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悖谬
辛若水
（一）这是一条历史规律
“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这是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提出来的，不可否认，这是一条历史规律。中国的历史，就是一治一乱，治极而乱，乱极而治。这似乎是历史的周期律，任何王朝都未曾跳出的。民主人士黄炎培在1945年曾向毛泽东提出这一个问题，历代以来，都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中国共产党有没有法子跳出这个历史周期律呢？当时毛泽东的回答很自信，他说，已经找到了跳出这个历史周期律的方法，那就是实行民主，让人们来监督政府，这样就不会人亡政息。如果我们拿苏联的历史来印证一下的话，就知道黄炎培所提问题的深刻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变成现实，这是我们所熟知的，用当时的说法，叫做“震撼世界历史的十天”。可到七十多年后呢，镰刀斧头的旗帜从克里姆林宫上空黯然飘落，没有任何人游行，没有任何人示威。这不正是所谓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吗？兴亡谁人定，盛衰岂无凭。人们真的能够跳出历史的周期律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应该首先认识历史的周期律。“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这是对历史的概括，几乎所有的盛世都是出现在天下大乱之后的。汉代的文景之治，是承秦末的天下大乱而来；唐代的贞观之治，是承隋末的天下大乱而来；作为封建制度回光返照的康乾盛世，亦是承明清易代的天下大乱而来。由乱而治，那乱是不是就是好事呢？我想，决不是这个样子。从民众来讲，没有人喜欢乱世的，所谓的“宁为太平犬，不作乱离人”，就说明了这个道理。民众总是真心渴慕盛世的，那么盛世是如何缔造的呢。按照英雄史观，那必然仰仗英雄豪杰的。可我以为，英雄豪杰只足以结束乱世，至于缔造盛世，似乎还要仰仗太平之主。汉高祖平定天下，并没有缔造盛世，后来的文景之治才是盛世；贞观之治，是个例外，因为李世民是打天下的，但唐代的极盛，似乎还是后来的开元盛世。康熙虽然几乎把天下重新打理了一遍，但江山毕竟是祖宗留下的。创业是在乱世，那是在万死中求一生，所以异常艰难；而守业呢，则要戒骄戒躁，所以守业同样难。守业的人，是从乱世过来的，所以知道天下大乱的教训，在治理天下的时候，便知道如何长治久安了。我们说，历史是一面镜子的，在历史面前，经常照镜子，那就可以明得失了。其实，盛世，并不是单独哪一个人创造的，而是众多贤才以及民众共同努力的结果。许多人都津津乐道于汉唐的得人之盛的，有的人曾把共和国的得人之盛与之对比。能够得人，确实是缔造盛世的条件。最让人哀叹的就是“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所谓的中国无人，并不是说中国一个人也没有了，而是说没有贤人，没有英雄豪杰。乱世是造就英雄豪杰的，盛世却很难造就。乱世的历史往往精彩纷呈，而盛世的历史，却往往无事可记。可即便如此，我们依然希望生活在“刀兵入库，马放南山”的太平盛世。人们所以想跳出“一治一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那也是基于一个美好的愿望，天下永远太平，永远不再有乱世。我们知道，善良的愿望是解释不了历史的。历史的周期律，恐怕是跳不出来的。我们想跳出历史的周期律，恐怕也是历史周期律的一环。天下永远太平，这只在乌托邦里，在人类历史上，所能做到的，也只有长治久安。渴慕盛世，又生活在盛世，这是人们最大的福气。可是，即便如此，人们也不愿轻言盛世，因为盛世也意味着危机。盛极必衰，月盈则亏，水满则溢，这是很常见的道理，也可以说是辩证法。我想，没有人想从这样的辩证法中跳出去吧，可为什么我们想着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治一乱”的历史周期律呢？跳出历史的周期律，也就意味着违背历史的周期律。违背历史的周期律，往往中要得教训的。历史周期律的运转，如“环之无端”，我们只能顺应它，而不能违背它。历史的周期律固然可以运用，但却无法改变。如果规律可以随意改变，那也就不是规律了。把“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只局限在历史规律这里，那是确凿无疑的，但若想创造性的运用，恐怕就不那么灵验了。
