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方式对民族命运的影响

生活方式对民族命运的影响　　

二0一0年九月七日，就在我国于九月三日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五周年而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中共中央九大常委和国内其他党军政要人悉数出席并参观了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之后的第四天，日本海上保安厅的两艘巡逻舰抓走了正在我国的固有领土钓鱼岛附近海域进行正常捕捞作业的我国“闽晋渔5179”号渔船并将其带回了日本。随即，日本海上保安厅又于第二天凌晨援引日本国内法律正式逮捕了“闽晋渔5179”号渔船的船长詹其雄，并继续扣押该渔船和其他十四名渔民。九月十日，日本石垣简易法庭批准了对詹其雄予以拘留十日的处罚。九月十三日，我国政府经过严正交涉，接回了被日本扣押的十四名渔民和渔船，而该渔船的船长詹其雄则继续被日本扣押并正在面临日本法律的审批。据传，日本方面已经答应将在九月十八日那天释放詹其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全面侵略、肢解中国的开端。日本选择在九月十八日这天释放詹其雄，不知是不是对我国于九月三日隆重举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五周年活动的回应？

近年来，我国渔民在我国的领海内从事正常的捕捞作业时遭外国军人的驱赶、殴打、抓捕和扣押的事件时有发生。只不过这次日本不仅是在我国的领海内抓走了我国的渔民，扣押了我国的渔船，而且还公然援引日本国内的法律对被抓捕的我国渔民进行了审判。中国人在自己国家主权的范围内竟然遭受到了外国人如此的凌辱，而且还要承受外国法律的公然审判，这个问题不仅仅是詹其雄和其他十四名中国渔民的命运悲剧，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可面对这整个民族的奇耻大辱，我国国内却是异常的平静，党政工青妇、工农商学兵按照“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最好的爱国”这一“准则”，仍然按部就班地生活工作学习着，课堂里照常书声琅琅，工厂里照样是锤声叮当，广大的乡村依旧是在一片希望的田野上，哨所旁依然是生长着茂盛的小白杨，歌厅、桑拿和酒吧里传送出的继续是淫声浪语，主席台上照旧还是那样的慷慨陈词，只是那些以往一贯鼓吹“对日新思维”和“中日两国人民不应延续仇恨”的汉奸、准汉奸和精英们这时却暂且闭了嘴，这才让人多少感到气氛有点紧张，并且多少还有些反常。

现实怎么会是这样？当年，在中华民族已经沉沦到了历史最低点的时候，在全世界所有的强国都在欺负我们的时候，毛泽东都能率领中国人民站起来，使中华民族从此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扬国威于全世界。而如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是联合国仅有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而且还是世界上仅有的五个合法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之一。可现在不仅世界上的那些大国强国敢于欺凌我们，而且就连越南、印尼、马来西亚及菲律宾这样的蕞尔小国都敢时不时地照我们的屁股踢上一脚，往我们的脸上啐一口吐沫，从而不仅使我国与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相适应的国际地位荡然无存，而且就连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也严重受损。可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却置黄海、东海、南海等地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与尊严于不顾，却派出了强大的正规海军舰队到索马里海域打海盗。强大的海军舰队虽然接连几波被派到了索马里海域，可却连一个像样的海盗也没有打到，而我国的货轮却照样被劫持，无可奈何的我们也只得照样要以向海盗缴纳赎金的方式了事。本想“展军威于亚丁湾”，可最后却闹了个贻笑全世界的国际大笑话。

对我们这个民族在前后仅仅只有六十多年的时间里就在国际处境和国际地位上经历了如此巨大的反复，从每战必败到打败美苏无敌手，从打败美苏无敌手再到任人可欺。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只在短短六十多年的时间里就经历了一个从一盘散沙到“军民团结如一人”，再从“从军民团结如一人”到一盘散沙这样的一个反复过程。而我们这个民族之所以会经历这样的一个反复过程，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还经历了另一个从人人麻木不仁、昏睡不醒到人人充满希望、人人充满理想，再从人人充满希望、充满理想到人人麻木不仁、昏睡不醒这样的一个反复过程。

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恢复了高考制度以来，在中国广泛流传着这样一个理念：“知识改变命运”。与“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相近似的，是当时还有一个十分具有中国特色的叫法：“跳龙门”或是“跳农门”。“跳龙门”或是“跳农门”这句话就是意味着一个人一旦进入了大学的殿堂，就好像是鲤鱼跳过了龙门而变成龙，或是由原来的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将一步跨入国家官吏的行列，从而确有“朝为田舍郎，暮登白猫堂”的可能。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当一个人一旦登上了白猫堂，其个人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似乎也就此分离了。正是由于相信了“知识改变命运”，所以从那时起直到前不久，绝大多数的人、特别是家庭经济比较贫困的人就都期盼着能够通过学习知识而改变命运。于是，考上大学也就成了绝大多数中国人从儿童时期就被迫开始憧憬的一种极其美好梦想。为了给能够考上一所理想的大学做准备，人们在儿童时期就由他们的父母代替他们设想了能够进入重点小学的希望；在少年时期，人们仍由他们的父母为他们设想了能够考上重点初中、高中的希望；到了青年时期，能够考上大学就更成了学生本人及他们父母的共同希望。可是，当大学、研究生毕业之后，却由于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于是，他们自己及他们父母十几、二十几年的希望也就随之无情地破灭了，希望由此也就变成了失望、变成了绝望。而随着希望的破灭，他们也就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了。

二0一0年八月一日，全国多家电视台都播出了这样同一则消息：二00六年考上重庆师范大学公费研究生的原籍在河南省平顶山市的农民工滕振国，由于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于是不得不又回到了他在考上研究生之前打工的位于江苏省常州市的江苏技术师院继续打工。只不过滕振国这次打工的身份，由考上研究生之前的教学楼管理员，变成了现在学校图书馆的管理员。

近年来，每年有关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才生卖猪肉、当村官的消息不绝于电视和报纸，早已不算是什么新闻。几百名大学毕业生争聘掏粪工，大学毕业生就业招聘会被挤散的消息也更是不绝于耳。相对于只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有将近十四亿人口和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的中国来说，每年毕业的六七百万大学生，知识学得已不算太少，人数也不算太多。可是，当他们辛辛苦苦地读了十几年的书之后，却发现由于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而命运根本就不可能得到改变的时候，希望也只能就此变成一种遥远而美好的回忆。

 “知识改变命运”，“劳动创造财富”。但无论是“知识改变命运”，还是“劳动创造财富”。对于绝大多数人、特别是那些身处社会底层的人来说，由于其个人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只有当民族的命运改变了之后，其个人的命运才会因此得以改变；只有当民族强盛起来之后，创造财富才会有实际的意义；只有当民族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个人也才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詹其雄和其他十四名中国渔民的命运悲剧，就清晰地证明了这一点。

