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记阿连德总统的血的教训

　　在智利的阿连德当选为总统时，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者是如此地兴高采烈啊！和平过渡终于有了一个样板了，似乎从此以后十月革命道路就此过时了，永远地结束了。但是不久的事变却给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阿连德为什么能够上台？当时智利人民的革命斗争风起云涌，眼看革命可能胜利，人民群众拥护的阿连德就要成为智利人民的领袖，帝国主义和反动的右派军队如果立即对智利人民进行镇压，那无疑会激起人民的武装斗争浪潮，而这是帝国主义无论如何不愿看到也不能对付的。于是他们在有条件下同意阿连德上台，他们要阿连德不要动智利的反动右派军队，阿连德同意了，他们要阿连德不要武装智利工农，阿连德也同意了。阿连德同志也许是太天真了，也许是认为事情要慢慢来，可是等到阿连德上台后，智利人民觉得万事大吉革命浪潮开始退潮后，在美帝国主义和全世界反动势力的支持下，右派军队突然发动了政变，又一次四·一二式的政变，革命人民受到了血腥的屠杀和镇压，阿连德也惨遭不幸。

　　阿连德没有解除右派军队的武装，没有武装工农，在这些最最重要的原则问题上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作了交易。但是在最后他自己亲自拿起枪来了，并且亲自向发动政变的右派军队开枪。他用自己的最后行动告诉了我们，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此路不通，毛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为什么改良主义行不通？在西方及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占压倒多数的社会主义者普遍认为：社会转变可以无需暴力革命。他们说，对社会主义者而言，需要的只是赢得足够的大众支持来获取对“传统的”政治机构——国会（议会）和地方议会——的控制权。执政的社会主义者便可运用现有的国家——行政、司法、警察、武装力量——来改造社会，通过强制性的法律剥夺雇主阶级的权力。他们声称，以这种方式，社会主义能够通过改良现有架构逐步地引入，而无需暴力。

　　这种观点通常名叫“改良主义”，而毛主义将之称作“修正主义”。

　　初看上去，改良主义好像颇有道理。 “议会管理国家”，“议会是依照人民的民主愿望选出的”，看上去是挺美的。但不管怎样，每个想通过议会引进社会主义的企图都以失败告终。在智利，将军们推翻了阿连德，智利工人阶级的运动被摧毁。

　　改良主义注定了一再落败，有三个相关联的原因。

　　首先，在议会里占了多数的社会主义者“逐步地”引进社会主义措施，此时真正的经济权力却仍保持在旧统治阶级手中。他们可以运用经济权力让整片工厂停工，制造失业，通过投机和囤集迫使物价飞升，把钱汇到国外以制造“国际收支”恐慌，发动新闻战把过失全推到社会主义者的内阁头上。

　　英国威尔逊工党政府正是这样，由于面临着富人和有钱的公司大规模向海外转移资金，它不得不在1964年和1966年两次被迫终止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措施。同样经预谋而制造的“国际收支”恐慌，迫使1974年当选的工党政府提出削减公共开支三套件，向医院、学校和社会福利开刀。

　　智利阿连德政府面对的是大企业一手发起的更大破坏。有两次，整片工厂都因“老板罢工”而关闭，投机者让物价放起了风筝，商人囤积货物，以致人们为了生活必需品排起长龙。中国的走资派对付毛和造反群众的做法亦不外如是。

　　资本主义无法改良的第二个原因是，现存的国家机器并不是“中立的”，而是从头到底被设计来保护资本主义社会。

　　国家控制着几乎所有训练有素的武装力量工具，暴力工具。假如国家机构是中立的，不管哪个特定的——不论是资本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的——政府（内阁）要它做什么它就做什么，那么国家是可以用来阻止大企业对经济的破坏。可是看看国家机器运行的方式，以及真正发号施令的是谁，你会看到它并非中立。

　　国家机器并不只是政府（内阁）。它是个巨大的组织，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分枝——警察、军队、法院，行政机构，国营企业管理者，等等。就职于国家这些不同分枝的很多人来自工人阶级——他们和工人一样生活和领取薪酬。

　　但作决策的不是这些人。普通士兵不会决定要去哪里打仗，或要不要破坏罢工；社会保障事务所里的柜台职员不会决定要发放多少失业救济金。整个国家机器是以这样的原则构筑的：下级服从上级。

　　在国家机构各部份中，最完美的例子就是训练武装力量——陆、海、空军和警察。士兵们参军时，早在被允许接触武器以前，他们被教导的第一件事就是服从命令，不管他们个人对该体制有何意见。他们被教导去做可笑的操练，也是出于这个道理。如果在阅兵场上他们能不假思索地服从疯狂的命令，估计在接到射击命令时他们同样能不假思索地那么做。

　　在任何军队里，最可恨的罪行就是拒绝服从命令——兵变。这个罪过被视为如此严重，以至在英国，战争期间发生兵变仍要处以死刑。下达命令的又是谁呢？

　　如果你留意到英国军队指挥系统（别的军队也没有不同）的传达方式：将军-少将-上校-中尉-军士-士兵。指挥系统里的任何环节都不是民选代表——议员（MPs）或地方议员——可以觊觎的。如果一群士兵服从议员而非军官，那是当作兵变一样看待的。

　　军队是个庞大的杀人机器。掌管它的人——以及有权把别的士兵提拔到发号施令的位置上的人——是将军。

　　当然，理论上将军对当选的政府负责。但士兵被训练去服从将军而非政治家。假如将军发布给士兵的命令不合当选政府（内阁）的意愿，政府无法取消这些命令。它只能设法说服将军改变主意，假如政府知道这类命令已发出的话——因为军务总是机密的，将军很容易向他们所不喜欢的政府隐瞒自己干了什么事。

