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彩，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刘家墩子。1921年，其弟刘文辉当川军旅长，驻扎宜宾，刘文彩先后被委任为四川烟酒公司宜宾分局局长、叙南船捐局长、川南护商处长、川南禁烟查缉总处长、川南捐税总局总办、叙南清乡中将司令等职。刘文彩有了财权和军权，即在川南横征暴敛，仅叙府一地开征的项目就有四十四种之多，什么花捐、厕所捐、锄头捐等等，无奇不有。从乐山到叙府一百余公里就有强收护商税的关卡三十余处。他强迫农民种罂粟，继而收烟苗税、烟土税、经纪税、红灯捐，对不种罂粟的农民，就收懒税，使川南人民饱受其害。1927年，刘文彩派兵捕杀了屏山县领导六千农民抗烟厘捐的农会负责人、共产党员徐经邦；1928年3月，刘文彩派军警特务杀害了中共叙府城区区委书记李筱文和叙府县委候补书记李家勋，并镇压了他们领导的抗捐暴动，屠杀共产党员和农会会员六七十人；1929年冬，又镇压了川南工农革命军，杀害革命军领导和战士五六十人；1931年3月，他又制造了震惊全川的“五人堆”事件，中共四川省委特派员梁戈、宜宾中心县委书记孔方新等五名党的领导干部残遭其枪杀。
1931年夏，刘文辉与刘湘叔侄为争霸四川，矛盾日趋恶化，刘文彩派刺客去重庆暗杀刘湘未遂，更激起刘湘对刘文辉、刘文彩的愤恨。11月24日，刘湘派飞机轰炸宜宾，刘文彩仓皇逃命，出逃前，他用勒索军费的命令，仅两天就在宜宾城内搜刮二十万银元，连同他过去掠夺的金银财宝，共装了四千五百余个大木箱，用二十只船运回大邑家中。1933年夏，“二刘”战争以刘文辉败退雅安而结束，刘文彩脱离军政界回老家安仁镇，他用盖有关防的空白官契在华阳、新繁、温江、崇庆、大邑、双流、邛崃等七县，采取霸占民田、买“飞田”、吃“心心田”、买“官田”等手段，豪夺田产一万二千余亩，还有银行字号22处、当铺5个、街房684间、碾子10座、公馆29个，家藏大量金银珠宝。从此，他开始过起了残酷剥削农民的恶霸地主生活：农民租种他的一亩田，先要交二斗黄谷作押金，由于通货膨胀，押金往往贬值，他便采取夺田另佃或换订新约的办法要佃户重交押金；他还特制量斗，用大斗进、小斗出的办法，在农民交租、购借粮时进行盘剥。刘文彩妻妾成群，还强奸女青年多人。他家有二十口人，常住安仁镇家的有六个，可是侍候他家的奶妈、丫头、雇工就有六七十个，这些人饱受虐待和折磨，甚至眼瞎身死。刘文彩豢养了一连的武装家丁和一批打手刺客，他心狠手毒、肆意滥杀，就连自己的亲戚、刘文辉夫人的族侄杨炳元，也因醉酒后对他评头论足，而被他派人枪杀于雅安闹市。为了扩张势力，刘文彩于1941年建立了袍哥组织公益协进社，各地的袍哥大爷、恶霸地主、土匪头子趋炎附势，在他的卵翼下为非作歹。
从1947年7月开始，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蒋军节节败退，解放军已进入了战略反攻阶段。这时，早已联共反蒋的川军将领刘文辉，更加坚定了与共产党合作、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立场。而刘文彩这个土豪恶霸却鼠目寸光，不但不反悔自己残杀共产党人和残酷剥削、镇压人民群众的罪恶历史，改恶从善，反而一意孤行，继续在大邑一带称王称霸，与共产党人作对。刘文彩曾企图利用肖汝霖组织的大邑青年会来与陈少夔争霸，当发觉不能驾驭时，就断了对青年会的支持。后来，刘文彩又查出中共地下武装拿走了他的武器，并在宝兴县山区击溃了他所豢养的大土匪郭保之的队伍，便开始预谋对地下武装进行疯狂的血腥镇压。 1949年10月，病危回安仁镇途中，在双流县地界病死。
我们明了刘文彩的一生作为，就会明白为什么程美信要为这个大地主家族呜冤叫屈了，为什么程美信要称道刘文彩的道德为他涂脂抹粉了？看看程美信笔下的刘文辉，对农民是多么和蔼可亲，他是多么热心公益大做慈善啊？这种人不是大善人谁是呢？为什么程美信如此卖力地为刘文彩评功摆好呢？因为历史上刘文彩是杀害共产党人的大凶手。表面的那些说法，无法掩盖程美信为地主阶级招魂喊冤的实质用意。其实，他就是地主阶级向革命人民反攻倒算的在艺术评论领域里的急先锋。要论及刘文彩与革命人民的恩怨命案，究竟谁欠谁更多呢？只是这笔血债刘文彩本人逃过了。他的后人所遇，固然不幸，值得动情，但若依佛家因果报应说，又何尝不是刘文彩作恶多端给后世遭的报应？当然我们共产党人是不信因果报应说的。刘文彩后人之遇害，是另有因由的。至于具体因由是什么，当就事论事，不应把因果随意扩大，上升为因果说与归于政治原因作为阶级斗争学说的政治罪恶，都是有违历史真实的。
抛开历史往前看，我们是要讲和谐团结，和平共处生活。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抹杀了剥削的罪恶，不能因此而忽略了反动官僚勾结资本势力对人民的压迫与剥削的不公平与罪恶。消灭剥削与压迫，这是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这种任务，在今天看来，更是任重道远。我们既要与剥削阶级作斗争，还要与代表他们的政治立场的摇笔作文的反动文人，作坚决的思想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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