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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认识为何难以转化为正确的实践

棒子 · 2010-12-08 · 来源:
毛主席逝世34周年 收藏( 评论() 字体: / /

正确的认识为何难以转化为正确的实践  

摘  要:实践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探索是一个不断与错误作斗争的过程,正确的认识要转化为正确的实践,需要的是不断的探索,需要的是全体实践参与者都能运用自己的智慧,都能表达自己的认识。

关键词:实践   认识   正确   转化 

   

可以很肯定地说,只要关心和关注我国的改革开放,了解我国建国以来历史和政治发展历程的人,都会注意到这样两种现象,那就是:一、我们改革开放的许多措施和提法,改革开放之前几乎都提到过,甚至是实践过,特别是文革之前尤其是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期;二、多数人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都表示十分遗憾,遗憾这些正确的认识没有能够转化成正确的政策予以实施。  

     举一个很多人都谈论过的私营经济发展的问题,据《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一书记载[1],刘少奇认为“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他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补充嘛!”。这个认识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只记得是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的“新”成果,根本不知道30年前我们党早就有了这一认识。刘少奇接着还说“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比较。”同社会主义经济比较的意义何在呢?个人猜测刘少奇只是想要通过两者的对比突出“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的优越性。我们当然相信当时的刘少奇不可能已经认识到了“初级阶段”的不可超越性,也不可能认识到了私营经济是“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因为那样太令人难以置信。  

其实,在当时把资本主义经济形式作为补充,并非只有刘少奇认识到了,实际上可以说这一点是党内的共识。据史料记载[2],毛泽东在1956年12月曾三次找工商界代表谈话,就提到过“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到了1957年4月,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讨论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讲话时还在说:“大概工农商学兵除了兵以外,每一行都可以来点自由,搞一些私营的。文化也可以搞一点,这样才好百家争鸣嘛!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 [3] 可见当时高层普遍把私营经济看作是搞活经济、满足社会需求的一种有益的“补充”。  

  但是,问题正在于:这些正确的认识、思想为什么没有能够演变成正确的国家政策付诸实践?  

  或者说,这些认识、思想谁最有资格来判定它们是正确的?  

事实正是:今天的我们在说它们是正确的。  

也许,我们只是事后诸葛亮而已;也许,这些认识在当时根本不是主流;或者,不仅不是主流,甚至仅仅是领导人一时的感想和心得而已。  

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对诸多事件的评价,尤其是社会历史事件,几乎都是事后诸葛亮。社会历史事件因其特定历史条件和特定历史人物,决定了它的特定历史形态。那些在后来人看来无比正确的判断,其实可能仅仅是当事人针对某一特定时期的某种特定对象,在某个特定场合的认识或评价。比如前述刘少奇、毛泽东、周恩来的话,都是特定场合下的发言,可谓有的放矢,但是都是点滴思维火花,其后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也没有在实践中进行充分的试验总结(或者没有机会进行试验总结)。如果我们今天指责并要求这一“正确认识”必须在更大范围推广,那只能被称为“幼稚”。  

不难想象,当某个人,特别是当这个人有着很高的威权,比如国家领导人,要做出一个影响全局的决策时,当他们全盘考虑这一类(不仅仅是他曾经有了“正确认识”的那一个)问题并将之置于整个国家或者世界范围甚至整个历史阶段中进行考量时,哪怕是对历史的一点点误解、对现实的一点点迷茫、对未来的一点点不确定,都有可能随时推翻一时在一事上的被后来人认为是十分正确的认识。以为一时的正确结论可以演化成为长期的、全局性的政策、制度、法律,只是一种盲目的乐观而已。  

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完全可以说这种乐观是有害的。改革开放后,我们有同志觉得以前错失了很多机会,很多正确的认识没有能够转化为行动指南,于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例证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政绩工程,这些工程多数正是领导者拍脑袋的结果。这就是把自己一时一事的正确认识当作了全局性的、长期性的正确认识,把针对一时一事的正确决策演变为全局性决策。当然,这种现象不只是我们有,全世界都有。若干年前华尔街的次级贷还是无比华丽的金融创新,是全世界投资者追捧的宠儿,今天当它成了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成了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始作俑者时,我们才意识到它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本质所带来的危害。  

    那么,怎样才能够鉴别出正确的认识,进行正确的实践呢?  