从滕振国和每年几百万大学生中的绝大多数毕业就等于失业这种现象上看，对于中国目前绝大多数青年人来说，学习知识在目前不仅不能改变个人的命运，而且由于我国目前昂贵的教育费用，又使得他们原本就处在贫困状态下的家庭经济更是雪上加霜。目前的中国呈现给人们的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儿童的未来和希望在小学，小学生的未来和希望在中学，中学未来和希望在大学，而大学之后的未来和希望也就不知道在哪里了。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和希望在哪里，也就无法掌握自己命运。青年是民族的未来和希望，青年的未来不知道在哪里，这个民族的未来也就不知道在哪里；青年陷入了绝望，这个民族也必将陷入绝望；青年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个民族也就无法握自己的命运。无法自己命运的人，其今后的人生一定会十分的迷惘，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民族，其未来的命运肯定是十分悲惨。正是由于失去了希望，所以人们才会麻木不仁，才会昏睡不醒。一个丧失了理想，失去了希望，个个麻木不仁，人人昏睡不醒的民族不成为一盘散沙，那就怪了。

中华民族为什么会再度沦为一盘散沙？中国人为何会再次麻木不仁、昏睡不醒？为何会丧失了理想，为何会失去了希望？对于这些问题，所有的回答都千篇一律地认为这是由于对毛泽东思想的虚置和改变了毛泽东为中华民族制定的发展战略才造成的。确实，今天中国所出现的一切问题都是由于对毛泽东思想的虚置和改变了毛泽东为中华民族制定的发展战略才造成的。但是，曾经作为中国共产党、乃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为何能够轻易被虚置？毛泽东为中华民族制定的发展战略为何能够轻易被改变？回顾六十年多来我们所走过的历程，所有的人都会发现，毛泽东思想之所以能够轻易地被虚置，毛泽东为中华民族制定的发展战略之所以能够轻易地被改变，就是由于我们这个民族的生活方式首先发生了改变。

生活方式这个看起来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问题究竟会给我们这个民族的命运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个问题，最近几十年来一直很少能够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年代，人们普遍更为关心的是生活的水平，而绝少有人去思考生活方式与整个民族命运之间是否有什么必然联系的这个问题。这其中的原因，既有人刻意地误导中国人把注意力更多地关注在生活水平而忽视生活方式这个问题的因素，也更有中国人传统生活习惯的使然。有着五千年悠久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可谓是命途多舛，而这一切，无不是与我们这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湖南电视台推出的二0一0年度“快乐男声”节目的选秀比赛中，成都沈阳等几个赛区竟然都出现了明明是男儿之身，可却偏偏是一身地道的女儿装扮的参赛选手。这种明明是男儿之身可却偏偏是女儿装扮的参赛选手一出现，立刻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网友们更是纷纷将这些明明是男儿之身可却偏偏是女儿装扮的人称之为是“伪娘”。

对“伪娘”这种现象的出现，有人认为不仅是这些人个人的心理变态问题，而且更有伤社会的风化，而这种风气一旦蔓延下去，将对我们这个民族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但也有人认为男人喜爱女人的装扮，只是个人的一种喜好而已，属于个人生活方式中的精神生活范畴，与他人和整个社会的关系不大，因而无关紧要。少数人的这种另类的生活方式对于整个社会、整个民族来说确实是无关紧要，但要紧的是多数人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和反应。由于“伪娘”这种现象得到了赛区评委们的广泛认可和社会上的不少叫好之声，于是，成都赛区的那个名叫刘著的“伪娘”也因此顺利地进入了下一轮的比赛。在电视这种拥有强大传播能力的立体媒体早已取代了传统的报纸、书刊等纸面媒体的今天，对电视节目的反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算得上是如今我们这个民族在精神生活上的风向标。电视节目不仅能够准确地反映出当前人们精神生活的内容，而且还能很大在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在精神生活上的追求方向。通过“伪娘”和“超级女生”栏目里的“中性美”以及“芙蓉姐姐”、“凤姐”、“犀利哥”、“兽兽门”、“西门庆故里”等这些现象的出现及在电视及网络上得以热炒并且还能受到一些人如此狂热地追逐的这种情况，每个人对我们这个民族目前精神生活的内容应该是可见一斑了。精神生活方式是人的生活方式的两个方面之一，它是由人的物质生活方式决定的。但是，在人的自觉意识越来越强烈的今天，人的精神生活上的方式既药受人的物质生活方式的制约，又反过来强烈地影响着人对物质生活方式的选择。从人类社会已经走过来的历程看，生活方式既能决定一个民族的民族性格的形成，而且又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个民族生产方式的发展方向，而这两个方面中的任何一面，都足以导致一个民族的命运发生彻底地改变。

生活方式就是一个人或是一个群体、一个民族对衣、食、住、行、社会交往、婚姻恋爱、休息娱乐等物质生活模式的选择和因此而形成的个人习惯、社会习俗以及人们在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审美观、政治信仰、宗教信仰等精神生活上的追求方向。生活方式具有鲜明的时代特性、民族特性和阶级特性，人们在外在的物质生活方面所形成的个人习惯和社会习俗以及对物质生活模式的选择，能够更准确、也更深刻地反映出其内在的精神生活的追求方向。　　

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相同，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是由生产方式来决定的。但是，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巨大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巨大的反作用一样，人们的生活方式对生产方式同样也具有巨大的反作用。就像决定汽车工业能否得到发展的根本因素是人类的生产方式，但是决定发展是用于生产建设的载重汽车，还是发展用于提高人们生活档次的高级小汽车的根本因素却是人们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对生产方式所产生的推动作用是不同的，只有正确的生活方式，才能有力地推动生产方式的进步和向前发展。生活方式对生产方式的反作用，就是人的自觉意识的体现。一个人或是一个民族，越是能自我掌握自己的命运，这种自觉意识就会越发地强烈。人们只有先产生这种强烈的自觉意识，才能发挥其无穷的创造力。因此，不同生活方式对生产方式所产生的不同的巨大反作用，对不同民族的命运所带来的影响，也有着根本上的不同。　　

著名电影导演谢晋导演拍摄的电影《鸦片战争》中有这样的一段场景描写和对白，被英国侵略军的坚船利炮吓破了胆的卖国贼琦善在奉道光皇帝之命取代林则徐成为了钦差大臣之后，胆小怕死的琦善不敢用武力反抗英国侵略军，于是只好跑到到英国侵略军的军营里向英国侵华的全权代表义律和英国侵略军的司令伯麦求和。在求和期间，义律和伯麦用西餐招待琦善。面对那半生不熟的西餐，琦善实在是难以下咽，不由得发出了一声感叹：“茹毛饮血，生性好战那！”英国侵略军的司令伯麦通过翻译的翻译在弄明白了琦善所说这句话的含义之后，对义律说道：“中国的美食天下无双，中国的炮台都是一堆的垃圾，如果把餐桌上的才能用在炮台上，今天该是我求和了！”　　

