　国家地震局的问题在于查志远、梅世蓉等西派掌了权，利用自己手中的行政权力压制了东派。
　　地震科学家可不可以当领导？——我们从来没有说过专家一定不能当领导，没有说过批判专家路线就是要把已在领导岗位的专家全部赶下台，也没有说过没有当上领导的专家一定不能提拔到领导岗位上。但是一个专家一旦当上了领导，他就首先不是专家而是领导，就必须按照党的正确路线办事。查志远、梅世蓉等专家掌了权，第一他们对于群测群防极为冷漠，这就不是一个领导应该有的态度，这是对于地震工作正确路线的对抗。第二他们自己是西派，就利用自己掌握的行政权力来压制东派。这同样不是一个领导应该有的态度，作为领导应该百家争鸣，即使自己不同意的学派也应该得到尊重。他们身居领导岗位，其表现却不是一个执行正确路线的领导，而是一个学术上的恶霸，就像李森科那样。
　　正像汪成民同志所说的那样：

　　这些争论本来是正常的学术之争。地震预报没有过关，成功也是探索中的成功，失败也是探索中的失败。问题是，唐山地震前，持无震观点的人掌握着关键岗位的决策权。他们把无大震的学术思想变成了行动指南，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不支持、不理睬，甚至采取专横压制的做法，逐步形成了一种成见，以致成为唐山地震预报的一种阻力。震后为了掩盖事实真相，控制舆论统一口径，这就超出了“学术之争”的范围了。

　　国家地震局内部西派对东派的压制，张庆洲同志的《唐山警世录》里已经说了。我们在这儿指出以下几点。
　　首先就是对汪成民同志的压制和冷漠。唐山的群测群防会议，汪成民同志要说话，查志远不让他说，他多次提出不予理睬。被迫贴大字报，把国家地震局轰动了，就是当领导的纹风不动。7月27日上午开会，刘英勇不参加，梅世蓉不说话，张魁三把他发动群众的要求转为逼迫他发表确实的意见，而查志远拍板再拖一个星期。
　　其次北京队14日要求听取汇报，梅世蓉拖到21日，到了21日又拖了五天。北京地震队很明白这事报告汪成民同志不顶用，大权掌握在梅世蓉等人手里，因此只有向梅世蓉报告才行。可是到了26日，梅世蓉还是不去北京队，让汪成民同志去听汇报，第二天上午会议上，梅世蓉又不说话。
　　第三他们堵塞言路，阻隔上听。
　　照道理，国家地震局应该定时向国务院报告震情。在报告里不但要有拥有权力的人们的意见，而且也应该有不同的意见，报告应该完全真实，不能违背事实，也不能隐瞒。就以这次唐山地震来说，报告中应该写明地震工存在着两派意见，西派如梅世蓉等认为华北已经不可能有大地震了，理由是什么，但是汪成民和北京队、天津队、地震地质大队认为还存在严重的大地震的威胁，理由又是什么，还得加上群测群防点的一般意见和比较重要的群测群防点比如马希融、田金武等的意见，唐山地震杨的意见自然更不能忽视。
　　可是，从《唐山警世录》里可以看到，向国务院报告地震情况的大权完全把持在西派和刘英勇等老官僚手里，胡克实罢官以前当然也把持在胡克实手里，但是不同意见通向国务院的路，被这伙人隔断了。而以前不是这个样子。
　　海城地震之后，梅世蓉等始终坚持东部问题不大的错误估计，认为海城地震是这次活动期最后的一次强震。也不让东派的意见上达。北京队的耿庆国几次呼吁华北还可能发生7级以上地震无法通过地震局的关卡，不得已，就直接通过新华社内参清样绕过地震局向上反映。梅世蓉知道以后非常不满，说：“胡闹，给我捅漏子。”坚持说：“69号文件已完成历史任务，到期就撤。”