    毛泽东有一篇广为人知的文章,《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的?》[4],此文曾经入选过语文课本。相信很多人都学过,印象估计都很深刻。因为文章太好,道理讲得太透彻,所以全文引用以飨读者: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又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的说来,成功了就是正确的,失败了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现在我们的同志中,有很多人还不懂得这个认识论的道理。问他的思想、意见、政策、方法、计划、结论、滔滔不绝的演说、大块的文章,是从哪里来的,他觉得是个怪问题,回答不出来。对于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样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也觉得不可理解。因此,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  

可以说,读完这一篇文章,我们不会怀疑正确的认识来自于实践,正确的实践促进我们的认识这样一条实践和认识的道路;我们都会认同实践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探索是一个不断与错误作斗争的过程,正确的认识要转化为正确的实践,需要的是不断的探索这么一个道理。基于这样的道理,我们同样应该认识到我们不大可能在实践之初就得出正确的认识,也不大可能在认识之初就进行正确的实践,这一点由中国革命的曲折过程作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注解;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正确的认识来自于实践,即使这一实践后来知道是错误的,比如王明左倾错误确实葬送了红军的根据地,但一系列错误的实践却使我们党得出了正确的认识:即一切要从实际出发、凡事要讲实事求是;再反过来看,正确的实践也有可能得出错误的认识,典型实例就是党的八大以前的实践,总体是正确的,但是错误的认识却最终占据了主流。  

话说到这里,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因为我们仍然不知道怎样才能够确保我们的认识在一开始就是正确的,甚至我们根本不能肯定我们的认识在一开始是不是正确的;同样,我们也没有足够的理由说我们进行的实践一开始就是正确的。也许,辩证法的魅力就源于此;也许,这个问题乃是人类生而有之的一个缺陷,因为老天不愿意人类过于完美。  

那么,我们怎么办呢?也许,除了做好与各种错误的思想认识和实践作斗争的准备之外,我们必须在认识和实践的过程中,让全体实践参与者都能平等地参与社会实践活动,都有机会运用自己的智慧,都有渠道表达自己的认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让各种意见充分交流,以避免社会历史进程被某一种所谓主流观点甚至是某一位领导人的个人观点所左右。回首历史,43年前的那一场浩劫之所以发生,主因不能不说正是由于当时全社会只有一种思想。所以,如果社会每一个成员都充分享有表达意见和批评其他意见的权利和机会,如果涉及社会群体的方针、政策、决策、制度、法律都能够在其所影响的范围内进行足够的思想交流,如果所有的结论都是充分争论、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结果,如果所有结果都可以接受公众的质疑,如果一切如果都不只是如果,也许我们有可能得出正确的认识,进行正确的实践。  

不过窥斑见豹,也许,持续的开放的交流可以保持认识和实践的尽可能正确;也许,我们要保持随时纠正认识和实践错误的勇气,做好随时改正错误的准备;也许,实践之初的认识难以简单作出正确与错误之分,而实践本身也难以简单地贴上正确或错误的标签;也许,正确与错误,不过是事后诸葛亮。  

所以,也许,“正确的认识为何难以转化为正确的实践”本质上也还只是一个假命题!  

不过,我们欣喜地看到,如今让某些“官老爷”视为猛虎的网络,似乎正在起到某种“汇聚思想洪流”的功能,一种声音控制世界的现象似乎正在成为渐行渐远的历史,尽管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它会把我们带到哪里,尽管我们还不能断言这是否乃是“正确的”认识和实践。  

  



[1]刘少奇,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M].人民出版社,1981.P326-327.转引自潘永强,索红,黄忆军.中国当代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研究[M].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12,P110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53-1956)[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5, P308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53-1956)[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5,P310-311.

[4]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写的一段,收在《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5版。亦可参见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ch-80years/zhongyao/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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