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什么讲“我一生干了两件事”
本文原本较长。现取几段发一下。
一、本文主论
毛泽东在他的政治遗嘱中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 一是武装夺取政权，二是文革。
按常理，毛泽东、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干了三件事。一是武装夺取政权，二是文革，而这两事件中间，另有一件事，即“17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可称为第三件事（如按时间顺序，则是第二件事）。
而毛泽东却说自己的“一生干两件事”（一是革命夺权，二是文革），矢口不提“17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这是为什么？毛泽东的观点符合历史的实际吗？有何深意？
伟人讲话，自是不同凡响，既当实是求是（不实事求是，背离实际，必成遗臭），又得有深意（没有深意，难得留、传于世）。
三十多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老百姓们对毛泽东遗嘱的深意，大抵已清楚，懂得毛泽东遗嘱，实际是防止他身后有人诿资本主义之过（17年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遇有的困难、失误，主要是地富反坏右和资本主义破坏造成的），嫁祸给社会主义，并为后人替文革论“正”、清算资本主义，打下伏笔！！
——但反人民的资精们对此至今还蒙在鼓里，还在一个劲地说蠢话，——作自我暴露（不打自招地说出了17年间干的坏事和破坏，为文革的必要性提供证明）。真是个“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直白地说，毛泽东这一政治遗嘱，是强调自己对革命夺权和文革这两件事负主要责任。对“17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虽然，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探索社会主义的路线占统治地位，并取得前无古人的成就，但因其间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毛泽东处于二线，由别的领导者具体领导、实施当时的革命和建设，而这些领导者在实践中，却不断背离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社会主义路线，给新生社会主义造成诸多混乱和困难，故而，对这17年的事，毛泽东不负主要责任。不但不负责，而且，毛泽东还发动群众搞文革，批评某些人的资本主义企图及干扰破坏。
网上常有人（右边的网民们）著文或跟帖，把建国后的17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的主要失误归罪于毛泽东。无疑，毛泽东肯定有点责任，这一点，毛泽东自已从来是承认的，并做过自我批评。但应当客观地说，主要责任不是毛泽东，应是“他人”。
右边的网民忘记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建国后不久，为了培养、了解考察接班人，为了社会主义的长治久安，毛泽东退居了二线，让接班人在一线具体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后来，毛泽东发现了问题，便根据早年已确立的“让人民监察政府”“跳出旧周期”的思维——也依据宪法——更进一步地发动大民主，开始了他的“第二件事”。
二、历史事实引伸出来的结论
以上的基本事实，参加当年大民主的人，都会了如指掌。
这一基本事实深刻表明：
第一、17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虽是毛泽东和党中央提出总的大政方针和路线，但是，具体的领导、贯彻和实施，却是一线上的“别人”，结果，离开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总方针、路线，虽经多次纠正，却越来越远，毛泽东对此不满意，才有文革；
第二、如只是为了换接班人，把一线工作的人换下来，也许只要启动组织程序，在几个人的范围内运作，即可完成，但这样做，达不到全民的民主演练和广泛社会主义教育的目的，与社会主义的“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人人起来监督政府”的总要求不符。于是，有不断广泛、渐行深入的群众运动。
第三、17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其中有些失误，恰恰是离开毛泽东、党中央大政方针和路线的结果，是偏离了社会主义的结果。从责任上说，主要不是毛泽东的责任，更不是搞社会主义的“责任”（不是社会主义造成的），而是搞资本主义造成的混乱、困难和失误。
第四、所以，从工作的“主要责任”上说，毛泽东自己只认为“一生干了两件事”。这既是事实，更符合后来历史发展的逻辑，——搞文革的必要性。也大概（？）是毛泽东预见到自己身后有人“翻案”、会诿过于他，嫁祸于社会主义，所以他以“盖棺定论”式的语言，说自己“一生干了两件事”，——只负“两件事”的责任，即夺权和文革的责任。在现实中，文革的责任，有人已追究过；革命夺权的责任，蒋帮、地富反坏余孽及右派也已在追究，而这一切的“追究”，客观上——都有中国共产党内的一些人的“功劳”。
三、重温毛泽东的“二事说”及“一二线说”
人所共知，毛泽东在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时,曾在他的住地召见华国锋等人,谈了自己一生中的“两件大事”。他说:
“人生七十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唧唧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接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讲几句话，两件事。
“十七年来，有一件事我看做得不好，原来的意思考虑到国家安全，鉴于苏联斯大林的教训，搞了一线，二线。我处在二线，别的同志在一线。现在看来不那么好，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能集中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十一中全会做了改变。这是一件事。我处在二线日常工作不主持，许多事让别人去做，培养别人的威信，以便我见上帝的时候，国家不会出现那么大的震动，大家赞成我这个意见。后来处于第一线的同志有些事情处理得不那么好。不能完全怪他们。为什么说我有责任呢？第一，常委分一、二线，搞书记处，是我提议的；再么是太过于信任别人了。引起警惕，还是廿三条那个时候。北京就是没有办法，中央也是没有办法。去年九、十月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怎么办？我就感到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而在上海发起呢？因为北京没有人办，现在北京问题解决了”（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的讲话）。
四、17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归根到底，是某些人的资本主义造成混乱、困难和失误
毛泽东的“二事说” “一二线说”， 是从一个侧面讲，17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但也存在“资本主义造成困难和失误”，并且这些困难和失误，是某些人背离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导思想造成的。
毛逝世后的一段时间，一些人为了批评毛泽东，是完全否认建国后十七年有路线、阶级斗争的。当时，善良而不知情的群众是有点相信“无斗争”。但事实总归是事实，是不可能被长期掩盖的。经过近二三十年的“自然”的历史“溢露”，人们已基本清楚，“无斗争”论是极不符合事实的，并且，当年的无斗争论者如今也在用自己的行动，反证了毛泽东时代的严重的路线和阶级斗争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各个历史时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有其表现(取用某网民的综合)：
1. 迈向社会主义的农村合作化运动，党内有的人反对。此表现为右。
2.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党外监督党内，党内一些领导人消极抵抗。此表现为右。
3. 反右斗争，借机打击给党内提意见的好同志，反右扩大化。以此否定毛泽东的“大民主”。此表现为形左实右。
4. 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党内官僚反对。此表现为右。
5. 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大搞浮夸风和共产风。此表现为形左实右。
6. 庐山会议，会议主题本是纠“左”会，纠“大搞浮夸风、共产风”的总结会，后期有又出现了两派的夺权斗争。修正主义路线派和彭德怀为首的右派激烈斗争。“左”和右同时表现。
7. 三年困难时期，180度大转弯，废除集体经济，妄图退回小农经济。此表现为右。
8.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转移斗争方向，扩大打击面。表现为形左实右。
作为文革的参加者，本网民可以见证，以上八点，均曾在文革中十分详尽地被群众揭示过，并且，那时候，从上到下的当事人都曾为此作过深入的自我批评——都承认“自己的形左实右、浮夸、冒进，自己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路线的背离”。记得，某些主要犯错者还说过：凡是贯彻党中央和毛主席路线的，就顺利，反之，搞浮夸、冒进等，工作中就造成的困难、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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