（二）解释动乱的理论
毛泽东所以提出“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那是为了给文革初期的动乱局面寻找理论依据。在那个时候，有两个口号叫得非常响，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在这两个口号的号召下，中国陷入了空前的动乱，甚至这种动乱，已经不能为毛泽东所控制。动乱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呢？毛泽东亟待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思考问题，总是看两面的，不只看到正面，而且看到反面，同时又十分注意在一定条件下一面向另一面的转化。天下大乱，看似不好，但却会向相反的方面转化，而这即是所谓的“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如果这样的话，天下大乱并不是终极目的，而只不过一种手段，达到天下大治的手段。也就是说，天下大治才是终极目的，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采用什么手段都是可以的。然而，动乱政策，却是一柄双刃剑。在动乱中，社会的正常秩序被破坏了，一切都是满目疮痍，又谈何天下大治呢。可以说，“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就是南辕北辙的。在动乱的道路上，是很难进行什么建设的，更枉论新人新世界的理想了。“打倒一切”与“全面内战”，即便在文革中，也被认为是错误的。“打倒一切”自然是颠覆权威的意思，但当所有的权威都扫地了，自己也就被孤立了。实际上，文革很有引火烧身的意思，这革命不只要在别人身上革，而且还要革到自己头上来。只有革到自己头上，深刻地触及灵魂，这才是彻底的革命。然而，细想想，革命也只有革到别人头上，才舒服些；如果引火烧身，恐怕就要自取灭亡了。其实，革命总是有攻击性的，很显然，革命的枪头不会对准自己的心窝，人们总是在革别人的命。在革命中，谁又承认自己一无是处呢？总是攻击别人彻底反动。正是由此，才引发了所谓的“全面内战”。有炮轰，又有捍卫。炮轰什么呢？炮轰资产阶级司令部。捍卫什么呢？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说实在的，所谓“全面内战”，不过就是打派仗。这派仗中，又谁是谁非呢？最后的结论是，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在“打倒一切”与“全面内战”中，是不是锻炼出了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呢？这问题在当时不好回答，而在以后，就不必回答了。毛泽东所提出的“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理论，解释的了动乱么？然而，不管能否解释得了，至少提供了心理的安慰。毛泽东是从不惧怕动乱的，可以说，他这一生就是从危机与动乱中走过来的。毛泽东是危机与动乱的产儿，他也是在危机与动乱中，取得的成功。然而，在他的前半生，危机与动乱，是历史与时代的产物，他在倾注所有的力量，结束这种危机、动乱，使国家走向独立、富强。危机与动乱，从本质上讲是不好的，它并不是奋斗的终极，而恰恰是奋斗所要改变的东西。我们知道“多难兴邦”“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但我们却不能为了兴邦，便把国家推入灾难；不能为了生存，让国家处于危机与动乱中。可以说，文革就是为了天下大治，而人为地制造天下大乱。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可能像小孩子做游戏那样，只要制造了天下大乱，就必然达到天下大治。也许，历史的发展规律，并不是可以随意运用的。历史是人创造的，创造历史的人具有很大的主观能动性。但这种主观能动性，并不意味着可以为所欲为，许多时候，我们也只能聊尽人事，以待天命。我们不可以把自己想象得过分强大，以为只要遵循规律，就可以颠倒历史。有创造历史的良好动机，那是不错的，但万不可太心急。文革就是太心急了，它忽略了“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漫长历史过程，妄图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实现历史的飞跃，而结果呢，这历史的飞跃则成为了悲惨的闹剧。我觉得，历史的自然进程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认识到了历史的自然进程，就会重新思考革命，重新发现改良的意义。历史并不是我们手中的泥团，想怎么捏就怎么捏。即便最伟大的人物，对历史有了游戏的心态，也难免会为历史所游戏的。我觉得，我们对历史最缺乏的就是那种虔诚。人们纵然可以不断地改变对历史的书写，却无法改变历史的必然进程。历史的神圣并不是玩世不恭所可以亵读的。
