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他们做过更多的事情吗？
最近，我看到有人写了一篇文章：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以解决财富分配问题来解决当今的社会矛盾，保住社会和谐稳定。那么，单靠调节财富分配能解决当今的社会矛盾吗？中国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吗？资产阶级做过更多的事情吗？让我们来逐点进行分折。
1当今社会的主要矛盾
要谈我国当今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首先必须弄清楚近三十多年私有化使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个方面究竟产生了什么变化？是极少数人压迫绝大多数人，还是绝大多数人监督极少数人？是剥削阶级专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政，还是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专剥削阶级的政，是极少数人剥削绝大多数人，还是绝大多数人当家作主？。
毛泽东同志指出：两类问题，敌我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相互之间的矛盾，事实是要谈这两个问题。…我们跟蒋介石，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究竟谁是谁非也是是非问题。但是，是性质不同的一类是非问题。我们普通说，就叫做敌我问题（我们普通说的习惯说法，两个比较更清楚）。[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
经过近三十年来野心家、阴谋家、走资派、卖国贼和一批地主资产阶级复辟分子及其子弟的折腾，经过邪恶的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渗透、洗脑和分裂颠覆活动，以及新生资产阶级的泛滥，现在虽然还是挂着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号，但事实上己经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经济上已经是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及半殖民地经济，是全面的资产阶级专政。
私有化改革建立了我国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及半殖民地经济。已经当家作主的底层人民在实行改革后重新轮为受压迫、受剥削的奴隶，经受的新三座大山[高昂的房价，沉重的医药费，不胜负担的学费]的压迫，以及形成他们在经济、法律和生活方面的新的依赖形式，人们首先应当看到和承认这个历史事实。
听惯了他们关于私有化改革这个题目的甜言蜜语的人们应当特别注意，他们的头脑是非常清醒的。他们口头上说要共同富裕，而政策是有利于少数人发财；他们口头上代表全民族，实质上是代表特权者和官僚买办资产者；他们口头上讲和谐，实质上是要承认特权者和官僚买办资产者的利益和等级而不准人民群众反对他们的特权、剥削和压迫，这就是他们所要的和谐；他们所说的发展不讲为谁发展？对谁有利？他们不讲是巩固和发展集体和全民经济、提高工人农民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向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 还是解散、瓦解集体和全民经济、重建官僚买办资本主所有制、少数人重新暴富、向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
他们在实际观察改革时一点也不欺骗他们自己，他们始终把改革看作是内外资本家和特权阶层如何掌控一切的改革，他们通过官倒和官处以及超国民待遇将国有资产转移给内外资本家，特权者用各种方式占有财富，如：高管抡股、以特权占有国家资源、以牺牲多数人利益换取洋人的协定等，与此同时人民群众与资本势力之间的法律地位也改变了。他们认为我国恢复资本主义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们企图证明恢复资本主义经济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而他们的改革丝毫也不能保卫“无产者”避免最坏的盘剥和依赖地位，避免无产者工资和生活水平下降到最低限度。
应当指出：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是“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
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条重要真理，也是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国家的根本原则。新中国以来的宪法中规定也是很明确的。毛泽东时代，历来强调新中国必须由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一点体现更突出，贯彻更严格。由于三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党内叛徒、野心家阴谋家、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学者、封建余孽、伪民主派、伪自由派们同帝国主义势力的折腾，由于资本家的加入这个组织，由于其中的某些成员成为了新生的资本家，特别是三十年来在胡耀邦赵紫阳等人执政期间，自李锐这类反人民反毛泽东的投机分子在党的组织部门高层把持过权力，培植了一大批反人民反毛泽东的坏分子进入党的领导层，篡夺了党和政府的大部分权力，中国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已经发生了严重蜕变，我们这个党已经在党的理论界有人公开倡言共产党存在自己的利益。
他们不谈与党内叛徒、野心家阴谋家、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学者、封建余孽、伪民主派、伪自由派们之间的矛盾。他们已经很清楚地看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趋向，但是，他们否认这个发展所产生的阶级矛盾。他们认为，群体性事件多发频发是人民内部矛盾的突出表现。人民内部利益矛盾凸显，是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特点。历史己经证明：当前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一点难道还有疑问吗？
2社会主义分配方式是平均主义大锅饭吗？
他们认为解决矛盾的办法是在解决财富分配问题上做文章。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论点。
他们为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及半殖民地经济辩护的一个观点是：他们认为建国二十八年的社会主义分配方式是平均主义大锅饭。《求是》杂志原总编辑大概应当知道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一段话吧！马克思、思格斯指出：
“有人反驳说，私有制一消灭，一切活动就会停止，懒惰之风就会兴起。
这样说来，资产阶级社会早就应该因懒惰而灭亡了，因为在这个社会里劳者不获，获者不劳。所有这些顾虑，都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同义反复：一旦没有资本，也就不再有雇佣劳动了。”
试问你们这些所谓理论家，一辈子为社会做出过什么贡献？你们生产过粮食、布匹、电子和机械吗？你们为消灭敌人出过力吗？你们为人民当家作主做过什么事？你们鼓吹资本统治下才能有积极性。你们要维护的只不过是生产要素资本分配，市场竞争而已！
“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
“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你们对建国后前二十八年社会主义实践的污蔑不过是为叛徒、野心家阴谋家、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学者、封建余孽、伪民主派、伪自由派们服务和企图延续他们的寿命而已！
3群体性事件多发频发的原因是什么？
他们为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及半殖民地经济辩护的另一个观点是：他们认为群体性事件多发频发只是人民内部矛盾的突出表现。