】　

日本地震专家、东京大学教授力武常次曾经感慨地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可以号召大家群测群防，这一点在日本几乎办不到”。可惜，这个被世界称为奇迹的由周总理亲自组织制度的地震群测群防工作，在改革开放后，被彻底否定了。于是，上演了汶川大地震和玉树大地震人员重大伤亡的悲剧！国外的“地震不可预测”成了漠视人民生命的借口。一些人不顾中国贫困人口占大多数的实际情况，单纯盲目推崇美日依靠建筑的高抗震性能来实现地震的减灾。这种方法只对富人们有效，但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穷人来说，他们连眼前基本的居住都难于解决，怎么去奢望高抗震的豪宅呢？对于可能发生的地震，报还是不报，居住在简陋房子的穷人说“我们的房子没有任何抗震性能，只要有发生的可能，就必须打一声招呼”。居住在豪宅中的富人说“我的豪宅可抗20级地震，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不要打扰我平静的生活”。是坚持周总理群测群防方针还是坚持美日的富人方针，是拷问政府为谁服务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　　

以下是《唐山地震29年祭》中的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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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山大地震以超过24万鲜活生命的悲逝为代价，永远地载入了史册，人类在这场大劫难中应该得到什么启示，唐山大地震的悲剧能否不再重演，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两位曾经对唐山地震作出准确震前预报、做了一辈子地震科学研究的中国地震专家，不约而同地认为中国地震预报水平不进反退。
　　曾子墨：如果事情再一次发生在今天，发生在今天的中国，您认为灾难是可以避免的吗？
　　黄相宁：现在不可避免，现在中国没有这种能力，就是作为中国来说，没有这种能力。今天中国的地震预测预报的水平，我认为比唐山地震之前，大幅度地下降、下滑。
　　耿庆国：如果再继续坚持周总理生前的“地震工作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的方针，那么地震预报还会走得很好的。现在是两条腿缺了一条腿，专群结合、群测群防都削弱了，那就很麻烦了。
　　曾子墨：那从唐山大地震来看，群测群防和地应力的监测，都已经被证明了应该是有效的，怎么就得不到重视呢？
　　黄相宁：但是这个就是不被地震局系统所承认。在80年代，具体哪一年我记不清了，在泉州开了一次会，就把群测群防的我们叫做“三土”，就土地电、土应力、土地磁全部否定了，就是唐山地震之前群测用的、而且作出预测的这些方法，还有海城地震之前群测预测地震的方法，在那次会议上全部给否掉了。就是今后在地震系统一律不开展这种方法的观测。
　　耿庆国：地震前有些手段，像土地电都给拿掉了，有些方法，地应力方法也给（拿掉）...总而言之就是这样处理的。最后证明他们的逻辑——地震是不能预报的。所以唐山地震后，在中国地震界形成这样的局面，说地震不能预报的是科学家，说地震能够预报的是骗子。科研课题一定要远远的是聪明人，结合地震预报搞科研课题的是傻瓜，已经形成这样一种不合理的局面。这是很痛心的事情。
　　曾子墨：那如果您当时所从事的这种地应力的监测方法证明了是有效的，为什么在今天不被普遍的采用呢？
　　黄相宁：这个可能也是由于学术之争造成的吧，这是我的猜想。如果是一个重视，按照哲学思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基础，如果按照这个原则来看，那么地应力应该受到大量的支持和保护才对。但是现在却不是这样，恰恰是相反的。
　　曾子墨：让地震最终发生，让很多人的生命来作为这场学术之争的代价，您会觉得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吗？
　　黄相宁：我觉得这是一件犯罪的事，不仅悲哀，而且是犯罪。不仅对中国人民犯罪，而且对世界人民都是犯罪的。去年12月26号的印尼的9级地震，是在唐山大地震发生28年之后发生的，如果唐山地震的预测不被否定，我想能够把唐山地震之前中国的地震预测方法、做法、体制，能够向世界上推广，那么很有可能，这次9级地震会得到一定的减灾效果的。

　 　

　 　

：午夜星辰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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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唐山大地震漏报的根本原因

 

　　 

　 　

没必要继续释放“四人帮破坏”的迷雾。事情过去32年了，一直拿“四人帮”当替罪羊，拿的着吗？地震预报是专业性和群众性很强、社会责任极大的事业。“四人帮”里面没一个是搞地震专业的，没一个是主管地震工作的，他们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凭什么要去干扰地震预报？　　

