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9月9日。34年前那个亿万人同悲的特殊日子，总是在脑子里晃动。
1976年9月9日，记得当时我随同本报一位资深编辑在莫干山上参加一个会议。在竹林里，我们通过高音喇叭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的伟人逝世的讣告。我俩神情愕然，相对无言。呆立良久，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常言说大树底下好乘凉。突然之间，响起惊天霹雳，中国最大的一棵擎天大树说倒就倒下了。一代伟人不在了，我们怎么办？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心理失去依靠。多事之秋，天地翻转，我却因为浸染太深，而又天真得可以，丝毫没有精神准备接受一连串严酷的现实。
那个日子全国一片滚滚哀潮。耳闻撕心裂肺的痛哭。工人农民平民百姓哭得最伤心，据说有人甚至当场昏倒。历史并无剧本。当时绝大多数普通人共同的感觉，大面积痛彻心肺的泪水，是决计导演不出来的。悲痛同狂热一样真诚，一样真实。
总觉得天地同悲，人同此心。后来才越来越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月儿弯弯照九州，几人悲伤几人笑？
想不到新一代著名影评人毛尖对历史的评判，也有其毒辣的眼光。她说得真是一点没错：被北岛、李陀召集到《七十年代》里来的人，共同拥有一段“《今天》式”或“类《今天》”岁月，一个方便的检阅就是看他们怎么描写 1976年9月9日 。可惜只有极少的几个人写到这个日子，大多数选择了淡忘，或者有意无意地回避。
关于那个日子，北岛的开场是这样的：“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下午 ，我和严力在芒克家聊天。芒克跟父母一起住计委大院，父亲是高级工程师，母亲是复兴医院护士长。”然后，护士长让他们下午四点听重要广播。听完广播，“我们对视了几秒钟，会意一笑，但笑得有点怪，有点变形，好像被一拳打歪——这一时刻让人猝不及防。芒克顺手从床底下摸出半瓶‘二锅头’，到厨房取来三个酒盅。”
这时，陈丹青，人在西藏，听到消息时，和两个朋友一起，“刻意扯些别的话题，闪避目光，不敢对视，抑制嘴角的痉挛，只怕猝不及防，笑出来。”
无独有偶，英雄略同，两个“猝不及防”，两个都是“好像被一拳打歪”了，“痉挛”的、“变形”的、扭曲的“会意一笑”。这就是陈丹青“斗胆”写下的“当年的真实”：“我们等待最高领袖逝世的这一天，等很久了。”
毛尖评说，虽然她本人长期以来是陈丹青和北岛极为忠实的读者，甚至，毫不夸张地说，她整个的青春期都回响着“我不相信”的调子，她还是觉得，光有北岛的笑，是不能称为“七十年代”的。从现在的历史看，今天显然不是“三个酒盅”、“会意一笑”的逻辑展开能够抵达。
斗转星移，现在的气候全球变暖了。网络时代无所不能了。先知先觉的各路贵族精英、苦大仇深的各色受害者和知情者们尽可脱掉衣服，明火执仗，一面血泪控诉，一面开怀大笑了，再也不必“刻意扯些别的话题，闪避目光，不敢对视”，“只怕猝不及防，笑出来”了。不是有人上书、作文，有人提供阵地，大声疾呼“对他的罪恶不要再遮遮掩掩”么？不是声称“只是将他逝世后三十多年来，读书、剪报、摘抄、积累的零碎史料，归纳整理”，要“正视历史以史为鉴”，要“正本清源去伪存真”，要将“全是假的”党史兜底翻过来么？不是说“这些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如醍醐灌顶，冲掉了蒙蔽我几十年的有色眼罩，改变了我对他的认识”了么？
其实，世界观、价值观一旦形成，要改变是相当难的。这东西顽固得很。真正冲掉有色眼罩，越来越多的人会看清究竟。三十多年来，那段被“蒙蔽”的历史在某些文人手里基本上是“一盒擦拭眼泪以及人工眼泪的纸巾”。人们只得叹道：对于一个有历史胸襟的民族，这是件憾事。记得郁达夫说过：没有英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一群可怜的生物群体；而有了英雄人物却不知崇拜和爱戴的民族，则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说到历史和历史胸襟，又要说到《七十年代》了。主编之一的李陀对历史深处自有一番洞察，他在序言中发问：为什么我们在阅读历史著述的时候，经常碰到对同样的历史会有两种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叙述？为什么某种公认是无可怀疑的历史事实会忽然被“翻案”，然后流行一个似乎同样无可怀疑的另外的故事？为什么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在不同的历史记忆里会有着天差地别的形容和描述？为什么某一种历史记忆会得到呵护和保护，而另一种记忆就被压抑或者放逐？
李陀的发问，问得多么好啊！问得历史哭笑不得。而这些“为什么”，是历史与时代绕也绕不过去的门坎，一个解也解不开的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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