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美国资深记者对“重庆实践”的采访报道 -

李克勤（jixuie）题记：重庆以“唱红打黑”而闻名于世，有学者以“重庆实践”概括这几年重庆的做法。不管是从实践还是从理论角度，重庆的探索，以及学者对重庆的研究，都是有益的，无可指责的。对于外国朋友的评价，我们也应该加以关注。当年毛主席、周总理每天都要看《参考消息》，了解世界各国对中国的评论。罗伯特·德里法斯和托平对重庆的采访报道，尤其是后者与重庆的特殊感情，也许会给我们带来更多思考。

托平夫妇在西南政法大学

罗伯特·德里法斯是美国《国家》杂志的资深记者。

2009年他专程来到重庆采访。他写道，“重庆的城市化规模难以令人置信。根据计划，重庆每年要把50万人从农村迁到城市生活。这意味着，重庆必须规划、准备和建设一个亚特兰大城，并为这座城市提供相应的就业、道路、房屋、基础设施、学校、医院，等等。”

他为这篇文章起了一个特别的题目：《重庆：一个城市的社会主义》。与此相对，2009年美国发现频道播出了著名记者泰德·考帕尔摄制的纪录片《资本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该片围绕重庆发生的故事，深度报道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人民。

考帕尔1972年曾随尼克松访华首次走进中国大门。自那以后，考帕尔总是从一个新鲜的角度报道中国发生的故事。

多数西方人没听说过重庆，但到过重庆的西方人却都在惊叹：重庆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城市。

还有一位美国资深记者就在不久前来到重庆。

90岁的美国《纽约时报》前总编辑西默·托平带着“要弄清楚”的想法，2010年12月9日来到了重庆。前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刚刚离开这里。

托平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重庆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这样引人注目？”

在完成他的重庆采访后感慨道：“64年前在延安，最让自己感动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今天在重庆，我看到这种精神依然在闪光。”

西摩·托平于1921年12月11日出生在纽约。他1943年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托平先生是普利策奖评委会主席，同时也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院从事国际报道研究的教授。托平先生也曾经做过《纽约时报》的执行编辑与海外编辑。在托平于1959年加入《纽约时报》的时候，他已拥有长达13年的驻外记者的经历。从1959年到1993年，他在《纽约时报》的各个不同的岗位上都工作过。1972年，托平出版了《新旧中国的旅行》。

托平的夫人奥黛莉·托平是一名作家、摄影记者和纪录片制作人。奥黛丽·朗宁·托平女士的父亲就是为中加友谊作出突出贡献的加拿大外交官切斯特·朗宁。，她因此于1947年至1949年在南京生活。托平夫人是研究中国的专家。她也是1960年代屈指可数的进入中国采访的西方记者，这样的记者有我们熟知的埃德加·斯诺。

毛泽东喜欢并善于与西方记者打交道，和他最密切的外国朋友就是美国记者斯诺。早在延安时期，他就表现出让美国人着迷的开放性。新中国建立以后，不是中国不开放，恰恰相反，是西方国家不向中国开放。1956年，毛泽东决定让美国记者到中国来。这年8月，中国政府单方宣布取消不让美国记者进入中国的禁令，邀请美国15个重要的新闻机构派记者来华访问一个月。美国国务院在美国新闻界的极度兴奋面前保持了僵硬的立场，直到顶不住强大的压力，才准许24个新闻机构派记者到中国。美国记者评论说：毛泽东成功地让美国新闻界去反对美国国务院。毛泽东的开放与美国官员的僵化形成鲜明对比，毛泽东最终让那些不想向他开放的西方世界不得不解除对新中国的封锁，你说毛泽东到底开放，还是不开放？

托平在1946年以国际新闻社记者的身份被派驻北平报道中国内战；1948年在南京加盟美联社，是第一位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外国记者。1949年4月23日夜，托平先生在南京西门（现挹江门），亲眼目睹了解放军浩浩荡荡入城的场面。随即托平成了向世界发布南京解放消息的第一人。而托平夫妇就是在南京相识相爱并且订婚的。

