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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别社会属性的标准是什么?——与王奇臻老师商确

硬石头 · 2010-12-03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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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别社会属性的标准是什么?--与王奇臻老师商确

   

    王奇臻老师“在拯救中国就是拯救全人类——《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续二五四”[http://www.wyzxsx.com/Article/view/201012/199166.html]一文中就中国现在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作了如下陈述:在改革开放前,关于中国的社会性质没有分歧,但是经过长期的改革开放,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大大扩张,所以现在成为问题了。从经济基础看,现在确实像资本主义了,私有制经济占了主导地位,一切“以钱为纲”,“为人民币服务”,“有钱能使鬼推磨”,“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资本主义的一切丑恶现象中国应有尽有。所以有人认为中国现在是资本主义,这不能不认为确实有道理。但是从政治和上层建筑看,共产党的领导还在,军队还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宪法还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国号还没有变,毛主席手写体的“为人民服务”标语还在各国家机关的门口摆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没有公开抛弃等等。所以有人认为中国现在仍然是社会主义,这同样不能不认为有道理。那么现在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呢?我认为应该全面地看,即从经济、政治、国家的领导权、统治阶级、法律、文化等方面综合来看。根据这样的认识,我认为中国现在还算社会主义,但是已经离完全资本主义越来越近了,量变已经快到引起质变的临界点了,共产党上层再不警惕,那么亡党亡国,甚至灭种将是随时可能的。我认为现在社会主义已经发生了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重大量变,快到但是还没有到质变的临界点。否则以“改旗易帜”为己任的沉船派就不至于发誓要斗争到“至死方休”了。  

   

    王奇臻老师认为中国现在还算社会主义,这就涉及了一个原则问题:判别社会属性的标准是什么?为此,就这一问题谈一谈本人的认识,以与王奇臻老师商确。  

   

1如何判别一个社会的社会属性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当时的中共中央书写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在回答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的问题时指出:  

    这个问题,不仅是判断南斯拉夫国家的性质的问题,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应该走什么道路,是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还是沿着南斯拉夫的道路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在赫鲁晓夫看来,原来南斯拉夫不仅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还是一个“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那里,不是“空谈革命”,而是“具体建设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发展”是“对总的国际革命工人运动的具体贡献”。  

那么,当时的中共中央是怎么分析南斯拉夫的呢?文章从城市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在农村的泛滥、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蜕化为资本主义经济、是否为美帝国主义的附庸、从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等方面作了分折,从而判定南斯拉夫政权性质已经蜕变,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经破坏,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已经复辟。  

文章认为:当南斯拉夫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以新的形式重新建立起来,新型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逐步形成以后,他们就要求进一步强化资产阶级专政,进一步发展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政治制度,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在南斯拉夫,从党和政权的蜕变,到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复辟,正是这样一步一步地实现的。南斯拉夫的蜕变过程,已有十五年之久。这是一部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  

    中国的蜕变过程,已有三十多年之久。中国的蜕变现实与一九六三年的南斯拉夫相比应当承认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是否同样是依靠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依靠被收买的一批工人贵族,依靠农村中的富农,来维持统治的。是否同样是还采取种种欺骗手段,来掩盖他们的反动面目,蒙蔽人民群众呢。历史事实提醒我们,我们应当从经济制度和专政性质两方面来考察中国现在是否还算社会主义,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结论。而不应当从形式去看问题,从折衷主义的观点出发,得出不切合实际的结论。现在,让我们再学习一下列宁在《国家与革命》这篇文章里批评折衷主义的时候所说的话:“把马克思主义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  

   

2资产阶级右派如何看待当今中国和他们的图谋  

   资产阶级右派试图进一步巩固和完善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政治制度,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一部分资产阶级右派精英如是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第二国际的“民主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路。从剩余价值论导出的剥削理论是没有前途的,今上已经放弃了公有制的幻想,接受了私有制。党的名称没有改是一切混乱的根源,改称为和谐党也比共产党好。今上既不敢跑,也不能退。就只有慢步走。  

他们一方面寄希望于今上的政治改革,另一方面也寄希望于包括胡温他们全部死掉,新的那一代起来,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现在大约20岁左右的年轻人掌了权,作彻底改变。   

另一部分资产阶级右派不愿与官僚资本共享政权,急于上台「全盘西化」,他们推出08宪章,要求实行资产阶级两党制,有一些则走向彊独等不归路。他们完全依赖国际资本而生存。以刘晓波为例,他有句名言:「香港100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样大,当然需要300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300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自认他们要「天天当汉奸」,把诺贝尔今年度和平奖发给刘晓波,是国际资本一项精心安排的长期战略中的一个行动。这个战略不是挪威议会部分议员的战略,而是世界霸权——美国精英集团的战略。  

