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清廉的时代。
有人把毛泽东时代的清正廉洁归因于毛泽东时代的贫穷，没东西可贪。
这是站不住脚的，现在中国很多贫困地区，贪污程度比发达地区更加严重。解放前比毛泽东时代更加贫穷，物质更加匮乏，但贪污异常风行。人民把国民党谑称为“刮民党”。鹌鹑嗉里寻豌豆,鹭鸶腿下劈精肉。蚊子腹内刳脂油，无所不用其极。
从世界政治角度来说，贫穷带不来清廉，相反，大多贫困国家的贪污腐败都比发达国家严重的多。毛泽东时代则是个特例。
现在很多人把毛泽东时代的清廉归功于毛泽东支持法院判处刘青山、张子善死刑。这同样是个错误的判断。对贪官的严厉制裁，同样不能避免贪污腐败的滋生和蔓延。
朱元璋对官吏贪污，处罚极重。犯有贪赃罪的官吏，一经查清，一律发配到北方荒漠中充军。官员若贪污赃银60两以上，处枭首示众、剥皮实草之刑。朱元璋下令在各府州县衙门左侧设皮场庙，就是剥皮的刑场，贪官被押到这里，砍下头颅，挂到竿子上示众，再剥下人皮，塞上稻草，摆到衙门公堂旁边，用以警告继任的官员。
尽管这样，朱元璋并没让他的大明王朝走向清廉，相反，明朝是前所未有的腐败王朝。重刑主义带不来清正廉明。
为什么毛泽东时代是那么的清廉呢？毛泽东自己的答案是“民主”。他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民主为什么能确保清廉，清涤腐败呢？
一，民主导致自由，自由导致透明，透明导致清廉。腐败都是见不得光的。即使最腐败的政府、最腐败的官僚，也不会光天化日之下宣示自己的腐败，都要给腐败贴上绚丽的金纸的。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立着牌坊做婊子。即使是最腐败的时代，一旦发现腐败，也是见光就死的。
说毛泽东在文革犯了“左倾”错误，这是很恰当的。因为毛泽东的文革时期，自由度超过了时代的需求，大字报、大辩论无疑是一种自由的形式，这种无约束的自由使中国一度形成了无政府状态。但大字报和大辩论却让中国保持了空前的透明状态。官员们的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全都翻了出来，所有官员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因为所有百姓都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想法、自由地监督、批评、批评官员。
二、民主导致平等，平等压制特权；文革中，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完全平等。这是种超前的平等思想。毛泽东的一生，对平等有着极端执着的追求。毛泽东非常看重教育对保证人民享有平等权力的意义，所以，在文革中，毛泽东大力提倡并发展基础教育，当代外国学者认为，中国基础教育的大发展，是中国超越印度的最重要的因素。英国威尔逊在《毛泽东》一书写道：毛最精彩的论述之一，是他在文革初期的阵痛中作的一次讲话，其中谈到，愚民对暴君有利，而让人民聪明起来则对我们有利。毛为妇女的权力而战，为青年学生有权力对他们受教育的制度发表意见而战。
三、民主在组织形式上保证了腐败者无立足之地。当美国黑人孕妇还被法律强制要求给白人让座的时候，中国的农民已经开始在用豆子来实行一人一票，这是真正的一人一票。即使在小岗村，那时候的小岗村村民也可以自由地批判村书记，可以很自由地把不满意的村支书选下台。
虽然毛泽东在具体事务上凭借其天资英纵，能扭转乾坤（宋楚瑜语），一生战胜了所有的敌人和对手，清涤了他理想道路上的所有障碍，虽然毛泽东把“民主”确立为国家理想，但他没能建构起可操作、可延续、可良性发展的民主组织形式和过程控制架构。毛泽东的民主模式，在组织形式、程序架构上过于粗糙、过于激进和过于浮躁的，在操作上导致局势的失控，最后不可避免地了失败。当有人以一句“不争论”，一夜之间，就几乎剥夺了中国人民批评、监督政府和改造政府的权力，从而导致行政权力空前强大，腐败再度泛滥成灾。这是毛泽东的悲剧，也是民族的悲剧。（附：有人认为，一言可以丧邦的一言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其实不然。“不争论”才是真正的要害。）
尽管如此，拂去上面的尘埃，剥去粗糙的表面，毛泽东的民主思想，依然有着永恒的合理性和绵绵不绝的生命力。
清廉，只是毛泽东民主思想的产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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