2004年4月，托平先生在参加完清华大学全球报业峰会之后，专门偕夫人来到南京，参观《扬子晚报》社，故地重游古城南京。

1971年托平以《纽约时报》副总编辑身份访问中国，这次经历，也使他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后采访周总理的第一位美国记者。在人民大会堂共进晚餐时，周恩来对全体在座者说：“托平是我们进驻南京城的见证人。他在1949年4月亲眼目睹了新旧中国的改朝换代。”

在不同时期，托平夫妇对中国许多领导人如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邓小平、李先念等进行过采访。

周总理曾为托平夫人的著作《东方欲晓》签名，并且说：“感谢你为中国所做的一切。”经周总理同意，她独家向全世界披露了西安兵马俑大发现，该报道成为《国家地理杂志》封面文章。

1971年，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设晚宴招待朗宁（托平的岳父）和他的女儿奥瑞。

周总理斜身靠在沙发上，跟朗宁大使回忆他们当年在重庆和南京的时光，时而两人还开心地笑起来。周总理的英俊神态被奥瑞抓拍到了，她一口气拍了几十张。后来，这些照片冲印出来后，奥瑞拿给周总理看，周总理笑了，奥瑞再次抓拍。在这两次拍摄的照片中，一张成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像，另一张被中国政府选为周总理的遗像。

2010年12月托平夫妇访问重庆时，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送给托平夫妇两尊铜像，分别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位伟人的铜像，看上去神采奕奕。瞪大了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周恩来的铜像，托平夫人惊喜地叫出声来。原来这尊铜像，正是以39年前奥瑞给周总理拍摄的那张照片为原型创作的。

西摩·托平夫妇对重庆实践的关注，以及极其有好的表示，让我们不得不问个为什么，这就不得不要了解托平的岳父切斯特·朗宁

周总理1970年代接见切斯特·朗宁和女儿奥黛丽

切斯特·朗宁是一个“湖北佬”，能讲一口地道的襄樊话，1894年出生于湖北襄樊的一个传教士家庭，曾先后任加拿大驻重庆使馆参赞，加拿大驻挪威、冰岛大使，加拿大外交部远东司司长。郎宁大使为推动1970年加拿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做出了关键贡献，名垂青史，被授予加拿大最高荣誉-联邦一级勋章（Champion of the Order of Canada），还多次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以国宾身份来华访问。

朗宁从小在襄阳长大，接受中国文化的熏陶。1923-27年曾在襄阳樊城中学任教。1927年回到加拿大，任卡姆罗斯路德学院院长，1942年-1945年任加拿大皇家空军情报分析处处长。

1945年抵达重庆，任加拿大驻重庆使馆一等秘书，是加拿大大使奥德朗将军的高级政治顾问，后任加拿大驻南京使馆临时代办。朗宁对重庆的熟悉，自然就影响了他的女儿和女婿，恐怕这是托平夫妇对“重庆实践”特别关注的历史原因。

朗宁1951年回国后任加拿大外交部美洲及远东司司长，1953年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任加拿大代表团特别政治顾问，后任加拿大驻挪威和印度大使，1966年任加拿大大使级特别代表，出使西贡和河内。

朗宁的一生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是加拿大最权威的中国问题专家。朗宁出生在中国、了解中国、对中国有深厚的感情，他与加拿大总理皮尔逊、特鲁多，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周恩来、陈毅、董必武、乔冠华、黄华，国民党方面的蒋介石、陈立夫等都有密切的接触和交往，他的一生为推动加拿大承认中国做出了杰出贡献，特鲁多政府1970年正式与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特鲁多总理曾说：“我们都为加拿大同中国建交感到高兴，最为高兴的加拿大人要数朗宁了。这位退休外交官多年来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呼吁加拿大承认中国”；加拿大前任驻华大使碧福认为：“朗宁把他的一身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事业，甚至当他在其他国家工作而与中国没有直接关系时，他也从未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宣传中国”。朗宁不仅获得了加拿大阿尔伯塔省最高荣誉勋章，并于1972年获得了由加拿大总督颁发的加拿大一级联邦勋章，以表彰朗宁为推动加拿大承认中国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朗宁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1971年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并宴请了朗宁；1973年周恩来与邓小平和李先念一道再次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并宴请来访的朗宁。朗宁的著作《中国革命回忆录--从义和团运动到人民共和国》经朱鎔基总理批准，由外研社在中国国内原文再版。　

