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举决定中华民族的未来命运

此举决定中华民族的未来命运

如果中华民族还能有幸续写今后历史的话，那么，无论其今后会发生什么样的历史作用，二0一一年一月十一日的这一天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必将会同五月四日这天一样，都将产生划时代的意义。就在这一天，早在九十年多前的“五·四运动”中就被打倒了的孔老夫子的青铜塑像，在“孔家店”最初的被打倒之地-----天安门广场，“悄悄而急切”地竖立起来了。对孔老夫子为何要在严冬之中冒着凛冽的寒风被悄悄而急切地竖起来，许多中国人都感到莫名其妙。直到在孔老夫子的青铜雕像被竖起的第四天，非洲国家突尼斯突然发生了剧烈的大规模民变，导致政府控制不住国内的局势，总统本·阿里被迫仓皇出逃，原本莫名其妙的中国人这才恍然大悟。

突尼斯虽然远在非洲，但是，由于科技的发达使地球早已变成了地球村，所以大多数中国人对突尼斯还是有所了解的。突尼斯发生民变之前的国内状况不仅与我国非常地相似，而且其目前所处的国际环境也要比我国好得多。突尼斯的国民经济近年来每年都以高达百分之五以上的速度在高速增长。可是，尽管突尼斯的国民经济每年都以高达百分之五以上的速度在增长，但由于其国民经济的增长主要是依赖于外资，所以其高速增长的经济不仅没有促进国内财富的增加，反而却造成了国内财富的大量外流，从而导致了国内的失业率越来越高，人民的生活状况也更是越来越贫困。但令许多中国人感到诧异的是，导致突尼斯发生了这次大规模的民变，总统被迫出逃的直接原因，却竟然是由于突尼斯警察的粗暴执法而导致被执法对象以自焚的方式来抗议这么一个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早已是司空见惯的平常小事。

与突尼斯发生的这起自焚事件一样，近年来，我国从大江南北到长城内外也都先后发生了多起三轮车夫和房屋被强制拆迁者以自焚的方式来抗拒执法的事件。不管是突尼斯还是我国的那些自焚者，其不惜以死来抗拒执法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制造最大的轰动效应从而能激起更多的人来进行共同的反抗。但是，与突尼斯仅仅发生了一起自焚事件就立刻就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不同，我国的绝大多数人对国内发生的多起如此惨烈的自焚事件，却不仅没有做出任何的强烈反应，甚至都没有给予过更多的关注。导致我国和突尼斯两国的人民对相同的事件而反映却出现了如此巨大反差的最基本原因，就是我国和突尼斯两国人民的性格不同。而造成我国和突尼斯两国人民性格如此不同的最基本原因，就是因为突尼斯没有孔子，没有孔子的“述而不作”和“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谆谆教导”，故而没有养成“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传统，没有彻底丧失敢于反抗邪恶与暴政的勇气，没有丧失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的这种观念，没有彻底泯灭团结互助的精神。

国人普遍性的性格就是国民性，而国民性的形成无不是由社会的主流文化所决定的。自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被汉武帝确立为了国家的统治思想之后，孔孟之道就成了中国的主流文化。两千多年来，在孔孟之道的毒害之下，中国人不仅普遍都形成了自私、怯懦、逆来顺受和明哲保身的性格，养成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习惯，而且更把“好死不如赖活着”当成了是自己最基本的人生态度，因而才过于地追求上的物质享受而绝少精神上的追求。因此，当必须要在尊严与利益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大多数的中国人都会选择利益而放弃尊严；当面对邪恶与凶残必须要做出是选择反抗还是选择接受的时候，大多数的中国人都会选择接受而放弃反抗。从古至今，除了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把尊严当首选而放弃了利益的，面对邪恶与凶残把反抗当首选而拒绝接受的，实在是凤毛麟角。今天中国人能够拿得出来教育人们的古代榜样，也不过就是苏武、张巡、颜杲卿、岳飞、文天祥、史可法、夏完淳等那么几位。如果说在警察和城管的粗暴执法面前，人们所要面对的还不仅仅是他们的暴力，而且更要面对他们背后的国家权力，因而选择了接受还是实属无奈的话，那么面对来自于社会上的邪恶却选择了接受而放弃了反抗，反映出来的则是中国人性格怯懦的本质以及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问题了。