唐山大地震漏报的根本原因，张庆洲在《唐山警示录》里写得明明白白，他写道：　　

【　1975年1月12日　，全国会商会上一场争论，形成了汪成民称之为学术上的正常的"东西之争"。这场中国地震界的"东西之争"，在此后一年半的时间里愈演愈烈，学术之争的平台渐渐坍塌，直到24万人魂断唐山……】　　

归纳一下什么是“东西之争”？所谓“东派”是以汪成民、耿庆国等年纪轻一点资历浅一些的专家为代表。他们重视基层意见，走“群测群防”道路，坚信唐山一带有大震。对立的“西派”是以查某、梅某这些处于较高行政权力、担负着决策责任的专家为代表。他们年纪相对大一些、资历深一些，专注于专家路线，不大瞧得起基层群众和一般的科技人员，他们的观点，是坚信“唐山无大震”。　　

“东西之争”的实质是什么？是门户之争、是所处地位和所担负的责任不同所导致的争论，还是说到底，是由于科研路线分歧所导致的争论？恐怕这些都兼而有之吧。张庆洲说这种“东西之争”：“在此后一年半的时间里愈演愈烈，学术之争的平台渐渐坍塌，直到24万人魂断唐山……”　　

汪成民对张庆洲说：“地震发生时，人们对我是肯定的口气，说老汪你对了。我在唐山几个月回来，没想到情况全变了。地震局上上下下口径一致了：唐山地震前没什么情况，这是科学上无法解决的问题。……唐山大地震漏报了，我这个震情分析组长是干什么吃的？我等于成了替罪羊了！我意识到这是面临坐监狱的问题。我想，唐山如果没死人，这事很容易说，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震前的争论，谁对谁错很清楚。唐山死了二十多万人，人们就不敢提过去的事。因为，认为唐山没有地震的正是当权的人。”　　

要命之处就在这里 ——“认为唐山没有地震的正是当权的人”！　　

当权者掌握着关键岗位的决策权，他们把西方“无明显前震即是无大震”的模式僵化成唯一模式、奉为行动指南，漠视来自基层的意见和紧急呼吁，甚至漠视同样也是专家的汪成民的意见，逼得汪成民不得不去地震局大楼刷大字报。尽管如此，当时的局领导和处于决策地位的专家（梅某等）仍等闲视之、不以与闻；他们指责基层观测数据不准，“线路很乱”，“干扰所致的误报”，甚至以十分傲慢、语带讽刺地对马希融说：“以后我给你寄一些资料来，你好好学习学习吧”，言下之意你还嫩得很，对于群测点的工作瞧不起到了这样的地步。他们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不支持、不理睬，甚至采取专横压制的做法，逐步形成了一种成见，以致成为唐山地震预报的阻力。唐山地震后，他们又为了掩盖事实真相，控制舆论统一口径，让有功之臣汪成民去做替罪羊，被搞得妻离子散，这就不再是什么“学术之争”的问题了。对于国家地震局内部西派对东派的压制，张庆洲《唐山警世录》中有诸多叙述，有兴趣的可一阅。　　

全部问题的根子就在这里，不能说与政治运动一点关系没有，但可以肯定地说，其间的关联是微不足道的。　　

第一，文化大革命中“批邓”，重要的一条就是批刘邓的“专家路线”。1975年后邓对于中科院的“整顿”，就是从强化专家地位和作用着手的，后来受到了批判。如果说“批邓”批掉了科技领域的“群众路线”，这简直就是一句笑话；说“批邓”批掉了唐山“群测群防”批出了漏报，就更是笑话，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　　

然而大地震发生前，在唐山，“群测群防”确实受到了冷遇，确实没人想起去发动群众打“人民战争”，这也是事实。谁该负责呢？　　

北京队预报大地震，这样要命的事情居然被副局长查某一拖一个星期、再拖又过去了五天，直到26日，终于不得不对北京队作出反应说开个会。此时预报室主任远在云南，负实际责任的副主任梅某却偏不到会。汪成民感到十分紧迫，强烈的责任感驱使他在　　7月27日　清晨　去堵局长刘某（老红军），经再三要求，刘这才答应10点钟听汇报。刘某是忙“批邓”去了吗？不是，他是忙着看自己的鼻炎去了。　　