朗宁的重庆岁月还有几个细节值得关注。

1942年到1945年朗宁担任加拿大皇家空军情报分析处处长，他负责的加拿大情报分析机构迁往首都渥太华。随着战争临近结束，盟国对战后的政治安排提上了议事日程，加拿大情报与外交部门之间的工作联系和沟通多了起来。朗宁和时任加拿大外交部副部长的休姆·朗时有接触。

日本投降后刚几天，休姆·朗副部长向朗宁提到，加拿大驻重庆使馆已经建立4年了，那里人手不多，奥德朗大使一直向外交部要人，希望能派精通汉语的人到重庆去，外交部物色了两个候选人，希望朗宁能帮助外交部测试候选人的汉语水平。朗宁发现两个候选人的中文水平都不能与中国人进行有效的交流，这个结论让外交部陷入了困境，而加拿大驻重庆使馆催得很急，副部长突然想到，为何不让朗宁到重庆工作呢？这个念头改变了朗宁的一生……

1945年11月，朗宁经过短暂的外交工作培训后，从蒙特利尔乘一架由加拿大皇家空军轰炸机改装的客机经过爱德华太子岛、纽芬兰、亚速尔群岛、非洲西海岸、马尔他抵达埃及、随后改乘英航的飞机经幼发拉底河谷、迪拜到达印度加尔各答，经英国陆军和美国领馆的帮助，朗宁拿到了飞往重庆的机票。

在机场，朗宁遇到了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之后返回重庆的董必武和章汉夫，三人共同乘坐中国中华航空的C-54道格拉斯飞机飞往昆明。董必武是湖北黄安人，听出了朗宁的湖北口音，三人结伴而行，一路上三人从攀老乡谈到天气，从天气聊到政治。

飞机最后降落在重庆白市驿机场，机场班车把朗宁送到美国陆军司令部，加拿大驻重庆使馆的车早已等候在那里。使馆的车把朗宁送到神仙洞街97号加拿大使馆，奥德朗大使和使馆工作人员列队迎接朗宁的到来。朗宁的房间在使馆二楼，只有一个公共卫生间，热水也要定量供应，房间没有暖气，泥巴墙千疮百孔，窗户突出墙外，站在窗前可以一览神仙洞街的全境，还可以清晰听到对面饭馆和茶馆顾客的大声喧哗。来到重庆的第一个晚上，朗宁在他的新居睡得很香，早上醒来，只见肥皂盒里的肥皂已被老鼠啃得乱七八糟；第二天晚上，几只老鼠列队站在小衣柜上，朗宁只好抓起皮鞋扔过去，那些老鼠一溜烟蹿回洞里，不久后又溜了出来，朗宁又将皮鞋扔过去，最后只好开着灯勉强睡了一觉。

早上朗宁见到大使后报告老鼠夜袭。大使淡然一笑，说到：“这里的老鼠比两年前少多了！1943年我刚来时，每天能见到30多只老鼠，现在每天也不过只见到三、四只。”

朗宁经常陪同大使到中华大学发表演讲并担任翻译工作，中华大学从武昌迁来，学生多为湖北人，他们对朗宁这位加拿大人的湖北口音太熟悉了，朗宁讲了他和湖北的渊源，台下不时爆发出热烈掌声；郎宁经常为奥德朗大使会见中共驻渝代表担任翻译，有机会见到叶剑英和中共南方局外事组组长王炳南。

1946年1月和平协议签署后，周恩来邀请奥德朗大使和朗宁到周公馆做客，1946年4月，周恩来在重庆再次宴请了奥德朗大使和朗宁，这是朗宁第三次见到周恩来，朗宁认为周恩来真诚可信、热情感人、没有丝毫做作，谈话直率、尖锐，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同年4月23日，加拿大驻重庆大使馆关闭，驻南京大使馆同时开馆。1946年10月，朗宁开始担任加拿大驻南京大使馆临时代办，成为加拿大驻华的首席外交官。1973年9月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并宴请了来访的朗宁，随后朗宁故地重游，访问了重庆、并游览了长江三峡；1975年10月朗宁再次访问了重庆和成都等地。

