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决战先生闲扯夏曦主义以及杂七杂八
——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本人曾经以左派自居过，不过已于去年辞掉了。原因也已说过：害怕右派杀左和左派肃反；但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没说，就是三省我身，发现自己只是思想上的左派，而非行动上的左派，即从前常批评的“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秦川牛网友“目前还是在努力争取当左派”的自谦，与我心有戚戚焉。不过，倘有人也像诬蔑决战先生那样，“诬蔑”我为“毛左”，我也决不会感到冤屈，只会觉得惭愧，因为我不是革命者——“儒以文乱法” ，“‘乱’之和‘犯’，决不是‘叛’，不过闹点小乱子而已”（鲁迅）。这也正是我无比景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先烈的原因——他们做到了我没能做到的事情。否则，我仰视他们的目光定会稍降些。
最近形势喜人，乌有左派里又涌现出了多位肃反维稳大将。其目光之辣、智商之高非我等脑残弱智所能及之万一。古之名将吴起被追杀时，机智地抱住了皇帝他亲爹的尸体，使其沾光挨箭。结果借皇帝之手报了仇；文人热衷于当官，就是想“顶着一个皇帝做傀儡，得罪了官就是得罪了皇帝”。——君子善假于物也。今之肃反专家之聪明较吴起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位先生划下的肃反标准足可以使所谓的左派人人自危，包括张宏良在内——“批邓”；美化前30年，丑化后30年，等等。然而这位先生肩扛的大旗却是“挺张”，反对他就是反张；批评老同志的时候又打着群众以及“四月青年”的旗号，反对他就是反对群众和“四月青年”。本人闭塞，不晓得有哪位老同志批过“四月青年”“转移了斗争大方向”。即使所谓的“形左实右”不也在理论上反帝反资么？一位先生为“钱云会”案、李刚之子案辟等谣时，其清醒、理性、谨慎和缜密不亚于福尔摩斯，惟恐冤了一个官（或二代）。然而在左派内部肃奸时的轻率和霸气却又不让当年的夏曦——只是没有枪和权,惟恐放过一个。对待上层呵护体谅备至，要允许他们犯错误还要看到他们的功绩；对待下层苛责求全，不允许他们说错一句话。为何前后判若两人呢？莫非“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难怪孔子已铜像巍巍。
认为“真正的危险，不是国民党的军事围剿，而是睡在我们身边的阶级敌人”（耳熟？），始终对内部的“反革命”高度警惕的夏曦，因为几位红军将领怀念丢失的根据地主张带几十人枪打回江湖，便臆断他们要去投敌而当夜枪杀之。为创建和保卫根据地立下赫赫战功的共和国第一号烈士段德昌也是这个原因被杀害的（这位铁骨铮铮的汉子临刑前还要求用刀砍，把当时珍贵的子弹节约下来打敌人）。此外还有周逸群、万涛、王炳南、柳克明等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不少人只是因为发了一句牢骚。“党苏干部十分之九是改组派”，当夏曦做出这样的判断并雄心勃勃地计划第五次“肃反”时，红二方面军只剩下了3000人。当肃反结束恢复党组织时，许多党员仍心有余悸，不愿再进党组织，或干脆不承认自己是党员。在战场上都不失为猛将的汉子竟号啕大哭，表示愿意跟党和胡子干到底，让干啥就干啥，就是不干党了。——每读这段历史，内心都要受伤。
补充一个证据，本人曾经特意在左派群里粘贴了 张宏良 先生的两段话，果不其然，立马遭到迎头痛击：“美国派来的吧？”“有人挑拨政府和人民的关系。”没有被群殴，原因恐怕还是大家刚看过 张宏良 先生那篇文章，知道出处而投鼠忌器。
决战先生是个聪明人，挺邓的同时也拉上了洪培博垫背。反对他就是挺洪博培，就是“在的上空游荡的二狗子”（决战）。——您挺的原因不只是后者吧？不是还有什么GDP和“让少数人先富起来”么？在我看来，相比之下决战先生还稍逊一筹不够老练：您在前一篇文章中开门见山“写了这篇文章，大概要与半数左派彻底决裂了”，显然心知肚明，有备而来。遭到反对便祭出下文指摘这“半数左派”（不少虽反对但未留言的左派）都是“二狗子”，不是明摆着志在钓鱼么？现在我自行跳出来咬钓，您是否很有成就感呢？
毛主席当年剿匪，始终坚持一个原则不动摇——“首恶必办，协从不问”。按照这个原则，就应该先把那个首恶、教唆者、煽动不明真相群众散步的洪博培洋鬼子拿下，——美国人给我们做过这样的榜样。不敢？那就揣上羊角锤去收拾一下转基因形象大使方舟子二鬼子也好啊。犯罪？看来还是“果断”地到维稳最妥当，也最适宜。首先，地球人都知道，到这里来的网友大都是在竞争中失败的“弱势”。“改革后的近三十年，中国已经有了几千万个有钱人，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称为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总人数不算少，但是在十三亿人口中大约只占5%。他们生活宽裕，意识形态接近西方，比较有独立的想法，希望社会安定平稳，个人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如果拿人数来讲，恐怕怀念毛泽东是当前的主流。那是一个非常有破坏力的思想，是和谐社会的主要对立面”（茅于轼）。可见，重点在乌有维稳的肃反专家与 茅于轼 先生“英雄所见略同”。难道形势真的要向“强势”左派与“大右”（民族企业家）一起喝茅台畅想，“弱势”左派与“小右”一起喝二锅头骂娘的方向发展？——阶级立场竟如此泾渭分明？其次，“挑软柿子捏”那可也是有历史传统的。当年不就“果断”地把那些叫嚣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首恶礼送出境了么？同时，一位叫王仙峰的“弱势”却被“维稳办”了；我一位练圈功的“弱势”女远亲也在二会前被“维稳”了。她只是李大师的的受害者，不发传单不发展会员只是在家自练，——她相信这玩意能防疾病还能开天目。按照“首恶必办，协从不问”的原则，以及美国反恐的标准，是否应果断地向美国照会通牒，要求引渡那个姓李的首恶；敢包庇者就是支持“恐怖”？不行，军事力量差距太大，还得韬光养晦下大棋。——策略，也是维稳者的燎亮口号。一位网友就从这样一篇宏文里看到了国民党统治下的鲁迅的影子。
