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怀念毛主席：您使人民有了真正的尊严！

深切怀念毛主席：您使人民有了真正的尊严！　　

（按语：又是一年九月九！毛主席您老人家离开我们三十四年了。在这个沉痛的日子里，我愈加思念您老人家。您为中华民族立下的丰功伟绩是数也数不清的。去年八月，我随着长长的人流，经过两个小时的等待，我走进了纪念堂。您安详地沉睡在那里，是那么慈祥啊，我难过的要流泪。我一直想对您说点什么。可是每当我提起笔来，心中有万语千言，却不知该如何表达。我最近看到了两位相声大师的回忆录，从他们的回忆中，我深切体会到只有您是最最热爱中国人民的，只有您使中国人民真正的团结起来，使中国人民有了真正的尊严！　　

我要向侯宝林大师和马三立大师致以诚挚的敬意，是他们的回忆使我对旧社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本人最近在网上意外的发现了侯宝林大师写的《卖艺生涯》和马三立大师的《艺海飘萍录》。从这两篇回忆录中，可以深切的体会到在旧社会包括艺人在内的底层人民群众过着没有尊严、漂泊不定、朝不保夕的生活，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是毛主席带领人民求解放，使人民真正过上了稳定安康的生活，有了真正的尊严。下面我就摘录一些大师的回忆并简要地加以评述。本人文字功底较差，请读者见谅！　　

一．闯关东　　

首先我们先来读一读侯先生的回忆。　　

1票头的剥削　　

闯关东，历来是劳动人民伤心的事，到伪满洲国去，生活到底有没有着落？谁也不知道。我临走前，为了上台演出穿用，特做了件罩棉袄的布大褂，那罩衣比棉袄还长一块呢！我们是到沈阳鼓楼南面万泉茶社去演唱，我老师的老伙伴何玉清就在那儿当票头。　　

所谓“票头”，就是资方的助手(也有点像资方代理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实际上代表着茶社的资本家管理一切。当初东北的茶馆儿(或叫茶社)，要想请位说书先生，都是四管：管接、管送(即管出路费)、管住(即给一间民房住)、管柴(或煤)；另外还管两顿饭，所谓“上马饺子(临走时请吃顿饺子)，下马面(刚来时请吃顿面)”。说书赚的钱全部归说书艺人，茶馆就为多赚水钱。杂耍(曲艺)馆子不仅和书馆儿一样，另外谁演大轴，还要从茶水钱中抽出一小部分酬劳他。这些事儿都由票头掌握。票头要是对艺人厚道些，真按上述所说去做，艺人能够多受益；票头要是对艺人刻薄些，艺人就倒了霉。何玉清就净出坏主意坑害我们。比如我们在万泉茶社，我和李宝麒住厨房，睡土炕，被褥总是湿的。路费都要还清。不论赴什么堂会，每人只给拾元钱，他从中赚不少。他们就是这样依靠资方和当地恶势力坑害我们。票头还都是从艺人中雇用来的，他们中间有些人尽干对不起艺人的事。　　

从这段陈述可以看出，旧社会里底层人民受到沉重的剥削，生活没有着落，导致一些同样是底层的人投靠了恶势力打起了天涯沦落人的主意，干起了落井下石的勾当，把人变成了鬼。无独有偶，马先生也受到过票头的剥削。　　

“自从“打炮”开始，每天翔云阁座无虚席，某社的经理和票头（代资本家管理茶社的雇员）到后台来看望我，就茶社生意兴旺而大捧了我一番，并且象算命先生一样，预言我在奉天一定能“火”起夹。说来说去，绕了半天的弯儿，最后才言归正传，要我从每天的进项中扣出五角钱交柜，因为我由天津到奉天是他们垫付的火车票钱，到达奉天，我又坐了马车，这笔马车费也应由我自付。我说：在天津不是谈妥了茶社管我的路费么？怎么又要我付钱呢？票头说：“管么，就是管给你买票，管给你雇车，钱还得自己掏。”嘿！真没想到相声里面常用的扣住一个字作诡辩的手法，被票头们利用得这么妙：真让人哭笑不得。我实在气不过，和他们争论了一番，也无济于事，说什么路费也得要我归还。我感到他们言而无信，实在欺人太甚，有心不干了，可是不行，首先拿不出钱打火车票，再说，这里是“满洲国”，我惹不起。忍气吞声，干了三个月，还清路费，攒了回天津的盘缠，不管翔云阁的经理票头如何挽留，我也坚决离开奉天，取道营口，乘船返回天津。我闯关东的这一段经历，虽然受了一肚子气，但比起乔立元的被迫害致死，还算得“万幸”了。”　　