这段场景和对白可能是电影的编导自行设计的，不一定是真实的历史。但鸦片战争可却是真实的历史事件，并且还是中国近代史开端的标志。华夏美食也确实是天下无双，简陋的西餐与华夏繁杂的美食比起来，不仅寒酸得很，而且也确实够得上是茹毛饮血，这是不同的生活方式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可是，在鸦片战争失败之后，不仅越来越多的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俄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荷兰人、比利时人、西班牙人、奥匈人，甚至包括日本人都能跑到中国来享用咱们的华夏美食，而且还有许多中国人纷纷跑到人家那里开中餐馆，让更多的外国人坐在家里就能享用到咱们的华夏美食，可咱们自己越来越多的同胞却从此越来越陷入到了饥寒交迫之中。鸦片战争的结局，的确是忧郁不同的生活方式对生产方式所产生的不同的反作用造成的。不同的生活方式对不同民族的不同命运所起到的影响作用，就是如此的巨大。　　

除了受生产方式发展阶段这个客观因素的制约之外，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主要是由作为社会上层或者是民族主流的统治阶级或者统治集团、尤其是国家最高统治者来引领的。中国历史上有个“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典故，说的就是国家最高统治者个人的生活方式对其他人命运的影响。这个故事讲的是，在古时候的楚国，有一位国王喜爱腰细的女人。于是，宫中的女人们为了能得到国王的宠幸，都拼命地节食减肥，最后竟然到了有人因此而饿死的程度。另外据有关人士考证，束缚了中国妇女上千年的缠足的这种陋习，就是由五代时期的南唐后主李煜所开创。而我国家喻户晓的那句“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的成语，更是将这其中的道理深刻地揭示了出来。　　

统治阶级、统治集团及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特别是中国一定时期的统治阶级、统治集团及最高统治者为民族、为国家选择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最多的还是从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统治集团和国家最高统治者自身的利益来考虑的。　　

乾隆五十七年，也就是公元一七九二年，英国派出特使马嘎尔尼访华，要求与大清帝国扩大贸易。为了打动大清帝国的统治者，马嘎尔尼访华时带来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英国工业革命的高科技产品作为进献给乾隆皇帝的礼品。这些礼品中有马嘎尔尼来访所乘坐的“狮子号”战舰的模型，有地球仪，有天体运行仪，有手动的计算机，有带有减震装置的马车，有望远镜、透镜、气压计等科学仪器，有精制的钟表，有用特种钢打造的刀剑和来复枪等。但英国的这些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革命成果却丝毫没有能够打动乾隆皇帝，因此英国扩大贸易等请求等便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乾隆皇帝的断然拒绝：“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乾隆皇帝为什么拒绝了英国人扩大贸易的请求？为什么拒绝了先进的科学技术？为什么拒绝了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从而使中国错失了一次最佳的赶上世界的机会。天朝果然是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吗？当然不是。对乾隆皇帝为什么要拒绝英国人扩大贸易的请求？过去有不少人都认为是乾隆皇帝缺少对先进科学技术和工业化生产方式的重要作用的认识，是出于夜郎自大的那种自我封闭的心态，是出于长期养成的天朝上国的那种虚荣。　　

这样的认识，不仅实在是有些肤浅，而且也难免太小看了乾隆皇帝这位立下了赫赫武功的“十全老人”了。满清以全族仅有的区区几十万人，不仅并吞了中国的本部，而且还北收内外蒙古，西纳新疆西藏，凭的就是满清娴熟的“弓马骑射”。“弓马骑射”具有冷兵器时代最强的战斗力，在“弓马骑射”方面，满清对其统治下的人口数量最多的汉民族具有天然的优势，而“弓马骑射”却又是农耕的汉民族天然的劣势。一旦放弃了“弓马骑射”而使用热兵器，满清对汉民族的优势立刻就会荡然无存。一个儿童使用热兵器能够轻易地杀死一名壮汉，而使用冷兵器就极难做到。对热兵器的强大威力和重要作用，当时的中国人，包括乾隆皇帝本人也并不是没有认识到。两江总督高晋曾经上奏乾隆皇帝，建议对全国武举考试进行改革，取消弓马骑射的考试项目，改用鸟枪，以中靶多少为优劣。但乾隆皇帝为了满清统治集团的一族自私，甚至是为了爱新觉罗家族的一家自私，不仅断然拒绝了高晋的建议，而且还在乾隆四十二年，下令禁止全国的“民壮”演习火枪。但是，乾隆皇帝虽然禁止民间演习火枪，可并没有禁止皇家演习并使用火枪。嘉庆十八年，也就是公元一八一三年九月，在道光皇帝旻宁还当皇子的时候，天理教在北京的首领林清乘嘉庆皇帝到木兰围场狩猎、皇宫内守卫空虚之机，发动了武装起义。起义军在攻占了外宫之后正准备向内宫进攻的时候，皇子旻宁手持火枪亲率火枪队赶来击败了起义的天理会会众。从清朝的军队始终保留火枪火炮及皇子们能够熟练地使用火枪的情况看，清朝的皇帝对火枪火炮等现代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还是有一定程度的认识的，而并非像传说那样的愚昧无知。　　

乾隆皇帝拒绝先进科学技术，拒绝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传入中国还应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一旦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传入中国，那么必然就会彻底地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必然会彻底改变中国人传统的思维观念，因此在中国已经存在了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制度也就将难以为继了。像能够精确地演示太阳系的构成、地球的位置，并且可用动态的方式模拟地球的绕日运动与月球绕地运动，而且同时表现出木星及木星的卫星、水星及火星等天体运行的地平经纬赤道日晷仪一旦在中国大量出现，人们自然就会明白，所谓的“天”不过是一种自然存在的物质，根本就没有什么超自然的力量。如此，长期以来形成的皇帝“受命于天”的这种观念，从此必然就会在人们的心目中彻底地坍塌。　　

中华民族由于当年最高统治者的一个昏庸的决定而拒绝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拒绝了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但并不等于整个民族同时也拒绝了骄奢淫逸和腐朽堕落的生活方式。中华民族虽然拒绝了西方先进的工业革命成果和先进的工业化生产方式，但却并没有拒绝从西方舶来的足以使人肉体衰弱、灵魂出窍的鸦片，而且还给它起了“阿芙蓉”、“福寿膏”之类的美丽诱人的名字，以至于后来为了禁烟，大清王朝不得不被迫对英国打了一场关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反侵略的战争，由于战败，从此拉开了中华民族走向半殖民地苦海深渊的历史大幕。　　

