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在咒骂毛泽东的声浪里，饿死多少人的问题出现了。我感到困惑的是，当时全国人口6亿，如果饿死了3000万，也就是平均每20个人就要饿死1个。为什么部队里那么多年那么多来自五湖四海的农村战士居然没有强烈反应？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在1961年到1963年,全国怎么会有城市职工1800万人（含家眷2600万城市人口进入乡村，他们吃什么？……为什么有关部门一直没有公布这个数字？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这个困惑，今天终于得到了答案。跟各位报告，早就有机构在调查这个问题。时间是1963年到1971年。可是他的结论，一开始被认为是“夸大阴暗面，思想右倾”。而到了1985年，在一个高级会议上又被结论为“掩盖极左路线的错误”。
根据这个机构长期全面的实地调查，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因为饥饿人死去的人口数字是：大约20万。
该资料来自学科学学区历史论坛：2005-09-21 22：00。
据这位提供原始资料的干部说，他当时不顾个人政治风险，给毛主席写过一个专题报告。现将原帖全文附下。
《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饿死人在二十万之内》
：春天的惊雷
毛主席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毛泽东当年号召下的社会调查表明：“饿死三千万人”是一个夸张。自从网上有人载文说，在中国，上世纪60年代初，饿死三千万人，我就在找一个当年同我有过颇深接触的人。因为，这个人，自1963年——1971年，曾先后多次在安微等地调查过此事。根据这个人自已要求，这里不公布他的名字。但对下文中的事实，他表示，绝对愿承担法律责任。
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人曾因调查过当年饿死人的事，并一直坚持实话实说，三十多年来，遭遇过两种指责，截然相反——颇具戏剧性——的指责。三十年前，被某些人说为：夸大阴暗面，思想有点右。1984年后，却被另一些人批评成：思想较左，掩盖左倾路线下的错误。也算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几经周折，我如愿以偿，找到此人。遗憾的是，这人今已年迈，耳虽聪，目却完全失明。——这是一个视共产党人的道德、品质为生命的人；一个说真话，——不管在什么人面前，都不曾有“李锐式的”、“捏一把汗”后怕的人；也是走到那里，都能镇邪慑鬼的正人。有人说他应“官居大位”，他爽然大笑，说“和平的开拓年代，要的是老黄牛，铺路石和拓荒者，有时要甘当‘众矢之的’——冷静理智的‘众矢之的’，或说‘为人民——这个拳王——当陪练’”。
他常有惊人之见，也算是多遭误解和某些不公正，但他自已决无“蹲牛棚”的命运夸张和悔怨。他认为，这太正常了，共产党人要奋斗，要斗争，会有牺牲，只要做得正，成就也好，牺牲也好，都对别人有好处。他同时说，实际上，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也未曾有过那么多的人蹲牛棚。中国哪有那么多牛棚，人蹲了牛棚，牛放那里呢？！
鉴于他有知有识、脱出尘俗的境界，近几年，圈内有人同他开玩笑，说他是“活脱脱，一个小毛泽东”。对此，他一般这样否论：“不！我们是毛泽东的‘孝子贤孙’”。
下边，是他对1963年——1971年若干次调查的归纳性回忆。
我按他原话整理，——并经过他确认。
毛泽东从来都主张，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任何结论只能产生于调查研究的未尾，而不是它前头。1958年的大跃进和1962年经历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后，毛泽东尤其强调，全党要下大力气调研。毛泽东本人就多次走出红墙，来到人民群众中。 ...华岳论坛 - "http://hua-yue.net"
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我们当时也去过很多的地方。自1963年——1971年，我先后同我的同事们，在苏北，浙江，安徽，河南，四川和云南等灾情较重的地区，搞过19次，累计280多天的调查。根据我们的调查，加上其他人的数据，当时全国农田受灾面积，最重的为1961年，全国16亿亩耕地有9亿多亩受灾（后来国家公布为9亿亩）。其中江苏、安徽是全面遭灾。次者，是1960年，再次是1962年，受灾面积为5亿亩左右。至于饿死人，是有的，据我查析，人数不是当时某些干部汇报的“寥寥几个”；更不是今天极少数极度夸张的“以千万计”（这太离谱了）。1963年的调查宗旨是救灾和恢复生产。对饿死人情况，我们采取的“循大追多”法，即，哪里这方面情况严重，就到哪里调查，并且，顺着群众提供的线索去追寻。
就省而言，安徽省，河南和四川，这方面的反映最多。我们就选择了安徽和河南。就地县而言，天长、铜陵和凤阳为最，我们就选择凤阳和铜陵。我们摸索到一个这方面情况最惨重的大队（由几个自然村落组成），饿死达7人（后几年的调查，没有突破这一数字）。在河南的驻马店、兰考和杞县，调查情况都好于凤阳。在苏北，滨海县的五汛路建、东海的马陵山，铜山县，我们也分别查实了1、3、3例饿死人。在后来的四川和云南调查中，饿死人的事，比之安徽，也轻得多。
由这样一个摸底，我曾以一个党员干部的名义，报过一个材料给中央和毛泽东。反映基层干部的脱离群众的问题。因为，当时我们缺乏更大的力量；调查统计知识又相对不足；手段也落后，无法作得更全面和精确。几年下来，我们几个人粗概地估算，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饿死人在二十万之内（这在当时，也是个惊人数字啊！要知道，这是饿死啊！）。
就是这样一个数字，——戏剧性事情便开始了。文革前一两年，我安然无事。只是到了1971年，不知是谁漏出了前几年调查情况。秋天，即有一个领导找我谈话，说“那个饿死二十万人的调查”，太夸大了，对共和国的形象有影响。我和气而平静地说明其客观性。领导也是无话。不过，从此也就决定了我的个人前途（这无所谓）。
而到了1985年，情况发生了根本性逆转。在一次会议上，有一个会议负责人，在批评大跃进带来的困难时，居然说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饿死上千万人。我在惊讶的同时，指出这一数字的不可靠性，——二十万就了不得了。随即遭到一帮人颇为尖酸的批判，说这是为左倾……掩错。……哦！现在，又变成“饿死三千万” 了！
……这就是这个年迈老人的回忆。
随后，他让他的家人递给我一叠材料，当年调查的笔记。今天，我已将其复印件保存。读了以上文字，不同的人，感想一定各异。但毛泽东的忠告，很多人是挥之不去的，这就是：凡事都要“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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