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是沉默的大多数，从古至今都是被代表，他们需要通过别人来表达，自身没有能力，也没有空间来表达意志。那么，谁在代表？历史上看来，一直都是知识分子。所以知识分子通常是民意的代表者。如果说要尊重民意，首先就要尊重知识分子。这是一个非民主社会的基本法则。”
读到这段话，我悚然一惊 。倒不是因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而是感觉其厚颜无耻至于意淫变态。文字引自自腾讯网“历史学家眼中的60年中国”专题节目，“帮助”并得到该节目感谢的学者有：沈志华、朱学勤、王海光、高华、杨东平、陶文钊、葛剑雄、林蕴辉、许纪霖等。这段话是许姓学者的发言。我为了引用，同时又要把他们和他们的代表之一说的这段话，与我及与我所写的文字区别开来，我就把它搞成灰蒙蒙的黑体字。我不能和他们比大——我肯定没他们年长，但我想要比他们更黑。更黑的目标，大概永远也达不到，只是我的一厢情愿而已。
一， 知识分子可以代表农民吗？
这不能一概而论。
毛泽东进了中南海，还经常到道路不小心有人畜粪便的落后农村到处钻，不时到充满牛屎味、猪粪味、马尿气、羊骚味的农家院子拉家常，往往只图方便就一屁股坐在田埂上、土块上、曲石上、草地上，发乎情真诚地去紧握满身臭汗、沾有污泥油污、可能还夹杂着粪便污秽的工人农民的手。
故而，有人不无鄙夷地说：“毛泽东整个儿就是一个农民！”这话算是说对了，毛泽东是一个农民，地地道道的农民。当时有7个亿、8个亿的农民。只是我们说他是农民的时候，那感情与别人大不相同。
本身是农民或当过农民，与农民的第二代、第三代……对农民的感情，对农民的理解，不可同日而语，与祖上的祖上是农民的人更有天渊之别。
不管是论学问，还是论立场，毛泽东都才算得上中国最大的知识分子，一等一的头号知识分子。他，天然地可以代表农民，而且一直代表着农民，从而也代表着人民。
中共“先朝”的领导人，真正刨过地种过田的人不是很多，对农民的感情可想而知，必然与毛泽东有很大的区别。不过，他们中的许多人，补了生动的一课——亲眼见过民族的苦难，直接参加了艰难困苦的血海革命，直接参加了对中国走什么路的选择。
主张资改的人，大多一天也没当过农民，甚至曾是贫雇农的“东家”“老爷”“少爷”，兴许这些词的前边还要加个“大”字。他们根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农民究竟想要什么，不知道最能发挥农民生产积极性的生产组织方式是什么。而对这一切，毛泽东不但最清楚，而且为之计远考虑的最透彻，那就是公有制、人民民主、人民公社、劳动生产队。
1980年代以后，温水煮青蛙，读书的家庭负担日重，我的一个同学，学习成绩极其优秀的同学辍学了，后来干上了村支书。1990年代他一家四口，由于土地政策“50年不变”，他只有一个人的田地，粮食当然不够吃，家庭依然贫困不堪。面对带头致富的政策要求，他说：“我一个人的田，四个人吃饭，科学家来种我的田，也解决不了吃饭问题。”“穷山恶水路不通，单打独斗，靠农民个人的力量咋致富？”
农村之难，农民之难，有几个人真正了解？用知识，用资料，去分析去想当然，甚至歪着脑袋斜着屁股去想，或者干脆把农民抛到九霄云外，你有什么资格代表农民？许大学者倒是说了句大实话，他们只能“被代表”，被“他们”代表。
二， 知识分子可以代表工人吗？
过去的文献资料，对社会结构的组成，好像一直是说“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或“工、农、兵、学、商”，顺序大有讲究。就整体而言，这些群体各不相同，利益诉求迥然有异，不能混为一谈。
工人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曾几何时，知识分子居然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个定性，带来的是历史性的变化，不单是偷梁换柱暗中对国家性质“改旗易帜”，而且将知识分子实际置于工人阶级之上，哗啦一下，各种什么反动说什么，人民反对什么就主张什么的牛鬼蛇神，所谓“知识精英”就尿了出来。他们说话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写文章深文周纳一扣九连环滴水不漏。工人农民似乎缺少这耍嘴皮子摇笔杆子的功夫。