在今天的中国，不仅警察、城管在执法过程中粗暴执法的问题随处可见，而且就连那些先富起来的人依仗金钱、依仗权势以极端的方式随意欺辱穷人的事，都早已成为家常便饭了。                                 

二0一一年一月，全国的多家电视台都先后报道了这样同一则消息：二0一一年一月九日，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马浜小区内，一辆运送快递的面包车轧死了一条在小区内道路上乱跑的宠物狗。在狗被轧死之后，狗的主人逼迫驾车的两个小伙子赔偿其五千元钱的狗的身价款。由于两个小伙子拿不出钱，狗的主人又逼迫两个小伙子给死狗下跪一个小时。在被狗的主人踢了几脚之后，在众目睽睽之下，两个小伙子面对着狗的尸体竟然顺从地跪下了。围观的一些人气愤不过，纷纷劝两个小伙子起来。但任凭别人怎么劝，两个小伙子就是不起来，直到跪满了狗主人规定的一个小时后才肯起来。后来，在110警察赶到之后，向两个小伙子了解事情经过的时候，两个小伙子还不肯承认被狗主人踢过的事实。当时这两个小伙子内心的真正想法，可能是怕警察处理了狗主人殴打他们的行为之后，狗主人再向他们索要那五千元的狗的身价款吧。如果真的要是那样，自己那一个小时的“辛苦”岂不是就白费了。

这样一则令人发指的富人采用极端邪恶的方式来随意欺压凌辱穷人的消息虽经多家电视台反复播出，但在国内却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这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类似的富人以极端邪恶的方式随意欺辱穷人的事，在今天的中国早就算不上是什么新闻，中国人对此都早已是见怪不怪了。据前些天网站上发表的两江居士网友所写的一篇题为《给狗下跪羞辱谁？》的文章披露，从二00四年到二0一0年，在安徽的合肥、浙江的嘉兴、四川的成都、新疆的乌鲁木齐等地，先后都曾经发生过富人以强迫的手段逼迫穷人给自己的死狗下跪磕头的事。　　

中国的富人为什么都喜爱、而且还能够使用逼迫穷人给自己的死狗下跪这样极端邪恶的方式来欺辱穷人？中国的穷人为什么会接受给富人的死狗下跪这样极其邪恶的欺辱？不少人都认为这是由于目前的法律制度太邪恶。是邪恶的法律不仅不去效地保护穷人的尊严，而且还纵容富人对穷人的肆意欺辱才造成的。这样的认识虽然有其一定的道理，但却没有认识到问题的本质。今天不仅仅是中国的穷人正在遭受着富人的欺辱，而是整个中华民族在国际上也正在遭受着强国和富国、甚至是包括一些弱国和穷国的欺辱。个人的尊严尚能靠国家的法律来保护，那么民族的尊严又能靠什么来维护？无论是个人的尊严，还是民族的尊严，最根本的维护方式，就是人们对邪恶与强暴的坚决反抗。邪恶的法律制度如何能够建立起来？今天的中国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量的社会邪恶现象？最直接、最简单、最明显、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今天的中国人再次丧失了敢于反抗的精神和勇气，从而不敢对邪恶与强暴进行反抗才造成的。暴力是制止暴力的最直接手段，而今天的中国人之所以会再次丧失敢于反抗的精神和勇气，就是由于在改革精英所极力兜售的所谓的“普世价值”和文化精英打着维护与弘扬传统文化的幌子而非常巧妙地全面恢复了的孔孟之道所组成的一种极端邪恶的文化毒害之下才造成的。正是由于这种极端邪恶的文化已经成为了今天中国的主流文化，所以才不仅导致了大量的邪恶现象出现，而且更造成了对今天中国人思想的麻醉和精神的禁锢，造成了今天中国人性格的改变，从而不仅丧失了敢于反抗的精神和勇气，甚至都已经丧失了尊严的意识，这才造成了象今天这样面对邪恶不仅不敢反抗，而且大多都还选择了至少在表面上顺从接受的这种极端现象的出现。正是由于人们越是对邪恶与残暴的逆来顺受，也就越发地导致了邪恶与残暴的肆无忌惮。　　

