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谣说：丢失一个钉子，坏了一只蹄铁；坏了一只蹄铁，折了一匹战马；折了一匹战马，伤了一位骑士；伤了一位骑士，输了一场战斗；输了一场战斗，亡了一个帝国。
中国四书五经中的《礼记·经解》中记载：“《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厘，谬以千里。’”
以上是古代东西方，对于“蝴蝶效应”的两个直观理解、朴素认识。
1963年，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罗伦兹（Edward Lorenz），对“蝴蝶效应”（ The Butterfly Effect），给予了客观、科学的阐述。在一篇提交纽约科学院的论文中，他分析了这个效应。其定义是：“在一个动力系统中，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能带动整个系统的、长期的、巨大的连锁反应。”
蝴蝶效应这个词儿，在爱德华·罗伦兹的那篇论文中还没有出现。后来，另一位气象学家读完论文，提出了海鸥扇动翅膀，会永久改变天气的貌似谬论的推论。爱德华·罗伦兹则进一步提出了这个更加有诗意、看似更加荒谬的命名。通俗地说，就是：“一只蝴蝶在巴西某处轻拍翅膀，可以导致一个月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
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军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次战役打响。1950年11月25日，美军3架轰炸机轰炸了志愿军司令部驻地，毛岸英同志不幸牺牲。
一方面，相对于在战争中牺牲的无数无辜的、善良的人们，毛岸英同志只是普通的一员。但是另一方面，就像秃子脑袋上的虱子，我们都知道，毛岸英同志是非常不普通的一员。
当天，彭德怀同志向中央军委专门作了汇报，据说彭德怀同志对电报的措辞，进行了长达一小时的思考。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接到彭德怀同志的电报后，考虑到毛泽东同志带病指挥抗美援朝战争，他和刘少奇商量暂时把电报搁下。
这一搁，就是两个多月，1951年1月2日，周恩来才把彭德怀撰写的关于毛岸英同志牺牲的电报给毛泽东看，并附信说：毛岸英同志牺牲是光荣的。
在此之前，1950年12月4日，毛泽东在给志愿军的指示中认为：朝鲜战争有可能迅速解决，但也可能拖长，我们准备至少打一年。敌人可能要求停战，我们认为美帝国主义必须撤出朝鲜，而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才能谈判停战。同时指出：美帝国主义同蒋介石一样，诺言和协定都是不可靠的，故应从坏的方面着想。
从这篇指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反感战争。参考孟子对梁襄王表达的观点，毛泽东同志就是那种“不嗜杀人者”，所以“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毛泽东同志的态度很明确；①美帝国主义必须撤出朝鲜；②美帝撤至三八线，可以考虑谈判停战；③要对美帝的“信义”保持警惕。
关于美帝的“信义”，也要有客观地评价。1950年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做了关于福摩萨（台湾）问题不在美军防御范围之内的讲话。然而，1950年6月27日，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的第2天，杜鲁门“诡异地”命令美第七舰队开赴台湾海峡阻止新中国解放台湾，宣布“台湾地位未定”。中方爱国人士，通常会因此指责美方“自相矛盾”，直白地解释，就是“说话如同放屁”。
美国方面，其实也有些冤枉。美国政府还认为中国政府背信弃义呢！在美国人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满清政府、中华民国政府统治地域之上成立的，所以应该承担满清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之前的承诺。所以，当1950年1月，北京市军管会宣告收回美国、法国、荷兰兵营的地产权，征用营房和其他建筑时，美国指责中国政府“违反了1901年给予美国的、并在1943年中美条约中加以重申的久已存在的权利。”随后，1950年1月26，美国与南朝鲜签订了《美韩联防互助协定》。所以，至少在出兵支持南朝鲜李承晚政府这一点上，中方的上述指责其实是不成立的。
但是支持南朝鲜也就罢了，为什么杜鲁门如此迅捷地，在战后第2天，即将台湾问题拉进来？这种结果，在我看来，恐怕与多次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1949年8月16日被美国艺术协会评为“全世界十大美人”榜首、号称1943年11月“母仪开罗”的宋美龄，及其相关四大家族的幕后活动，有着莫大的联系。具体请参考宋美龄与“院外援华集团”等相关文献，重点请关注1948年与杜鲁门竞选总统失利的纽约州州长杜威、美国参议员麦卡锡、1949年1月21日辞去国务卿职务却于1950年9月21日担任美国国防部长的马歇尔、以及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紧急会议上一份备忘录的书写者美国驻远东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将军等人。本文在此不做赘述。
我们收回来，刚才说到1950年12月4日，毛泽东同志的电报显示，他是一位“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的“不嗜杀人者”。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显然也是这样的好人。中央军委是准备在“联合国军”退到三八线以后，就可以考虑停战谈判的。