（三）所谓的“乱中求治”
我总觉得，“乱中求治”有很多天真的，不仅在理论上讲不过去，即便在实践中，也没有行得通。天下大乱，只是天下大乱，而不可能同时就是天下大治。要求得天下大治，也只有一个法子，那就是结束天下大乱。然而，结束了天下大乱，文革也就失去了意义。因为文革很大程度上，就在一个“乱”字。毛泽东是从来不怕乱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越乱越好。乱就会把所有潜在的矛盾激发出来；浮出表面的矛盾，就好解决了。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这动乱就如同横流的沧海，如果风平浪静，反倒英雄无用武之地了。“乱中求治”，有没有可行的办法呢？大乱，是人为地制造的动乱；那大治，又是不是人为的装点呢？乱，是为了砸碎旧世界；而治，则是建设新世界了。然而，在所谓的治中，并没有消除动乱的因子。可以说，乱中求治，本身就是一种悖谬。“乱”与“治”就如同水与火，是不能并世而立的。在动乱中，又怎么讲天下太平呢？如果真的天下太平了，那就不会有动乱了。“乱中求治”是一招险棋，这招险棋，有极好的用心，然而却不足以使社会结束动乱，走向治平。可以说，“乱中求治”，不过负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动乱会使社会失掉正常的秩序，国家不能正常运转；在这样的背景下，又怎么求治呢？天下大治当然是美好的理想，但这样美好的理想，怎么能够通过天下大乱的手段实现呢？一方面是美好的理想，一方面是严峻的现实。即便理想再美好，首先面对的，还应该是严峻的现实。所以，毛泽东不得不采取雷霆般的手段，去控制越来越难以控制的局势。打倒一切，休矣；全面内战，休矣。毛泽东在接见北京造反派领袖的时候说，他就是幕后的黑手。是他派工宣队压制你们的；你们必须投降，如果不投降，就派部队去围剿你们。毛泽东虽然不怕动乱，甚至讲越乱越好，但是他对动乱的忍耐，也是有一个限度的。当造反派们打个没完，甚至要召开会议组党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镇压了下去。毛泽东虽然爱把自己比做大闹天宫的孙悟空，但实在又有如来佛的手段的。毛泽东对无政府主义有多大认同，是很难说的。虽然踢开党委闹革命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但是，到造反派们闹的不成样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结束了无政府的混乱局面。对于红卫兵们小将们，他也只是让他们出来闹闹。闹过了之后，又怎样呢？还不是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么？红卫兵，只是幼稚的工具，岂不闻“一年香，二年臭，三年就挨斗”。红卫兵能做什么呢？把国家交给他们治理么？显然是不可能的。乳臭未干的小毛孩子，又能做成什么呢？治理国家，还要依靠那些被打倒的人。共和国的得人之盛是不亚于汉唐的，那些被打倒的功臣们，还是有经天纬地之才的。既然治理国家依靠人家，可为什么又打倒人家呢，因为毛泽东担心这些人当官做老爷，失掉了本色。毛泽东考虑问题，从来都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为了人民的利益，他不惜毁掉整个官僚机构，甚至毁掉党。然而，在作为的时候，他已经凌架在整个党之上，似乎只有他自己，才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他和刘少奇的最大分歧就在于，刘少奇更加坚信党的民主集中制。但是，毛泽东在思想上，却走得太远了，为了更高目的，他有足够的理由，把一切推倒重来。在一定意义上，毛泽东成了克伦威尔式的护国主。那个时候，中国的精英都被打倒了。但这被打倒的人，只要没有真正倒下，就可以重新站起来，因为治理国家，还得依靠他们。毛泽东是在很奇怪的意识里转圈，在这转圈的过程中，虽然时有惊之人笔，但转到最后，又回到了原地。也许，在他内心深处，真正值得信任的人，还是那些被打倒的人。那些被打倒的人，才是中国革命的真正精华。百炼成钢，大浪淘沙，到最后，他不得不再次信赖他们。他参加陈毅的追悼会，以及解放老干部，都证明了这一点。他给叶剑英写的那幅对联，更是广为人知：“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有人讲，所以有文革，所以毛泽东晚年犯错误，那是因为他老糊涂了。其实，毛泽东何曾老糊涂，他只不过撞到精神的鬼打墙罢了。撞到鬼打墙最好的法子，就是躺在原地睡一觉，等到东方破晓，红日初升。