第二，有人指责说，这次本来可以对汶川大地震作出预报的，却由于要举办盛世奥运而被压下不报。对此论调，国家地震局发言人当即给予了回应，称这是“没有道理的。”以此类推，把漏报唐山地震与“批邓”相联系，是不是也同样“没有道理”呢？不能顾此不顾彼，说得通才是硬道理。更何况“批邓”远比不上奥运这样的规模、这样的全球性、这样的高潮迭起。“批邓”在1976年7月份似乎不算什么高潮吧，全国人民该干啥干啥，工农业生产同比都在增长（地震后开始滑落），怎么其他都没受到影响，偏就地震预报受到了影响呢？可见是出了大事，只好弄个说法抛出替罪羊，来蒙混过关罢了。　　

第三，假设1976年10月，在中国没有发生过“粉碎四人帮”这档事，那么，24万条人命，轻视群测群防，漠视基层报告引出漏报，如此天大般的事，性质是极其严重的。这必然会被“四人帮”拿来当作攻击政敌的靶子，这是必然的。随之而来的只能是水落石出。会不会造成冤假错案呢？不好说，至少不会到了32年后的今天，责任问题还是一头雾水，这样的状况太对不起24万蒙难的唐山同胞了！。当然了，我们这里只是在说一种可能性，一种假设，并非说果真如此，我国的“群测群防”就绝不会闹到今天这般的凋零，地震预报水平就绝不会受到今天这样的责难，汶川大地震就绝对不会被漏报，……，这里没这样的意思。　　

第四，如果说1976年的“批邓”政治运动耽搁了唐山地震预报，那么1974年以来的“批林批孔”运动，为何就没有耽搁中国人民创造了人类地震预报史上的奇迹 —— 1975年成功预报出海城大地震了呢？　　

事实上，海城地震的预报可以追溯到四年之前。早在1970年1月，辽南便被圈定为重点监视地区。1970年1月全国地震工作会议上，根据“预防为主”的方针，确定把辽宁南部作为重点监视地区。中共辽宁省委相应组建起地震工作机构和专业地震研究技术队伍，逐步开展了各项工作。　　

如果说这个时候的工作主要是以专家为主，那么从1974年6月国家地震局做出了中期预报、把短期预报圈定在渤海北部地区圈内那个时候起，辽宁省委便开始在全省范围内部署“群测群防”工作：一方面加强对专业台站的领导，同时大力发动群众，深入广泛地宣传地震知识，尤其在辽南地区成立了遍布城乡、厂矿和社队的群测群防网站，初步形成了专群结合的预测预报监视网，展开了仔细的监视和测报活动。省委责令渤海北部要立足有震、大震、早震、夜震，广泛发动群众“瞪大眼睛抓地老虎。”……　　

海城地震的预报成功是“批林批孔”运动的功绩吗？抑或如陈词滥调所说的那样，是什么“广大群众坚决抵制”的结果？对于这种论调，早就不值得费心加以评判了。公认的说法是，海城地震的预报成功是群测群防的胜利，是“科学的奇迹”。　　

这个时候提出追究32年前唐山地震漏报的原因似乎不太合时宜。不过，前有海城地震预报这样的奇迹，后有唐山大地震的漏报和24万个生命的陨落，接着就是“群测群防”方针被抛弃，接着就是汶川大地震的事前的不声不响，是得下决心好好想想了，总不至于让“四人帮”钻出坟茔来做这次汶川大地震的替罪羊吧。　　

现有的关于唐山地震漏报的所谓“结论”，也实在是在哄小孩。张庆洲问汪成民：【根据唐山地震的实际资料看，震前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异常情况，向党中央国务院打个报告，向京津唐人民打个招呼可能吗？】　　

汪成民回答说：【这个问题是肯定的。你设想一下，为什么不能把青龙县的做法推广到京津唐呢？为什么不能把以我个人透露情况的方式，改变成为以地震局的名义向中央，向京津唐地区直接通告呢？假若能做到这一步，唐山就成为了第二个海城，甚至能比海城取得更明显的预报效果。】　　