2艺人乔立元被迫害致死　　

    侯先生回忆：“1939年旧历十月底，我们到了沈阳鼓楼南万泉茶社演出。同台演出的人员中说相声的有郭瑞林(郭荣启的父亲，我的前辈)、白银耳(我的平辈)；唱单弦的有曾正庭；唱东北大鼓的有朱玺珍，那是东北挺有名的艺人。还有位赵蔼如，也是说相声，也是我的前辈。我们都是北京来的。上面讲过，我们艺人讲究义气，喜欢帮助那些有困难的朋友。到春节时候，白天没事，只能晚上演一场。北市场有个相声场，据说那场子也是北京天桥艺人、一位著名的老前辈“人人乐”若干年前闯关东时开辟的。我们在那说相声，一天能分到一两元钱奉票(当地纸币)，这就可以吃顿面、吃顿饼了。但我们不敢吃，我们还吃煎饼，为了省下钱来攒路费，什么时候瞧着不行好跑啊！　　

    春节过后，东北的天气还很冷。我们挣钱愈来愈难，就靠在万泉茶社和中街胡同的公余茶社里卖艺度日。这时候就发生了乔立元之死的事情。　　

    在公余茶社里卖艺的艺人，唱大鼓的有刘文霞，说相声的有李永春和张庆生，唱大鼓兼唱坠子的就是乔立元和他的妻子乔清秀。乔立元夫妻俩也是从关内来的。乔立元来后一个人唱大鼓书，乔清秀有病没唱。这时就有人说：“唉，你这个关内有名的角儿，怎么到这儿来不唱啦？”乔立元说：“不成啦！她正病着哪！多会儿走时一定唱。”果然东北这地方不好呆，汉奸特务横行霸道。乔立元夫妻俩呆不下去，呆了几个月决心要走。临别纪念唱三天，乔清秀虽然身体不好，也勉强登台演出。不知道是演出的第一天还是第二天，刚散场，宪兵队就来到公余茶社，进门就骂：“你***在这儿唱，跟谁说啦！”其实票早送去了，不知是嫌少呢还是存心捣乱，反正来者不善。“他妈乔清秀这娘儿们，来这几个月也不唱，今儿个唱了。谁他妈让你唱的？谁他妈想听你的？”乔立元是个常跑码头的人，会办事，赶紧上前说好话：“您别生气，有事跟我说吧！”“你是干吗的？”“我是她男人。”“好，跟我走一趟吧！”到宪兵队后，立刻被灌凉水，他是个胖人，灌了凉水更“胖”了。有人还站在他肚子上踩，一踩就给踩崩了。这伙人一看，也没主意了。把人抓来本来是为了打一顿，好敲诈勒索，没打算打死，上级也没那命令。现在人死了，怎么办？他们就在厕所旁边刨个坑埋了。埋了之后，再派人到乔清秀家去要人，说什么，“乔立元越狱逃跑，你们把他藏哪儿了？交出人来！”这是讹诈。乔清秀没办法，只好花钱。一天、两天、三天、五天……过去了，有人传出话来，说乔立元早死了。乔清秀吓得没了魂。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她带着孩子上火车逃回关内了。我们一听说这事，也吓得够呛，都觉着这地方不能久呆，得想办法回去。我们要是说走，领班的准不干。我们就和他说，我们回去接家眷，接来就永远不走了。这么着，才逃回来的。我们在东北，前前后后总共呆了不过三个月时间，就遇到那么多事，真是非常恐怖。”　　

在伪满洲国艺人乔立元像一只蚂蚁一样被踩死了。乔立元的遭遇是沦陷区人民遭遇的一个典型的缩影。在沦陷区人民不但生活困苦，而且生命安全也是丝毫保障也没有。这是为什么呢?　　

