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名工人代表加入《湖北省人民公诉团——公诉茅于轼和辛子陵》
工人阶级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为中华民族的工业化进程做出了永不磨灭的历史贡献，并且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领导一切。那些污蔑那个伟大时代的汉奸分子们面对工人阶级创造的历史功绩，总是不敢承认。为了改造这些汉奸分子，让他们接受工人阶级的教育很有必要。不完成改造知识分子的任务，社会主义就不能稳固地建立起来。资产阶级世界观是知识分子滑向汉奸的思想基础。
以下是新加入湖北省人民公诉团的名录：
孟凡超、李根保、袁永言、孙汉民、熊如兰、李 文、陈 凯、李士诚、陈 浩、余少华、李 毅、江 浩、欧志梅、严晓璐、肖 军、刘永霞、李丽萍、杨厚启、程壮丽、戴舫、叶 丹、沈 汉、何志宏、杨其佩、白 云、哀爱华、李 静、铁春华、董盛芳、李 莎、周小玲、李 松、李 乐、刘安娜、王 谨、李 霞、钱光华、李 云、倪彩红、李晓媛、戚庆春、刘芳、刘 霞、孙俊丽、徐景霞、洪 丹、涂 洁。
附录：文革时期的经济建设成就
（一）三线建设的成就
1963年制定“三五”计划时，原本设想解决“吃穿用”问题。1964年8月，美国轰炸北越，使毛泽东和中央不得不把划的重点转到战备问题上来，提出搞三线建设。同时，三线建设也是做两手准备的，即战备和改变内地落后工业交通布局。
从１９６５年到１９８０年，我国在１３个省、自治区开展的三线建设，历经三个五年计划，共投入２０５０余亿元资金，几百万人力，安排几千个建设项目。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动员之广，行动之快，在我国建设史上是空前的。
三线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初步改变了我国内地基础工业薄弱，交通落后，资源开发水平低下的工业布局不合理状况。初步建成了以能源交通为基础、国防科技为重点、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相配套、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战略后方基地。到７０年代末，三线地区的工业固定资产由２９２亿元增加到１５４３亿元，增长４．２８倍，约占当时全国的1/3。职工人数由３２５．６５万增加到１１２９．５万，增长２．４６倍。工业总产值由２５８亿元增加到１２７０亿元，增长３．９２倍。
在国防科技工业方面，建立了雄厚的生产基础和一大批尖端科研试验基地。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体系，不仅能够大批量生产轻武器，而且能够生产相当数量的先进重武器，到１９７５年兵器生产能力已占全国的近一半。分布在四川、贵州、陕西的电子工业基地，形成了生产门类齐全、元器件与整机配套、军民用兼有的体系。四川、陕西等地的战略武器科研生产基地，拥有从铀矿开采提取、元件制造到核动力、核武器研制的核工业系统。贵州、陕西、四川、鄂西北等地的航空工业基地建成的１２５个项目，到１９７５年占全国生产能力的2/3。四川等地的航天工业基地建有９６个项目，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战术导弹和中远程运载工具的研制基地，包括中国第一个自行设计建设的卫星地面实验站、在我国航天事业中发挥巨大作用的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等。其他还有沿长江中上游地区的船舶工业科研基地等，也都填补了我国国防科研和工业的空白。到１９７５年，三线地区国防工业的固定资产原值、净值，主要产品生产能力，技术力量和设备水平都已超过一二线地区，大大改变了国防工业的布局状况，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交通运输方面，先后建成了一批重要的铁路、公路干线和支线。从１９６５年起相继建成的川黔、贵昆、成昆、湘黔、襄渝、阳安、太焦、焦枝和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等１０条干线，加上支线和专线，共新增铁路８０４６公里，占全国同期新增里数的５５％，使三线地区的铁路占全国的比重，由１９６４年的１９.２％提高到３４.７％，货物周转量增长４倍多，占全国的1/3。这一时期，公路建设也得到很快发展，新增里数２２.７８万公里，占全国同期的５５％。这些铁路公路的建设，较大地改变了西南地区交通闭塞的状况，不仅在当时适应战备的需要，而且对以后内地的四个现代化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基础工业方面，建成了一大批机械工业、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重点企业和基地。