个人建议，不要再把“策略”这个词也糟蹋了。鲁迅在白色恐怕之下，谈风月，写日记，讲古人，……然其观点却始终如一地隐匿其中。何曾写过一篇歌颂那位东征、北伐功勋，坚持中 山 先生三民主义不拨乱反正、不易帜，从未对中 山 先生三七甚至二八开的蒋委员长的“大策略”？一九二八年恐怖大屠杀时，鲁迅却策略地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现在易犯嫌疑，忠实同志被误解为共党，或关或释的，报上向来常见。万一不幸，沉冤莫白，那真是……。倘使常常提起这些来，也许未免会短壮士之气。但是，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革命的完结，大概只由于投机者的潜入。也就是内里蛀空。这并非指赤化，任何主义的革命都如此。但不是正因为黑暗，正因为没有出路，所以要革命的么？倘必须前面贴着“光明”和“出路”的包票，这才雄赳赳地去革命，那就不但不是革命者，简直连投机家都不如了。虽是投机，成败之数也不能预卜的。
托陈取消派也曾经大仁大义地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这样指责过毛泽东们的不懂策略——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中国康缪尼斯脱不采取退兵政策以预备再起，而乃转向军事投机。他们放弃了城市工作，命令党员在革命退潮后到处暴动，想在农民基础上制造Ｒｅｄｓ以打平天下。七八年来，几十万勇敢有为的青年，被这种政策所牺牲掉……
说明一下，本人已经承认自己并非革命者，写这些话也非是想自己躲在背后却鼓动别人去送死，只是就事论事而已。本人没有武器批判谁，只有批判的武器。如果硬要我表明动机身份，那我只能属于“扒皮派”，——看不惯就揭露，说话总还可以吧？毛主席还说“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温总理还说“要创造条件让群众批评政府”呢。到了维稳大员这儿就莫论国事——不，莫论国非了？说什么专揭黑暗是蓄意挑拨政府和人民的关系。要歌唱盛世自有中央春晚、宋祖英以及我单位内部的大笔杆子，本人那两把刷子领导还真就看不上眼。
……以前说过，我对国家的维稳能力和国人的情绪稳定之强强联合，满怀信心。
打开窗户说亮话：决战先生力挺“果断”的原因恐怕还是要坚持“告别革命”，“稳定压倒一切”，“警惕右，主要是警惕左”的嘱托吧？否则，怎会如此决情地与“一半左右的左派决裂”呢？——而且这个数字还嫌太保守。当然有一点我相信，决战先生确实“为的是真理和正义，不是私利。”那么我呢？恐怕出于半公半私，因为我是维稳者的对象——被维稳者，在本地“不稳定人员名单”里亲眼见过本人的大名；最紧张时期，本人所居住处所竟荣幸地享受到两个派出所同时看家护院的待遇。大概这就是所谓的屁股决定脑袋。但我也相信，知识分子最喜欢划线：他们自已尿了一泡黄尿都是忧国忧民愁的；而别人一旦反对了他们，轻则是比敌人更危险的“形左实右”，重则就是“帝国主义全盘西化中国的走狗帮凶”。
写到这儿，不禁为我曾经企图赤化过的两位群众松了一口气。一位是曾到山东打工的电工，因为脚骨被挤折不能再劳动而回家休养。本人向他进行了关于外企、外汇等等的国情教育，——肃反专家大概又从中嗅到了某种不正常的气味。可是，他没能如我所盼发宏愿“拼将十万头颅血，誓将乾坤力挽回”，反而从牙缝里狠出了一句话“这个国家灭亡了才好”；另一位是某行政单位的小车司机。我给他讲了中国把稀土、煤炭贱卖日本，日本将其沉入海底储存时故事。这位听了义形于色“人家那是什么民族？人家那是精英民族，咱们是什么民族？咱们是垃圾民族。”现在看来，当初我没推荐这二位上乌有网是多么英明，否则还不被火眼金睛的“福尔摩斯”们逮个正着。我敢向毛主席保证，这二位决不是为日本服务的汉奸。
再说一下决战文中的一位网友跟帖：“动用……，果断……是完全正确的。否则，中国就会成为第二个苏联。中国人民就会跟今天的俄罗斯人民一样受苦受难。”本人的确不了解前一句说的那段事实，姑且认为这个判断百分之百正确，不妄评。本人关注的只是最后一句，而且，中国人民现在是否真的就比俄罗斯人民幸福很多，我没调查也没有发言权。我想说的是：假如将来中俄两个国家中将有一个被灭种，我认定是中国而不是俄罗斯，人家的主粮毕竟没有转基因，资源也比我们耐坚持。所以个人以为，还是不要高兴的太早为好，让子弹飞一会。
最后，让我们认真学习小平同志一篇高瞻远瞩，闪耀着马列主义真理光辉的评苏共的公开信。
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有删节）
这个问题，不仅是判断南斯拉夫国家的性质的问题，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应该走什么道路，是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还是沿着南斯拉夫的道路实行资本主义复辟。这个问题，也关系到究竟怎样认识铁托集团，它是兄弟党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和帝国主义的走狗。
对于这个问题，苏共领导同我们，同全世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存在着根本分歧。
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南斯拉夫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了南斯拉夫人民，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
在赫鲁晓夫看来，原来南斯拉夫不仅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还是一个“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那里，不是“空谈革命”，而是“具体建设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发展”是“对总的国际革命工人运动的具体贡献”，很值得赫鲁晓夫羡慕和学习。
……
赫鲁晓夫早已把一九六○年声明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声明说：“各国共产党一致谴责国际机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变种——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理论’的集中表现”。
……
声明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依赖美国帝国主义者和其它帝国主义者的所谓‘援助’，从而使南斯拉夫人民的英勇斗争所取得的革命成果有失去的危险。”
……