然而，你们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对于这一切，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人们已经从正反两个方面看到了你们的本质，新工人也从自身的经历中逐渐觉醒，这就是群体性事件多发频发的原因，只不过你们不願也不想承认罢了，你们一心一意要使你们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和半殖民地王国百年不变，干秋万代而已！
4单靠调节财富分配能解决当今的社会矛盾吗？
他们为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及半殖民地经济辩护的第三个观点是：调节财富分配能解决当今的社会矛盾，他们说：“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
马克思、思格斯指出：他们“力图使工人阶级厌弃一切革命运动，硬说能给工人阶级带来好处的并不是这样或那样的政治改革，而仅仅是物质生活条件即经济关系的改变。但是，这种社会主义所理解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变，绝对不是只有通过革命的途径才能实现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废除，而是一些在这种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实行的行政上的改良，因而丝毫不会改变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至多只能减少资产阶级的统治费用和简化它的财政管理。”
“自由贸易！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保护关税！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单身牢房！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这才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唯一认真说出的最后的话。”
“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个论断：资产者之为资产者，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
他们坚持以解决财富分配问题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只能使他们这种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本质一览无遗！
5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老路有什么错？
他们为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及半殖民地经济辩护的第四个观点是：解决这类矛盾，只能通过持续发展经济，继续深化改革，决不能回到私有化市场化改革开放以前的老路上去。
你们说的以前的老路是什么呢？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所创造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政治条件，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实行逐步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具体政策，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难任务。”这就是说，在那时，他们还承认逐步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是正确的。时至今日，他们说决不能回到以前的老路上去。多么善变，多么无耻！这就是他们的人格！
他们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看待当前中国的形势和性质，根本颠倒了敌我关系！
6中国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吗？
他们为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及半殖民地经济辩护的第四个观点是：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及半殖民地经济在现阶段不可避免。
毛泽东说：建国后，“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基本问题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究竟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资产阶级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很明显的。在我们共产党内部，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有一部分人却认为中国是个很穷困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然后再走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一九六七年三月）]现在仍然是这个问题。
对于这种论调[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然后再走社会主义道路。]，列宁说：他们都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一点也不理解。他们的论据就是：我们还没有成长到实行社会主义的地步，或像他们中间各种“博学的”先生们所说的那样，我们还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他们说：“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
列宁反驳道：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
你们说，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 1923年1月16日 和17日）]
在一九二七年，他们也是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看待当时中国的形势，他们说：大革命已经失败，应该取退却方针，保护革命力量，他们反对“八七会议”制定的武装进攻的方针。他们主张中国革命走以城市为中心的国民会议运动的道路
毛泽东不仅在革命路线上与他们完全对立，而且在个人走向上也背道而驰。“八七会议”后，中央临时政治局分工前，瞿秋白征求他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意见，毛泽东表示，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当时湖南代理省委书记何资深深知毛泽东的志向，送给毛泽东两样礼物：一本《水浒传》，一张大革命时期邮政工人提供给党的湖南农村“邮路图”。
毛泽东秋收起义打出了工农武装的旗帜，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基本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这才有了星星之火，后开来形成辽原之势，直至建立新中国。一如果按照他们的论调，就不会有新中国！
历史已经证明：机会主义者客观上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队伍，是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
7难道你们做过更多的事情吗？
马克思、思格斯指出：“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想要消除社会的弊病，以便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
“社会主义的资产者愿意要现代社会的生存条件，但是不要由这些条件必然产生的斗争和危险。他们愿意要现存的社会，但是不要那些使这个社会革命化和瓦解的因素。他们愿意要资产阶级，但是不要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看来，它所统治的世界自然是最美好的世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把这种安慰人心的观念制成半套或整套的体系。它要求无产阶级实现它的体系，走进新的耶路撒冷，其实它不过是要求无产阶级停留在现今的社会里，但是要抛弃他们关于这个社会的可恶的观念。”