（四）乱了敌人，还是乱了自己
文革中宣传的时候，自然是说天下大乱，乱了敌人，锻炼了自己。但文革过后，重新回顾这十年历史，人们才猛然发现，哪里是乱了敌人，分明是乱了自己。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乱了，十年文革实际上就是十年内乱。那个时候，斗争的敌我双方，似乎不共戴天，定要拼出个你死我活来，但是这敌我的划分，又实在非常模糊的。毛泽东确实混淆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并且用激烈的阶段斗争的形式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敌人究竟在哪里，这是文革首先应该解决，而又始终没有解决的问题。虽然讲赫鲁晓夫的人物就睡在我们身边，虽然讲敌人就混在我们内部，但究竟是谁，并没有明确的界定。而那些被揪出来，被打倒的人，又大多是革命的功臣，抑或无辜的知识分子。与其说他们充当了革命的对象，还不如说他们成为了替罪羊。革命总是要有对象的，即便没有对象，也要创造出来。创造出来的革命对象，创造出来的敌人，就真的是革命对象，就真是敌人吗？没有法子，那也只有制造冤狱的。制造冤狱的时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等到平反的时候呢，又戴上一副实事求是的眼镜。冤枉你，是锻炼你；给你平反呢，则是爱护你。又锻炼你，又爱护你，不感恩戴德，还楞着干啥呢？心里有苦，就憋在心里；打落了牙，就咽在肚子里。不要想着什么“痛定思痛”了，怎么能老抓着历史的小辫子不放呢？忘掉过去，放眼未来，不又是朗朗乾坤么？在历史面前，要学会装聋作哑，不要一副执着的嘴脸，定要辨出个真是真非。虽说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但要看是忘记什么样的历史。在一般人看来，忘记辉煌的历史，那才叫背叛；而忘记那些抹鼻涕，掉眼泪的历史，则是皆大欢喜。文革纵然是悲剧，我们也要以喜剧的眼光来看它。那时候有什么悲剧呢？全是些滑稽可笑的事情。然而，真正的悲剧就在这滑稽可笑的背后。我总觉得，在文革中，敌我的界限似乎完全泯灭了。似于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不共戴天的仇人；人整人，才是最可怕的。乱了敌人和乱了自己，大抵是同时存在的。因为敌人就是自己，自己就是敌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在人生哲学上，我们是认同这一点的。但是，因为这一点，就向自己全面开战，我们就不好认同了。把自己当做最大的敌人，是为了自己战胜自己，因为自胜者强，但是，向自己全面开战，必然走到全盘否定自己的道路上去。全盘否定自己又有什么好处呢？更何况它本身就伴随着极大的痛苦。我们虽然有自我反省，自我批评的传统；但这必须局限在一定的限度内，才能为我们所接收。如果太过分，那自我反省就会变成交代罪行，而自我批评呢，则演变成自我否定。自我反省，是为了改正缺点与错误，这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交待罪行，就成了敌我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洗心革面，才能够重新做人。我看不出，全盘否定自己有什么好。一个人一旦被说成一无是处，那他本能的就会反抗。因为一无是处是对他存在价值的全盘否定，全盘否定了他存在的价值，那就意味着他的存在没有丝毫价值可言了。然而，这绝对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只要活着，即便是废物，是蠢才，是行尸走肉，也有他的价值，因为活着本身，是在一切之上的。我们习惯于用一种价值去否定另一种价值，不可否认，价值之间是可以相互取消的。但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价值，别人可以带着轻蔑的眼光去否定他的价值，但他自己却会毫不犹豫的去捍卫自己的价值。自我反省，自我批评，这应该是一种内在的自觉，而不应是外在的强制。在强制面前的驯服，是一个人最大的懦弱。从内部杀起来，我们往往束手无策；但是若从外面杀进来，即便兄弟阋于墙，也会外御其侮。对于自我反省，自我批评，我们还能保持一定限度的认同，至于全盘否定自己，或者说“向自己全面开战”，那就让它见鬼去吧。我觉得，我灵魂里是永远也爆发不了革命的。灵魂里爆发革命，大抵只会导致精神的错乱。其实，单个人的精神错乱，还没有什么，就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精神错乱。“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多么美妙的理想，这美妙的理想也会在烈火中永生吧。