毛主席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更使已经变成半殖民地的中国的一大块土地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特别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　　

没有了政治权利，亡国的奴隶哪有什么尊严可谈呢！我的家乡是东北的一个煤炭基地，那里有很多万人坑，里面埋的都是挖煤的劳工的遗骸。这些劳工有的是当地人，有的是从关内抓来的，还有被俘的抗日军人。万人坑的惨景，我就不赘述了。我上中学时，学校组织我们参观那里，胆子小的女同学吓得直哭。亡国奴的苦难啊！　　

乔立元的事情是真实的，马先生在《艺海飘萍录》中也有详细陈述。　　

“火车中午抵达奉天站，翔云阁茶社派人来接我，还给雇了一辆马车，把我一直拉到小西门翔云阁茶社，并把我安顿在附近的一家小客栈里，我感到对我安排得还算周到。当晚我就演出，效果很好，头炮打响了。奉天人喜好听相声，奉天东南西北四门的市场都有书场、茶社，都上演相声。翔云阁在小西门，也算是数一数二的场子，跟翔云阁差不多的，还有鼓楼南的万泉茶社，也颇具规模。北市场还有个专门的相声场子，据说还是靠北京天桥老相声艺人“人人乐”当年走奉天开辟的。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京津相声艺人在奉天留下了好的名声。不过，就在我到奉天之前，发生了乔立元惨遭汉奸特务残杀事件，京津艺人对于下关东不免谈虎色变。乔立元与乔清秀，夫妻鬻艺于天津，我们是世交的友好。乔氏夫妇同台唱河南坠子，真正的河南腔，乡土气息非常浓厚，极受听众欢迎。乔清秀相貌十分标致，同行常戏称她为“大美人”，称得上是“色艺双全”。乔立元与乔清秀是一对贫贱夫妻，非常恩爱，为人也很正派，梨园、艺苑相识的人们，都敬重他们。“七·七”事变之后，也是为生活所逼，乔氏夫妇走奉天。伪满军警、特务、地痞、流氓，企图侮辱乔清秀，乔立元为保护妻子，被拖入伪警察所，活活地给整死了。所以，我实在是提心吊胆地下奉天。”　　

现在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马先生在下奉天前的“幸福”遭遇吧。　　

“由天津直达奉天的火车，行程是一天一夜。头天上车，天亮以后车过山诲关，到了绥中县车站，两个日本宪兵，四、五个伪军上车，逐个地斥问旅客：“干什么的？”“带了什么东西？”旅客必须站起身，戴帽子的必须脱帽，一一回答。那时候，火车一过山海关就算是入了“满洲国”境。我先是看着同车厢的旅客接受盘查，后来一名伪军问到我头上：“你是什么人？”我起立回答：“我是说相声的。”伪军一扬手，啪！打了我一巴掌，问我；“什么说相声的，你是哪国人？”我连忙说；“我是中国人。”啪！又一巴掌，“什么的中国人？”我忙改口：“我是日本人。”啪！这一巴掌打得更重，“这小子冒充日本人。”那只手又扬起来了，我说：“我是法国人。”“我不是人，行不行？”那家伙乐了，坐在我身旁的一位旅客捅捅我，轻轻给我提词：“你说是满洲国人，满洲国人。”一场灾祸总算过去了，那家伙喝斥我说：“坐下！”我咽着眼泪说：“谢谢老总。”当时我嘴里不敢骂街，可在心里把这班家伙狠狠地骂了一顿。本来，在火车上颠簸了一夜，肚子很饿，摸摸腰里还有半张妻子揣给我的饼子，可是，一口也吃不下，抹抹眼泪，心里想：闯关东，历来是穷苦人伤心的事，我算是一出关就尝到了这个滋味了。”　　

权且借用《卖花姑娘》来评论马先生的遭遇吧。“没有祖国没有权，生活之路遇终端，在这春暖花开之时，终日卖花泪不干！”这里的权就是政治权利，丧失了祖国，就丧失了政治权利。　　