国退民进改革改制，是专家学者鼓捣出来的吧，结果怎么样，几乎可以用“祸国殃民怨声载道”来形容。如果是工人去决策，用脚拇指思考，也不会出此下策。货币化分房，是专家学者隆重推介的发财办法吧，结果整个国家的经济肥皂泡越吹越大，势若骑虎；不下，有摔死的危险，下来吧，有被吃掉的危险。
贪污腐败问题，国防失修问题，道德沦丧问题，社会悲剧问题，有教无质问题，桩桩件件，件件桩桩，哪一个问题最初没有专家学者的“大声疾呼”“建言献策”功劳。每一项都依了他们，问题百出了，于是就归罪于改革不够，鼓吹要学西式民主，才能一劳永逸地逐渐解决中国出现的根本性问题。美国高度关注的将军某，近期，竟然也有爆炸性言论，说什么“全国财迷心窍，政治体制必改革”，预言“十年之内，一场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的变革，不可避免要发生。”听听，这是什么动员讲话。难怪有人大声质问“中国的天空究竟还有几只鹰？”
不是工人不要“被代表”，他们实在是“被代表”怕了，“被代表"得一无所有太凄惨了！“没有空间来表达意志”，如果有，哪怕只要有一点点，他们就会要自己当家做主的公有制，而不要什么“产权明晰”的有股无份制、减员增效下岗制。“7•24”吉林通钢等事件，不就是生动无比的例子吗。
三，民众自身没有能力需要通过别人来表达吗？
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孔子说：“巧言令色，鲜以仁。”当然，我们并不反对：把话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把内容说得全面周详准确透彻。但是，话说得越漂亮，就越有问题的现象，也确实存在。
其实在更多的情况下，话明不明白，与表达能力没有多大关系，而与关不关注、倾不倾听有莫大的关系。
童蒙稚子，即便他还像个蠕虫，他的叫喊哭闹是为什么，为什么做父母的第一时间知道，因为我们太关爱他，太在乎他，太留意他，生怕他不舒服，生怕他受苦，生怕他受委屈。因此，我们能猜想到他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地方有问题。毛泽东难道不知道陈永贵、吴桂贤、李素文等自身参政议政能力的欠缺，但他能从他们朴实无华甚至支离破碎的语言，羞涩乃至尴尬的表情中，读出真相真实意思来。允许“口头报案”“口头举报”“口头报告”，不就是要求认真倾听吗？
多年媳妇熬成婆，久病成良医，路走熟了，连瞎子也可来去自如。所谓学问，没有那么宝贵，没有那么高深。干哪行熟哪行。何况，民众的智慧无穷，水平没有那么低。许多人能说会道、能书善写、能谋会断，比人五人六的“雷鸣瓦釜”强了不知几千万倍，他们不过是“被民众”而已。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文盲书记”“文盲县长”之类人物多了去了，可是他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说话演讲的能力，却令许多“科班出生”的人自愧不如。他们处理问题能快速切中肯綮，三言两语能说出问题的实质，演讲滔滔不绝要害精准妙趣横生明白晓畅，他们的能力强得很，尽管有时也闹知识性笑话。可是，谁不闹笑话呢。人的一生，回头一看，蠢事、脸红事、难堪事、尴尬事，个个一大堆。
每个人，本质上只能代表自己，多半的情况人人下都免不了“被代表”。“如果要尊重民意，首先就要尊重知识分子”，是自大近于无耻的狺狺狂吠。工人农民，是不会不分青红皂白同意这种“被民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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