相对于改革精英们极力兜售“普世价值”时的赤裸裸，文化精英们恢复孔孟之道的手法则显得非常地巧妙。这些人为了夺回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主导权，利用改革开放之后在西方文化的大举入侵下，中国主流社会的文化和民族精神出现了崩溃的事实，不仅信口雌黄地任意歪曲和篡改历史，完全置“五·四运动”之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逐渐崛起直至中华民族全面崛起，从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历史事实和客观现实于不顾。而且更是毫无羞耻地跨越了北洋军阀、国民党统治、抗日战争、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开放等多个历史阶段这九十多年的时空距离，把改革开放都已经进行了三十年之后中国主流社会才出现文化和民族精神崩溃的原因，嫁祸到了在九十多年前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鲁迅等人对国民劣根性及其产生根源孔孟之道的揭露与批判上。不仅如此，凡是对中国主流社会文化和民族精神崩溃的真正原因进行的揭露与批判，文化精英们不仅一律都打着继承和维护传统文化的幌子给其扣上一顶是进行文化自虐的帽子，而且还更象疯狗般地对其进行疯狂地围攻和谩骂。对于民族传统文化，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有鉴别才能有总结，有总结才能有发展，有发展才能有维护，有维护才能有继承。只有在与其他民族的文化进行对比、较量之后，才能正确认识自己民族文化的优劣，才能找到维护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有效方式，才能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才能将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下去。文化精英们躲在毛泽东为中华民族打造好的防火墙之后，一边极其无耻地恶毒攻击与污蔑毛泽东，一边采用这种极其巧妙但也极其卑鄙下流的手法，全面恢复了曾经给中华民族带来无尽灾难的孔孟之道。不仅如此，文化精英们和改革精英们还出于彻底否定毛泽东、彻底否定毛泽东思想的共同需要，狼狈为奸，使孔孟之道与所谓的“普世价值”合流在一起，从而组合成了一种极端邪恶的文化并拼命地向在改革中被赶出了工厂、被赶出了矿山和被赶出了土地的新时代的中国穷人灌输，向所有的中国人灌输。于是这才不仅造成了今天中国的新时代穷人丧失了反抗的精神和勇气，丧失了尊严的意识，从而面对欺辱而不敢反抗，而且更造成了今天的中华民族在处理国际事务的时候，面对欺辱却只能是逆来顺受。于是也就有了“救美国就是救中国”，“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最好的爱国”这样无耻至极的谬论。经过改革精英和文化精英们三十多年来的不懈努力，今天的中国，不仅由于孔孟之道的全面恢复和西方文化的大举入侵而使一些人的思想麻木和精神颓废的程度远远地超过了鲁迅等人生活的那个时代，而且甚至象小说《敌后武工队》里的那个想用搞别人老婆的办法，来作为自己的老婆被别人霸占后心理补偿的哈巴狗所尊信奉的那种极为无耻的人生逻辑也大行其道。尤其是目前混迹于主流社会的那些人，大多数都信奉与哈巴狗相同的人生逻辑：在受了比自己富或是比自己强的人的剥削和欺压之后，尤其是在不得不向自己的上级行贿的时候，总是要在比自己穷或是比自己弱的人亦或是自己下级的身上加倍地补偿回来，在老婆被自己的上级霸占之后，就去搞自己下级的老婆作为心理上的补偿。这样的人生逻辑在目前的中国甚至已经发展到了有些人是先向自己的下级索贿，然后再向自己的上级行贿，先霸占下级的老婆，然后再任凭上级霸占自己老婆的程度。就是由于这种极端无耻的人生逻辑的大行其道，所以才有了今天中国社会道德的彻底沦丧。