（五）所谓历史的讽刺
恩格斯说，黑格尔发现了一种他称之为历史的讽刺的东西，这种历史的讽刺捉弄了许多比俾斯麦还要伟大的人物。其实，这种历史的讽刺，也捉弄了毛泽东，文革就是这种捉弄的证明。问题是，毛泽东是否意识到了历史的讽刺对他的捉弄呢？如果他意识到这种捉弄，为什么不想法子避免呢？从毛泽东海阔天空的谈话里，我们可以发现，其实他早就意识到了这种捉弄，但是他却有更为充分地理由把他的事业进行下去。明知道自己是非常可笑的，但还是要矢志不移的坚持下去。他未尝不知道他自己是在悬崖上跑马，随时有掉下万丈深渊的危险，但是他却不可能悬崖勒马，因为了弯弓没有回头箭。毛泽东维护文革的意志是非常强捍的，严竣的现实并没有唤醒他，现实愈是严峻，愈是印证了文革的必要性。文革的最大特点，就是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的严重背离，而这也是黑格尔所谓的历史讽刺。大抵历史的讽刺，只会去捉弄那些伟大的人物吧。它并没有兴趣，陪我们这些渺小的人物玩上一局；即便陪我们玩上一局，也是微不足道的，没有什么震惊世界历史的意义。历史的讽刺去捉弄伟大的人物，往往是在他们改变了世界历史之后。改变历史的时候，他们披着神圣的光环，几乎是无往不胜的；但等到他们登上了事业的顶峰，可以放心休息的时候，历史的讽刺就到来了。对他们来说，不鞠躬尽瘁，就只能死而后已；因为生命不止，奋斗不息。他们在有生之年，还要进行更为伟大，更为壮丽的事业。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的时候说：“我又要重新领导你们闹革命了。”当年闹革命的时候，那是星星之火；而重上井冈山的毛泽东，早就成了共和国的领袖，在这个时候，猛一发力，马上就是熊熊烈火。其实，历史的讽刺，也不是守株待兔等来的，而是主动创造的结果。从一定意义上讲，并不是历史在捉弄人，而是人自己在捉弄自己。解放全人类，应该说是人世间最为壮丽的事业，那文革是不是这最为壮丽的事业的一部分呢？在当时是没有人怀疑这一点的；可在历史的讽刺面前，我们又说什么好呢？我总觉得，无论解放全人类，还是文化大革命，都不过是一个隐喻，而且是带有宗教性的隐喻。解放全人类，和基督教所说的救世主，是一样的用心。全人类，真的只有解放，才能生存么？人类真的能够打碎所有的枷锁，摆脱奴隶的地位，获得完全的解放吗？这问题当然是终极性的，然而，在我想来，却总是做不到的。人类的完全解放，不过一个乌托邦；它和我们现世的苦苦挣扎，并不相干。人类的完全解放，靠救世主，靠先进的阶级，还是靠自己？如果解放不是争来的，而是靠别人的恩赐，那也没什么意思，因为绝对的恩赐会导致绝对的压迫。如果只能做解放的奴隶，那还没有未解放时自由。从理论上讲，解放全人类，并不难，只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就是了。但是，解放一个人，却是最为艰难的。单个人的解放，我想，总不能用灵魂里爆发革命的法子吧。其实，即便是解放，也有主动的解放，与强迫的解放。我想，没有人喜欢强迫的解放的。解放全人类，固然是极动人的理想，但这种理想又能给人多大的自由呢。如果真这样想，那还是天真了些。我觉得，人不可能打碎所有的枷锁，不可能获得完全的解放，自然也不可能获得完全的自由。可以说，文革是向终极的跃进，虽然崇高的理想在飞翔，但结局却不过癞蛤蟆过门坎——蹲腚栽脸。这就是历史的讽刺。然而，怎样才能走出历史的讽刺呢？我以为，至少应该做到两点，一点是让崇高的理想，服从现实的道路，而不是相反；一点是走出隐喻。用隐喻来看待历史，鲜有不成为讽刺的。所谓的讽刺，全是由隐喻得来的。放弃隐喻吧，就如同放弃了最为美好的理想。走出隐喻吧，就如同走出理想主义的灾难。历史的讽刺所以会捉弄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对终极的追求过于狂热；如果不是过于狂热，又怎么想着以天下大乱为代价，去获取天下大治。把自己的灵魂卖给了魔鬼，又怎么可能变成天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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