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撤退中国的真正原因
没有毛泽东的英明领导.日本不可能撤退中国的
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曾被尊为领导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最高统帅。蒋介石在名义上是当时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而实际上，从“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华到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14年中，其大部分时间是破坏抗战胜利的罪魁祸首；毛泽东则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正确地揭示出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并相应地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战略战术原则，领导全国军民，统过人民战争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故毛泽东是真正领导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最高统帅，而以他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军民的抗战，则对于抗日战争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这是铁一般的历史事实，我们有责任将历史的真相告诉人民。以下我对此二人作一历史性比较。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所谓最高统帅，实质是个领导权问题。自“九一八”日本侵华至“八一五”日本投降14年间，在中国客观存在着贯穿始终的两条不同的指导路线，一条是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一条是不但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而且在某些方面说来它是在实际上帮助日本侵略者危害抗日战争的。两条抗战路线贯穿抗日战争的全过程，这是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谁实行了前者，谁就掌握了抗日战争胜利的领导权，谁就是真正的最高统帅；反之，谁实行后者，其尽管名义上是最高统帅，而实质上则是冒牌货，是坏统帅。基本前提确立之后，中国人民从毛泽东和蒋介石两个人身上，获得了明显的比较。
“九一八”前后至“华北事变”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采取不抵抗主义的路线。自1927年春夏之交，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背叛和屠杀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1928年12月，他暂时地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一个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代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残酷地镇压和剥削工农劳苦大众的封建法西斯独裁专政的反动政权。“九一八”事变前，他亲自领导和指挥连续三次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反革命军事围剿；“九一八”后，面对日本的侵略，他实行的是“不抵抗主义”，“攘外必先安内”，而继续他的反革命剿共战争；同时，他还命令张学良替他背着“不抵抗将军”的骂名，到西北进行围剿红军的战争，将东北三省恭手送给日本侵略者；继而，他又破坏了“一。二八”淞沪抗战，调19路军去福建剿共，而签定了卖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再而，他扼杀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抗日，镇压了抗日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同时，他亲自指挥，加紧对战略转移（长征）的中央红军的围追阻截。1935年，他适应日本帝国主义的需要，签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指示宋哲元适应日本“华北五省自治”的需要，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由于蒋的不抵抗路线和叛卖行径，致使“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毛泽东早在1915年针对袁世凯和日本帝国主义签定卖国的“二十一条”，他发出怒吼：“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并为“改造中国与世界”，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而树雄心，立壮志，勇于实践，探求真理；1916年，他与同学讨论时局，他预言：20年后中日必有一战，二十年后不幸被他所言中。“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和以他为首的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多次发表宣言、决议，号召中国工农红军和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1935年，伴随“华北事变”（主要指“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等一系列事件），中华民族危急加深，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