制止暴力的唯一方法，就是只有进行暴力反抗，而反抗就必须要具有反抗的精神和勇气。反抗的精神和勇气的产生，就必须要挣脱思想上的束缚和精神上的禁锢。鲁迅等人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对国民劣根性及其产生根源的孔孟之道的揭露与批判，不仅唤起了中国劳动人民的觉醒，而且更有力地促进了马列主义在我国的传播，从而才打碎了束缚中国人思想和禁锢中国人精神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体系，打碎了自古以来剥削有理、压迫合理的社会伦理体系。如果没有鲁迅等人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对国民劣根性及其产生根源的孔孟之道的揭露与批判，如果没有“五·四运动”的打倒孔家店，那么大多数中国人的思想状况和精神状态可能直到今天还都会象祥林嫂和闰土那样。如果当年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中都是祥林嫂和闰土式的人物，那么不仅不会有中国革命的成功，而且就连中国革命都不会发生。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是由特殊的钢铁战士组成的，所以才能在物质条件极其落后的情况下，将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富人和骑在中华民族头上的一切侵略者打翻在地，从而使中国的劳动人民站起来，使中华民族站起来。而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和人民军队的战士之所以能够成为特殊的钢铁战士，就是因为他们在思想和精神上挣脱了孔孟之道的束缚和禁锢，是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正是由于深知挣脱思想束缚和摆脱精神禁锢的重要作用和意义，所以，从未与鲁迅谋过面的毛泽东才会这样说到：“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由“五·四运动”拉开序幕的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统治、争取民族解放的民族革命和劳动人民反抗封建统治、推动中华民族向前发展的民主革命，造成的只是封建剥削和封建压迫的社会体系的崩溃，造成的只是帝国主义在我国的统治秩序的崩溃。而且正是由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及马列主义在我国的广泛传播，才使中华民族实现了民族精神的崛起，实现了民族新文化的崛起，而后才有了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华民族的全面崛起。但是，衡量中华民族处于何种的历史状态，中国的富人和依附于富人的文化精英与劳动人民群众由于观察问题的角度和自身的感受不同，特别是由于两个阶级的本质不同，因此得出的结论也就会必然不同。四肢着地的状态在两脚能够直立的人看来是跪下的，而在只能四爪行走的狗看来，四肢着地的状态却是站了起来。所以，在文化精英的眼中，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的一九00年，中华民族是站起来的。而到爆发了“打倒孔家店”、唤醒了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爱国激情、拉开了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与压迫的民族解放斗争序幕的“五·四运动”的一九一九年，中华民族却崩溃了，中华民族竟跪下了；在文化精英看来，一九四九年之后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一九五0年痛击美帝、一九六九年力抗苏修时的中华民族是跪下的，而直到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的二00九年，在深陷美国重重的军事包围、在靠每年要送给美国多达几百亿美元的外贸补贴才能换来暂时的国家安全、在中国的卖淫妇女遍布世界各地、在几百名中国妇女在自己的国土上集体向日本人卖淫、在一百多名男女工人在自己的国家里集体向一个韩国女老板下跪、在穷人被逼得不得不给富人的死狗下跪、在农民工为讨回自己的血汗钱而不得不向老板及有关部门下跪、在饱受冤屈的上访人为了伸冤还仍然要跪访的时候，中华民族才呈现出了崛起的趋势。

面对邪恶与残暴，不屈的突尼斯人民选择的是反抗。面对同样的邪恶与凶残，中国人民却顺从地选择了跪下。从突尼斯仅仅因为有人以自焚的方式来抗议警察的粗暴执法就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反抗这件事来看，孔孟之道对于维护国内的稳定是多么的重要，在天安门广场竖起孔子塑像的举措是多么的及时，是多么的具有远见卓识，孔孟之道真不愧是最出色的保安。