张庆洲问：【教授，我将咱们的谈话公之于众，您有什么看法？】　　

汪成民答：【我意识到可能会给我带来一点麻烦。但是共产党员的党性，科学家的良心告诉我，实事求是讲真话，才能无愧于党和祖国，才能对得起唐山人民，才能促进地震工作健康发展，避免唐山悲剧的重演！】　　

平静的对话，留给人们沉甸甸的思考。

　　 

铃兰台　　

　2008/05/18　　　

国际主流认知：地震是可以预测预报的—— 对梅世蓉《国外科学家坦言：地震无法预测》一文的驳论

本文基于近年来的国际地震预测预报的研究进展状况以及国际的主流认知，反驳梅世蓉《国外科学家坦言：地震无法预测》一文中所宣传的“地震不可测报”、“地震前兆都不可靠”、“按照地震过程的物理实质，准确预报是不可能的”等观点。作为非地震专业人士，似乎没必要也没可能从专业细节的角度来提出驳论，但在浏览了一些较为广泛和可靠翔实的资料之后，我们发现，梅世蓉教授的文章的出发点和大方向完全搞错，在基本事实方面更是南辕北辙。

一、“地震不可测报”并非国际地震学界的主流声音

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有关地震到底能否预测预报的话题在网上引起了激烈争论。主张不可预测预报的一派贴出了署名“梅世蓉”的文章 ——《国外科学家坦言：地震无法预测？》，该文集中述评了国际上“不可预测派”的代表人物罗伯特•盖勒（Robert J. Geller，日本东京大学地球物理学家）等人在 1997年提出的“不可预测论”，造成印象，国际上的主流认知仅此一家别无分店、且延续至今没有任何改变。汶川地震后，中国的地震专家们跑出来发话，众口一词，几乎全是“梅派”的腔调（不至引起歧义的话，不妨把国内与梅世蓉教授持同样“不可知”观点的一派称作“梅派”好了）；他们反复告诉媒体和民众：“地震是世界难题”，“预测预报是不可能的”。这一来，给世人的印象，似乎主张地震可以测报的一派，就成了一帮跳到学术殿堂门前跺脚起哄的角色，既没学术、又不懂国际主流，纯粹是在挑刺，找专家学者的茬。

国际地震学界真的象“梅派”反复鼓噪的那样，是清一色地震不可测报这一种声音吗？这是问题的关键。好办。我们只须回顾一下，在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前，学者那个时候在说什么和怎么说；那个时候的学者，是否是和现在冒出来的梅派说的一样，即认为在国际上确乎只存在一种声音，国际的主流认知确乎公认地震不可测报、确乎不存在其他声音和其他的学派呢？作为门外汉我们不妨做点尝试，这里介绍现成的一例。

汶川大地震发生前的 2年零 10个月，也就是 2005 年3 月，吴忠良，这位中国地震学会副理事长、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和预测预报研究所兼职副所长（梅世蓉曾任该所的第一任所长）在《中国地震》第 21 卷 第 1 期上（与其学生共同）发表了一篇综述文章 ——《近期国际地震预测预报研究进展的几个侧面》。吴教授和梅教授地地道道同行加同事，也同为地震界的重量级人物，那么，他（她）们二人都是如何论说的呢？

二、国际主流近年发生““很大的转折” —— 从不可测报到地震预报是可能和可行的

梅世蓉的那篇，通篇只讲“地震不可测报派”的观点：【 Kogan, Geller, Jackson三位教授联名在 Science 发表了“地震无法预测”的论文。该文指出，在通过对地震预测进行了近 30 年的苦心研究以及对各地进行的地震预测考察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地震是无法预测的，应该打消可能会在几小时、几天或几个月之前预测到地震的希望。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是一项毫无希望的工作。】

吴忠良开宗明义：【 1997 年，《科学》杂志发表《地震不能预报》一文（Geller 等，1997），在科学界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地震预测预报研究进入一个“低谷”。 7 年后，2004 年，《自然》杂志刊登的《思路的剧变》（Cyranoski，2004）指出地震预测预报研究开始出现“升温”，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