朗宁退休后曾四次访华。前两次都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会见。最后一次是在1983年，当时他已89岁的高龄，身体已不是很好，但他还是怀念令他梦魂萦绕的中国。行前他召集六个子女开会。他说，临终前他有三个愿望：第一，去湖北省襄樊市为他的母亲扫墓；第二，参观他向往已久的敦煌石窟；第三，看看万里长城的西端嘉峪关。开始，六个子女意见不一，有的人担心他经不起长途跋涉；也有人主张成全他的愿望。最后决定，除小儿因工作不能脱离外，一家六口（包括四个女儿和大儿夫妇）都陪他去，并在他的出生地为他庆祝九十岁生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听说朗宁要访华，便主动发出了邀请，并安排好接待工作。

1983年10月中旬，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朗宁一行飞抵北京机场，由两个女儿搀扶他走下飞机，老人非常兴奋，和迎接他的中国朋友互相拥抱，并用湖北腔喊：“湖北佬又回来了！”

他们住在对外友协所属的友好宾馆，这个宾馆解放前曾是蒋介石住过的别墅。他很惊讶，顾不得休息，每个房间都看了一遍。第二天，王炳南会长在人民大会堂宴请朗宁一行。这两位老朋友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61年的日内瓦会议，时隔20多年后再次重逢，自然非常高兴。王炳南敬酒时对朗宁说：“在你89岁高龄的时候能够再次访华，我们感到非常荣幸！”朗宁笑着说：“我不知道这算不算荣幸，反正你把我安排在你的老对手蒋介石住过的房子里了。”王炳南大笑起来，说：“我们把你安排在那里，是因为你既是新中国的老朋友，也是旧中国的老朋友啊！”王炳南的巧妙回答，引起了在座所有人的欢笑。

朗宁把他的六个子女，从1到6都编了号，每天早晨外出之前都要排队点名，唯恐漏掉一个，然后用中国话喊“开步走！”

朗宁在北京住了三天，主要是会见老朋友。之后，到外地参观访问。按照朗宁的愿望，访问了西安、敦煌、嘉峪关、兰州、炳灵寺。一路上，老人神采奕奕，不断讲中国故事和猜谜语，如“一个老头八十八，先长胡子后长牙。”（玉米）“金斧头，银把儿，猜着了是个笑话。”（豆芽）有人问他为什么是个笑话？他说：“我一逗，你一笑就露出了牙齿，这不就是‘逗牙’吗？”每当听到大家的笑声，老人就显得很开心。

参观敦煌石窟时，老人看得非常仔细。他给他的孩子们讲起了石窟的历史和壁画的故事，俨然当起了导游。当地工作人员怕老人爬上爬下过于劳累，特地为他准备了一把椅子，供他休息，但他宁愿多看一点，很少坐下。

旅途的最后一站是朗宁的出生地——湖北襄樊。朗宁曾于1971年和1975年两次回襄樊为他的母亲扫墓。这一次他可能意识到是最后一次了，所以一扫前两天的欢快，变得沉默起来。到达当天，就率领子女到墓前祭扫，了却他此次访华之行的最后一个愿望。

晚上，襄樊市长为朗宁举办了盛大的宴会，按照中国虚岁的算法，庆祝他九十岁生日。宴会上还特地准备了寿桃、寿面。当地认识他的人也前来祝寿，还燃放鞭炮，以示庆祝。至此，为朗宁的最后一次访华，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老人回到卡姆罗斯后，身体和精神已大不如前，再也不能生活自理了，不久便住进了养老院。1984年的最后一天，即12月31日，老人终于走完了他90年的人生之路，默默地离开了人世。

中国驻加拿大代办参加了葬礼，在悼词中称赞朗宁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加拿大前驻华大使碧福称他是“一位事实上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人民事业的人”。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称赞他是“中加友谊的奠基人”。

2010年朗宁的女儿、女婿来到重庆，与大学生有一场精彩的见面会。

“你问我为什么对我来讲中国这样难舍难分？有三个原因：首先，我在中国遇见了奥瑞；二是中国是我当记者的起点；三是在中国生活和工作，我对中国人民产生了极深的感情。这就是为什么我和我的夫人，专门从纽约飞到重庆来庆祝我90岁的生日。”