由于传统的小农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种生产方式也已经能够足以满足乾隆皇帝那种奢侈腐朽的生活，能够基本维持中国人与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和维持满清统治集团的特权，因此也用不着为了整个民族的未来考虑而改变那种奢侈腐朽的生活方式并放弃已经到手的特权。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乾隆皇帝及以后的慈禧太后为了满清统治集团的一族自私，为了爱新觉罗家族的一家自私而使整个中华民族几度失去了赶上世界的机会，确实是罪不可绾。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渐沦入了半殖民地的苦海深渊，原本就很贫穷的中国人从此变得更加的贫穷，许多人不得不靠出卖苦力，出卖肉体，甚至是卖儿卖女才存活了下来。　　

如果说封建社会时代的小农经济生活方式对民族命运的影响，由于其时间长、跨度大，所起到的作用也是潜移默化的，特别是由于中国人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而且也认可了由此而形成的历史，所以，对于它给民族命运所造成的影响，人们的感受也就不是那么的明显。那么，中日甲午战争和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发生过程和结果，由于是发生在两个国家、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而且时间与现在也很接近，所以完全能够将生活方式对民族命运的影响，清晰地展示在了中国人的面前。　　

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中，给中华民族造成伤害最大的，莫过于日本这个国家了。一八九四年，日本发动了甲午侵华战争，使大清帝国以“自强”和“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陷于彻底地失败，从而使中国又一次丧失了赶上世界的机会，而日本却一蹴而成为了世界上的列强之一。一九三七年，日本又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这一次，日本不仅打掉了国民党政府号称是“黄金十年”的经济建设成果，使中国再一次失去了赶上世界的机会，而且还留下了“南京大屠杀”等令中华民族洗雪不尽的耻辱和永远的痛。　　

甲午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和日本几乎同时分别开展了“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改革。同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醒了的中日两国也从对方各自开展的“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中隐约地感到，今后给自己造成致命伤害的将不再是西方的列强，而一定是自己的邻国。这种感觉的产生，就是源自中日两国一衣带水的地缘因素和历史上的几次交恶。　　

为了能在即将到来的生死对决中战胜对方，中日两国都针对对方在积极地进行着自己的国防力量建设。只不过由于中日两国对对方能给自己造成多大威胁的认识程度不同，因而投入的精力也不尽相同。日本是倾尽了全力打造海军，以求能与大清国抗衡并力争战胜大清国。而大清国对海军建设目标的认识程度只是为了压制住日本而已。于是，为了全力打造自己的国防力量，日本的明治天皇带头节衣缩食，甚至到了每天只吃一顿饭的程度。就连日本的皇太后和皇后也都捐出了原本就为数不多的几件金银首饰，以全力筹措军费。就在小日本全国上下倾尽全力进行国防建设的时候，而此时的大清国却转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洋务运动”的发展目标，也从开始时的“自强”转化为了此时的“求富”。慈禧老太后更是挪用了海军军费，为自己修建了一个不知能将生活水平提高多少倍的颐和园。日本在天皇的带领下，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民艰苦奋斗，节衣缩食筹款买军舰、造军舰的运动。日本全社会的这种行为不可能不影响到军队的官兵，因此日军中的战斗激情得到了空前的高涨。就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打造自己的国防力量的时候，可大清国此时却在慈禧老太后的带领下，全国上下都把提高生活水平当成了首选。大清国全民族对这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同样也极大地影响到了大清军队的将士，北洋水师的提督丁汝昌就在其驻节地刘公岛大搞房地产开发，建起了大量的别墅出租给北洋水师的官兵，以实现自己先富起来。至于真正“垂帘听政”的大清国权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那就更不用说了，几乎就要将大清国给卖空了。什么铁路权、采矿权、海关权、银行权，能卖就卖，只要自己能从中得到巨额的回扣便行。　　

中日甲午战争，大清国战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中日两国、尤其是两国的统治阶级、统治集团和最高统治者之间不同的生活方式不知能不能成为其中的原因之一？如今有人说当年慈禧老太后修建颐和园挪用的不是海军的军费，但是，不管修建颐和园挪用的是不是海军的军费，而慈禧老太后花费巨额资金修筑颐和园的行为对大清国的国防建设事业来说无异于就是釜底抽薪。如果慈禧老太后把这笔钱用在海军建设以增强国防力量而不是用在修建颐和园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上，那么，大清军队的实力无疑将会大大地超过日本。在双方物质力量差距极大的情况下，日本敢于主动挑起战争的可能性有多大？战胜大清国的可能性又有多大？　　

蒋介石在建立了南京政权之后，在全力围剿中国工农红军和剿平各路军阀的同时，也曾大力开展殖民地色彩浓郁的经济建设。但是，蒋介石进行这种只为实现少数达官贵人先富起来，只为满足少数人能过上奢侈腐朽生活的经济建设非但没有使中国的国防力量得到增强，反而却使中国的国防力量进一步的衰弱，终于导致了日本于一九三一年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全部占领了东北。一九三七年，日本又发动了“七·七卢沟桥事变”，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在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中，仅仅一场南京大屠杀，就使三十多万无辜的中国人因此丧了命；一场南京大抢劫，不知又使多少先富起来的人从此又变成了穷光蛋。　　

生活方式对民族命运的改变所起的作用，还不仅仅只体现在其对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巨大反作用这一点上。生活方式对民族性格的形成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虽然间接但却能在更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民族的命运。　　

英国的大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曾经说过：“性格决定命运”，对这句话，目前世界上大多数的人大都深以为然，还有不少的人专门写文章进行过论述。性格不仅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而且也能决定一个民族的命运。那么，一个人、一个民族的性格又是如何形成的？　　

