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实话实说”的浅见
一本正经地反封建崇拜的某些英雄们很是推崇“实话实说”。看以下文字：因为在两弹一星的年代里，人们普遍地没有自由，只能说一种话语，穿一种颜色的衣服，吃都吃不饱，用茅于轼先生亲身经历后的话来说，可能还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满大街仿佛澡堂子，大街边上饿殍横七倒八；加上文化大革命运动疾风暴雨的摧残，人们几乎个个都奄奄一息，难以自保，处于彻底崩溃的边缘了，而国民经济尤其如此。经济和处境是如此的困难，人们想说心里话简直就比经济和处境来得更加地困难，……——上面这段表述，有人见了定会大加赞赏，不是赞赏文字，是赞赏内容；更多的人见了定会严加批驳，连文字加内容一起砸烂了，再踏上一只脚，叫如此的狗屁文字永世不得翻身。可是，我所言是不是“实话”呢？假如非实话，那就肯定不是“实说”。用我们的头脑稍加思考，便不难发觉，在现时，“实话实说”亦诚惶诚恐，如同嚼蜡咬石一般。实际上所谓“实话”倒不一定是对的，“实说”也不一定迎合时势，故做人尤见其之艰难了。想要做到两头兼顾，不偏不倚，两厢讨好，对不起，人家要“嗤”你为双面派甚至小人了。在这块园地上经常写文发文的朋友们，多数是说了实话的；但正因为说了实话，与时势相违了，所以，不管你是张宏良还是黎阳，他们的博客文章同样难登“大雅之堂”，或者干脆就被封杀了。而对于另一类说实话者，据我所知如茅大家于轼先生，说了实话不顾烂舌，反倒成了迎合时势的潮流英雄，他的博客的点击率高得可以，客气些说，大概绝不会逊于张宏良黎阳等先生。茅大家于轼先生诚实得很，他说他是“准确的右派”，那时他就是不喜欢社会主义制度，而喜欢资本主义制度；从实话实说的角度来衡量，他比那些既做婊子又立牌坊的人可爱许许多多，然而，他的话毕竟反映了他那龌龊的内心世界，加上他在“三次革命”中的充分表现，证实了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在中国经济领域搞资本主义的得力干将，被无耻之徒们高抬为“中国经济学界的鲁迅”，这无疑是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鲁迅先生的奇耻大辱和无限悲哀。与茅于轼极相似的是，鲁迅先生当年也是掷地有声实话实说的人，但因为没有迎合当年的时势，终于“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了。茅于轼先生则大不同，他的前半世虽有过些“冤屈”，但后半世却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四方玲珑，八面威风，进而做起了大学生们的导师，兜售着他的“交换理论”，即高深莫测的“市场经济学”理论。他的那些东东我等愚民是不懂的，但对他的“劳动不创造财富”论，我却视之为狗屁不如的垃圾。我是粗人，这粗言粗语也是实话实说，谁也不劳动，而都去搞交换，哪拿什么进行交换？赚钱发财靠交换而不是靠劳动，此种“市场经济”理论不是垃圾还能是什么？
毛主席说过，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这大概是包含着实话实说的意思的吧。所以，王进喜曾豪言：“宁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雷锋曾发誓：“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焦裕禄宁可受处分也要坚持用修理办公楼的钱为群众去买粮食，说“我负责任”。可是，在和谐的今天，这些人都躲到哪儿去了呢？但见一批与时俱进者冒了出来，其中的“中国形象大师”厉大家以宁先生对着工农大众吼道：“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只有拉大（贫富）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可怕呀，这是一张何等恐惧的血盆大口！毛主席一走，此种血盆大口一开，天正在塌下来，工农们危在旦夕；而无视工农利益的“实话”还在“实说”——有恃无恐地说。真是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拆了黄鹤楼，一方金银三方泪，悲天悯地空忧愁，休，休，休！
“实话实说“这个词汇，究竟该作何解？我是越来越糊涂了。“我爸是李刚”，“打死你，我有的是钱”，“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经济发展了，河水就污染了”，这些都属于“实话实说”，但我听了后浑身的汗毛全体肃立，脊背麻木发凉，幸亏我没有高血压症。我等草民真是太爱做人了，在存钱亏本，炒股被套，买房成奴，啃老成风，娶妻发愁，养儿缺钱的年代里。当然，也有新词出现，如“听证会”，其中的百姓代表“实话实说”了，结果如何呢？“尊重你的发言权，坚持我的涨价理由”，新桃和旧符其实是一样的，挂个羊头显得“民主”些罢了；而这“民主”，是在两者间砌了一道厚厚的墙的。最近，各地纷纷成立了转基因关注团，对转基因问题“实话实说”，情绪高昂得感人，精神可贵得苍天可鉴，关乎民族存亡的大事，怎么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呢？
“民族的梦想，十三亿人的梦想，中国蓝，梦之蓝，……”，广播里天天都在这般地喋喋不休，对此，我也“实话实说”一句：再“梦想”下去，老百姓的迫切希望真要统统成一枕黄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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