二．日本投降之后的国统区生活。　　

首先看看侯先生的回忆。　　

  “我接到恐吓信还挨了打。”　　

“日本侵华时期，艺人被蹂躏。那时警察局的局员（日伪时期警察局里局长以下的科室人员都叫局员）常到戏院白看戏，坐包月车来，拉车的也白看戏。你跟他要票啦，这就惹恼了他们，一下子来好多人把剧场经理连查票的都抓起来，带到警察局揍一顿。至于平时艺人挨个嘴巴，踢一脚，挨几句骂，更是常事。奇怪的是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来了，这种事情更多了。”　　

“我在日本统治时期也挨过骂，受过气，但还没有进过宪兵队。自从国民党一回来，我接过恐吓信，挨过打，受的迫害比以前更多了。为什么？因为说相声，总要替老百姓说几句话。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勾结美帝国主义横行霸道，社会上也有些人向外国人低三下四，实在使人看不下去，我就演了两段相声来讽刺。”　　

    “有一次，我在说相声中针对当时国民党拉伕入党的情况说了几句：“哪党好，哪党坏，我都不了解，谁劝我入什么党，我不参加，我是个无党无派无宗教的人。”我说完后，不久就收到署名“东城密报处”的来信，信里说：“你老老实实说你的相声，不要胡说八道，什么无党无派无宗教，我们现在正要人们参加我们的党(国民党)。”还有一次，我们在《百家姓》相声时随意穿插笑料，这本来是常有的事。我说：“‘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里都有大人物，孙中山不就姓孙吗？前半本都是大人物，你看咱俩的姓就不行，咱俩都在后边儿……”后来，也来封匿名信，警告我：“不要拿国父开玩笑”，这就说明国民党跟日本统治时期一个样，同样不是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想演什么就演什么。卖艺是没有自由的。我那时说相声还谈不到有什么明确的政治目的，只是自发地对现实不满，就进行一些讽刺，我还做不到自觉地把讽刺矛头直接对准国民党。可就这样，我也挨了打。上海游艺社旁边有所古建筑式的房子(现在是家卖枕头芯的商店)，当时是警察阁子。有一天警察把我叫去说：“你们说相声的敢骂我们警察？”说着动手就打，我还不知道在哪段相声里触犯了警察。其实警察打我，不是他本人要打我，而是那个局员要他打的。我看得出来，他一边打，一边用眼看看局员。局员穿一身白色西服，在旁边呆着，我认识他。还有个坏蛋，大家都叫他“张飞”，三十多岁，长得挺魁梧，他也打了我，边打边骂：“你这说相声的敢胡说八道，谁都敢说。”说明我说相声得罪了他们。事后我总结了一下：中国人中间的败类在欺侮人方面，真是有多大势力使多大势力。”　　

“当时还有一种人，事情发生前他已经知道底细，事完了他装作不知道地说：“哎哟，听说宝林出事了，怎么回事？这是哪个王八蛋干的？”其实他们是一伙子，这样说是存心恶心我。这套玩艺儿都是侦缉队干的，侦缉队后来改名叫刑警队。” 　　

侯先生在光复后的国统区，受到受到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虐待。这只是冰山的一角。侯先生还讲述了他受到同行的欺侮、小报记者的欺侮、电台和广告社对艺人的剥削等等。五花八门的手段，艺人啼笑皆非的遭遇。读过之后，现在的读者可能忍不住要笑起来。是啊这么多荒唐事怎么会发生呢？　　

毛主席在《两个中国之命运》中指出“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被打败。即使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也还是有这样两个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一个新中国还是一个老中国，两个前途，仍然存在于中国人民的面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面前，存在于我们这次代表大会的面前。”　　

据此，我们不能看出，国统区人民依旧生活在黑暗的老中国。人民还受到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统治，依然没有政治权利，受到各种欺侮，就是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我再引用一些马先生的回忆，作为这一部分的结束。并以此来反衬侯先生的回忆是可信的。　　

