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仰：中国模式不同解读的背后

    “中国模式”日益成为热门话题，在我看来，在未来很长时间里，“中国模式”仍将是社会话题、政治话题和学术话题。不管有些人多么不愿意，这个事实将无法改变。

    当前对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大致可以分为几个层次。首先，有没有“中国模式”？虽然有些人不愿承认有所谓“中国模式”，但是，中国近几十年的高速发展，显然没有完全遵循西方教科书的方式，并且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这一点难以否定。因此，不承认有“中国模式”的观点，实际上很无力。那种言必称希腊的书呆子，面对现实，常常是虚弱的。
    “中国模式”另一个层次上的问题是：如果有中国模式，那么，它究竟是临时的、阶段性的，还是长期的？或者说，中国模式究竟只是在现代化发展的起步阶段有效，还是在现代化高水平阶段依然有效？有相当一批人虽然不喜欢“中国模式”的说法，但是，面对现实，不得不接受“中国模式”的存在，然而，他们发自内心地不相信“中国模式”是长久性的，而只愿意承认它的阶段性，甚至希望这个阶段越短越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模式”已经产生的巨大影响，与西方教科书太不一样。如果西方教科书要做修正，他们也希望修正得少一点，作为特例，一句话带过，最终还是要回到西方教科书的经典理论中。
    “中国模式”是临时性的还是长期性的，还牵涉到另一个层次：所谓“中国模式”究竟是什么？它与西方教科书的差别究竟在哪里？对此，当今世界讨论的人很多，给出令人信服答案的不多。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必要区分一下——谁在说？毫无疑问，有一部分人讨论这个话题是从学术和理论入手，比较客观。他们如果发现“中国模式”的确有价值，会真诚地放弃自己以往的观点。比方说，曾经以“历史终结”而声名大噪的美国学者福山，近来对这个问题就有较大的转变。对于像福山这样的学者，客观讨论、客观研究是可能的，而对于另一些人，则很难。
    当今社会有一些人，尤其在中国国内，只承认“中国模式”的阶段性，对于“中国模式”的本质不想做深入探讨，只想早早走出“中国模式”的临时阶段，奔向西方教科书的经典设计。不是因为他们不会研究分析，而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愿意。换句话说，即便从理论上可以得出结论说“中国模式”是可以长久的，是有道理的，他们也不愿意接受。这个现象的出现，不仅仅是感情、信仰等问题，而是利益问题。看不清这一点，很多时候我们将搞不清某些人究竟在说什么。
    中国这几年抓了一些贪官和奸商，但是，还有一些没抓出来。对于尚未被揭露的中国贪官和奸商来说，“中国模式”实际上是给他们带来不少好处的，否则，他们也很难成为腰缠万贯的贪官、奸商。换句话说，“中国模式”的存在，使得他们发财了。如果没有“中国模式”，这些人未必能发财，或者未必能发如此大的财。然而，这些尚未暴露的贪官和奸商现在有了一个最大的担心和焦虑——担心“中国模式”将会长久。因为，一旦“中国模式”长久，今天能抓铁道部长刘志军，明天就能抓张志军、李志军。说不定哪天就抓到他们头上。所以，如果“中国模式”长久，对于尚未暴露的贪官和奸商来说，他们的财产乃至生命随时都有可能“不安全”。一些专家已经配合他们到处再说：中国富人为何移民海外？因为中国“不安全”。但是，他们要的是什么样的安全呢？难道是大赦所有贪赃枉法、不义之财的安全？
    对于尚未暴露的贪官和奸商来说，更为严重的是，中国出现了一个“重庆模式”。“重庆模式”似乎已经开始在理论和实践上丰富了和突显了“中国模式”的具体细节。如果说以往的“中国模式”的确还有种种不合理的地方，致使某些人能够疯狂捞钱，大肆进行权钱交易，那么，“重庆模式”似乎正在作出努力，要修正以往“中国模式”的缺陷，使得“中国模式”更加成熟和完善。如果“重庆模式”一旦真的做到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变成真正长久有效的“中国模式”，对于尚未暴露的贪官和奸商来说，那就太可怕了。那将不是西方教科书轻描淡写修正一下那样的小问题，而是关系到他们身家性命的大问题。所以，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必须反对“中国模式”，虽然他们曾经利用“中国模式”的缺陷发了财，但是，当“中国模式”开始弥补自身缺陷、有可能让他们重新一无所有的时候，他们绝不愿意看到“中国模式”长久地持续下去。
    尚未暴露的贪官和奸商希望怎样的政治制度？当然就是美国式的。美国式的政治制度对于他们有什么好处？举几个例子。美国总统可以是商人，然后做总统，例如布什一家；美国副总统也可以是商人政客两不误，例如切尼；美国军队的领导人，也可以在商界和军界任意转换，例如前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曾经是通用的总裁，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也利用军权从商业中发了大财；美国政府经济领域的官员，也可以在政府高层和华尔街自由跳跃，例如前财长保尔森；甚至美国农业部，也可以同孟山都这样的跨国公司建立畅通无阻的“旋转门”；……换句话说，美国的政治制度保证了资本家与政界、军界、经济界的密切关系，随时能够转换。上述人等有多少钱，谁去追究？如果这种制度进入中国，尚未暴露的中国贪官和奸商，基本上就彻底安全了。
    如果中国快快变成美国那样的政治制度，尚未暴露的贪官和奸商就可以大摇大摆地既赚大钱又掌大权了。因此，面对当今中国某些资用文人不遗余力地攻击中国的现政府，把一切社会问题都推到“权力滥用”、“体制弊病”，我们应该多一个心眼。说这些话的人，或者支持说这些话的人，其中一部分正是得益于“权力滥用”、“体制弊病”，而又担心“权力滥用”、“体制弊病”会反过来伤及他们自己。等于是说，他们曾经利用“权力滥用”、“体制弊病”而攫取了巨大的资源，如今，他们开始不安。尤其是，当他们看到权力和体制的改革方向不是他们所希望的那样时，他们便迫不及待地希望赶紧换一种权力方式、换一种体制方式，从而把自己目前不便公开的巨额财富合法化，并进一步获得权力和财富的双丰收。所以，对于“中国模式”是否存在、是否长久、如何改进等等问题，我们不光要从理论上探讨，还要充分注意，是谁在说话。当巨大的利益牵涉其中，看起来像是客观的理论研究，常常也是用心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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