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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学生、党员等103位各界群众加入《重庆市人民公诉团——公诉茅于轼、辛子陵》

重庆市人民公诉团 · 2011-05-31 · 来源:
公诉茅于轼 收藏( 评论() 字体: / /

重庆市学生、党员等103位各界群众加入《重庆市人民公诉团——公诉茅于轼、辛子陵》

新中国的粮食问题探讨

很多城市人经常说一句话:中国人吃饱饭,多亏了袁隆平的杂交稻。这句话是不够全面的,或者说是不够深刻的。如果没有农业学大寨,中国人或许今天依然没有解决吃饭的问题。甚至还有很多人说,中国吃饱饭是邓小平推广了小岗村的大包干,这更是片面了。1985年开始,农业劳动力一直是从农村和农业中流出的,现在基本上是老人搞农业,农产品还在增长,一是靠种子肥料等,二是靠水利基础,与小岗村大包干制度没有关系。
  从一定意义上将,30年改革放开,大量劳动力从农业和农村流出,农产品供给充足,经济社会持续稳定,是因为农业学大寨为我们奠定了好的水利基础,为30年改革开放奠定了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的基石。(李昌平《话说水利》

以下为另外网友文章

正是二十多年的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群众中在农业上所完成的长期艰苦卓绝的努力,才解决了中国的农业粮食增产问题。到了70年代中后期随着化肥用量的逐年递增,粮食的增产就是水到渠成,理所当然的问题了。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首先中国大陆属于季风性气候,旱涝灾害比较严重,农业的减灾防灾工作具有重要地位,而几乎所有的水利设施都是在分田之前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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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青藏高原的持续上升,导致我国气候持续恶化。在过去2000年的历史中,我国气候发生两次明显的“变干变冷”过程,第一次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二次发生在南宋末年。正是由于这两次气候变迁,再加上社会战乱的诱因,中国社会发生大规模的人口南下和东移。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中国气候又出现明显的“南涝北旱”,新疆的年降雨量有明显增加,北方的干旱在加剧,而同时南方的降雨量更为集中,九十年代的水灾程度和风险都在加大,这一切都指向“西风活动加剧,季风气候强化”的事实,特别是2000年北方特大沙尘暴,更让人们看见了西风活动加强的威力。

在人民公社时期决定性扭转“南粮北运“的黄淮海大平原农业农田改造
    在1973年(农业学大寨时期),1958年(大跃进时期)开工共和国最大的濞史杭灌区(灌溉面积1200万亩,主要受益区是安徽和河南)全面投入运行,黄淮海平原的机井建设(达370余万眼)和低产田改造,在七十年代中期也取得决定性进展,历史上延续了接近800年的“南粮北运”局面得到根本扭转,南方开始减少征购农民生活显著改善,再后来就跟着出现“卖粮难”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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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中国农田受旱面积高达6亿亩以上,这一年粮食反而丰收,长达30年的 水利设施建设的巨大作用,充分显示出来了。

    1995年,黄淮海地区耕地面积3.1亿亩,占全国耕地面积的22%,生产了全国粮食的28%,棉花41%,油料24%,水果32%。但是黄淮海平原是历史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上水旱灾害极为频繁和严重的地区,而且经常出现连续多年的特大旱灾。根据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多年观测数据,淮河流域和海滦河流域的降雨量,在最大四个月之内达全年降雨量的80-90%,即便是和中国季风气候里其他地区相比,降雨量的季节分配也显得过于集中,所以一年之内往往还有涝有旱。目前中国每年接近一半的受旱面积集中在黄淮海地区,30%的水灾受灾面积集中在淮河中游地区。


农田水利建设对于在关键地区要能够实现粮食稳产,特别是黄淮海大平原的农业稳产,对中国粮食安全影响甚大经历过农业生产的朋友都知道,农田水利设施的有无和完备程度是农业生产的命脉 据2000年人民日报报道,现有80%的农业水利设施为建国前三十年的人民公社时期所兴建的 。

    在20多年的人民公社时期修建的水利设施与大型水库所支持的占大陆农田40%的水浇地 所产出的70%的粮食 保证了中国的粮食生产维持在温饱线之上的水平。


第二,以推广双季稻为主要标志(此外还有套种和间作)的复种指数的提高,使土地的产出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

第三是化肥农药的广泛使用为农业单产提高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依据中国统计年鉴

75年化肥 用量 554万吨
1980 1269.4 万吨
1985年 1775.8 万吨
1998年 4083.7
2004年 4253.8万吨
84年前后的农业化肥用量远超过75年的554万吨的200%以上