１９６５年至１９７５年，三线地区建成的机械工业大中项目共１２４个。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陕西汽车制造厂、四川汽车制造厂等骨干企业的汽车年产量已占当时全国的三分之一。东方电机厂、东方汽轮机厂、东方锅炉厂等重点企业，形成了内地电机工业的主要体系。１２个重型机器、矿山、起重、压延机械厂使三线地区具有了较强的重型机器设备制造能力。三线地区初步形成了重庆、成都、贵阳、汉中、西宁等新的机械工业基地，到１９７９年，机械产品生产能力已相当于１９６５年的全国水平。能源工业是三线建设的重点部门。主要有贵州六枝、盘县、水城地区和陕西渭北地区的煤炭基地，湖北的葛洲坝水电站、甘肃的刘家峡、八盘峡水电站，贵州的乌江渡水电站，四川石油天然气开发、陕西秦岭火电站等。到１９７５年，三线地区的煤炭产量已从１９６４年的８３６７万吨增加到２１２００万吨，占全国同期增长总额的４７.９％； 年发电量已从１９６４年的１４９亿度增加到６３５亿度。到１９８４年，贵州六盘水煤炭还可以支援外省３００万吨，初步改变了江南无煤炭调出省的状况。原材料工业方面，钢铁工业是三线工业投资最多的。四川除建成攀枝花钢铁基地外，还有重庆钢铁公司、重庆特殊钢厂、长城钢铁厂、成都无缝钢管厂为骨干的重庆、成都钢铁基地；铜、铝工业基地分布在四川西昌、兰州等地，其中西南铝加工厂是当时全国唯一可以生产大型军用铝锻件的企业。这一时期共建成钢铁企业９８４个，工业总产值比１９６４年增长４.５倍；建成有色金属企业９４５个，占全国总数的４１％，１０种有色金属产量占全国的５０％。
三线建设还促进了内地省区的经济繁荣和科技文化进步，给内地以后的建设带来了发展机遇。攀枝花、六盘水、十堰、金昌等过去是人烟稀少的荒山僻野，现在成为著名的新兴工业城市。铁路的开通，矿产资源的开发，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的内迁，使长期不发达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涌现了几十个中小工业城市，社会经济、文化水平得到显著提高，缩小了内地与沿海地区的各种差距，人民生活水平有一定的增长。
由于对战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的影响和“文革”错误路线的干扰，三线建设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第一，在片面强调战备的要求下，建设规模铺得过大，战线拉得过长，超过了国家的承受能力。特别是１９６９年至１９７１年，新建和内迁的大中项目达１０００多个，资金、设备、原料难以到位，一部分工程只好中途下马，还有些则长期不能投产，带来了经济损失。第二，进程过快、过急，有些项目未进行资源环境的调查和论证，就匆忙动工，造成了严重后果。第三，过分强调战备需要，忽视经济效益和长期生产要求。一些现代化工业企业远离城市，按“靠山、分散、进洞”的原则建设在山沟里，造成生产管理、协作十分不便。各个企业为了解决生活需要，都必须拿出资金建设“小而全”的商店、医院、学校等封闭社会设施，造成重复浪费。第四，在“文革”的干扰下，不惜代价地片面追求政治目标，打乱了正常的经济管理制度，造成了一些不应有的损失。
尽管存在着这些问题，三线建设仍然是我国经济建设史上空前的壮举。
首先，它为中国抵御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战争威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现在有的同志认为：三线建设是“在一切情况下都要求以打仗的观点规划各项建设”，“违反了经济建设的特定规律，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徐焰：《“革命加战争”还是和平与发展》，《百年潮》，1999年3期。)当时，在对战争估计的指导思想上确实存在着过于严重的偏差，但在美苏激烈争夺世界霸权，美国在越南的战争不断扩大，苏联又发动对捷克斯洛伐克武装入侵的60年代国际环境下，我们无法肯定地预料战争是否爆发和爆发的时间规模，有准备比无准备要好，准备多一些比少一些好。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把国家的安危寄托在对敌人的估计不足上，也不能完全用今天的国际形势和来认识昨天。有材料证明，毛泽东作出三线建设决策时，正在研究苏联卫国战争的教训。即使在当今世界，邓小平1990年就指出：“国际形势的变化怎么看？”“看起来，我们过去对国际问题的许多提法，还是站得住的”，“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1992年他更加明确地说：“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3，383页。)事实正是如此，90年代初期的海湾战争和末期的北约轰炸南联盟，说明战争的危险性依然尖锐存在。1991年1月26日，刘华清在国务院三线办第八次成员会上就特别指出：建设三线是一个伟大的战略措施。这个问题，过去就很清楚。当前看来，特别是从海湾战争爆发后来看，都证明我们过去建设三线是对的，不能后悔。