　　西南政法大学近300名学生挤满了图书馆报告厅，过道里也站满了人。托平一路小跑似的登上了主席台，站在演讲台的麦克风前，一口气讲了近一个小时。

　　“我是在高中时，读到了埃德加·斯诺的史诗般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又译《西行漫记》）。我那时的梦想就是到中国当记者。”托平说，“从1946年我来中国当记者算起，我报道中国已经长达64个年头了。”

　　“美国的新闻理念是否适合中国照搬？”学生问这位美国新闻界的长者。

　　“世界上不存在一个普世的新闻标准。任何一种新闻标准必须适应当地的国情。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中国必须发展一套适合自己的新闻标准。”

　　在座的学生分享着他的感悟：“我认为，作为记者最重要的是为人民服务，为你的国家效劳。”他对台下的学生说，“除此之外，你必须具备新闻报道的激情，全身心地投入到新闻报道中。否则，你永远当不好记者。”

　　“实践是新闻专业学生必需的。”托平说，“你要观察和记录你要写的每一件事和每一个人。如果你不亲自采访，你就没有资格去写作。”

　　在重庆期间，90岁的托平，不断乘车穿越长江、嘉陵江大桥，四处观察访谈。

　　“我们家族六代人都在中国生活过。”托平夫人说，他们在中国有做牧师的，有当老师的，有当记者的，也有经商的。看着报告厅里多数大学生是女孩子，她说：“1891年，我爷爷在湖北襄樊创建了中国第一所女子中学。那个时候，中国的女子都裹着小脚。我奶奶经常在河边看到被溺死的女婴。而今天，中国学新闻的多半是女生。中国已经进入了现代社会。”

　　“由于战乱和社会动荡，我们的家人不断离开中国，又不断回到中国。1891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爷爷奶奶为逃命离开中国；上世纪20年代，中国军阀混战，我全家再次逃命离开中国；上世纪30年代，日本入侵中国，我全家再次逃离中国；上世纪40年代，中国解放战争，我全家再次离开中国；1950年，抗美援朝爆发，我全家再次逃离中国；1966年，我正在中国采访，‘文革’动乱，我又一次逃离中国。我们应该看到今天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这么多年来，中国再也没有战乱了。这是要十分珍惜的。”

　　“事实上，我们一家不断逃离中国，事后又回到这个国家，更加深了我们对中国的热爱。”托平夫人说。

　　“毛泽东对中国的最大贡献是，结束了中国的内乱，把中国大陆又重新统一起来，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和香港回归奠定了基础。”

　　“在美国，今天一些人，包括记者，不了解整个中国的历史。这些人不知道他们是在直接与间接地干涉中国内政，如诺贝尔和平奖问题。由于他们不理解中国的历史，就很难接受中国的情绪化反应。”托平说。

　　“我完全同意这样一个中心观点，那就是中国在充满活力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中国会不断进步，中国人民的各项权利会进一步得到加强。”托平说，“在我看来，重庆的做法正是中国几代领导人所坚信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从延安到重庆，我作为一个记者整整走了64年。我发现，中国越来越成长和成熟了。”

后记：我们对于外国人讲的话，需要思考，需要用我们自己的头脑思考，那么前提就是我们得有头脑，我们头脑里不能是空的，那么别人说什么就听什么，那就成了傀儡。我们要学习毛主席周总理过去的做法，既有自己牢固的世界观，同时又善于吸收外来文化优秀的东西，真正做到“洋为中用”，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原文地址：两位美国资深记者对“重庆实践”的采访报道 http://jixuie.home.news.cn/blog/a/01010002E05A0B282C767DA5.html

两位美国资深记者对“重庆实践”的采访报道（续1）

http://jixuie.home.news.cn/blog/a/01010002E05A0B28628D7DA5.html

http://www.like-qin.com/shownews.asp?id=752

参考：毛泽东到底开放，还是不开放[2009-09-13 07:08] http://jixuie.home.news.cn/blog/a/01010002E05A086EE091FDAD

席勒：感受能力的培养是时代最迫切的需要

http://jixuie.home.news.cn/blog/a/01010002E05A0B268478FDA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