3图谋  

官僚资本的目的也试图进一步巩固和完善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政治制度,特别是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政治制度,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一九八四年时,曾醉梦般迷幻地认为——二十年,三十年不会出现两极化,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他的醉梦般迷幻梦境已被无情的历史现实击破了![中国0.4%的人拥有国家财富的一大半以上;而美帝国主义是5%的人掌握了国家50%的财富。基尼系数突破了0.4以上的警戒线(0.47, 日本还只有0.28);学术界计算,则达0.6以上;中国事实上已经形成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贪污成风,裸官泛滥,民怨上升,各种社会问题突显,2009年维稳财政预算全国内保费用达到5140亿元,等等,已成不爭之事实]  

他们的口号是“讲什么马列主义,我们只要把经济搞上去了,老百姓拥护了,讲什么主义都可以〞。他们砍掉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说特色思想不包括毛泽东思想;他们将黄金储于美国,他们以购买美国资本、基金为己任,他们说救美国就是救中国;他们说只有无限发展私有资本、引进外资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他们说为工人维权是扰乱社会秩序;他们以河蟹防止工人起来维权。  

他们妄图由少数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统治,从分配上做文章解决两极分化,再次吹起共同富裕的迷幻梦也越来越没有人相信了,这个最后的醉梦般迷幻肥皂泡也必将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破灭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必然跨台!  

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指出:由工人阶级生产出来并从他们那里无偿夺走的剩余价值在各个非劳动阶级中间的分配,是在很有醒世作用的争吵和相互欺诈中完成的。因为这种分配是通过买卖来实现,所以它的主要杠杆之一便是卖主欺骗买主,…  

在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统治下,这种欺诈和欺骗何时停止过!从假酒、假烟、毒大米、毒奶到树脂、酱油蜂胶;从黑煤窑到黑工厂的超时劳动;从各种诈骗到战略投资者的圈钱;如此等等。  

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指出:住房短缺也是这样。现代大城市的扩展,使城内某些地区特别是市中心的地皮价值人为地、往往是大幅度地提高起来。  

那么怎样解决住宅问题呢?在现代社会里,这个问题同其他一切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完全一样的,这就是靠供求的逐渐的经济上的均衡来加以解决。这样解决了之后,问题又会不断产生,所以也就等于没有解决。社会革命将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现在各大城市中有足够的住房,只要合理使用,就可以立即解决现实的“住房短缺”问题。当然,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剥夺现在的房主,或者让没有房子住或现在住得很挤的工人搬进这些房主的房子中去住。只要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这种具有公共福利形式的措施就会像现代国家剥夺其他东西和征用民宅供军队宿营那样容易实现了。  

在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统治下,高价地块、高溢价率比比皆是,拆迁事件直至自焚时有发生,造房农民工无钱买房到大学生蜗居,等等。这些能由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统治解决吗?  

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实质是希望保全现代社会一切祸害的基础,同时又希望消除这些祸害。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想要“消除社会的弊病,以便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他们想要“资产阶级,但是不要无产阶级”。  

茅于轼说:穷人可以变富人,现在很多的富人都是有过去的穷人变过来的,因为在市场经济下大家都有机会创造财富、走向富裕。我们天天可以从当今主流媒体所播事例和说教中听到看到。三十多年来他们反复重复这一谎言!  

听惯了他们关于改革这个题目的甜言蜜语的人们应当特别注意,他们的头脑是非常清醒的。他们口头上说要共同富裕,而政策是有利于少数人发财;他们口头上代表全民族,实质上是代表特权者和官僚买办资产者;他们口头上讲和谐,实质上是要承认特权者和官僚买办资产者的利益和等级而不准人民群众反对他们的特权、剥削和压迫,这就是他们所要的和谐;他们所说的发展不讲为谁发展?对谁有利?他们不讲是巩固和发展集体和全民经济、提高工人农民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向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 还是解散、瓦解集体和全民经济、重建官僚买办资本主所有制、少数人重新暴富、向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  

他们在实际观察改革时一点也不欺骗他们自己,他们始终把改革看作是内外资本家和特权阶层如何掌控一切的改革,他们通过官倒和官处以及超国民待遇将国有资产转移给内外资本家,特权者用各种方式占有财富,如:高管抡股、以特权占有国家资源、以牺牲多数人利益换取洋人的协定等,与此同时人民群众与资本势力之间的法律地位也改变了。他们认为我国恢复资本主义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们企图证明恢复资本主义经济是中国的唯一出路。他们已经很清楚地看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趋向,但是,他们否认这个发展所产生的阶级矛盾。他们认为,群体性事件多发频发是人民内部矛盾的突出表现。人民内部利益矛盾凸显,是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特点。历史己经证明:当前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一点难道还有疑问吗?  