声明说得这样清清楚楚，而苏共领导竟然说：“根据一九六○年声明，我们认为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真亏他们说得出口！
请问：
难道有那么一个像声明所说的，在国际机会主义的变种——现代修正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
难道有那么一个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花了几十亿美元豢养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
赫鲁晓夫断定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据之一是，南斯拉夫没有私人资本，没有私人企业，没有资本家。
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不。
事实是，南斯拉夫的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是大量存在着，而且在迅速发展。
根据社会主义各国的一般情况，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中，国民经济中存在着多种经济成份，存在着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成份，这种现象并不奇怪。问题在于，国家政权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是采取利用、限制、改造、消灭的政策，还是采取放纵、扶植和鼓励的政策。这是判断这个国家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还是朝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根据。
铁托集团在这个问题上是同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在战后初期南斯拉夫曾经一度实行过的社会改革，本来就是不彻底的。在铁托集团公开叛变以后，他们所采取的政策，不是改造和消灭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的政策，而是培植和发展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的政策。
一九五三年，铁托集团公布条例，规定“合伙的公民”有权“创办企业”，“雇用劳动力”。同年，铁托集团公布法令，规定私人有权购买国家经济组织的固定资产。
一九五六年，铁托集团从税收政策等方面，鼓励地方政权扶植私人资本。
一九六一年，铁托集团规定，私人有购买外汇的权利。
一九六三年，铁托集团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又以宪法的形式肯定下来。这个宪法规定，在南斯拉夫，私人可以创办企业，可以雇用劳动力。
在铁托集团扶植下，南斯拉夫的城市私人企业和私人资本像雨后春笋似地发展起来。
据贝尔格莱德官方出版的《一九六三年南斯拉夫统计手册》的材料，南斯拉夫的私人“手工业”已有十一万五千多家。实际上，许多私人企业主并不是什么“手工业者”，而是典型的私人资本家。
铁托集团承认，虽然按照法令，私有者有权最多雇用五名工人，但是有些私有者雇用的工人却高出十倍以至二十倍以上，有的甚至雇用“五百个到六百个工人”。有些私人企业每年的流通额，达到一亿第纳尔以上。
南斯拉夫《政治报》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七日透露说，这些私人企业主往往还是“大企业主”。“这些私人企业主的网散布得多广，他们拥有多少工人，是很难确定的。按照法律，他们有权雇用五个工人帮助他们工作。但是据熟悉内情的人说，这五个人其实是五个包工头，而这些工头又有一些‘低一级的工头’”。“这些包工头往往是一些不再劳动而只是下命令、订计划，坐着汽车从一个企业到另一个企业并签订合同的人”。
……
在南斯拉夫的城市中，不但有私人工业企业，私人服务企业，私人商业，私人房产业，私人运输业，而且还有被称为“私人银行家”的高利贷者。这些高利贷者公开活动，甚至在报纸上刊登这样的广告：“出借三十万第纳尔，三个月为期，归还四十万第纳尔，需要抵押品。”
……
我们再来看一看南斯拉夫农村的情况吧。
……
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个体经济，小生产者经济，每时每日地产生资本主义，只有实行农业集体化，才能把农业引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斯大林曾经指出，“列宁说，只要产生资本家和资本主义的个体农民经济在国内还占优势，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就会存在。显然，只要这种危险还存在，就不能真正地来谈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的胜利”。(《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七页。)
铁托集团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同社会主义完全背道而驰的路线。
本来，南斯拉夫在战后初期曾经实行过土地改革，也组织过一批农民劳动合作社，但是基本上没有触动富农经济。
从一九五一年起，铁托集团就公开宣布放弃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开始解散农民劳动合作社。这是铁托集团背叛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严重步骤。到一九五三年底，这种合作社由一九五○年的六千九百多个，缩减到一千二百多个。一九六○年，又缩减到一百四十七个。南斯拉夫的农村，是个体经济的汪洋大海。
铁托集团公开说，集体化在南斯拉夫是行不通的。他们恶毒地咒?“集体化和剥夺是一回事”，集体化是一条“最长久地保持农奴制和农民的贫困”的道路。他们还荒谬地主张把农业的发展“建立在各种经济力量自由竞赛的基础上”。
铁托集团在解散大批农民劳动合作社的同时，从一九五三年开始，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在农村实行土地自由买卖和自由租赁，实行自由雇工，并且废除农产品的计划收购制度，实行农产品的自由贸易，鼓励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这种政策之下，农村资本主义势力迅速泛滥，农村的两极分化日益加剧。这是铁托集团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重要方面。