下跪本是我国上古时期还没有发明裤子时人们的一种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起居方式，但是自从椅子、也就是我国古人通常所称的胡床从西域传入到了中原地区之后，下跪的这种生活方式也随之开始逐渐远离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因此从上古时流传下来的下跪这种生活方式，后来也就逐渐演化成了我国古代一种非常隆重的礼仪形式。这种礼仪形式只有在祭祀祖先，节日和佳期里拜见父母、拜见尊长，迎接、晋见上司或祭奠亡者的时候，才需要演示。至于下跪为什么能够演化成为我国古代一种非常隆重的礼仪形式？可能就是如曾子所说的那样，是为了慎终追远吧。由于下跪后来不仅成为了中国人的一种非常隆重的礼仪形式，而且更是人们从内心深处反映出来的向战胜者、征服者或是强者表示顺从、服从、恭顺或是乞求的一种真诚的表达方式。所以，轻易地下跪，或是被逼迫地下跪，不仅会被人看作是一种无奈，甚至更被人看成是蒙受了一种极其严重的羞辱。而逼迫他人下跪，也就成了战胜者或征服者在心理上也征服了战败者或被征服者的一种有效的表达方式和象征。由于中国人在古代的时候被人逼迫下跪的次数太多，为了防止因此而形成一种习惯，所以，为了教育人们能够自觉地维护做人的尊严，中国人又创造出了“男儿膝下有黄金”这句谚语来自勉或是勉励他人。尤其是“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在我国长期以来更是成为了衡量一个人有无坚定的民族气节和做人尊严的标准。而且后来随着中华民族高尚的民族气节和做人尊严的恢复与发展，这一标准曾经都提升到了文革时期的“冻死迎风站，饿死腰不弯”这样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随着时代的前行，下跪的这种礼仪形式虽然也离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渐行渐远了。但是，下跪作为某些中国人一种明哲保身的有效手段，却始终没有离开过中国。中国的穷人为什么这么喜欢下跪？这是因为中国的穷人大多都相信了“仁者爱人”；中国的富人和强者为什么热衷于逼迫他人下跪？这是因为中国的富人和强者不仅为富不仁，而且还更信奉“不杀穷人不富”，不欺压他人就不足以表明自己高人一等的这样一种理念，更是怀有一种强烈的衣锦还乡和光宗耀祖的炫耀心理。

衣锦还乡和光宗耀祖的炫耀心理是中国人在长期的小农经济生产状态下而形成的一种熟人社会环境中养成的一种特殊的心理习惯。在特别讲求“百事孝为先”的孔孟之道成了国家的统治思想之后，大多数中国人的这种心理习惯也就越发地强烈。就连那些外出逃荒发了点小财的人，都强烈地企盼着能够“衣锦还乡”。衣锦还乡是为了炫耀自己比他人富，比他人强，而光宗耀祖那就更是为了显示自己高人一等。不高人一等就不能光宗耀祖，光宗耀祖那就必须要高人一等，而高人一等那就只能是别人跪下而自己站着。如果有人不愿跪下，那就要动用强迫的欺压手段了。而且为了能够一劳永逸地永远欺压被欺压者，那就需要被欺压者必须在心理上也要接受这种欺压，而被欺压者在心理上表示接受了欺压的最好方式，莫过于是跪下了。所以欺压者才往往会用逼迫被欺压者下跪的这种方式，来考察被欺压者是否在心理上接受了欺压。将欺压进行到底，是大多数中国人都懂的道理。就连小孩子打架时，在打败了对手之后往往都会问对方是“口服”还是“心服”。正是由于许多中国穷人都相信了“仁者爱人”，所以做事才一贯幻想着靠别人的施舍而不是凭自己的努力，尤其是当面对欺压的时候，由于大多数人都幻想着对方能大发慈悲故而才放弃了反抗。做事凭自己的努力和面对欺辱而选择反抗，那就只有站起来；而乞求别人的施舍与大发慈悲，那就自然要卑躬屈膝的给人下跪了。由于许多中国穷人做事一贯幻想着靠别人的施舍，面对欺辱总是幻想着对方能大发慈悲，所以下跪自然也就会多起来，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习惯。而中国的富人和强者由于不仅经常地以欺压别人、经常地以逼人下跪这种最直观的表达方式来证明自己比别人强，比别人高一等，因而他们自己在心理上也非常认可并接受了下跪的这种表达方式。所以，当这样的富人和强者在比他们更富更强更高一等的人面前，下跪自然也就比任何人都更主动、更顺从、更心悦诚服。时间一长，中国的富人和强者以及依附于他们的文化精英们不仅膝盖骨都软了，从而使下跪更加自然和习惯，而且还都养成了狗一样的性格。在弱者面前凶残无比，在强者面前恭顺异常。我国民间有句形容富人和强者的谚语说得好：“人敬有钱的，狗咬穿破的”。既然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么己之所欲，自然也就要施于人了。