毛主席曾指出: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为什么不合情况?划分了使群众有一个观察人们的方向,便于争取中间,孤立右派。[《事情正在起变化》(一九五七年五月)]  

虽然当前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应当看到中国共产党内必然会存在左、中、右,我们必须学会观察人们的方向,便于争取中间,孤立右派。  

4王奇臻老师,让我们一起想一想:  

    难道有那么一个修正主义“理论”[资本家入党论、市场论、私有化论]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难道有那么一个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无产阶解放运动对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难道有那么一个主要工业门类为国际资本掌控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难道有那么一个把黄金和外汇储备存放在美国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难道有那么一个解散农村集体所有制,搞垮城市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难道有那么一个贪污成风,裸官泛滥,民怨上升,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难道有那么一个只为资本家着想,为资本家立法,为洋大人张目,资本打着改开旗号巧取豪夺,亿万财产轻而易举“产权明晰”;而要工人安分守己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难道有那么一个允许存在罢工骨干被开除,地方官方工会全力阻止本田工人罢工,维权律师赵东民被宣判三年有期徒刑,洛阳市周王城广场红歌队被“劳动教养决定书”宣判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  

     试问,当今还是社会主义吗?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在考察历史进程时,如果把统治阶级的思想和统治阶级本身分割开来,使这些思想独立化,如果不顾生产这些思想的条件和它们的生产者而硬说该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是这些或那些思想,也就是说,如果完全不考虑这些思想的基础——个人和历史环境,那就可以这样说:例如,在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是荣誉、忠诚,等等,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则是自由、平等,等等。总之,统治阶级自己为自己编造出诸如此类的幻想。所有历史编纂学家,主要是18世纪以来的历史编纂学家所共有的这种历史观,必然会碰到这样一种现象: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因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当法国资产阶级推翻了贵族的统治之后,它使许多无产者有可能升到无产阶级之上,但是只有当他们变成资产者的时候才达到这一点。由此可见,每一个新阶级赖以实现自己统治的基础,总比它以前的统治阶级所依赖的基础要宽广一些;可是后来,非统治阶级和正在进行统治的阶级之间的对立也发展得更尖锐和更深刻。…只要阶级的统治完全不再是社会制度的形式,也就是说,只要不再有必要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或者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占统治地位的东西,那么,一定阶级的统治似乎只是某种思想的统治这整个假象当然就会自行消失。  

我们是否应当深入考察统治阶级的思想和统治阶级本身入手,干万不要被假相所蒙蔽,看清他们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占统治地位的东西之实质。  

在原则性的问题上没有而且不能有“中间”路线。改革开放为我国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种作用只是整个现存的生产制度所产生的有机的结果。这个生产建立在资本的绝对统治上面。”[马克思 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 1853年7月22日 ]  

对于热爱新中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毛泽东创建的中国共产党的人们,面对这种变化仍然半信半疑,很难相信,宁信其还是社会主义,然而,连右派朋友茅于轼都明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我们已经信其还是社会主义三十多年了,我们看到的只是越走越远,那么,自欺欺人还有何用呢?判别社会属性的标准只能是经济制度和专政性质。  

是改革开放形成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和半殖民地经济造就了资本繁荣,生产力发展,但是它“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  

“但是,有一点他们是一定能够做到的,这就是为这两者创造物质前提。难道资产阶级做过更多的事情吗?”  