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彻底禁绝的中国汉族妇女裹脚的这种陋习，据有关人士考证起源于五代时期的南唐。作为汉民族一种主要的生活方式，到它彻底被禁绝时，已经沿袭了上千年。过去在许多人看来，裹脚这种陋习，只不过是对中国妇女的身体和精神的摧残。其实，这一陋习摧残的不只是中国妇女的身体和精神，而更是摧残了汉民族的民族性格。据社会学、心理学和遗传学等研究人员的研究表明，人的性格除了一小部分来自于先天的遗传基因外，主要的是来自于后天的教育和环境的影响。“孟母三迁”的故事，在古老的中国已经流传了两千多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的那句成语，说的也是同样的道理。同样据研究人员的调查和研究，人的性格，主要是形成于人的幼儿和少儿时期。而在这一阶段，绝大多数人与母亲接触的时间，平均要长于与父亲接触时间的五倍以上。因此，人的性格，乃至是生活习惯的形成和养成，更主要是取决于他的母亲。像现代京剧《红灯记》里李铁梅唱的：“爹爹的胆量传给我，儿敢与豺狼虎豹来周旋；爹爹的品德传给我，儿脚跟站稳，如磐石坚”那样，只能是特例。只有性格刚韧坚强的母亲，才能培养出性格刚韧坚强的孩子。在现代的中国，广泛流传这这样的一句名言：“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一定会站着一位坚强的女性。”这句话，不知有多少普遍性和权威性。但是，不管古今中外，绝大多数的成功人士，肯定都有一位伟大的母亲。伟大的母亲、英雄的母亲、慈爱的母亲的故事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也都比比皆是。母亲不仅孕育了人的自然生命，而且更赋予了人的性格和生活的习惯。古今中外的许多名人和文章大家都纷纷写文章回忆自己的母亲或是追忆名人的母亲，如朱德写过《母亲的回忆》，著名作家冰心写过《忆母亲》。还有许多文章大家也都曾经写过对毛泽东的母亲、对列宁的母亲、对爱迪生的母亲等许多名人母亲的追忆文章，可却极少有人专门写文章回忆自的父亲或是追忆别人的父亲的。记忆中好像是朱自清曾经写过一片回忆自己父亲的文章，题目是《背影》。在那些回忆自己的母亲或是追忆别人母亲的文章里，母亲千篇一律的都是刚韧、坚强、慈爱和善良这样美好与伟大的形象。而在本就为数不多的回忆父亲的文章里，从背影上就能看出这位父亲的臃肿和蠢笨，虽然这位父亲不乏慈爱和善良，但却缺少了刚韧与坚强。如果当初把回忆的对象从父亲改为母亲，相信文章一定会更能打动人。　　

随着裹脚这种陋习的形成，汉民族的民族性格也越来越懦弱。又臭又长的裹脚布，裹住的不只是汉民族妇女的双脚，裹住的不只是汉民族妇女身体上的自由和健康，同时也裹住了汉民族妇女的精神和性格，裹住了汉民族妇女的思想和心灵，而且更通过这种方式，裹住了汉民族男儿早期那种“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必胜信心和强悍性格；裹住了汉民族男儿早期那种“大丈夫当投笔从戎，效命疆场”的凌云壮志和远大追求；裹住了汉民族男儿早期那种“破釜沉舟”的坚定的决心和气吞山河的血胆与豪迈气概；裹住了汉民族男儿早期“夸父逐日”的那种敢于探求的精神和勇气。就是出于这样的原因，改革开放之后，改革教才千方百计地将上千万、而且今后还一定会更多的身为母亲或准母亲的中国妇女逼迫成为靠出卖肉体为生、靠出卖肉体来养家的娼妓。改革教就是想以此方式来打掉中国人的自尊心，进而造成中国人性格的改变，从而达到毁灭中华民族的罪恶目的。如今，经过改革教三十年来的不断努力，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果真已经发生了改变。麻木不仁，昏睡不醒，确已成了今天中华民族的主要表象。　　

如果说个人性格的形成主要是源于母亲的影响和家庭的教育，那么民族性格的形成则主要是源自于国家的统治阶级、统治集团、特别是最高统治者为了有效地维护自己的统治、为了有效地维持自己奢侈腐朽的生活方式，从而根据统治阶级、统治集团、尤其是最高统治者个人的意愿和需要而刻意为全民族所营造的这个社会大环境的塑造与熏陶，特别是最高统治者个人的品行、生活方式和性格对整个民族性格的形成所起到的影响作用无疑更是十分巨大的。从古至今在中国民间流传的一些诸如“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强将手下无弱兵”、“人随王法草随风”等俗语，就已将这其中的道理说得很清楚。特别是拿破仑著名的：“一头狮子统帅的一支由绵羊组成的军队，一定能战胜一只绵羊统帅的由狮子组成的军队”那句话，更是将统帅个人的性格与军队的战斗力之间的关系解释得不仅非常的通俗易懂，而且也更为精辟。可是，中国的历史上像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明太祖、永乐大帝、康熙大帝、毛泽东那样的雄性之主实在是太少了，而更多的则不是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中的像汉献帝和刘阿斗那样的懦弱无能之辈，就是玩弄别人与股掌之中的像赵匡胤、赵光义、赵构和明英宗那样的流氓加无赖。即使是偶尔曾经出现几个像刘邦那样的有作为者，也只不过是一些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家伙而已。就是在这样一些人的影响下，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也就越来越失去了早期的那种豪迈与强悍，不仅变得越来越文雅，变得越来越懦弱，变得越来越阴柔，而且还变得越来越复杂。　　

是中国人可能就没有不知道长城的，作为古代中国一道军事上伟大的防御工事，长城与古代华夏民族长期挨打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中国人在维护民族安全上对长城寄予了无限的期望，对长城也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依赖情结。到了近现代，在缺乏武器装备的情况下，中华儿女曾经用血肉筑起了新的长城。当人民军队拥有了较为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之后，又被誉为是钢铁长城。从战国时期的秦国、赵国、燕国开始修筑长城，到秦始皇把秦国、赵国、燕国的长城连接到一起，最终形成了一道万里长城。从秦、赵、燕三国开始修长城到明朝最后大规模修筑长城，中华民族为了防备挨北方游牧、渔猎民族的打，断断续续地修了二千多年的长城。从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修筑长城进行长期被动的战略防御这种行为上看，中华民族确实是一个勤劳的民族，但是否是还缺少一些勇敢和强悍？民族性格懦弱这一因素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最恶劣后果，就是长期的挨打了。长期的挨打不仅又导致了一些人中国人因此而丧失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并产生了严重的惧外的心理和媚外心理，使中华民族直到今天还在为如何在全体国民中进行爱国主义而教育大伤脑筋，而且长期的挨打也给中华民族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从而使勤劳善良的中华民族直到今天还依然非常贫穷。

中华民族的长期挨打，特别是经常在比对手物质力量强大的情况下挨打，就是因为中华民族因民族性格懦弱而没有最终成为一个尚武的民族。中华民族之所以没有能够成为一个尚武的民族？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为什么会如此的懦弱？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且也是极为复杂的。但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中华民族从汉武帝开始，汉民族建立的政权在大多数时期都一直以孔孟之道作为国家的统治思想，特别是自北宋以后，汉民族建立的政权不仅始终都实行文人治国的这种制度，而且大多数时期还都采用文人战场统兵的这种模式。汉民族政权的最高统治者，也就是皇帝为什么会选择孔孟之道作为国家的统治思想？为什么会采取文人治国和文人战场统兵的这种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与皇帝的婚姻制度这种极其腐朽堕落的生活方式有着很大的关系。