正在孔孟之道的长期束缚和毒害之下，才使得相当大的一部分中国人由于思想麻木和精神颓废从而不仅在金钱面前成了懦夫，在权力面前成了懦夫，在残暴面前成了懦夫，而且更是丧失了反抗的精神和勇气，丧失了做人的自尊意识。丧失了做人的自尊意识，那就极易为人所利诱；放弃了对邪恶的反抗，那就不仅仅是意味着必然要接受欺压与奴役，而且更会使邪恶从非法变成合法，从无理变成合理。如果没有杨白劳的以死抗争，则不能彰显出社会制度的邪恶；喜儿如果欢天喜地地去给黄世仁当“二奶”，也就不会引起大春对那个邪恶社会的殊死反抗了。

“性格决定命运”。不同的文化决定了不同的民族性格，不同的民族性格决定了民族的不同命运。信奉孔孟之道之后两千多年的中华民族可谓是命途多舛，整个民族的灾难几乎是一直伴随了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直到中国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直到中国产生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中国无产阶级新文化，直到毛泽东思想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直到中国的无产阶级不仅真正地觉醒了而且还掌握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导权之后，中华民族才真正地站立了起来。“五·四运动”爆发之后，随着中国劳动人民群众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和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主导，中华民族才从任人宰割走向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今，随着孔子塑像的竖起，中华民族也必将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再次走向任人宰割。从东海问题和南海问题来看，这个过程实际上在目前就已经开始了。

思想斗争的目的，就是为了明辨是非。明辨是非的目的，就是为了唤醒思想麻木的人民群众，就是为了争取更多人的支持，就是为了积蓄更多的力量。思想斗争的激化，最终必然会转化为政治斗争。有人曾经乐观地预测，只要中国一旦出现政治斗争的局面，劳动人民就会顺利地取得胜利。但是，这种乐观不仅是建立在对手的昏庸与腐朽之上，而且同样也缺少对自己的清醒认识。在今天中国的许多劳动人民群众仍然还处在跪着的状态下，中国一旦出现了思想斗争转化为政治斗争的情况，那么劳动人民群众再次当家作主的企盼必将会是最终只能企盼来又一场“四·一二政变”，企盼来又一场“四·一二大屠杀”，目前中国的劳动人民群众还不具备进行政治斗争、甚至是政治反抗的条件。尽管如此，但是中华民族不能不要未来，而中华民族的未来只能寄希望于中国的劳动人民身上，因此中国的劳动人民不管在如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也不能不为中华民族的未来去努力。如何尽量避免象“四·一二大屠杀”这样的阶级悲剧和民族悲剧的出现？那就只有寄希望于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迅速觉醒和党内健康力量的快速成长与壮大了。而唤醒劳动人民群众和促进党内健康力量的成长与壮大，那就只有进行坚决的思想斗争。对于中国的劳动人民群众来说，未来思想斗争的路程还一定会更加地艰难而漫长。同志们不仅要有信心，而且还更要有耐心。如果没有思想斗争的胜利，就不会有党内健康力量的迅速成长壮大和劳动人民群众的觉醒，也就不具备进行政治斗争甚至是进行政治反抗的条件。如果没有党内健康力量的迅速成长与壮大，如果没有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觉醒，如果跪着讨薪的农民工不从地上站起来，如果跪着上访的那些人不从地上站起来，如果失业工人和失地农民不从彩票站里走出来、不从麻将桌边离开，如果我们的青年不从网络游戏中走出来，不从色情、搞笑、荒诞、体育等电视节目里走出来，劳动人民群众想取得政治斗争的胜利而再次当家作主，那就只能是一场幻想。即使是上天再给中华民族降下一位毛泽东，即使是毛泽东再次率领象狼牙山五壮士和江姐那样由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人重新建立一个劳动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那么劳动人民群众也会再次拱手将其交出去。