     历史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应当研究各种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研究工人阶级的政党,蜕化成为资产阶级的政党,充当帝国主义的奴仆的历史教训。  

    毛主席曾指出:在世界上,现在还有许多人,在社会民主党的欺骗之下,在修正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帝国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各国反动派的欺骗之下,他们还不觉悟。但是他们总会逐步地觉悟过来,总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众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总是要胜利的。不准革命,像鲁迅所写的赵太爷,钱太爷,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那样,总是要失败的。[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我们也许被敌人打败,打败就打败了嘛,总是有人革命的。[毛主席和卡博/巴庐库同志的谈话(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

    我在网上看到有人提出要驱逐马列,光复中华,实行三民主义。这正说明,树欲静而风不止,当前这场斗争实质是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期望我们能正确认识当今社会的性质,认清主要矛盾和斗方争向,才能运用正确的斗争策略去争取胜利。  

     

   

 2010/12/3   

   

   

附:资产阶级右派精英的言论: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法左右都能接受,讲什么主义都可以
     已故自由民主派分子谢韬是2007年关于“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争论的始作俑者说: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法左右都能接受,但理解可能有很大的偏差,因为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本来就比较模糊,宽松,作为改革开放的理论可以充实。第二,胡锦涛对有各种思想争论时要正面引导的提法很好,说明胡锦涛接受了历史的教训。最后,为了保持理论的统一,在17大时,没有提民主社会主义,还是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联部给中央有个报告说:不能批谢韬,批谢韬会影响我国的外交,因为批谢韬就等于批第二国际。杜润生同志说,谢韬的文章开展理论思维是我们民族复兴的希望。他还透露一个未公开的资料:邓小平1987年说:“讲什么马列主义,我们只要把经济搞上去了,老百姓拥护了,讲什么主义都可以。” 中国现在的统治阶层,一个是两个老三届,66、68届;一个是秘书班子;一个是高干子弟;一个是留洋回来的:四股势力掌握政权。因此中国要等到我们这些老的,包括胡温他们全部死掉,新的那一代起来,没有历史包袱和政治上的牵连,又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现在大约20岁左右的年轻人掌了权,中国才能改变。 胡温将历史推进一小步,他就完成了历史任务。他既不敢跑,也不能退。就只有慢步走。现在中国的经济存在很大的危机和泡沫。17大后,关键要看下面的措施怎么实施了。 Forum_ShowNote.asp?board_id=1-3&id=434836

2)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路。
      茅于轼说: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社会上有了一些富人就变成众矢之的,就被剥夺,被侵犯。这一传统几千年没变,而集中反映在文革时候。其结果大家知道,就是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彻底的穷人国。谁也不敢变成富人。万一变成富人,不但自己被整被斗,连子女都不能上大学,不能参军,不能入党。九亿人口彼此监督,不让任何一个人变富。幸亏邓小平提出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才打破了僵局。现在许多人批评邓小平这个政策,是不明白当时的背景。我们要让全国人民最后都变成富人,目前如果我们没有齐步变富的办法,只好先让一部分人致富。我们正在走上这条路。如果我们见到富人就想打倒,其结果就是又回到穷人国的状况去。我相信这不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愿望。 1957年,我当时确实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路。 在市场经济下,虽然会有人贫困,但是穷人可以变富人,现在很多的富人都是有过去的穷人变过来的,因为在市场经济下大家都有机会创造财富、走向富裕。市场经济是有它自身的问题,比如容易造成贫富差距过大。但是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要说新旧观念的冲突,在经济学中最绕不过去的应该是关于价值理论的争论。马克思终其毕生的精力撰写了《资本论》,其核心理论就是劳动价值论,他试图通过劳动价值论证明剩余价值的存在,证明资本家剥削了工人。这一套理论在改革之前具有一统天下的绝对优势。