其次，三线建设虽然是以战备为中心，但客观上初步改变了我国工业东西部布局的不合理状况，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长期的经济意义（详见前述）。
第三，在当时困难的政治、经济、自然条件下，广大干部、工人、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表现的艰苦奋斗精神，也是永远值得发扬的宝贵精神财富。
所以，江泽民１９９１年４月视察攀枝花钢铁基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西南物理研究院等当年三线重点工程时总结性地说：从当前国际形势来看，特别是海湾战争之后，我们对三线建设的重要性应当有进一步的认识。总的讲，当年党中央和毛主席作出的这个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很有战略眼光的。
（二）国防科技尖端技术的突破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成功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做出了加速发展国防尖端技术的战略部署。在以周恩来为首、十几位副总理和部长参加的中央专门委员会指导下，有关各部门制订了一系列计划。二机部计划首先完成空投原子弹、导弹核武器的试验，争取在１９６８年进行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到７０年代中期研制成功供地地战略导弹使用的核弹头；七机部拟定了在１９６５至１９７２年研制出４种地地导弹，同时发展卫星运载火箭的计划；六机部计划在１９７２年研制成功第一艘中国核潜艇，下水试航；中国科学院提出，争取１９７０年前后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１９６５年，中央批准了上述计划，将其纳入国防科技“三五”计划。
然而，“文革”的爆发，使大好形势急转直下，远离城市的各个试验基地也遭到了严重冲击。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周恩来、聂荣臻等利用一切机会采取可能的措施，维持生产和试验的正常进行。１９６６年下半年，周恩来以中央和国务院的名义，多次发出通知，要求维护科研、生产秩序。８月，聂荣臻在中央军委会议上提出，试验基地不要搞“四大”，随即中央军委发出了试验基地进行正面教育的通知。当动乱进一步蔓延时，周恩来、聂荣臻先后建议并请毛泽东直接签发了许多重要文件和电报，仅１９６７年３月至１１月发给二机部的就有２３件。１９６６年底，中央军委根据叶剑英的建议，发布“特别公函”，严令研制氢弹的任务必须保证完成。１９６７年８月中央军委根据聂荣臻、刘华清的建议，又一次发出“特别公函”，推动核潜艇的研制。在这些措施的保护下，加上广大国防科研人员在困难条件中的坚持和努力，主要科研任务仍然在艰难之中得到了进展。
１９６6年10月27日，中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发射成功，实现了原子弹、导弹“两弹结合”。12月26日，第一枚中程地地导弹发射成功。１２月２８日，氢弹原理爆炸试验取得完全成功，标志着中国氢弹技术的突破。中国从原子弹试验成功到突破氢弹技术，只用了两年零两个月，比美国、苏联都快得多。１９６７年６月１７日，中国进行了首次全当量氢弹空爆试验，采用轰６型飞机投掷方式，爆炸威力为３３０万吨ＴＮＴ当量，取得了圆满成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掌握氢弹制造技术的国家，标志着中国核武器发展进程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研制人造地球卫星，从５０年代末期起中国科学院已经做了许多理论探索工作。到１９６５年，进行卫星研制的技术基础基本具备，国防科委提出了开展卫星研制工作的报告，获得中央批准。１９６８年２月，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正式成立，钱学森任院长。但由于运载火箭的研制受到“文革”的影响，未能按期完成，本来可以在１９６８年底进行的发射人造卫星计划被迫拖延。１９７０年１月，一、二两级火箭飞行试验成功，３月，中央批准卫星及运载火箭运往酒泉发射中心。４月２４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卫星运行轨道距地球最近点439公里，最远点2384公里，轨道平面与地球赤道平面的夹角68.5度，绕地球一周为114分钟，用20.009兆周的频率播送“东方红”乐曲。