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反毛 啼笑皆非

李锐反毛 啼笑皆非　　

凌 寒　　

偶然，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了李锐这样一篇啼笑皆非的文章《毛泽东与反右派斗争》。

之所以说这篇文章是啼笑皆非的文章，是因为这篇文章太皮里阳秋了，表面上激烈批判了毛泽东的知识分子观和反右派斗争的错误，骨子里却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只要沿着李锐的文章的引用部分对照读下去，你就会发现，毛泽东简直是太对了，而激烈否定他的人才是别有用心的。

一、小说笔法开篇收尾　　

《毛泽东和反右派斗争》是采用类似《水浒传》的小说笔法。在《水浒传》中，第一回是“洪太尉误走妖魔”，最后一回是“宋公明神聚蓼儿洼”。李锐也是采用了这样的写法，不过，李锐不是简单的走妖和神聚，他毕竟是现代人，采用的是弗洛伊德手法，于是，一番梳妆打扮后，在李锐的笔下，毛泽东成功地由顶天立地的大英雄转型成了心胸狭小、有被伤害和报复意识、极度反感知识分子的小女人怪物。

一开头，李锐就落笔道：“从早年开始，他就对知识分子特别是大知识分子带有很深的成见了，这同他的家庭环境和早年生活有关。1919年到北京时，他在北大图书馆当一小职工（月薪八元，属工人工资）时，曾受到当年学校教授和学生的冷遇。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中反映过这种心情：‘我的职位低微，人家都不理我。’”

到了结尾部分呢？李锐又写道：“最引起毛泽东震怒的是罗隆基的发言，牵涉到中共领导就是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毛泽东听到统战部这样的汇报后，就决定将‘鸣放’‘收网’了。6月8日开始，全国开展了‘反右派斗争’。”

把毛泽东的反右派斗争定位到是毛泽东青年时期的受知识分子歧视的报复情结作怪，可算得上是一大稀奇。毛泽东有没有过这样的小女人情结我不知道，但是我和李锐一样知道，毛泽东是饱读史书的，类似下面的故事他当然不可能不知道。

一个是韩信的。受过胯下之辱的韩信在成为楚王之后，派人将那个曾经侮辱过他的人找了来，不仅不处罚他，反而称他为壮士，封他做中尉。

一个是石勒的。石勒定都襄国（邢台）后，把当年和他争麻地的老乡李阳找来，并对李阳说，“孤往日厌卿老拳，卿亦饱孤毒手”，即赐予李阳甲第一区，封为参军都尉。

历史上，也的确有不少类似李锐提到的有小女人情结的庸主和亡国之主，但饱读史书的毛泽东会如何取舍，英雄气迈越古今的毛泽东会如何取舍，是一望可知的。

也就是说，经过一番妙笔生花，李锐成功地把严肃的政论文字写成娱乐型传统章回小说。能以小说态度搞政论，把反毛政论搞成反毛娱乐，的是李锐的一个伟大发明。所以，我要赞扬下李锐，娱乐反毛，精神可嘉。

二、断章破句，刻意曲解　　

在这篇文章中，李锐不仅展现了精湛的断章取义手法，还展现了精湛的破句取义手法。

1、断章取义，刻意曲解。　　

李锐鲜明指出，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原稿和现在进入《毛泽东选集》的稿子是有很大出入的。出入大，这没错，主旨没变就行。问题是经过李锐的断章取义后，主旨也给变了。

李锐断章取义引用毛泽东的原文说：

“反动派知识阶级——上列四种人附属物，如买办性质的银行工商业高等员司，军阀政府之高等事务员，政客，一部分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的教授和学生，大律师等，都是这一类。这一个阶级与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极端的反革命派。其人数大概不出一百万，即四万万人中四百分之一，乃民族革命运动中之死敌。”

乍一看，毛泽东说的是什么呢？反动派知识分子阶级有一百万人，是民族革命运动中的死敌。

其实不然，一百万的人数是指整个反动派阶级而言的，反动知识分子阶级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只是附属，死敌也只是指四种人而言的。厉害，寥寥几笔，不动声色，李锐就截断毛泽东文章给“反动派知识阶级”空前扩了军，附属性质的“反动知识阶级”也由打下手的奴才抬了级，荣膺主子行列。

对比下毛泽东的原文就很容易明白

“第一，大资产阶级。经济落后半殖民的中国，大资产阶级完全为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的要件，即附属于帝国主义。如

买办阶级－与外资有密切关系之银行家（如陆宗舆、陈廉伯等）商业家（如唐绍仪、何东等）工业家（如张謇、盛恩颐等）

大地主（如张作霖、陈恭受等）

官僚（如孙宝琦、颜惠庆等）

军阀（如张作霖、曹琨等）

反动派知识阶级－上列四种人之附属物……（下同）”

为什么要刻意断章取义呢？显然就是为了掩盖毛泽东对这些反动派知识阶级是买办、军阀、地主、官僚走狗的指责。

也就是说，如果能看到原著，上述对毛泽东的抹黑就立刻不攻自破了。

2、破句取义，妄加指责。　　

下一段则尤为可笑，李锐说

“最后说：‘我们真正的敌人有多少？有一百万。那可友可敌的中间派有多少？有四百万。让这四百万算做敌人，也不枉他们有一个五百万人的团体。’可以看出，毛泽东是把‘中产阶级’看做敌人的。”

在这里，李锐连个不要脸的裁缝都不如。笑话里的不要脸裁缝，给人做衣服裁布料总喜欢偷一些给自己用，但还知道必须给人保证是件合体的衣裳，而李锐则只顾自己合适，一剪子下去，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立刻面目全非了。