……
一九五五年就说过：“我们并不放弃在南斯拉夫有一天将以某种方式把小农庄合并起来……。在美国已经这样做了。我们必须设法解决这个问题。”
斯大林在谈到小农经济向大的农业经济过渡的时候说：“这里有两条道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向前走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向后退到资本主义的道路”。
除了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外，还有没有第三条道路呢？斯大林说：“所谓第三条道路，其实就是第二条道路，就是回到资本主义去的道路”。“因为：回到个体经济去和恢复富农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恢复富农盘剥，恢复富农对农民的剥削，使富农有权势。但是，能不能恢复富农而同时又保持苏维埃政权呢？不，不能。恢复富农的结果必然是成立富农政权而取消苏维埃政权，因而，必然是成立资产阶级政府。成立资产阶级政府的结果又必然是恢复地主和资本家，恢复资本主义。”(《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第二百一十七页。)
更重要的是，在南斯拉夫经济中占决定性地位的“公营”企业，已经蜕化变质了。
铁托集团的所谓“工人自治”的经济，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国家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是铁托集团把无产阶级专政蜕化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些“工人自治”企业的生产数据，不是归某一个或者某几个私人资本家所有，而实际上是归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包括官僚、经理在内的南斯拉夫新型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所有。这个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盗用了国家的名义，依附美帝国主义，披着“社会主义”的外衣，霸占了原来属于劳动人民的财产。所谓“工人自治”制度，实际上是处于官僚买办资本统治之下的一种残酷的剥削制度。
从一九五○年起，铁托集团就公布一系列法令，规定工厂、矿山、交通运输、贸易、农业、林业、公用事业等所有国营企业，都实行所谓“工人自治”。这种所谓“工人自治”的主要内容就是把企业交给所谓“劳动集体”自行管理，由各企业自己采购原料，决定产品的品种、产量和价格，自己到市场上推销产品，自己决定工资，自己决定一部分利润的分配。南斯拉夫法令还规定，企业有权自行买卖和租赁固定资产。
铁托集团把所谓“工人自治”企业的所有制，叫做是什么“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更高形式”。他们说，只有实行“工人自治”，才是“真正地建设社会主义”。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
从理论上说，稍有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所谓“工人自治”、“工厂归工人”这一类口号，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口号，而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口号，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老机会主义者、老修正主义者的口号。
……
在十月革命以后，苏维埃政权的初期，当有人主张把工厂交给“生产者”直接“组织生产”的时候，列宁曾经严厉地批评这种主张，指出这种主张的实质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任何直接或间接地把个别工厂或个别行业的工人对他们各自的生产的所有权合法化、或者把他们削弱或阻挠执行全国政权的命令的权利合法化的做法，都是对苏维埃政权基本原则的极大歪曲和完全放弃社会主义。”(列宁：《关于苏维埃政权的民主制和社会主义性质》)
可见，所谓“工人自治”根本不是社会主义。
其实，铁托集团的所谓“工人自治”，也并不是真的让工人来“自治”，而是一个骗人的幌子。
实行“工人自治”的企业，实际上是掌握在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新型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手中。铁托集团控制了企业的财权和人权，拿走了企业收入的绝大部分。
铁托集团通过银行控制全国的信贷，控制各企业的投资基金和流动资金，监督各企业的财务。
铁托集团通过税收和利息等渠道，攫取各企业的收入。据《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一九六一年工作报告》的材料计算，他们用这种方式，拿走了企业的纯收入的四分之三左右。
铁托集团掠夺人民的劳动果实，主要是用于他们这个官僚集团的挥霍，用于维持它们的反动统治，用于加强对劳动人民的镇压机器，用于通过归还外债和支付外债利息的形式向帝国主义交纳贡款。
铁托集团还通过经理来控制企业。这些企业的经理，名义上由企业招聘，实际上是铁托集团任命的。他们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在这些企业的代理人。
在这些所谓“工人自治”的企业内部，经理同工人的关系实际上是雇佣同被雇佣、剥削同被剥削的关系。
实际情况是，经理有权决定企业的生产计划和经营方向，有权处理生产数据，有权决定企业收入的分配，有权招收工人和解雇工人，并且有权否决“工人委员会”或“管理委员会”的决议。
南斯拉夫报刊反映的大量材料证明，“工人委员会”只是一个徒具形式的“举手机器”，企业的“一切权力都操在经理手中”。
由于经理掌握和支配生产数据，并且掌握和支配企业收入的分配，这就使他们可以利用种种特权，侵占工人的劳动成果。