古代汉民族的婚姻制度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多妾的制度，而皇帝那就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以西汉时代的皇帝为例，属于皇帝一人的女人除了皇后之外，不仅还有分属于昭仪、婕妤、容华、美人、八子、充衣、七子、良人、长使、少使、五官、顺常、娱灵、宝林、舞涓等十几个等级人数众多的偏妃，而且就是那些因皇帝一时性起而临幸的宫女，从此也专属于皇帝一人。出于雄性本能的排他心理和为了维护皇家血统的纯正，皇帝必须要看护住这些属于自己的女人。因此，凡是能够随意进出皇宫内院的男人，皇帝都要将他们阉割掉，使之变成没有性能力的太监。由于为了能够有效地看护住这些属于自己的女人，皇帝就必须要时刻守护在这些女人的身边。所以，古代汉民族建立的政权，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个开国皇帝之外，其他大多数的皇帝极少有亲自出征上阵杀敌的。试想，带着这样一大堆花容月貌、娇翠欲滴、弱不禁风的女人，皇帝如何能够去出征打仗？而不将这些女人带在身边，皇帝却又放心。于是，为了守护住自己的女人，皇帝也就顾不上去守护国土，保护百姓了。而且为了维持自己和自己心爱的女人的骄奢淫逸生活，皇帝还要残酷地剥削和压榨自己统治下的百姓。

始于宋太祖赵匡胤的宋明两代之所以要实行文人战场统兵的制度，是源于皇帝对军事将领们的猜忌，就是为了防止军队将领造反。由于皇帝的生活实在是太惬意了，对所有的人都充满了诱惑，因此也就几乎没有人不想着要当皇帝的，而且地位越高的人这种想法还越发的强烈。与百姓造反相比，官员造反的可能性和成功率也更高。而造反就离不开军队，因此，武将造反的可能性和成功率又比文官更高。文官造反的可能性和成功率之所以比武将低，这不仅仅是因为文官平时不掌握军队，而且更由于文官还都是靠熟读《四书》和《五经》才一路升迁上来的，所以文官的血性被阉割得比武将更为彻底，因而与武将相比也就更缺少了造反的勇气和胆量。正是由于这一点，文人统帅军队，才会让皇帝更放心一些。“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道理，任何一个皇帝也是知道的。而且文人由于受其性格因素的影响，更易于被皇帝所控制。而只要控制住了军队的统帅，也就等于控制住了整个一支军队。但是，统帅的个人性格不能不影响到整个军队，文质彬彬的统帅只能培养出文质彬彬的士兵。作为国家和民族脊梁的军人的性格一旦如此，那整个民族的性格也就可想而知了。因此，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每到王朝的中后期，军队的战斗力总是随着军人性格的改变而急遽地下降。

由于皇帝不喜欢也不能亲临战阵，因此也就不会鼓励其他人去效命疆场、开疆拓土、建功立业。而且即使是皇帝鼓励人们去效命疆场、开疆拓土、建功立业，因为没有榜样的作用，所以也很少有人会认真去做。就是在这样的生活方式的影响下，汉民族政权的大多数皇帝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都不仅不会主动去开疆拓土、建功立业，而且也更不会主动挑起对外争端，甚至是面对外来的侵略，也多是以非战争的思维去应对。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像“被逼急眼了的兔子”似的不得不做最后的挣扎。所以，中华民族总是“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像蒋介石曾经说过的：“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不到最后牺牲的关头，绝不轻言牺牲”这句话，就很有代表性。可是，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绝不会因为皇帝不能亲临战阵就不发生外来的侵略。　　

从历史发展的情况来看，每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与战争都是紧密相联的，甚至都具体到了一些菜肴的出现也与战争有关。深受中国人喜爱的涮羊肉这道菜，据传就是忽必烈的厨师在军情紧急的情况下，来不及为忽必烈制作精美的菜肴而临时发明的。生活方式既能对战争的胜负构成极大的影响，而战争的出现也能有效地影响着人们对生活方式的选择以及生活方式改变。誉满华夏，驰名中外的鲁、苏、徽、浙、闽、湘、川、粤这中国“八大菜系”的原发地，由于都远离古代中国的游牧地区，因而也就远离了战争。安逸的生活使那里的人们能够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吃喝玩乐之上。而反观作为中华文明发源地之一的河北、山西和中国古都之一的北京，则由于自古多遭战乱，所以至今也还没有形成自己的菜系。燕赵自古只能出慷慨悲歌之士，却出不了能够拿上桌面的菜品。四战之地的河南演绎出了高亢嘹亮的“替父从军”的豫剧《花木兰》，而江南温柔的水乡里，却更适合低吟浅唱“黛玉葬花”那婉转哀怨的越剧《红楼梦》。

与日本的明治天皇将皇太孙，也就是后来的裕仁天皇寄养在被称为是日本的“军神”和“武圣”的乃木希典家里以便从小就接受严格军事教育的做法相反，中国古代的封建帝王，除了少数的几个开国之君外，大多都生长在皇宫内院的女人之手，不仅从小就形成了养尊处优的生活习惯，而且个人的性格也变得更加的阴柔，早已失去了祖先那种开疆拓土的胆量和气概。在这种生活方式下培养教育出来的皇帝，不仅大多都极爱享受生活，而且大多也都有机会和条件享受生活，后蜀皇帝孟昶甚至都将生活享受到了连溺器上都镶满了奇珍异宝的程度。奢侈腐朽的生活方式不仅养成了后蜀皇帝脆弱的心理性格，而且也导致了后蜀的军队消磨掉了战斗的意志。因此，当宋军打来的时候，拥有大量军队，占有绝对优势的地利条件和人力物力资源条件的后蜀竟不战而降，最后的结局就是孟昶的那个最宠爱的妃子花蕊夫人和那件“七宝溺器”一同作为战利品而落入到了宋太祖赵匡胤之手。赵匡胤对蜀军在优势条件下竟然不战而降感到十分地不解，曾经问过花蕊夫人蜀军不战而降的原因，花蕊夫人以一首诗回答了赵匡胤：“君王城头树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花蕊夫人的这首诗清清楚楚地告诉了宋太祖及所有的人蜀军不战而降的原因，那就是拥有十四万之众的蜀军，已经不是由男人组成的军队了。当然这个不是男人绝不是指生理上的问题，而是在心理上已经失去了男人的性格。蜀军失去了男人的性格，后蜀皇帝孟昶当然难辞其咎。作为一个偏安一隅的小朝廷，后蜀皇帝孟昶的生活方式的奢侈腐朽程度，在我国古代的帝王中，无人可以匹敌。就连宋太祖后来看到了作为宋军战利品的那件“七宝溺器”时都不由得发出了如此的感叹：“蜀安得不亡？”。