我们看毛泽东原话。

“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我们现在可以答复了。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反动派知识阶级即所谓中国大资产阶级，乃是我们的敌人，乃是我们真正的敌人；一切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乃是我们的朋友，乃是我们真正的朋友。……我们真正的朋友有多少？有三万万九千五百万。我们的 真正敌人有多少？有一百万。那可友可敌的中间派有多少？有四百万。让这四百万算做敌人，也不枉他们有一个五百万人的团体，依然抵不住三万万九千五百万人的这一铺唾沫。

三万万九千五百万人团结起来呀！ ”

我们看，很明显，李锐是截句成文的，半句话做了一句话解，给破句偷句啦，还把逗号也篡改为句号。“让这四百万算做敌人，也不枉他们有一个五百万人的团体，”这只是半句话，剩下的“三万万九千五百万人的这一铺唾沫”哪里去了呢？都变成“。”都给李锐偷吃了。

大家说，李锐的胆子大不大呢？我说很大，而且胃口也很好很强大，否则“三万万九千五百万人的这一铺唾沫”是不那么容易消化下去的。

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结尾之所以如此谈“可敌可友的中间派”，并不是主张把“四百万可友可敌的中间派”推往敌人那里去壮大敌人的，而是告诉全体中国革命者，我们的力量大的很，我们的队伍大的很，只要我们团结，敌人就很容易被打倒，哪怕他实力再壮大四倍（一百万扩充成）也不行。

也就是说，毛泽东如此结尾是为了给革命者鼓劲，并不是说可敌可友的一定就是敌人，只要他们支持革命，那同样会团结他们。

三、两个知识分子以及《武训传》的遭遇和原因　　

文章中，李锐提到了两个知识分子的遭遇，都很典型，一个是王实味，一个是胡风。

王实味最著名的《野百合花》根本没有提及，因为这只是因言获批的原因，不是获罪被抓的原因。王实味之所以会被捕，根本是他有同情托派的言论且没有向党交代过，而当时托派是很受忌讳的一个词，是共产党极力反对的一个反斯大林的政治派别；他有在国民党政权里面干过办事员的角色也没有向党交代过，这在当时特务活动猖獗、敌我斗争复杂的情况下也是很受忌讳的事情。

李锐也很明白，所以，他很聪明的在这些事情上一带而过，只是说“王实味的罪名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和‘组织五人反党集团’”，说共产党是在镇压“知识分子异端”。

说多了必然露馅。所以李锐自然不肯多说，我们必须帮他解释。

胡风案也是同样道理。

胡风判刑是在1965年，而事情发生却是在1952年到1955年。也就是说，被批判的胡风，一开始风头激烈，但并不认为这就是敌我矛盾，而1965年的判刑更多也就是政治因素，因为胡风案已经过去很久了。

毛泽东非常重视对人的改造，这也是他成功领导中国共产党完成中国革命的原因所在。

毛泽东改造中国共产党和党员的著作集中体现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和《共产党人发刊词》等作品上。

毛泽东改造中国知识分子的主张则集中体现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

毛泽东讲得很清楚，感情决定立场，立场决定作品。你赞成马克思主义，你就要有工农的感情，然后你才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立场，否则就是叶公好龙，你的作品也必然要相应表现出来。

胡风的问题就在于，他没有真正理解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精神，他是赞成中国革命的，但是感情还停留在小资产阶级的情感需要上。而之所以会受到批判，正是因为改造中国知识分子，使之适应建设工农国家的需要是中国共产党建国后的一个重要方针，胡风正好送上了这个靶子和典型，凑巧了。如果不凑巧，也会有其它人出现的。总之，类似胡风受到的批判，是一种必然现象。

《武训传》被批判也是同样的原因。要求有文化不受地主官僚欺负不错，但是继续落实到维护封建王朝统治上，也去做官僚当奴才去，则是在当时不合时宜的。这就是被批判的原因。

胡风被判刑当然是悲剧，但是并不否定共产党的伟大，孟子说过“君子之有过也，如日月有蚀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只要没有私心，犯再大的错误也是可以原谅的错误，更何况我们一直在努力改正错误呢？

四、回到反右倾斗争　　

新中国建国七年改造知识分子成效大吗？我认为可疑。

第一，思想改造不是朝夕之功，七年时间还是短暂的。正反方面的各种因素都在起作用，历史惯性、外部影响都在起作用，都在和共产党的改造要求对立斗争；

第二，天下没有绝对完美的事物，共产党也是如此，再好的政策执行上也会有问题可指可摘之处，这也使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工作效果大打折扣。

综合下来，波兰、匈牙利事件后，中国会不会也出现类似的危机，必然要提上中国共产党高层讨论的日程。

在这种情况下，预防性清除不稳定因素就是必须的。一种是整风，从共产党内部清除不稳定因素，最大程度改正我们的错误，用共产党的人格魅力感动和带动更多的人主动跟共产党走，这是根本中的根本；一种就是加大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教育力度，从中国共产党外部防止在中国发生类似波匈的事件，这也是根本中的重要内容。

所以，整风和反右，在1957年的发生都是必然的，有必然的联系，也有转换的必然性。

唯一的不足是，反右干扰了整风，而极力想逃避整风的共产党内部不健康成分则利用反右推波助澜逃避了自己被整顿的命运。

所谓的反右扩大化，其实就是这么回事。

正因为整风不彻底，大跃进和四清才会发生那么多的问题。

也就是说，如果必须谈反右扩大化问题的话，我们还是认真探讨下如何在共产党内部如何创造健康的政治空气和健康的政治运行机制更好，共产党内部越健康，知识分子改造就越容易，反右扩大化造成的无辜伤害就会越少，写李锐这种丝毫不实事求是文章的人就会越来越没有立足之地，包括他们附属的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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