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瓦窑堡会议，作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议；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科学地分析了国际国内时局的特点，充分说明了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着重地指出共产党在这个统一战线中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领导作用。为了结成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批判了党内在过去长期存在着的狭隘的关门主义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曾使党、红军和中国革命遭受重大损失；他特别强调唤起党内注意一九二七年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引导革命归于失败的历史教训，指出了蒋介石必然要破坏革命势力的趋势，这样就保证了后来我党在新环境中能够具有清醒的头脑在蒋介石的无穷欺骗和很多次的武装袭击中，使革命力量不致遭受损失。瓦窑堡会议是从十年内战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转变时期中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瓦窑堡会议和毛泽东的报告，完满地解决了遵义会议（此会议当时只能解决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和部分组织问题）以来没有解决的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因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就为中华民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指明了正确方向和光明前途，并指引了一条唯一正确前进的路线。瓦窑堡会议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进一步加强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一方面积极促进“一二九”运动后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另一方面尽可能地向国民党上层领导人和军队将领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开展争取同盟者，建立统一战线的工作；采取的方法，以点带面，抓西北带全国（即与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首先建立统一战线）。
中国人的历史观向来是极端的，也是可笑的。每年抗战胜利日前后，必刮起一股为国民党所谓翻案的逆流，各种歌颂国民党抗战贡献的奇谈怪论层出不穷，这股逆流不但与中国人紊乱的政治观有关，也与当下中国社会混乱的价值观有关。
再联想到最近几年，尤其热闹是各种翻案风愈演愈烈，甚至发展到了要彻底改写中国正统历史观的疯狂地步。
有为秦桧翻案的，因此这个陷害忠良的大奸臣摇身一变成为用心良苦、“韬光养晦”的伟大战略家。似乎他勾结金兵、害死岳飞倒成了民族大义之举，似乎岳飞到成了好战分子。而且，当时宋、金确属两个独立政权，用现在统一国家的眼光来看待当时两国各为其主的正常国家间行为，刻意强调所谓岳飞不是民族英雄，是一种虚无的历史观的表现。
有为汪精卫翻案的，这个出卖中华民族的大汉奸竟然成了女人眼中的风流情种和偶像，这种病态思想是受《色戒》的毒草害有多深，把汉奸的出卖国家的勾当轻描淡写甚至避而不谈，却着重刻画其情场生活，严重误导了一大批没有脑子、没有历史观的青年人，以致于有无知女性说出了要爱就爱汪精卫的恶劣言论，要知道这样公然美化汉奸的言行在言论自由的欧美国家是要被追究法律责任的，可见在中国社会混乱的价值观和历史观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甚至有为潘金莲翻案的，更是五花八门，反而在这些人眼里，武大郎到成为罪恶的源头，武松倒成了不解风情的暴徒，而西门庆和潘金莲倒成了“追求幸福和爱情”的样板，完全对二人合谋害死人命的罪恶轻描淡写，这种没有正义的价值观对当下的青年人的误导，将来我们都会受到这个社会的报应的。
再回过头来看一看每年都要发生的所谓为国民党抗战翻案的逆流，又是何等的荒唐和无知。
首先，国民党作为当时的执政党，是领导中华民国政府的执政党，国民党抗日是作为一个合法政府的应有之举，完全是其职责所在。而其抗战之不情愿，居然到了要等全国上下军民的重压之下才消极抗战，有时甚至是摆摆样子，其抗战之消极，抗战之无奈，是铁一样的历史事实，因为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之间的六年时间，国民党奉行不抵抗政策，沦陷了大片中华大地，这样的失职政府，如果是在法治国家，其领导人是要被送上法庭的。哪怕是在七七事变后，头三年才象模象样的组织了几场会战，但是之后抗战进入了僵持阶段后，国民党的消极抗战又暴露无遗，这些都是历史事实，用几场个别的大会战来渲染国民党抗战决心、严重夸大国民党抗战功绩，是一种避重就轻的伪历史观。