自从乾隆皇帝拒绝了英国人主动送上门来的那次赶上世界的机会之后，中华民族在这个世界上就开始衰落了。在与信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盎格鲁·萨克逊人和日本人共处的这个世界上，衰落的结果就是挨打，挨打的结果就是变成了强食者嘴里的弱肉，变成弱肉的结果就是整个民族出现了生存的危机。从一八四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一九四九年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整个民族的生存危机如同挥之不去的梦魇，始终纠缠着中华民族，只不过危机的轻重程度随着国内国际局势的变化有所不同而已。期间虽然也曾经有过几次崛起的机会，但都还未等中华民族实现崛起，就被外国的入侵给打掉了。

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艰苦奋斗过程，首先就是一个改变中国人生活方式的过程，进而又是一个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变来改造中国人性格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从创建中国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时代开始，就一直坚持以身作则，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良好生活作风，始终保持着与普通士兵一样的生活方式，从而在革命队伍中形成了官兵平等、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优良传统。革命队伍中艰苦朴素、官兵一致的生活方式，不仅使革命队伍产生了高昂的激情，激发了革命战士高昂的斗志，磨砺了革命战士坚韧的性格，而且也深深地感染了根据地的广大人民，从而不仅使他们积极投入到建设根据地的实际行动中来，而且个人的性格也发生了深刻地改变。为了保卫根据地、为了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有无数的母亲亲手将儿子送上了抗日的战场；为了争取人民彻底的翻身解放，又有许多的妻子亲自将新婚的丈夫送到了解放战争的前线。在暴虐的敌人面前，他们绝少屈服。为了拯救受伤的八路军、新四军战士或革命战士的后代，许许多多的父亲母亲和妻子交出了自己的儿子或丈夫以换回那个他们并不认识的革命战士或是革命战士后代的生命。就连只有十三岁的王二小为了掩护“后方的机关和几千的老乡”，都能视死如归般的毅然将敌人带进了八路军的伏击圈。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虽然使中国民族暂时站了起来，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大多数领导人、特别是最高领袖毛泽东却清楚地知道，由于百余年挨打造成的积贫积弱，使中华民族还没有彻底摆脱掉生存的危机。而若想彻底摆脱掉民族生存的危机，避免再次挨打的命运，那就必须在彻底改变中国人的性格的同时，更要全力发展生产力。对于生产力的双重含义，毛泽东比其他人有着更为清醒而深刻地认识。中华民族惨痛的历史经历证明了，在不得不与西方和日本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在共产主义实现之前，在战争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还高悬在中国人头上的时候，在人类之间的杀戮还不能自动停止的情况下，在和平与安全不能靠老天爷赐予的情况下，生产力不仅仅是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而且更是人类之间征服与反征服的能力。因此，在保障国家安全和维护民族尊严安全比改善人民生活更为迫切、更为重要情况下，只有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才能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古往今来，人类所有的重大发明，无不与战争有关。今天世界上所有的高科技，无不是能够应用于战争，而且有些高科技的本身，就是为了能够取得战争的胜利才发明的。自古以来，最好的钢铁总是用来打造刀剑，而不是用来制造犁锄。我国的“好钢用在刀刃上”这句古话，将生产力与战争之间的关系，说得多么的直白。

当年，新中国从旧中国继承的工业基础实在是太薄弱了。因此，一心一意为了中华民族安全，为了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毛泽东力排众议，宁可让人民过几天艰苦的日子，也要限制消费工业的发展而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并且为了能够确保这一战略的顺利地实施，毛泽东又在全党和全国大力提倡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当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在全国取得胜利后，由于历史的原因，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却还依然十分的贫困，而且由于在当时还保留了民族资产阶级这一特殊的历史情况下，因而提倡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不仅能够有效地消除人民心理上的差距，而且更能为重工业发展和军事工业发展筹措必不可少的建设资金，同时又能促进中国人的性格和精神风貌发生改变。

生活方式的改变，不仅有力地推动了生产方式的转化，使我国以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为标志的社会生产力有了根本性的提高。使我国的国家的安全有了根本性的改善。而且生活方式的改变，也使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古老的中华民族一扫百余年由于落后挨打造成的颓势，而展示在世人面前的是一种全新的民族精神风貌、坚强不屈的民族性格和良好的社会风气。民族空前团结，国家意志高度集中，整个社会都充满了朝气。广大的妇女从又臭又长的裹脚布中挣脱了出来，从以往那些供人奴役与玩乐的只会吟唱《玉树后庭花》的弱不禁风的商女，变成了如今能够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的“不爱红妆爱武装”的铁姑娘。而好男儿更是志在四方，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到祖国的边疆去，开发边疆、建设边疆、守卫边疆。在艰苦卓绝的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的过程中， “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顽强精神和不屈的民族性格，强烈地震撼了敌胆，中华民族从此昂然地挺立在了世界的民族之林。