在原则性的问题上没有而且不能有“中间”路线。私有化市场化改革开放为我国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种作用只是整个现存的生产制度所产生的有机的结果。这个生产建立在资本的绝对统治上面。”[马克思 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 1853年7月22日 ]
私有化市场化改革开放形成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已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单靠贪污不能填满他们那无底的欲壑的时候，难道他们不是都像大强盗所说的那样，采取了凶恶的勒索手段吗？那些靠权力勒索的事例还少见吗？官商勾结黑煤矿里的杀生害命和事实上存在的卖淫变成了一种职业！这就是维护“财产、秩序、家庭和和谐”的人们的真面目！无论多少罪行，它将造成无产阶级新的革命，毕竟他们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在种种历史事实面前，再虚伪的谈社会和谐稳定，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还有用吗？私有化市场化改革开放形成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和半殖民地经济“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但是，有一点他们是一定能够做到的，这就是为这两者创造物质前提。难道资产阶级做过更多的事情吗？”
我在网上看到有人提出要驱逐马列，光复中华，实践三民主义。这正说明，树欲静而风不止，当前这场斗争实质是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2010/11/19
附：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
时间: 2010年11月16日 09时00分 来源:《求是》 :邢贲思
不久前，胡锦涛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面对艰巨繁重的发展任务，要深刻认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又进一步强调要主动适应环境变化，有效化解各种矛盾。对此，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认真学习领会，切实贯彻执行，把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推动科学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重大举措。
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特点
半个多世纪前，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时期，毛泽东同志曾提出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至今日何以又提出这个问题？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和人们的思想观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加上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因此，人民内部矛盾经常地大量地表现出来，如不及时正确处理，就会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持续发展，也会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
人民内部利益矛盾凸显，是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特点。人民内部利益矛盾表现在许多方面，当前比较突出地表现在收入分配问题上。我国现行的是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形式并存的分配方式，因此，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必然会出现差别。如企业内的劳动者、管理者、工程技术人员，非公有制企业的企业主和其他人员，由于分工和在生产中的地位作用不同，也由于除按劳分配外，还存在按生产要素分配，加上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和其他因素，人们在收入分配方面不可能没有差距。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前我国所有制比较单一的历史条件下是没有的，那时分配方式基本上是平均主义大锅饭，社会不同成员的收入分配基本持平，但这种分配方式严重束缚了生产者的积极性创造性。我国目前表现在收入分配上的人民内部矛盾之所以比较突出，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我国实行体制转轨的必然结果。解决这类矛盾，只能通过持续发展经济，继续深化改革，决不能回到改革开放以前的老路上去。
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分配存在一定差距在现阶段虽然不可避免，但这种差距不能过大，否则就会加深人民内部矛盾，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原则。当前我国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不同人群之间收入分配的差距，并没有因为经济发展而有所缩小，反而趋于扩大，这种情况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邓小平同志晚年十分关注分配问题，从1990年4月到1993年9月，他曾多次在不同场合谈到分配问题，强调富裕起来以后要解决好财富分配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问题还要困难。他说：“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邓小平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页）
当前，群体性事件多发频发是人民内部矛盾的突出表现。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部分城市扩建以及一些大型建设项目如铁路、机场、高速公路、大型水库等的兴建，在征地、拆迁、移民安置等过程中出现的矛盾日益增多，成为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突出表现，也是一些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城市扩建和大型建设项目的兴建，虽出于经济建设的需要，也符合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但毕竟损害了部分群众的暂时利益，如果补偿不合理，安置又不到位，加上基层政府的工作人员方式简单、作风粗暴，就容易引发群众的不满情绪，甚至出现严重对立。卷入群体性事件的多数群众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我们应该按照党的政策和法律法规，严格区分矛盾性质，予以正确处理。
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前提和基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取得了辉煌成就，现在，我们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为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能够持续发展，就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就必须继续深化改革，并把改革推向经济以外的其他领域；同时还必须保持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和谐稳定是发展经济、深化改革的根本保证，没有这样的社会环境，什么事都干不成，又怎么能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呢？在新时期，我们要继续坚持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统一，并使之保持在一个更加协调的良好状态。