铁托集团自己也承认，在这些企业中，经理同工人之间不但工资悬殊，而且分红悬殊。有些企业，经理和高级职员分得的红利比工人高四十倍。“在某些企业中，一些领导人员领到的奖金总额，竟等于整个集体的工资总额”。
企业经理还利用特权，巧立名目，取得大量收入。接受贿赂，贪污盗窃，更是企业经理的一项大财源。
广大工人的生活是贫困的。工人的就业没有保障。大批工人因为企业倒闭而失业。据官方统计，一九六三年二月失业者的人数达三十三万九千人，相当于在业总人数的百分之十左右。每年还有大量工人流亡国外。
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南斯拉夫《政治报》承认：“在某些工人和职员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鸿沟，前者把后者看作‘吞掉’他们工资的‘官僚’”。
这些事实表明，在南斯拉夫的所谓“工人自治”的企业中，形成了一个少数人占有多数人劳动成果的新的社会集团，它是新产生的南斯拉夫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一个重要部分。
铁托集团推行所谓“工人自治”，使原来属于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完全脱离了社会主义经济的轨道。
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取消国家统一的经济计划。
第二，把利润作为刺激企业经营积极性的根本手段。企业为了增加收入和利润，可以自行采取各种办法。这就是说，所谓“工人自治”企业的生产目的，根本不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而是像资本主义企业一样，是为了追求利润。
第三，实行鼓励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政策。铁托对企业经理说，“进行竞争将有利于我们的普通人、消费者”。铁托集团还公开说，他们所以允许“竞争、追逐利润和投机倒把等现象”，正是因为“对发扬生产者及其集体和公社等的主动精神起了积极作用”。
第四，把信贷和银行作为支持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的重要杠杆。铁托政权的信贷和银行机构采取招标的办法，投放贷款。谁有偿付能力，谁出的利息高，偿付快，谁就得到贷款。用他们的话说，这就是“把竞争作为常用的分配投资贷款的方法”。
第五，各企业之间的关系，不是在国家统一计划下的互相支持、互相协作的社会主义关系，而是在自由市场中互相竞争、互相倾轧的资本主义关系。
所有这些，都从根本上破坏了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
列宁说过：“没有国家的有计划的组织，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最严格地遵守统一的准则，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百一十四页。)
列宁还说过：“如果对于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不实行全面的国家统计和监督，那么劳动者的政权、劳动者的自由，就不能维持下去，资本主义压迫制度的复辟，就不可能避免。”(《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百三十二页。)
由于激烈的竞争，南斯拉夫有大批企业倒闭。据《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公报》的材料，近几年来倒闭的企业每年都有五、六百家。
所有这些都说明，南斯拉夫的“公营”经济，不是受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规律支配的经济，而是受资本主义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支配的经济。铁托集团的所谓“工人自治”企业，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而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我们要质问那些蓄意为铁托集团翻案的人，你们如果不是存心欺骗，怎么能够硬把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控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说成是什么社会主义经济呢？
美帝国主义的附庸
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复辟的过程，是同铁托集团投靠美帝国主义的过程，同南斯拉夫沦为美帝国主义的附庸的过程，交织在一起的。
铁托集团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就走上了出卖国家主权，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施舍过日子的可耻道路。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一九六三年一月，据不完全统计，美国和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给铁托集团的各种“援助”，总共约五十四亿六千万美元。其中，美国的“援助”占百分之六十以上，约有三十五亿美元。这些美援的绝大部分是在一九五○年以后给的。
为了取得美援，铁托集团同美国缔造了一连串卖国条约。
一九五一年南斯拉夫同美国关于“共同防御援助协议”的换文规定，美国政府官员可以“自由地并毫无限制地”在南斯拉夫境内，对美国军援物资收受和分配情况进行视察和监督，并有“充分获得交通和情报方便”的权利。这个协议还规定南斯拉夫必须向美国提供战略原料。
一九五一年南斯拉夫和美国“军事援助协议”规定，南斯拉夫要对“自由世界的防御力量作出最大的贡献”，要准备向联合国提供军队。美国根据协议派出的军事使团，直接监督训练南斯拉夫军队。
……
从一九五○年开始，铁托集团就取消了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制。
一九五三年颁布《外贸经营法令》，允许企业独立经营对外贸易，允许企业直接和西方垄断资本企业进行贸易。