“八一五抗日战争胜利，日寇无条伴投降，古城北京沸腾了。我们这个受汉奸、恶霸压迫至深的曲艺剧团，也开了锅似地欢腾起来。我挺挺胸脯，清清嗓子，走到王十二跟前，我说：“经励科！我退出兄弟曲艺剧团了。”失去了靠山的王十二毫无办法，我心里说不出的痛快。因为，自入了这个曲艺剧团，虽说没有立下卖身契，但是跟立了卖身契差不多，没有去留的自由，只许人家不要我，不许我不干。如一九四二年林红玉组班到济南演出，把我“借出”三个月，“使用”完了，送回剧团；又如一九四三年白云鹏到南哀演出，大流氓高登第又向袁文会“借”我，订了三个月的合同，期满我又被送回天津。我就象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似的，可以听凭他们随意借来借去。这时我可以理直气壮地退出汉奸恶霸把持的剧团了。当时我满以为打败了日寇，打掉了袁文会一伙坏蛋的威风，我们艺人该直直腰、舒舒心了吧！可是，没想到我们的处境还是：“外甥打灯笼——照舅（旧）。”　　

“我离开兄弟曲艺剧因，回到我最熟悉的南市、鸟市这些贫苦同行撂地卖艺的场地上重操旧业，撂地说相声。我虽然从台上又落到了地下，可是我高兴，我爱自己的本工行当，我还是要一心一意说我的相声。”　　

天津的听众对我更熟悉了，眼看着马三立的名字越说越大，入了“流”。“成名”对于艺人来说是一个考验，我自己随时唤醒自己，千万不可头脑发昏，不要躺倒在“名角儿”三个字上不求上进。我给自己立下规矩：说相声是我鬻艺谋生的手段，我一定要兢兢业业，把相声说好，上园子也好，撂地也好，都必须认认真真，一丝不苟，要使听众觉得有“特殊风味”。　　

现在回想当年，可能是对于自己的作艺生涯，产生了一点新的抱负。但是，那时候没有这方面的引路人，社会生活对于我这样的艺人来说，更是茫茫歧路，不知如何迈步才好。更何况，随着光复而来的仍然是物价飞涨，恶棍槽行，百姓们叫苦连天，我们这些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艺人，苦楚就更多了。说相声的同行，改行的，搞投机倒把的都有，因为弄几块现大洋到市上去卖，比说相声出息得多。”　　

3 新中国成立后的回忆　　

  侯先生回忆为毛主席演出。　　

  “有一天北京市文委(那时还没有成立文化局)通知我们到一个地方去演出。事前不告诉我们地点，等汽车把我们送到那里，才发现我们是在东交民巷一个大宅院里，毛主席就住在那里，那时他老人家还没有进中南海。　　

我们今天是去给毛主席说相声的。啊哟，我心里一惊，这可怎么得了啊!我活了几十年，在旧社会我连个警察局长这样的人都没见过，今天我却要见到人民普遍景仰的伟大领袖，我可得把这相声说好啊!到那一看，剧场很简单，都是排椅，就是在第三排中间放两个藤椅，据说是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预备的。那天朱总司令没有去。第一排坐着的人我认得不少，因为那时中央首长的照片常登在报上，任弼时同志就坐在那里，那阵儿他还没有到苏联去养病哪!那天是个晚会，有京戏，有相声。除了我们这一档节目外，其他节目全是京戏。那天的晚会由彭真同志主持。文委旧剧科科长张梦庚同志(后来是北京市文化局的副局长)亲自安排我们这些节目的演出。他跑来跑去，招呼一切，成了剧务、后台主任了。从彭真同志熟悉情况的样子来看，恐怕这个晚会事先早就周密地安排好了。我那天晚上情绪很高。我记得我说的节目是《戏剧杂谈》，一般的我常往外拿这个比较有把握的节目。我说着的时候，我注意看台下，发现毛主席高兴地笑了。我心里也乐滋滋的。　　

    那个晚会结束得很晚。晚会结束后，文委用车送我们回家。那一夜我激动得几乎没有入睡。我想得很多。我想起了早年的流浪生活，天桥学艺，闯关东；我想起我接到过恐吓信，我挨过官面上的人的打和骂……可是今天我却站在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面前，我给他老人家说相声。这是怎么回事呢?想了很久，我逐渐明白了：解放以后，我们艺人的政治地位改变了，我们和其他人一样，我们翻身当家作了主人。　　