毛泽东逝世之后，中国的社会形势发生了急遽的改变。后来者为了证明自己比毛泽东还伟大、还正确，为了证明自己比毛泽东还英明，为了证明自己当年被毛泽东的批评与压制是蒙受了不白之冤，或是还有别的其他企图，于是便急于否定毛泽东制定的发展战略，坚决否定毛泽东思想以及毛泽东本人。为了顺利地否定毛泽东制定的发展战略，为了顺利地否定毛泽东思想以及毛泽东本人，这伙人采用悄然改变中国人生活方式的手段，打着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幌子，以争取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于是，城市里的工厂开始恢复了奖金制度，农村更是解散人民公社，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于“交够了国家的，留够了集体的，剩下的就全是自己的”以及奖金制度的实行，所以，当时人们的物质生活确实有了较大的改善。而领导干部也从这时开始纷纷带头追求奢华的生活方式，胡耀邦更是第一个将西服穿进了中南海，切实地起到了“最高领导”率先垂范的表率作用。从此，中华民族在毛泽东时代形成的以艰苦奋斗为荣，以贪污浪费为耻的人生观念和崇尚节俭的生活方式就这样被悄然无息地改变了。奢侈腐朽的生活方式，不仅造成了自然资源的巨大浪费，而且更是当今中国已经无法遏制的腐败问题的产生根源，因而造就了成千上万的贪官、裸官和污吏。生活方式的改变，不仅会造成人们价值观念的改变，同时也必然还会导致生产方式和生产目的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尤其是像这样有人为了改变毛泽东时代的发展战略并进而否定毛泽东而刻意人为制造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其对生产方式和生产目的所产生的反作用还会更大。于是，“运十”飞机、青藏铁路等一大批毛泽东时代开始兴建的重工业项目和军事工业项目全部都下马了，以便为引进外国的高档消费经济项目建设筹集资金。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是现代世界里国家安全的保障，只有能够有效地保障国家的安全，才能有效地发展消费经济，才能有效地改善人民生活，人们也才能有效地享用到自己的消费经济。对于这一点，曾经挨过一百多年打的中国人应该理解的最为深刻。可惭愧加残酷的是，曾经挨了一百多年打的中国人对毛泽东制定的强国为先的发展战略并没有真正地理解，对毛泽东历尽千辛万苦才开辟出来的发展道路也不是真正地认可。因此在放弃了毛泽东制定的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发展先行、压缩消费工业建设、强国为先的战略之后，就坚定不移地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道路，就开始一心一意地谋求消费经济发展，就开始全力以赴地追求生活水平的提高，就把两只眼睛始终只盯在饭桌子、菜篮子、钱袋子、婊子和戏子上。至于中华民族的未来会是怎样，此时已经根本无人去顾及，也无暇去顾及。而且随着饭桌子上的饭菜越来越丰盛、菜篮子里的品种越来越繁杂、钱袋子越来越鼓、婊子越来越多、戏子的表演越来越出色，有些人又开始沾沾自喜了起来，于是什么“盛世”、“崛起”、“可以说不”、“不高兴”等之类的淫叫声也开始多了起来。凭借毛泽东的余荫，当“只顾埋头吃肉，不顾抬头看路”的中国人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这条道路上磕磕绊绊地走了几十年之后，却猛然发现不仅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而且自己还正身处在巨大的危机之中，因而这才想起要转变发展方式，只不过到此已是为时已晚，根本就没有转身的机会了。美国用在我国周边建立起了十大军事基地，对我国形成了“半月”型的军事包围，此举不仅对我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军事威胁，而且还堵死了我国向外发展的所有通道。而我国周边的邻国，不是美国的军事政治同盟，就是对我国抱有深深敌意，又与我国有着领土、领海和资源等严重纠纷这样利害关系且投靠了美国的国家。而最为危险的是我们自己目前不仅是一盘散沙，而且由于我们自己生活方式的改变而导致的生产方式的转变，又使我们的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发展滞后，重新拉大了我国在军事实力方面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差距。民族内部一盘散沙的状态和目前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再度改变，使我们首先丧失了打破美国围堵的精神力量；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发展的滞后而导致的军事实力上的差距，又使我们缺少了与美国等发达国家进行军事抗衡的物质力量；背信弃义，抛弃第三世界的朋友，卖身投靠西方发达国家使我们早已变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从而又使我们失去了在国际上的道义力量。在这样一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们只得乖乖地按照我们自己曾经寻死觅活才争取来的新的不平等条约----WTO的规则，主动为那些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送上我们用自己的资源加血汗才创造出来的巨额财富。而中国人不仅再也吃不到肉，而且还要割自己身上的肉饲狼，以换取暂时的平安。在国家的安全缺少有效保障的情况下，除了少数官僚和洋奴买办汉奸之外，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却越是由于消费经济的发展，就越是陷入越发贫困的境地，无情的现实就是这样给了那些无不夜梦日想着富起来的中国人一次又一次极其绝妙的嘲讽。

在为什么要发展生产力、怎样才能发展生产力、什么才是真正的生产力这个问题的认识上，一贯聪明智慧而且还十分具有理性的中国人却偏偏没有表现出多少应该具有的智慧和理性，似乎忘记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道理。对生活方式的改变将会给一个民族带来什么，我们整个民族长期以来一直缺少一个清醒的认识。而在这一点上，我们对手的认识却比我们深刻了许多。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著名的搞垮中国的《十条诫令》中的第二条就这样明确地指出：“二，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传播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宗教的传播，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

从港台和国外传入的体恤衫、喇叭裤和靡靡之音、录像片等，确实“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体恤衫和喇叭裤虽然把我们的男女青年装扮得靓丽了起来，但也使得他们对奢侈腐朽的生活方式更加向往；靡靡之音和录像片虽然愉悦了我们的视听，可也摧垮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人们再也找不到当年献身祖国和建设“四化”的那种理想和激情，于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也就变成奔小康了。虽然当时以中宣部长邓力群为首的后来被称为是老左派的那些人也看到了生活方式的改变必将会给中华民族造成极其可怕的灾难性后果，也力主要清除精神污染，而且也采取了一些具体的措施。但是，由于最大的精神污染和源头就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否定，就是对毛泽东的污蔑和妖魔化，而这些又不是邓力群等那些老左派所能左右的。所以，精神污染不仅没有被清除掉，而且还愈演愈烈。最后，连清除精神污染提法的本身反被清除了。到现在，中华民族的精神不仅污染了，而且已经彻底地垮掉了。随着民族精神的垮掉，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也再一次发生了改变，而随着民族性格的改变，中国也再一次走上了经济殖民化的道路。只不过与前一次是在被人打怕了之后才被动地走上殖民化的道路不同，这一次是中华民族自动走上的殖民化的道路，也算是以一个好的“态度”而争取到了“主动”。

对于生活方式的奢侈腐朽必然会导致落后挨打这一结论，有些人不认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方式不是比我们更为奢侈腐朽吗？资本主义国家落后挨打了吗？还有些人就对资本主义国家以生活方式的改变为手段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这一说法也极不认同。既然资本主义国家能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那么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就不能和平演变资本主义国家？持这种观点的人在认识上是极为糊涂的，而且对资本主义国家也缺乏必要的了解。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资本主义世界的老大美国曾经猖獗达五年之久的“麦卡锡主义”和美国积极卷入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就是为了阻止社会主义革命蔓延、就是为了防止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而采取的有力措施。可见，当年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可能对其进行的 “和平演变”，还是具有相当的警惕的。

当年，社会主义国家防止资本主义国家从生活方式入手对自己进行和平演变，相对于资本主义国家防止社会主义国家依靠思想观念转变对其进行“和平演变”，是更为重视的。这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还是落后许多的。因此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勒紧裤带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是为了能在极短的时间里赶上或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想用一、两代人的艰苦努力来完成需要几代人才能完成的事业。毛泽东的这种做法，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为了弥补祖先留给我们的历史欠账。而今天我们这种超前式的生活方式、奢侈腐朽式的生活方式、浪费式的生活方式，不仅轻易就葬送了前几代人经过辛勤努力，流血流汗才创造出来的巨大成果，而且还严重透支了未来。如果中华民族还有未来的话，那么中华民族后代子孙就还得需要艰苦努力。而那时中华民族后代子孙的艰苦努力就不仅仅是为了求生存，同时也是在为今天的我们还账，而且更是在为我们今天这种断子绝孙式的生活方式赎罪了。

“历览前贤家与国，成由节俭败由奢。”“万门千户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对生活方式这个虽然普通但却意义深远的问题，中国的古人早就有了深刻地认识。对生活方式能给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造成怎样的影响，华夏的先民们也曾做出了精辟的总结。纵观中国的历史，就是这个看起来极为普通的生活方式问题，给我们这个民族留下的竟是如此惨烈且永远都难以抚平的巨大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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