　　这不是说将军始终不理，或通常不理政府的意见。在英国，他们通常会发现，要附和政府的大部分建议不难办到。但在生死关头，将军能够开动他们的杀人机器，根本不听政府，政府则拿它没办法。阿连德被推翻时，智利的将军们最后就是这么做的。

　　因此“谁掌管军队？”的问题很明白，那么“将军是些什么人呢？”在英国，大概有80%的高级军官就读过付费的“公立”学校——跟50年前的比例一样（工党政府17年的当权并没有改变这种情形）。他们跟大公司的所有者关系密切，出入于同样的豪华夜总会，混迹于同样的社交集会，分享同样的观点（如果你怀疑这点，就看看随便哪份《每日电讯》的文学专栏吧）。行政长官、法官和警察局长也一样。

　　你以为仅仅因为有330人进入了国会下议院大厅，这些人就会遵从政府的命令，剥夺大公司里他们的亲戚朋友的经济权力？难道他们不是更像会效仿智利的将军、法官和高级公务员——这些人在三年里一直破坏政府的秩序，接着在时机成熟时便推翻了它？

　　实际上英国特定的“宪法”意味着那些掌握国家机器的人能够阻挠当选的左翼政府的意愿，而无需从物质上推翻它。如果这样的政府当选，它将面临雇主阶级大规模的经济怠工（关闭工厂，向海外转移钱财，囤集必需品，通货膨胀物价攀升）。如果政府企图运用“宪法手段”即立法来对付这种破坏，它会发现自己束手束脚。

　　上议院一定拒不批准这些法律——最少搁置九个月。法律如被通过，法官将进行“释法”以缩减它的效力。行政长官、将军和警察局长将以法院和上议院的决定来证明自己不愿执行部长的指令是正当的。所有这些压力——政府行为“非法”和“违宪”的尖叫——将使他们倒退。那时将军们将利用这类语言，着手推翻一个合法的政府。

　　政府将无力对付经济混乱——除非它违反宪法来行动，号召行政机关的普通成员、警察和士兵反对他们的上级。

　　改良主义之为死路的第三个原因在于，议会“民主”包含有内设机制，用以防止任何表现出革命性的运动得以通过。

　　有些改良主义者争论说：要挑战在国家机器中身居要职者的权力，对左翼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在议会中获得多数席位。这种论调错在——议会总是低估大众的革命意识水平。

　　只有当人民大众开始在实践中通过斗争改造社会，他们才会相信自己能够管理社会。当千百万人占领工厂，或参加总罢工，革命社会主义思想才会突然显得很现实。

　　但这种水平的斗争要能够确定地维持下来，除非是旧统治阶级的权力被根除。如果它继续存在，那么到占领或罢工浪潮消退之后，它就会动用其控制的军队警察来破坏斗争。

　　而一旦罢工或占领开始动摇，工人的团结和信心就开始衰退。消沉和苦难开始了。甚至最先进的部份也开始感到改变社会只是一个疯狂的梦想。

　　这就是为什么雇主们总是喜欢选择这样的时机举行罢工投票——工人呆在家里，从电视和报纸当中接受观念，而不是在群众大会上团结起来并能够听到其他工人辩论的时候。

　　这也是为什么反工会的法律几乎总是包含着一个强制条款：工人在无记名投票期间要放弃罢工。这样的条款被名符其实地称为“冷却”期——企图给工人的团结和信心泼上冷水。

　　议会选举制度内设了无记名投票和冷却期。比如，要是政府屈服于群众罢工，它可能说：“好吧，等三个星期，来一场普选可以民主地解决问题。”它希望在此期间罢工会被放弃。工人的信心和团结也随之消褪。雇主则有充分理由可以把好战份子列入黑名单。资产阶级的印刷品和电视可以再次开始正常地履行职能，鼓噪本国现政府的观点。警察则可以逮捕“煽动份子”。

　　当最后举行选举时，投票将不再反映工人斗争的高峰状态，而是罢工后低潮时的状态。

　　在1968年的法国，戴高乐将军的政府正是这样利用选举的。改良主义的工人政党和工会通知工人结束罢工，戴高乐则赢得了选举。

　　在阶级斗争中，如果工人等待选举来决定关键问题，他们将永远达不到高峰。

　　不是我们迷信武力，而是反动派迷信武力，他们决不会允许工农翻身，决不会允许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只会欺骗人民进行什么非暴力主义，而自己随时准备武力摧残革命屠杀革命人民。一直到现在为止，非暴力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还没有先例也不会有先例。

　　有人会举出印度甘地的非暴力主义来作为例子，可是印度究竟得到了什么？讲穿了，那个时候中国的武装斗争正风起云涌，蒋家王朝对中国共产党的武力进攻正面临着惨败。英国是最会在关键时刻做出妥协的，在那个时候，如果不让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上台，承认印度名义上的独立，印度共产党中必然会有人起来搞武装斗争，印度将成为第二个中国。这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看到的。

　　甘地的非暴力主义成功后，印度的社会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大多数人民仍然过着悲惨的生活，在印度共产党中倒有不少人以为可以靠着议会斗争和和平过渡进入社会主义了，直至最后取消了革命。阿基诺夫人上台后，菲律宾的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曼德拉上台后，为他的出狱斗争了二十七年的温妮得到的是一纸离婚证书，至今南非广大黑人仍然过着悲惨的生活，土地和几乎一切仍然在白人种族主义者手里。

　　牢记阿连德总统的血的教训，牢记他在最后拿起枪杆子和敌人殊死作战的示范，已经流去的献血是不可挽回了，但不要让他的鲜血白流。

（风之谷书院http://130012.blog.tiany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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