一九六一年，铁托政权又实行了一次外汇外贸制度的“改革”。这次改革的主要内容，是进一步放宽进出口的限制。对于重要的再加工材料和若干消费品的进口实行“完全自由化”，并且，在不同程度上放宽其它商品的进口限制。对于所谓自由进口的商品所需要的外汇，可以无限制地供应。
大家知道，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制，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列宁说：“工业无产阶级如果没有工业保护是绝对不能恢复我国的工业、使俄国成为工业国的；这里的工业保护指的只是对外贸易垄断制，决不是什么关税政策。”(《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四百一十五页。)
斯大林说：“对外贸易垄断制是苏维埃政府的政纲不可动摇的基础之一”，取消对外贸易垄断制，“就是放弃国家工业化”，“就是让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充斥苏联市场”，“就是使我国由独立的国家变成半殖民地的国家”。(《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九十八、九十九页。)
铁托政权取消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制，就是向帝国主义的垄断资本大开门户。
铁托集团接受大量美援，向帝国主义大开门户，在经济上的后果是什么呢？
第一，南斯拉夫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倾销市场。
……
第二，南斯拉夫变成了帝国主义的投资场所。
……
第三，南斯拉夫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原料基地。
……
第四，南斯拉夫的工业企业变成了西方垄断资本企业的装配车间。
……
在这种情况下，南斯拉夫就成为西方垄断资本的世界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南斯拉夫不论在财政经济等各方面，都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结成不解之缘，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庸，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附庸。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出卖自己的独立主权，依附于帝国主义，这就不可避免要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辟。
铁托集团宣扬的所谓依靠美援建设“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并不是别的，就是按照帝国主义的需要，把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为资本主义制度的道路，就是从独立国沦为半殖民地的道路。
对于这样一个美帝国主义的附庸，赫鲁晓夫竟然还说它是在“建设社会主义”。这真是海外奇谈。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批判过的各色各样的假社会主义之外，又增加了这样一个贴着美援商标的所谓社会主义的新品种。这大概是铁托和赫鲁晓夫“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伟大贡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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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拉夫共产党，是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的。铁托集团的叛变，首先在党内遇到了强烈的反抗。为了镇压这种反抗，铁托集团就利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权力，在党内排斥和清洗大批的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员。仅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二年，就开除了二十多万党员，占南共原有党员总数的一半。他们用“情报局分子”的罪名，大批逮捕和屠杀南斯拉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革命干部和革命人民，被逮捕和监禁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就数达三万人以上。同时，铁托集团对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分子、各色各样的反社会主义分子以及想凭党证升官发财的投机分子大开方便之门。一九五二年十一月，铁托集团宣称，“党这个名称不再适用了”。他们把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名称改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铁托集团违背南斯拉夫一切正直的共产党人的意志，改变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使得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实际上成为维护铁托集团独裁统治的工具。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政权是由共产主义的政党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政党蜕化为资产阶级的政党，政权的性质也就必然由无产阶级专政蜕化为资产阶级专政。
南斯拉夫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是南斯拉夫人民长期英勇斗争的结果。但是，铁托集团叛变以后，这个政权的性质就变了。
