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晚年的自我反省
邓小平退休后。他在晚年仍然关注党和国家的前途，思考改革开放存在的问题。其中，分配问题是他晚年思考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从1990年4月到1993年9月，见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和《邓小平年谱1975—1997》的，在不同场合发表的谈话中，他谈及和着重谈及分配问题的就达六次之多，尖锐指出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并富有预见地提出公平分配、共同致富将会成为一个很大很重要的问题。
他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又说：“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139页)
“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页。)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中始终要求要坚持社会主义的两个根本原则，这就是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共同富裕。他提出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但其目的也是为了让先富的人和先富的地区能够帮助后富的人和地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他曾设想到了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应该把共同富裕的问题提上日程。但后来的发展并非像原来设想的那样，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差距不是缩小了，反而是扩大了。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他说：“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
他特别指出，如果中国只有一千万人富裕了，十亿多人还是贫困的，那怎么能解决稳定问题？我们是允许存在差别的。但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搞共同富裕。他还说：“中国情况是非常特殊的，即使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先富裕起来了，还有百分之四十九，也就是六亿多人仍处于贫困之中，也不会有稳定。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一个含义就是共同富裕”(《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2页。)
他在1990年7月视察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场馆时曾尖锐指出：“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比如说两极分化。中国有十一亿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亿多人富裕，相应地有九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啊！九亿多人就要革命。所以，中国只能搞社会主义，不能搞两极分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7页。)
邓小平根据国际和国内的历史经验，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两极分化之所以必然导致社会矛盾尖锐化，因为这是关系到利益分配的社会公平问题，关系到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问题。特别是本来属于全社会享有的改革成果被少数人所占有，少数人富裕甚至暴富，其中不乏通过非法手段侵占社会财富，侵害多数人的利益，这就不能不造成不同的利益阶层之间的矛盾，包括尖锐的阶级矛盾。当多数人利益受到损害、处在贫困状态而且看不到希望的时候，社会矛盾的爆发，甚至往对抗的方向发展，就是难以避免的。邓小平所说的两极分化会引发革命，并非危言耸听，也是根据历史经验提出的。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和我们党领导的革命，从社会根源上来说，都是由于出现了超过人民能够忍受的贫富不均、社会不公这一经济原因而引发的，所以历史上历次农民战争都有“均贫富”的主张。
邓小平还进而提出，我们的发展，“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这是是因为生产资料由谁占有，决定着人们在生产中的不同地位和在劳动产品中所占的不同份额，扩而大之，它决定人们在整个社会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和阶级势力。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确立，意味着社会主体部分的生产资料不再成为剥削和压迫人的工具，而成为全体社会成员所有，这就为社会成员的平等地位、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提供了保证，也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如果这种占有形式发生了质的变化，也就是公有制被私有制所代替，这就不能不使社会性质发生反向的变化。而分配作为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共同富裕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重要内涵，如果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两极分化而不加以有效制止的话，这种两极分化势必会危害到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关系，因为这种现象的发生，它不但表明公有制主体地位受到动摇甚至不再存在，而且还会通过种种非法手段占有公有制下的劳动成果，使公有制名存实亡。所以，邓小平提出“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的重要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警示意义，是值得我们
邓小平基于对两极分化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的深刻认识，强调指出：要善于“回头总结经验，勇于改正缺点”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对于我们解决这一难题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页）
邓小平在关注分配问题时，十分强调要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的深刻原因所在。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表明社会生产资料的主体部分属于社会所有，其相应的产品也就属于社会全体成员所有，这就为共同富裕提供了最重要的经济基础。不必讳言，当前在我国国民经济的比重中，国有经济下降到不足1／3，私有经济和外资经济已上升到2／3，这不能不影响到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其速度之快、比重之大都达到惊人的程度。应该说，这是两极分化自然出现的带有根本性的一个原因。因此，要切实贯彻中央的“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有力地制止以“改制”为名行私有化之实的错误做法，进行政策性的必要调整，通过调整逐步完善能够保证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合理的所有制结构。在国有企业中，要建立和完善同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相适应的管理制度，防止盲目和西方资本主义接轨，防止管理层无限制的、严重脱离工人群众的高薪制，要使工人群众有权参与对企业的管理与监督。对于私有经济，要积极引导他们守法经营，依法纳税，切实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严厉打击危害国家、残害工人的违法活动。要旗帜鲜明地反对那些企图用西方新自由主义误导改革的社会思潮，保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
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的出现，虽然根源于经济的原因，但又是由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特别是同改革开放以来党政企干部队伍中腐败现象的蔓延、社会风气中不健康因素的滋长、政治思想教育不力以及理想信念缺失等等原因，有着密切的关系。党内腐败现象的滋长和蔓延，以权谋私，贪污受贿，官商勾结，权黑结合，这不但攫取了大量社会财富，加剧了两极分化，而且毒化了社会风气，鼓励了一些人胆大妄为，不择手段，惟利是图，非法暴富群体急剧增加。如果听任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势必人心涣散，失去民族的凝聚力，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也会严重动摇，后果将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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