第四是土壤的改良工作和土地面积的扩大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到目前为止,科学研究的成果表明,在对土地的各种改良措施中,以土地平整所能起到的增产作用最大。主要在于大块的土地不仅在耕作上更节省劳动量,而且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发现比土地平整在保水保肥方面能够体现更大的作用。经过农业和土壤科学家几十年的研究,发现了一条我们老祖宗已经实施了几千年的真理:修梯田能够增产。由于修梯田所带来的效益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收回,也许投入需要几十年几百年才能抵消投资。所以通常的投资规律都指向这一投入是没有效益的。而投入需要组织大量劳动力不计成效地工作,才能够向自然求取更多的收获。

    这样的工作组织不是地主和资本家所能够进行的,只有在人民公社化以后的共产党各级政府才能够有效组织这一工作。确实共产党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在列祖列宗留下2亿亩梯田的基础上,又领导农民新修了2亿亩梯田,黄土高原上的陕西镇安一个县就新修了4万亩石埂梯田(因为黄土具有湿陷性所以最好用石头垒田埂)。

    盐碱地改造和修梯田一样都是极为费工的事业,而且由于土壤元素有向地表迁移的特性,盐碱地的改造还没有一劳永逸的方法,必须不时进行效果巩固才行。河南周口地区的盐碱地被全部消灭,并相应进行了大量的土壤改良工作。这也是人民公社化的成效。

    除了极其少的非典型的个案以外,由于农业的产出水平很低用水量又很大,各种水利设施也一样难以在一定期限内体现投资效益。而且水利设施受自然条件的制约,这种自然条件并不按受益土地面积平均分布,必然涉及跨地区的利益不平衡问题,甲地土地必须退耕而乙地才是受益者 ,由于农业的收益不仅难于有可观的提高,而且也难以统计在具体数字上,利益的输送问题是极为难以解决的问题,按市场经济或者私有化的绝对权益分清原则,恐怕永远都摆不平,结果只好在大多数情况下放弃。相反,只有共产党组织人民公社和社员,在30多年的时间里,使用极其落后的“蚂蚁搬泰山”的肩挑手提方式,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新修了80000多座水库,近200000公里的防洪大堤,在减灾防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分田到户以后,向个人所有制是走近了一步而不是相反,也是从集中到分散进了一步。分散的结果是土地的改良和投入更加难以组织和进行了。最近二十年来,农业的基础不是增强而是削弱了,粮食的增产只是一味的靠增加化肥使用而已,这是朝不保夕的短视行为。

    据近年来在全国的田间定位试验与调查显示,因为缺少适合农民使用的科学施肥技术,全国99%以上农区化肥氮磷钾养分比例不合理。在约占全国农田面积15%的集约化种植农区,氮磷肥料严重超高量使用,但氮肥利用率仅10%左右,因养分供应极度失衡,作物病害严重,农田农药用量大幅度增加,导致部分耕地土壤盐害严重、结构破坏、农药残留、土壤污染问题十分突出。 
 
  由于耕地基础地力下降,保水保肥性能、耐水耐肥性能差、对干旱、养分不均衡更敏感,对农田管理技术水平更渴求,导致“费”,即:土壤更加“吃肥、吃工”,增加产量或维持高产,主要靠化肥、农药、农膜的大量使用。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粮食总产提高了41%,单产水平提高了56%,每公顷增长到4399公斤,而化肥投入量增长了225%。目前,我国氮素化肥平均施用量已达到每公顷191公斤(按粮食作物播种面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积计算),分别是法国、德国、美国的151%、159%和329%,而耕地粮食单产水平仍然较这些国家低1—3成,按播种面积计算则低2—4成。

目前全国耕地氮素化肥施用量不仅是美国的3倍,也较人均耕地资源紧缺的德国等欧洲国家高出近6成。造成尽管我国农村劳动力成本低廉,但

    农田氮化肥消耗的能源高于发达国家,农产品生产成本仍然很高。每公顷耕地平均多用520度电,折合208元人民币,农民经济效益难以提高,农业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弱。

 (统计:民国时期的大饥荒主要有
1920-1921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 :
1925年川黔湘鄂赣五省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饥荒:死1300多万人。这是一次以旱为主,蝗、风、雪、雹、水、疫并发的巨灾,以陕西、甘肃为中心,遍及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热河、河南八省,并波及鲁、苏、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灾情从1928年延续到1930年,造成的逃荒人流无法数计,倒毙在荒原上的饿殍大约1000万。陕西原有人口1300万,在三年大荒中,沦为饿殍、死于疫病的300多万人,流离失所者600多万,两者合计占全省人口的70%。难民估计达五千万左右。  