    我的卖艺生涯结束了。　　

    新的生活开始了。”　　

   再让我们来看看马先生的回忆。　　

   一九五零年春节，我回天津过年，家里桌椅板凳都有了，年饭、年菜准备得很丰富。这且不说，我的妻子从来没有穿过皮鞋，如今穿上新皮鞋，咯蹬咯蹬又添了一份热闹。我家从来不贴春联，我自父亲死后，差不多每年都是。“无柴无米过新年，何有兴味贴春联？”而这一年可大不一样了，我买来红纸，写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贴在屋里。我说不清心头的激动，半辈子的穷愁困苦、艰难、屈辱，真是不堪回首！　　

一九五零年，红风曲艺社成立，我参加了。在天津曲艺界有一定名声的演员骆玉笙、常宝堃、赵佩茹、陈亚南、陈亚华、石慧儒、史文秀等都参加了这个曲艺社，我们是这个曲艺社的主要演员，也是主人，我们不再是吃“开口饭”的卖艺人，而是新中国的文艺工。翻身的喜悦不是语言文字所能表达的。　　

一九五三年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继常宝堃烈士之后到朝鲜前线慰问演出，这是解放初期我的最难忘而又最可纪念的一段经历。　　

常宝堃和琴师程树棠为抗美援朝正义斗争而献身于朝鲜战场上，用鲜血和生命卫国保家，死得光荣。我抹干了眼泪，鼓起勇气，向抗美援朝天津分会提出继宝堃之后到朝鲜前线作慰  问演出的请求。当时报名参加赴朝慰问团的曲艺界人士很多。经领导批准，我纳入慰问团第六分团演出队，队长是年轻的文艺工刘鹏，我担任副队长，全队共有演员三十二人。渡过鸭绿江之后，我换上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军服，感到很荣耀。经龟城，过球厂到平壤，内心不由得非常紧张，因为自有生以来，我还没有见到过这样炮火连天的场面，炮声隆隆真比年三十晚上还热闹，我有些点怕了。可是部队首长、战士们却泰然自若，热情欢快地接待我们，为我们安排活动，为我们的安全作周密、细致的布置。志愿军的炊事员，做出美味细点招待我们。在炮火纷飞的战斗前沿，我为最可爱的人演出了一百五十多场。　　

从以上的两位先生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位先生重新体会到了做人的尊严，并以主人的身份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和保卫中。但是为什在旧中国人民没有尊严，而在新中国人民却有了真正的尊严呢？　　

原因在于在光明的新中国，人民得到了解放，获得了政治权力，任人欺侮的时代过去了。而光明的中国是中国人民团结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浴血奋战，驱逐了一切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才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　　

毛主席在《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一文中指出“这种全国人民的大团结，是中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经过长期的英勇奋斗，战胜了美帝国主义援助的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之后所获得的。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民的先进分子，其中杰出者有如领导辛亥革命的伟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政府的压迫，领导广大的人民，进行了不断的斗争，百折不挠，再接再厉，到现在，终于达到了目的。当着我们举行会议的时候，中国人民已经战胜了自己的敌人，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现在是站立起来了，我们民族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全国同胞们，我们应当进一步组织起来。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拥护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　　

毛主席在这里反复强调了中国人民的团结。从孙中山先生开始，所有的救亡图强的革命者都意识到了中国人民团结的重要性。可以这样讲，中国人民的团结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能否成功与否的前提。孙先生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等一系列著作中从正反两方面反复强调中国人民团结的重要性。毛主席不只是这样说，还身体力行实践这一主张。毛主席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引导中国人民，消除剥削，使人民当家作主，使人民团结一心。毛主席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来巩固中国人民的团结。只有毛主席真正的使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了，团结起来的人民，共同维护国家的独立自由，在自己的祖国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最终获得了真正的尊严！　　

能够团结中国人民的思想武器只有毛泽东思想！只要我们团结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中国人民是不可能被任何势力征服消灭的！任何想征服消灭中国人民的反动派都会在中国人民的铁拳下变成齑粉。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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