其次，八年抗战之艰难恰恰说明国民党抗战无能领导无方。国民党作为的中华民国的执政党，面对当时综合国力并不比中国强大多少的日本，节节败退，几乎到了一触即溃的地步，1931年918后，东北沦陷，东北落后日本统治，居然在中国的领土上可以建立伪满洲国，国民党的卖国和投降政策竟然连晚清都不如，是要受到历史的谴责的一个腐败无能的政权。1937年后，短短几个月，中国的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和首都南京相继沦陷，成片成片的沦陷土地，把千千万万的中国百姓送入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屠刀之下，这样“迅猛”的溃败，这样无能的军队，这样腐败的政府，不受到人民和历史的追究，反而要为他们翻案和歌功颂德，可见当下中国人的灵魂深处已经堕落到了什么地步。日军铁蹄所到之处，所见的就是国军的溃不成军和丢盔弃甲，没有一点战斗力的国家大小将领们，大多数只顾着自己的姨太太们和财富们能不能保全，有几个拼了命在保家卫国？少数浴血奋战国军将士，几场少数的大会战，是掩盖不了整体上国民党领导无能、抗战不力的历史责任的。
再看看当时的欧洲，除了弱小国家面对德国入侵由于实力悬殊外，一些大国，特别是苏联，除了刚开始由于准备不足被德国打了个闪电战，但是很快就在当时的苏共领导下，在苏联全境对德军进行了有力的反击，在短短的时间内不但把德军逐出苏联，甚至打到了希特勒的老家。真正要歌颂的政府，是象当时的苏联政府这样，这样全心全意、坚定不移地并且行之有效地组织全国军民浴血奋战，不但成功地保家卫国，而且为解放欧洲大陆国家包括解放中国，作出了可歌可泣的贡献。
第三，敌后战场的确是打击日本有生力量的主战场。一直到现在，对一些历史无知的民众也跟着一些无良的学者起哄，对当时的国民党正面战场和共产党的敌后战场，仅从字面上理解，就认为国民党的抗战是主力军，共产党只不过打打游击。这种愚昧无知的历史观误导了许多当下的中国青年。
殊不知，国民党在抗战开始后短短几个月就把大半个中国给沦陷了，我们实在不好理解这样的正面战场给日本究竟有多大的打击？这样的正面战场还有多少正面而直接的抵抗？在这样短短的沦陷过后，抗战进入了僵持阶段，某种程度上，当时的侵华日军和国民党投降派暗中勾结，达到了一种战略默契，双方在正面战场纯粹是装装样子，双方的斗争茅头心照不宣地同时指向了中共。日本人很清楚，中共在敌后的武装抵抗给日军的威胁远远大于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威胁。
就是在这个抗战僵持阶段，正是由于中共组织在沦陷区，在特别困难的条件下，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开展起有声有色的武装抵抗，地道战、地雷战、游击战，青纱帐里、洪湖赤卫队、铁道游击队、狼牙山五壮士等等，这些充满军民同仇敌凯的可歌可泣的伟大故事，是当时在日本占领区的敌后战场的真实写照，中共的组织领导能力在敌后战场不但有效地牵制了一百多万侵华日军的有生力量，使得日军疲于奔命，拖住了日本扩大正面战场的能力，战争就是这样进入了战略僵持阶段，而且中共通过在敌后战场的节节胜利，赢得了全国军民的威望，这些其实都为解放战争中共得到全国老百姓的坚定拥护和支持奠定的坚实的民意基础的。当时许多进步青年奔向延安，延安成为中国进步思想和抗战的中流砥柱，这些都是历史铁一样的事实。没有中共在沦陷区组织起行之有效的敌后战场，按照初期国民党军队那种溃败的速度，日军狂言三个月拿下整个中国并不是一句空话。
反观国民党在抗战初期打了几场大会战后，开始偏安一隅，官僚资本投降卖国的面孔又暴露出来，他们在自己一小片土地上享受挥霍，有多少国军将士会想到要去收复沦陷的国土？有多少国民党高官想到要打退日本，还都南京？重庆，重新聚集起了商贾名流和达官贵人，他们只梦想着发财，过着醉生梦死的亡国奴日子。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中国的中央政府，对在对日本沦陷区开展敌后武装的中共，对当时在敌后由于日本封锁，物资极度溃乏，不但不闻不问、冷潮热讽，不但不给予大力的支持，而且暗中使坏，把日军的矛头成功地引向了中共，借日军的刀消灭中共的企图天下昭然。古时岳飞等爱国将领尚有收复山河、直捣黄龙的壮烈情怀，当时的国民党有一丁点儿收复山河的坚定意志吗？如果不是中后期中共在敌后牵制、消耗了日军有生力量，如果不是美国扔了两颗原子弹、苏军出兵中国东北，日本从中国撤军吗？日本完全不是被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打退的。
国民党是一个官僚权贵为主结构的统治集团，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这些政治流氓以及醉生梦死的四大家族为代表的买办官僚集团身上可以看出，这不是一个堪比当时的苏共和中共那样具有坚定抵抗意志、具有坚定的强国富民精神的执政精神的政治集团，从抗战时候的无能无力到偏安一隅甚至借日军的刀消灭中共的阴谋，再到台湾海峡60年分裂后国民党的气质还是没改，他们仍然没有把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国家民族的安危和前途命运放到一个政党的使命的高度上，他们仍然是偏安一隅发家致富式的政治集团，所以国民党历来主导不了中国的政治走向和国家前进的方向，抗战如此，当今世界的全球国家间政治经济的竞争也是如此，历来不代表中国的民意，所以抗战一结束，拥护中共、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在当时全中国上下汇集成了一股强大的民意，这是历史的事实。
中美联合国际疑难病研究院院长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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