1931年饥荒:长江1931-1949年发生水灾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两次水灾死人都超过14万人,1931年灾民1亿人,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300万人;  

1934年全国大旱灾,导致饥荒,饿死过600万人。  

1936年-1937年川甘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外都是灾区,受灾大约3700余万人。1936年至1937年四川大灾中饿死的人数,没有精确统计的数字,只能从当时的报纸上略知一二:四川万源县人口骤减三分之一。甘肃死人数目亦不详。  

1941年广东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1942年中原大饥荒:仅河南一省就饿死300万人。1942年,“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天冷手僵从车顶上摔下来)轧而死者无数。妇女售价累跌至平时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只及过去的三分之一。  

1943年广东大饥荒,300万人冻饿而亡。  

1945年东北及湖南﹑河南﹑江西﹑山东﹑浙江﹑福建﹑山西﹑广东﹑安徽﹑广西等省灾民达一千九百万人。

1946和1947南方大饥荒:两年间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了1750万人。在湖南,1946年4-7月,饥荒遍及全省。饥民们始则挖草根、剥树皮为食,继以“观音土”充饥。截至8月,湖南饥荒祸及400万人,仅衡阳地区就饿死9万余人

那时,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比现在非洲人的平均寿命高5岁。到1979年,中国人均寿命是68岁,比当时的印度人高14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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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的历史必然将铭记

二十多年的人民公社下
为了中国农业基础耕作条件根本改善
作出了伟大贡献 进行了艰苦卓绝努力的农民群众们。

《重庆市人民公诉团——公诉茅于轼和辛子陵》103人新增名录:

康亚文(自由职业)

黄昌永(教师)

周静(大学生)

张艺馨(大学生)

何启发(教师)

秦辉(大学生)

阴平(保  险)

曹立光(党员干部)

苟建书(党员)

邓萍(企管)

胡智奇(工人)

历贡吉(工人)

龚柯(企管)

赵孟云(高管)

李宣波(车驾)

刘诚(邮电)

刘继东(车驾)

康忠国(技安)

胡渝(推   销)

林树明(机械技师)

柯远洋(复退)

龚帮(车  驾)

吴晖晞(园艺师)

黎友明(医生)

余应芝(工人)

张远碧(水电)

倪峻(律   师)

李辉哲(金融师)

余书敏(农民)

何阳(纪  管)

黄永福(党员工人)

温家倩(医师)

雷宏(教   师)

李中华(高   管)

袁为民(推销)

程伟(教   师)

汪暁晴(副食批发)

李晖丽(财会)

高永(质   检)

程暁宁(档   管)

邹齐隆(高教)

简刚(大学生)

汤守国(高中教师)

丁开友(农民)

程丽(农民工)

梁小飞(工程师)

朱金海(教师)

何颜(库   管)

章宽玖(商务管理)

彭期政(农民)

刘雄(大学生)

匡禄君(大学生)

胡友光(医生)

卢霞(药技师)

舒培基(工商管理)

尤大勇(车驾)

李佩(大学生)

刘志力(大学生)

苏永年(库管)

尹刚(钢筋工)

姚品格(中共党员)

莫矛方(高工)

钟旭(混泥工)

姜守旺(高架工)

郭佳丽(教师)

马奇烽(工人)

江中国(党员高工)

樊桂华(技师)

毛立建(工人)

贡章义(农民工)

张   帆(职教)

倪佩瑛(教师)

廖钖鉻(党员技师)

周铭书(手术师)

梁先禄(医生)

贺继业(工人)

丁书毅(政工)

尹敬东(工人)

林   露(按摩大师)

牟泽林(公务员)

龚勇孟(干警)

陈辉光(经警)

汪奇义(城管)

雷利峰(交警)杨延东(退伍军人)

龚   刚(检验员)

赵东初(武术)

代    辉(钟点工)

程颖(药检)

彭书武(尸检)

徐   英(中学高级教师)

熊志纯(中共党员.垫江县文化館馆长)

李传碧(放影员)

王晶(大学生)

宛华(中共党员.三军医大教授)

陈蜀(工 人)

廖平(企业职工)

耿天(工人)

张原(普通百姓)

易绍敏(教务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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