铁托集团宣称，“无产阶级革命专政即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手段，越来越没有必要”。
但是，他们那里是不是没有专政了呢？不。无产阶级专政真的没有了，资产阶级专政不但有，而且是最野蛮的法西斯专政。
铁托政权设立了许多法西斯式的监狱和集中营，使用各种惨无人道的刑罚，折磨死了成千上万的革命者。同时，铁托政权大量赦免反革命分子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的卖国贼。一九五一年一月七日，铁托在答合众社记者时说，南斯拉夫赦免了一万一千名政治犯。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三日，又赦免了国外流亡的反革命分子达十五万人。对这些人民敌人的专政确实是取消了，这些人倒是得到了“民主”。铁托集团不管说得多么好听，他们所谓的“民主”，只是少数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内部的民主，对于广大的劳动人民，却是彻头彻尾的独裁。铁托集团把在南斯拉夫一度建立的、用来镇压剥削阶级少数人的革命的国家机器，变为镇压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国家机器。
南斯拉夫国家政权的蜕化变质，不是通过暴力推翻原有的政权，重建新的政权，而是通过“和平演变”的途径。表面上看，掌握政权的还是铁托集团这一帮人，但是，实质上，这些人已经不再代表工人、农民和一切劳动者的利益，而是代表帝国主义和南斯拉夫新旧资产阶级的利益。
铁托集团利用国家政权，掌握国家经济命脉，最大限度地剥削南斯拉夫劳动人民，在南斯拉夫形成一个官僚资产阶级。这个官僚资产阶级，依附于美帝国主义，具有浓厚的买办性，也是一个买办资产阶级。铁托集团掌握的政权，就是这个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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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托集团是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依靠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依靠被收买的一批工人贵族，依靠农村中的富农，来维持他们在南斯拉夫的统治的。同时，他们还采取种种欺骗手段，来掩盖他们的反动面目，蒙蔽人民群众。但是，他们的反动政策，是极其不得人心的。从社会主义国家蜕化为资本主义国家，从独立国沦为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或者附属国，这是违背南斯拉夫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是南斯拉夫一切正直的共产党人和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不能不反对的。
我们对于南斯拉夫人民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处境，抱着深切同情。尽管铁托集团在一个时期之内能够作威作福，但是，我们相信，任何一个与人民为敌的统治集团，不管采取什么样的高压手段，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欺骗伎俩，总不会有好下场的。铁托集团当然也不会例外。被蒙蔽的人们终究会逐步觉悟起来的。具有光荣历史的南斯拉夫人民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绝不会永远听从铁托叛徒集团的摆布。南斯拉夫人民的前途是光明的。
中共对南斯拉夫问题的原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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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四年，当赫鲁晓夫创议同南斯拉夫改善关系的时候，我们同意，为了争取南斯拉夫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并且对铁托集团作进一步的观察，把南斯拉夫当作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看待。
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们对铁托集团并不抱过高的希望。中共中央在一九五四年六月十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件中指出：应当估计到，南斯拉夫领导者们在同帝国主义的关系上已经走得相当远了，他们可能拒绝争取，拒绝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即使出现了这种情况，对于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来说，在政治上也不会有什么损失，相反地却会在南斯拉夫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中进一步地暴露出南斯拉夫领导者们的伪善面目”。
我们不幸而言中了！铁托集团果然完全拒绝了我们的争取，沿着修正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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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对待铁托集团，已经不是对待兄弟党、兄弟国家的问题，已经不是争取他们的问题，而是坚决地彻底地对这个叛徒集团进行揭露和斗争的问题。这一点，在一九六○年声明中，已经作了明确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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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同铁托集团亲如兄弟，打得火热，并不是因为铁托集团改正了什么错误，而是因为赫鲁晓夫跟着铁托的脚印走。
请看：