     我们改革三十年,并没有改变仇富的社会。它的理论基础就是从剩余价值论导出的剥削理论。 仇视富人的社会是一个没有前途的社会。这句话年轻人不大能理解。四十五岁以上的中国人应该能够懂得。从1949年解放到1978年改革开始,这三十年就是仇视富人的社会。谁也不敢当富人。穷人最光荣,三代贫农才有资格提干,越穷越革命,越正确。一个人沾上一点富,立刻就倒霉。结果是中国变成了一个穷人国,绝对没有一个富人。没有谁有私人小汽车,有自己的住房,全都是无产阶级。这样的社会是没有前途的。我们要鼓励富人,致富光荣,帮助大家致富,这才有前途。可是剥削理论是悬在富人头顶上的一把剑,叫他们不得安宁。这能是一个和谐社会吗?从根本上说,“共产党”顾名思义就是要共别人的财产,建立生产资料的共有制社会。但是在实践上我们已经放弃了公有制的幻想,接受了私有制。而党的名称并没有改,这成为一切混乱的根源之一。事实上,共产党是从“communist party”翻译过来的,它的英文原意并没有“共产”的意思。别人的财产,建立生产资料的共有制社会。但是在实践上我们已经放弃了公有制的幻想,接受了私有制。而党的名称并没有改,这成为一切混乱的根源之一。事实上,共产党是从“communistparty”翻译过来的,它的英文原意并没有“共产”的意思。Communist是从commune一词演化而来,是公众参与的意思。现在世界上还有不少communistparty,但是他们未必想共别人的产,而是追求平等参与。只有中国共产党还坚持着“共产”。原来的名词不改,新概念的确立会处处碰壁。听说李瑞环前主席提议共产党改名字,有不少人响应。这是名正言顺的。改称为和谐党也比共产党好。
Forum_ShowNote.asp?board_id=1-3&id=540925
3)让国资委消灭国企
华远集团任志强答记者问,其标题煞是雷人,文章标题是“国资委应该把国有企业消灭”。. 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前应该是我们改革的第一个十年,主要倾向于农村的土地承包制度和农村的乡镇企业发展,这个是在农村进行的产权制度突破。所以我们的改革在第一个十年取得了改革的重大成果是,1.5亿人口脱离了贫困; 第二个十年是在城市里进行的产权制度改革,包括土地的制度,91年实现土地的有偿出让,以及93年提出了“国退民进”,在这个阶段城市改革与发展还是比较快的。但这个十年里头,我们大概只有6000万人口脱贫,比第一个十年脱贫人口大概减少了一半; 第三个十年实际上是最不好的十年,名义上来看我们的GDP或者说经济发展在大幅增加,但实际政策上是“国进民退”的十年,基本上是从03年开始成立国资委以后最为突出。国有企业开始越来越强大,国有企业开始越来越具有垄断性,央企的垄断性越来越集中化。实际上我们能够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不同待遇上,可以发现我们在产权制度改革上是倒退的。但产权问题是解决产权经济问题的基础。秦晓今年有一个说法,希望把国有企业权“消灭了”,秦晓的说法就是“没有必要在关系到国家命脉重要领域进行把控”。我觉得国资委的任务应该是把国有企业都消灭了,而不是做大做强,套现资金用于社保等公共事业。
http://news.163.com/09/0709/08/5DP4JESL00012Q9L.html [任志强,山东掖县人,1951年3月出生1969年1月陕西省延安县冯庄公社插队. 1984年任北京市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建设部经理,当时年仅33岁;1987年至1993年,任北京市西城区华远城市建设开发公司总经理;1993年至今,任北京市华远集团总裁兼北京市华远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1984年至今,任志强主持或参与了华远近50个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工作,战功卓著,曾当选西城区人大代表、北京市劳动模范,并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现任北京市政协委员。] http://datalib.ent.qq.com/peoplestar/115/index.shtml
4)热比娅制造新疆“ 7.5” 事件
热比娅是新疆7.5事件的总策划者、总指挥,热比娅原是一个普通的维吾尔族妇女,改革开放后,她在乌鲁木齐商业区二道桥租下一个摊位,正式投身商海,经过十年打拼,身家上亿,成为当时新疆女首富。有了这个身份后,接着就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商联副主席、新疆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当时,热比娅只有40出头,显然是被重点培养为“新时期成功人士”。岂知这位女首富也是靠不正当手段致富的,她先后逃税数千万元,还在乌鲁木齐大街上向美国人提供情报,搞民族分裂活动。1999年8月,热比娅因危害国家安全罪被批捕判处8年徒刑。在她服刑期间,美国人就把“拉夫托人权奖”授予了她。美国人对这个卖国贼是多么的厚爱啊! 2005年,美国人摇了一下手中的橄榄枝,即这一年在世界人权会议上不提中国人权议案,胡温投桃报李,把在狱中服刑的热比娅先是减刑一年,然后保外就医去美国。要知道,热比娅的现任丈夫就是新疆一个政治犯,1996年逃往美国。据说热比娅走的时候,还有一位美国外交官相陪。官方说热比娅去美国前作了种种保证,可是,一下飞机,她就凶相毕露,声言“将在余生创造自己的历史”。有美国匿名高官透露,热比娅获释是“精心策划的交易”。 http://www.nqbd.org/
5)08宪章的出现证明大资产阶级的誉论和企图
大资产阶级要行动了,他们说:“二十世纪后期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普遍贫困和绝对极权,民间财富和民众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个人的经济自由和社会权利得到部分恢复,公民社会开始生长,民间对人权和政治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执政者也在进行走向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改革的同时,开始了从拒绝人权到逐渐承认人权的转变。” “这些政治进步迄今为止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执政集团继续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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