今天，中国新时代穷人的跪下，绝不仅仅是意味着中国的劳动人民群众再次受到了欺压，而是意味着中华民族今后将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跪下去，信奉孔孟之道的中国富人和依附于富人并口是心非地极力宣扬孔孟之道的文化精英们从来就没有撑起过中华民族伟岸的身躯。历史的经验告诉了我们，中国的富人和文化精英们站起来，劳动人民群众就得跪下去；孔子站起来，中华民族就要跪下去。中华民族的历史写得清清楚楚，孔孟之道成为统治思想之后的中华民族从来就没有彻底打赢过一场反侵略战争。尽管西汉初年的汉武帝时期曾经取得过对匈奴反击战争的暂时胜利，但是最后却仍然不得不继续靠采取对匈奴和亲的屈辱办法来保障国家的安宁。即使是今天中国人引以为豪的盛唐时期，也不得不继承了汉代那样屈辱的和亲政策。特别是南北两宋，绝大多数时期都不得不靠花钱来国家的买平，来买民族的生存。

今年是辛亥革命爆发的第一百周年。可是，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统治象征的皇帝，建立起了名义上的共和国，但却丝毫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丝毫没有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丝毫没有改变中国的国际地位。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仍然还是跪在地上，仍然继续遭受着世界列强的蹂躏。辛亥革命之所以未能完成使中华民族摆脱世界列强压迫的民族革命，从而使中华民族站起来，就是因为辛亥革命没有找到能够战胜世界列强的真正力量。辛亥革命是一场以富人和文化精英们为主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革命，而我国的富人和文化精英们已经渗透到了骨髓中的惧外与媚外心理，决定了他们注定要在外敌面前屈膝投降。因此，直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随着中国劳动人民的站起来，中华民族才站了起来。中国劳动人民的站起来，不仅标志着中国的劳动人民群众从此不再遭受剥削，不再遭受奴役，而且更是标志着整个中华民族从此在这个世界上不再遭受蹂躏，不再遭受欺压，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与欧美和日本等列强并存的世界上，只有中国的劳动人民站起来，中华民族才能站起来。中华民族的主导权只有掌握在劳动人民的手中，中华民族才不仅能够有尊严的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也才能够繁衍生息下去。

坚持批判地继承民族传统文化的我国劳动人民从来就没有全面地否定过我国的传统文化，也没有否认过孔孟之道中也有一定的积极因素，而且这些积极因素在古代也曾经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过积极的推动作用。继承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为了增强中华民族的情感，总结、批判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为了促进中华民族的发展。孔孟之道中的那些积极因素，只有在中华民族能够守护住自己的国门，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或是游离于世界民族之林以外的情况下才能发挥其作用。但是，自欧美等民族完成了工业革命之后，世界上就再也没有了一块净土，中华民族也再也无法游离于世界民族之林以外而靠孔孟之道的“温良恭俭让”又不能维护民族的自立。自 “鸦片战争”起，中华民族被世界列强用战争的方式强行拉进了世界民族之林并逐步丧失了民族独立之后，孔孟之道中的那些原本积极的因素不仅再也无法发挥其积极作用，而且在中华民族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还变成了消极的因素。“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动地融入世界的历史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文化的优劣不能靠自我标榜，而是要靠对比和对抗。孔孟之道就是在与其他的民族文化经过了对比和对抗之后，才暴露出了它的腐朽与落后。与信奉弱肉强食的丛林文化的欧美及日本不得不共处在一个世界之上，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悲剧，而且也更是孔孟之道的悲剧。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西方弱肉强食的丛林文化，如果信奉弱肉强食的丛林文化的西方人永远也到不了世界的东方，如果中华民族能够继续游离于世界民族之林之外，如果孔孟之道能够守护住中华民族的国门，那么任凭孔孟之道在自己的家里尽情地自娱自乐、哪怕是象什么“崛起”、“站起来”和“不高兴”那样的意淫也未尝不可。可是，这一切都只是如果。历史告诉了每一位中国人，自从欧美国家扩张到了中国的家门口之后，中华民族近代的历史悲剧就开始上演了。造成中华民族近代历史悲剧的外部原因，是西方人所信奉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文化，而内部原因，就是孔孟之道的腐朽与没落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不仅腐朽没落的孔孟之道回归了，而且中华民族在近代曾经上演过的历史悲剧，也开始再次上演了。今天中国顺从地全面接受欧美国家制定的世界政治和经济规则的结果，就是不仅要每年送给美国等发达国家多达几百亿美元的贸易补贴，而且更要用自己的血汗和自然资源的消耗与自然环境的破坏，去改善欧美等发到国家人民的生活。尽管有关人士可能也不想这么做，但却已是身不由己了。

