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老实话,从青年时代起,我这人就一向左倾、偏激,只是到了近年才对被误读的“中庸”有所反思。但同时,我也一向崇尚民主与自由,觉得自由主义的很多理念相当的好,值得向往和追求。正因为如此,我讨厌那些打着自由主义旗号糟蹋自由主义的中国自由主义精英。
自由主义精英的武器是“妖魔化”。历史已被“妖魔化”得面目全非。
实际上,左翼思想具有“乌托邦”的精神追求。“左”并不是贬义词。骂“左棍”不公平;“右棍”有的是,棍子打得更厉害。
今天的新左派学者其实是“批判性的知识分子”。按照西方的说法,他们可以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在公众事务上公开发表意见的知识分子。“左”意味着批判现实的态度。
《中国站起来》的摩罗抨击了某些文化精英的文化软骨病,被讥为从右的营垒“倒戈”到左的营垒的“投降派”。摩罗呼吁:“中国的知识分子要学会两条腿走路,在国内的社会空间伸张民权,在国际社会空间伸张族权、维护国家利益,这是一个成熟的知识分子群体必须同时承担的双重责任。”内争民权,外争族权,这就是左翼知识分子批判现实的态度与社会责任。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生动地展示了全球化的危险。一夜之间,资本主义变得并不是万能的。知识阶层由此发生了分化。
新左派意识到,全球化已经导致了资本主义毫无制约地在中国蔓延。据他们观察,中国的社会问题不是别的,就是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经历过的西方传染病和市场传染病。新左派相信这些问题的根源主要在于全球化、国际资本和市场经济。在全球化问题上,一些新左派加入了民族主义大军。
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也是近年来的讨论热点。新左派强调经济上的公平,而不是不计代价的经济增长。他们认为,财富的积累与膨胀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彻底背离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分配理念是无情的、不道德的。金融危机重新“捧热”了《资本论》,“火”了马克思。宋鸿兵的《货币战争》也一下子成了年度畅销书。
有关产权改革的争执也激发了自由派和新左派的辩论。香港中文大学的 金融 教授郎咸平使用会计方法以及知名企业如海尔、TCL和科隆的数据,展示了私有化过程中伴随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一些新左派人士呼吁领导层调查郎咸平所揭露的问题。最终,中国证监会发现确有违规行为。
有人指出,新左派思潮对现实的批判,是基于对未来的关爱之上的,是“良心指挥理智”关注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必然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说,新左派思潮是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民性与社会良心的集中反映。
当然,新左派也各有不同,有的相对温和,有的则激进得多。可能吧,左派中的有些人脑子里的谬误与偏见也所在难免,也需要在解放全人类的同时解放自己。左派和自由派都应站在民族和人民立场上守住底线,修正错误,追求真理。
香港学者丁学良发现一种奇特的现象:对于中国重大的社会现象,中国国内的左派与自由派之间,可以说在一切问题上都针锋相对。但有一点很奇怪,两派在中国的官僚特权和腐败这个问题上,却有颇一致的观察和由此得出的结论。二者基本上都认定,中国近来的二三十年,官僚特权和腐败愈演愈烈。
深层次来看,他们在对人性进行争论。人性善恶的争论,从百家争鸣的春秋末期就有。
新时期的自由派认为:要承认人性中自私自利的一面,要对人性中阴暗的一面妥协,这样才可以换取社会的长治久安。自由主义主张让人性顺其自然地发展,不管是好是坏,因为在他们看来,左派政治家对人性的改造是不可能成功的。比如,在朱学勤看来,毛泽东时期的政治运动是想改造人性,毛泽东不对人性中的阴暗面妥协,所以社会动荡。改革开放则相反,不对人性中的阴暗面进行斗争了,从而顺应了人类的本性,所以社会稳定。在他看来,左派对人性的改造,与新宗教无异,并且是一种“让全社会的人都出家的宗教”。
新左派认为:对人性的改造是必须的,有一种新的信仰也是必须的,要最大程度上压制人性中恶的一面,最大程度上抬高人性中善的一面。正是资本主义社会最大限度地鼓励了人性中的贪婪与自私,才造成了人类的一系列灾难。所以,作为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主义,为了人类的未来,就理所当然地应该对人性中的自私、贪婪、残忍、冷漠等一系列不好的东西开战。左派相信,人通过改造可以走向光明。
他们两家谁对谁错呢?似乎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左派的合理性更大些。实践检验的结果是,那种完全不要思想改造、认为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倾向带来了难以治愈甚至是万劫不复的后遗症。过度实践,或彻底否定,往往走向自己的反面。
左派拥护思想改造,却同样追求思想自由。
作为新左派代表之一的“北大醉侠”孔庆东,他说:重要的是作为一名学者,一定要有自己的思想自由,不惧权势,不媚俗众,乃是一种千金不换的最可贵的生命状态。
十分赞同这样的评析:新左派阵营的一批后起之秀成长于文革后期,有着“红小兵”的童年记忆,80年代接受大学教育,思想则成熟于90年代,20世纪的中国革命文化和西方的自由民主理念在他们的精神深处都留有深刻的烙印。相对于兄辈,他们较少历史负担,思想姿态异常鲜明,因而也更多一些敢于坚持异见的勇气和激情。
历史将证明,中国需要这样的真诚的思想者与勇敢的呐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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