已然被梅世蓉宣布为“毫无希望”的地震预报，在吴忠良那里却说认知发生了“很大的转折”。什么转折呢？吴忠良说：【几年前，很多科学家认为，对地震来说，预报和预测都是不可能的，而现在，主流观点认为预报还是可能的，但预测非常困难。这是一个不小的转变。】指出：盖勒关于地震预报的评论【过于极端，…… 很多专家目前认为预测是成问题的，但预报却是可行的。Jackson 就是其中的一位。Jackson 不但认为预报是可行的，而且做了很多预报的尝试。】

三、我对 Gibson的“预测”“预报”定义的看法

“预报却是可行的”是何意思？吴忠良说：【需要明确的一个问题是，英语语境中的 forecasting 和 prediction 具有与汉语语境中完全不同的含义（D. D. Jackson, 2004）。按照亚洲地震委员会（ASC）前副主席 G. Gibson 的说法（2004, 大陆地震国际会议，北京），forecasting 说的是 something would happen (probably)，而 prediction 说的是 something will happen (definitely)。】

这里说一下我对 Gibson 所下定义的看法。在统计检测与预测理论中，预测并不是如 Gibson 给出的那个意思，并非指什么确定性（definitely）的东西；相反地，就预测本身来说，它是一个从材料到手段到结果都充满着或然性的统计数理解析过程，这与英语语境毫无关系。预测和预报是一件事情的相互连带的两个过程；预测（prediction）要解决的，是统计判决和统计检验，而预报（forecasting）要解决的，是如何恰当和适时地发布由预测过程获得的三要素信息（通常指时间、地点和幅(强)度）。由于只可能依据于有限的样本，当样本集发生变动的时候，预测（因而预报）的结果通常也跟着变动，这就注定了预测预报在本质上都是或然性（probably 或 probalistically）而非确定性的（definitely）东西，这些是预测理论的常识。

例如，在灾害预报中要对海浪队列进行峰值预测。通常的做法，是使用信号的一个概率分布（海浪一般是三角或泊松分布），设定一个最优准则（如纽曼皮尔逊准则），来对随机样本做出统计判决。前面说过，判决的结果会随着样本集合的变动而变动，这就需要过统计检验这一关，最终才能在“概率为多少多少的意义上”（数学上常说的“依概率收敛”）得出海浪超跃某些阈值的三要素，这样一个过程，就是预测。

如果发现海浪有可能超跃到警戒水位之上，就需发布警戒预报；否则无须涉及预报的问题。由于发布的各个要素都具有或然性，则预报本身必然也充满着或然性（即 Gibson 所谓“would happen (probably)”）；这种或然性是由预测带来的，怎么能反过来说作为资料来源的预测，反倒是确定性的（definitely）呢？我对 Gibson 的定义表示存疑。地震预测预报作为统计检测估计理论的一个应用分支，我相信道理是一样一样的。

上面对于预测和预报意义的辨析自然引伸出结论，即吴教授说的“主流观点认为预报还是可能的”，就等于在说“预测还是可能的”，这样一来，说“预测非常困难”也是难能成立的。我们长篇大论要论证的就是这一点，这不是抠字眼。此外，预报本身也有它区别于预测的学问，如涉及到灾害对于经济和社会的冲击和损失评估（impact and hazard assessment）什么的。

问题很简单了：如果吴忠良教授所述属实，则近年来（2004年以来）的国际地震界，主流认知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折”，即从地震不可测报转变到了测报是可行的。从文章发表的年份（近3年前）、定位（综述）和缘起（2004 年北京地震预报发展战略研讨会上的主题报告）这些特征看，我们相信，吴忠良的文章没法不真实。而梅世蓉竟然拿出“ Kogan、Geller 和 Jackson 三位教授联名”这件事，就说他们代表了整个国际地震学界，把该派的过时观点夸大为“国外科学家”都如是说、都“坦言”“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指地震测报）是一项毫无希望的工作”，梅教授这么说，显然是在有意误导政府和媒体，是在继续愚弄广大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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