中华民族目前之所以还能够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勉强地站立着，就在于毛泽东留下的“两弹一星”至今仍然还在有效地庇护着中华民族，就在于毛泽东时代为中华民族打下的坚实的文化基础、科技基础和工业基础仍然还在顽强地支撑着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目前之所以还能够踉踉跄跄地勉强前行着，就是因为绝大多数的中国劳动人民群众不管在如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仍然还在不屈地坚守着毛泽东思想。　　

选择哪种思想作为中华民族的指导思想？选择何种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主导文化？是决定中华民族生与死的问题。中国的劳动人民之所以在目前这种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仍然还要进行苦苦的抗争，之所以在如今这种极其险恶的环境中仍然还要与普世价值和孔孟之道进行坚决的思想斗争，就是为了整个中华民族，而绝不是仅仅为了劳动人民群众自己。劳动人民群众与文化精英目前正在激烈进行的这场思想斗争的结果，绝不仅仅是只关系到劳动人民群众自己的命运，而是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甚至是关系到整个人类的命运。在西方弱肉强食的丛林文化不仅不会自动消亡，而且在目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会依然盛行有效甚至还必将有所发展的情况下，中华民族只有坚持以毛泽东思想来武装人们的思想和强化民族的精神，才能战胜弱肉强食的西方丛林文化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拯救正在面临弱肉强食的西方丛林文化吞噬的整个人类。而中华民族一旦选择了只能麻痹人们的思想，禁锢和弱化民族精神的孔孟之道，那么等待中华民族的，就只有灭绝和死亡。今天，以灭绝中华民族为目的的改革精英之所以会与文化精英合流，就是由于看中了孔孟之道的这种功能，因此才会与文化精英联手重新竖起了孔子，试图以以孔孟之道作为推广普世价值的吹鼓手和抬轿夫。经过了十几年的思想交锋，在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不懈与不屈的抗争之下，改革精英们所极力兜售的普世价值由于彻底暴露了其毁灭中华民族的罪恶目的，因此已经变得臭不可闻而失去了其欺骗性。目前尽管虽然改革精英们仍然还在毫无羞耻地继续兜售着所谓的普世价值，但是这把明枪已经明显地失去了其杀伤力。但是，由于所谓的文化精英们在全面恢复孔孟之道的过程中不仅打着恢复和维护传统文化的幌子，而且这些文化精英们自己更是以民族主义的面孔出现在世人面前，所以这支暗箭目前仍然还具有相当的欺骗性，因而也就还具有一定的杀伤力。特别是某些文化精英意淫出来的所谓“崛”、“站起来”、“不高兴”等，更是由于符合并满足了一些人的民族虚荣心，所以不仅增大了其欺骗的效果，而且更造成了目前国内思想斗争的激化和复杂。在目前越来越凶险而且还越来越复杂的思想斗争中，为了劳动人民群众自己阶级的未来，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为了整个人类的未来，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不管冒着多么严峻的凶险，不管面临着多少艰难险阻，也要把与普世价值和孔孟之道进行的这场思想斗争坚持下去并直至取得最后的完全胜利。因此，在目前进行的这场思想斗争中，劳动人民群众不仅仍然不能对普世价值这把明枪掉以轻心，而且更要时刻提防文化精英们打着恢复和维护传统文化的幌子而射出的孔孟之道这支暗箭。在斗争中，劳动人民群众要充分运用毛泽东思想这一锐利的思想武器，对普世价值和孔孟之道展开坚决的还击，要坚决夺回中华民族的文化主导权并进而夺回中华民族的全面主导权，要坚决用毛泽东思想重新将中国劳动人民群众的思想武装起来。中国劳动人民群众的思想只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才能再次站起来，才能不仅牢牢地把握自己的命运，而且更能牢牢地把握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华民族只有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才能够永远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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