照此推论，1950年12月13日，中央军委指示继续攻击，以及后来否定联大1950年12月14日通过的印度等13国提出的停战提案，都是有道理的，因为“联合国军”虽然在西线退到了三八线，在东线还没有！
但是，照此推论，1950年12月31日发起的第三次战役，就没有必要了。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1950年12月29日，毛泽东同志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提出越过“三八线”再打？这与1950年12月4日毛泽东同志的电报，是互相矛盾的。这时候，最为理性的选择，是主动后撤到三八线，甚至应该留出几公里的空白地带，那样就更完美了。
为什么那种最完美的情况没有出现？
思考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事实把我推到了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毛岸英同志的牺牲”，导致那种最完美的情况没有出现。
毛泽东思想，虽然挂着毛泽东同志的名号，但却是千百万中国共产党党员，在长期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理论和实践的、经验与教训的结晶。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可以说来源于毛泽东同志最亲密的战友与最坚定的支持者，周恩来同志。
毛泽东同志的高瞻远瞩，建立于广大党员群众为他提供全面客观的事实材料，再加上政治局同志的辩论研究，最后经由毛泽东同志本人思考总结而得出。
在1951年1月2日得知毛岸英牺牲的消息之前，毛泽东同志可能会对以周恩来为首的某些中央军委成员的异常而感到不解。为什么原来“主和”的一些同志，变得如此“主战”？将美帝从鸭绿江边，赶过了三八线，将平壤顺利地拿下，已经足以证明中朝人民军队的强大，已经足以向世界证明，中国人民的的确确站起来了，为什么许多同志仍然坚决地主张越过三八线，继续攻击，发动第三次战役？
在第三次战役发起之后的第2天，迷雾散去了，暴露出了可以令一个常人崩溃的事实：自己的亲生儿子，早在两个多月前，就已经不在人世了！！！
没有经历过那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的人，可能无法想象那种透入骨髓的悲哀。经历过那种痛苦的人，我们也不敢去问。但凡良心尚存的人，可以自己去试着想象一下。
毛泽东同志是人不是神。但是我不得不说，毛泽东同志已经非常接近神了。
在拒绝1951年1月13日通过的“朝鲜问题三人委员会”在十三国提案基础上提出的关于解决朝鲜问题基本原则的“补充报告”这个问题上。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并没有丧失理性，因为这个提议要求停战后讨论“台湾地位”问题。朝鲜是朝鲜，台湾是台湾，为什么要扯到一起？
在1951年1月25日，“联合国军”全面反攻之后，毛泽东同志依然保持着理性。1951年1月28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指出“在战役准备期间，必须保持仁川及汉江南岸桥头堡垒。确保汉城，并吸引敌人主力于水原、利川地区。战役发起时，中朝两军主力应取突破原州，直向荣州、安东发展的办法。”如果按照这个打法，第四次战役不会输的那么惨！
彭德怀同志在给毛泽东同志的电报中，是遵循毛泽东同志的建议的。1951年1月31日，彭德怀关于《第四次战役部署》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西顶东放”的作战方针，即西线在汉江两岸顶住敌人，东线将敌人有计划放进来，在运动中寻机歼敌。毛泽东同志收到彭德怀请示电后，复电说：部署甚好，预祝胜利。
但是，实际上，彭德怀同志并没有坚持“西顶东放”，反而是“西放东顶”！
1951年2月5日，彭德怀电令第四十二军和北朝鲜人民军第二、第五军团对东线北进的联合国军进行阻击，以减轻西线中国阻击部队的压力。同时，邓华指挥的第三十九、第四十、第六十六军奉命向东移动，以待寻找战机。
西线顶住了吗？就把三个军往东转移。此时还是毛泽东同志1951年1月25日提出的“战役准备期间”，彭德怀同志的判断，可能是已经到了“战役发起时”。
恶果是什么？仁川再度失守，完全违背了毛泽东同志1951年1月25日提出的“在战役准备期间，必须保持仁川及汉江南岸桥头堡垒。”的建议。彭德怀同志在1951年2月7日，还为进攻‘砥平里’或‘横城’而举棋不定，“联合国军”却很快在1951年2月10日，再次占领仁川。
当然，我们不能就此指责彭德怀元帅，地球人都知道，中美双方当时的武器水平与情报技术之间的巨大差异。中国军队在陌生的国土上，完全是凭着感觉打。
对此，我们只能是无限钦佩毛泽东同志以及相关的中央军委同志，他们的作战方针是如此地切中要害，直指关键。
我们再收回来。刚才说到“白发人送黑发人”。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中央军委的周恩来等同志，在1951年1月2日之前的内心煎熬。
说，还是不说？这是一个问题。什么时候说？这又是一个问题。
最理性的人，往往具备最深厚的情感。如果说，毛泽东同志是最智慧的人，那么周恩来同志就是最理性的人。在那两个多月里，毛泽东同志身体还欠健康，周恩来同志的担子要有多么重，毛岸英同志牺牲的消息，对周恩来同志的理性思维会产生多么巨大的影响？
这个答案，我认为，1950年12月31日抗美援朝战争第三次战役的发动，已经给了我们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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