社会和谐稳定不等于没有矛盾。矛盾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不论世界怎样变化，社会怎样发展，矛盾依然存在，改变的只是矛盾的性质和表现形式。人民内部矛盾也是这样，不但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还会存在，它将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即使将来到了更高的社会发展阶段，可能也不会完全消失。因此，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我们必须长期面对的历史课题。人民内部矛盾虽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其根本性质属于非对抗性，但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也会激化，以致发展到对抗的地步，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我们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既要有信心，又不能掉以轻心。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研究人民内部矛盾的特点及其发展规律，要探索新时期群众工作的方法，要把对群众的教育说服和为他们解决实际问题更好地结合起来，要在体制机制的创新上下工夫，最根本的是要端正对人民群众的立场和态度。要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多做顺民意、解民忧、得民心的事。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感以及对自己生活状况的满意度，从而从根本上消除人民群众同党和政府的隔阂。人民内部并无根本的利害冲突，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一直是同甘共苦、同兴伟业。30多年的改革实践充分证明：我们正在做的事无不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但惠及了我们这一代人，而且还将惠及我们的子孙后代。人民群众对我国社会制度、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以及自身的生活状况总体上是满意或比较满意的，这是我们能够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的最根本条件。群众的某些不满主要表现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只要我们提高认识，改进作风，扎实工作，创新机制，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当前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着力做好的几项工作
胡锦涛同志指出：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强化责任，创新机制，统筹兼顾，落实措施，认真解决影响社会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依法保障人民权益，不断提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能力和水平，扎实做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各项工作。这是我们党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方针，必须全面贯彻。结合学习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当前，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着力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进一步推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不断提高经济实力。经济发展了，实力增强了，就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打下了牢固的物质基础，许多利益上的矛盾就比较容易解决。比如，在经济发展、实力增强的情况下，就可以增加投入，加大对收入过低群众的扶持力度；就可以进一步解决好“三农”问题，缩小城乡差别；就可以增加就业岗位，扩大就业机会；就可以加大对西部地区的开发力度，进一步消除西部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地区群众在收入分配上的不公平，等等。没有经济实力的提高，什么事都难办。只有首先把蛋糕做大，然后才谈得上合理分配。
第二，调节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调节利益关系的出发点是以人为本，使社会不同利益群体都能享受到改革发展带来的成果。这种调节不是“抽肥补瘦”，而是通过经济、法律、政策、行政等多种手段，逐步理顺不同社会群体在收入分配上的关系，使这种关系保持在一个相对公平、相对合理的范围内，防止因分配失衡而使利益矛盾激化。调节利益关系，必须对我国现行分配结构进行适当调整。我国目前实行的分配方式，普遍存在劳动报酬在分配比例中偏低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的经营管理者特别是部分“高管”，收入有了大幅度增加，而普通职工收入的增幅则较为缓慢，造成了很大反差。因此必须提高劳动报酬在分配中的比重。另外，还要特别关注低收入的困难群众。低收入困难群众一部分在城镇，大多数在农村。一些农民因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得不到合理补偿，流入城市后又没有得到市民待遇，因而陷入了困难境地。改善低收入困难群众特别是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是调节利益关系的重点。
第三，认真倾听人民群众合理诉求，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在对待征地、拆迁、移民安置这一类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上，一定要慎之又慎。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特别是在第一线直接面对群众的基层组织和工作人员，一定要耐心细致地做好工作，设身处地多为群众着想，要看到他们利益诉求的合理方面。我们的干部做工作时一定要有正确的姿态，不是站在群众之上，而是站在群众之中，不是站在群众对立面，而是站在群众一边。处理群体性事件，还要有正确的政策，必要时还要立法。例如在征地问题上，要区分公共利益与商业利益，以确定征地的合理性；要先补偿后用地，解除农民因拖欠拿不到补偿款的后顾之忧；要按市场评估价给予补偿，使农民真正获得到位的补偿。
第四，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切实改善民生。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有了显著提高，但仍有大量工作要做，特别是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不同人群之间的不平衡不协调问题，亟须认真解决。改善民生不仅要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还要提高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水平。增加教育和医疗卫生的投入，特别是增加农村教育和医疗卫生的投入，进一步解决农村群众入学难、看病难的问题。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推动慈善公益事业发展，使需要帮助的群众能及时得到帮助，使因重大自然灾害而蒙受巨大损失的群众能得到及时救助和妥善安置等。民生工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主导、各方配合、互相协调、共同推进。只要我们始终把改善民生作为工作重点之一，并且不断有所改进，亿万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热情就会进一步高扬，人民内部的团结就会进一步巩固。
（：《求是》杂志原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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