一、铁托反对斯大林，是从根本上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也是从根本上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
二、铁托和赫鲁晓夫都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都攻击中国共产党人和其他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人是“教条主义者”，都把自己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篡改说成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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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铁托宣扬通过“和平竞赛”实现世界“政治一体化和经济一体化”。赫鲁晓夫也宣扬通过“和平经济竞赛”，实现同帝国主义的“全面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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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铁托集团否认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赫鲁晓夫说，苏共已经“成了全体人民的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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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上空卷起了一片乌云。但是，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在苏联的历史上，这只能是一个插曲。一时受欺骗和蒙蔽的人们终究会逐步觉悟起来的。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任何人，要扭转苏联人民前进的方向，都不过是螳臂挡车。他们永远不会达到自己的目的。
简短的结语
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的复辟，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新的历史教训。
它告诉我们，工人阶级掌握政权以后，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条道路谁战胜谁的斗争，还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南斯拉夫就提供了一个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
它告诉我们，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在没有掌握政权的时候，有可能被工人贵族所把持，蜕化成为资产阶级的政党，充当帝国主义的奴仆；而且在掌握政权以后，仍然有可能被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所把持，蜕化成为资产阶级的政党，充当帝国主义的奴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就提供了这样一个蜕化变质的典型。
它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复辟，并不一定要通过反革命政变，也不一定要通过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它还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国家领导集团的蜕化变质来实现。堡垒是最易从内部夺取的。南斯拉夫就提供了这样的典型。
它告诉我们，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老修正主义，曾经是帝国主义收买和扶持工人贵族的政策的产物。现代修正主义也是这样产生的。现在，帝国主义这种收买的规模，扩大到不惜工本地收买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集团，通过他们实现帝国主义追求的“和平演变”政策。美帝国主义把南斯拉夫看做“带头羊”，就是因为南斯拉夫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典型。
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的复辟，可以擦亮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眼睛，使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看来，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就不能说，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消除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苏共领导大吹大擂地说，他们那里已经消除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了，已经建设共产主义了。如果真的是这样，这当然是令人高兴的。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他们正在从各方面学习南斯拉夫的榜样，他们已经走上了一条极端危险的道路。这使我们十分担忧，也使我们十分痛心。
我们本着热爱伟大的苏联和伟大的苏联共产党的心情，仍然愿意向苏共领导诚恳地呼吁：同志们，朋友们，南斯拉夫的道路是万万走不得的！赶紧回头吧！不然，就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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