卫星重173公斤，在重量和一些技术上超过了美国、苏联的第一颗卫星。这是中国航天空间技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导弹核潜艇的研制，从１９５８年开始列入计划。由于三年经济困难，１９６３年中央专委决定暂时停止，到１９６５年重新列入国家计划，开始研制，分为研制鱼雷核潜艇和导弹核潜艇两步走。１９６７年鱼雷核潜艇工程总体方案被国防科委审定通过，先后成立了领导小组和各部门、省市、军区领导机构，建成了鱼雷、水声、潜地导弹三个试验场。１９７０年４月，研制核动力装置的关键设备－－陆上模式反应堆建成，７月进行提升功率试验成功，证明核动力装置可以装艇。１９７１年８月和１９７４年４月，中国第一艘鱼雷核潜艇的泊系试验和航行试验相继完成，结构证明性能良好，可以交付海军使用。
１９７１年至１９７５年，国防科技工业经历了两次整顿。1971年9月起，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毛泽东指定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协助他领导国防科技工业。他们围绕恢复科研、生产秩序，重点抓了加强组织领导、调整计划、整顿质量管理、建立武器定型、调整管理体制等５个方面的工作，撤消了林彪一伙控制权力时成立的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和其下的各组，成立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领导二至七机部的工作。经过两年多的整顿，国防科研和生产的形势有了好转。
但是，江青一伙利用１９７４年的“批林批孔”运动，又试图冲击国防科技工业。１９７５年，邓小平在全面整顿中，对国防科技工业进行了第二次整顿。刘西尧、李成芳等人分别出任二、五、六、七机部部长，张爱萍任国防科委主任，他们坚决贯彻了邓小平的整顿指示，带领工作组下到科研、生产基层，批判派性，落实政策，组织攻关力量。５月和６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先后批发了关于导弹核武器研制规划和解决七机部问题的报告，促使国防科技工业的形势进一步好转。１９７５年下半年，连续发射成功了３颗人造卫星，被人们称之为“三星高照”。
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后，新的目标是发射返回式卫星。当时世界上只有苏联和美国掌握了这项高难度回收技术。经过整顿，科技人员集中力量，先后攻克了5大技术难关。1975年8月，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装配、测试完成，运往发射基地。11月26日，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在甘肃酒泉发射场成功发射，准确入轨。绕地球运行47圈后，于28日11时安全降落在四川预定地区。中国卫星发射技术实现了第二个飞跃。
６０年代中期至７０年代，是我国国防科技尖端技术取得多方面重大突破的一个里程碑阶段，先后制成和试验成功了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导弹核武器、第一颗氢弹、第一艘核潜艇、第一颗人造卫星和第一颗返回式人造卫星。这些成就是从５０年代起中国领导人和广大科研技术人员经过不懈的开创和连续科学技术攻关才取得的，也反映了他们在“文革”困难政治环境下的可贵努力，为以后改革开放时期的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实现现代化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9页。)
（三）石油、电子工业的发展
“文革”时期，石油工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从60年代起，我国已陆续勘探和开发出大庆、胜利、大港等油田，准备投入全面生产。“文革”初期的动乱严重干扰了继续建设的进程，使工交企业一度出现了供油紧张状况。进入70年代，由于战备，国家急迫地需要增加石油生产，在周恩来、李先念、余秋里、康世恩等领导人的坚持和支持下，石油工业进行了整顿，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1970年，大庆油田进行了开发调整，重新进入轨道，到1973年，原油产量比1970年增长50%以上。同时，又开始加强对胜利、大港等油田的开发。胜利油田原油产量从1966年投入开发的134万吨，增长到1978年的1946万吨，成为全国第二大油田。大港油田新开发了8个油田，原油产量从1966年的11.4万吨，提高到1978年的300万吨，增长25倍以上。克拉玛依油田从1970年到1976年先后开发了15个新区块，原油产量从1966年的114.7万吨增长到1978年的353万吨，提高近两倍。吉林扶余油田1972年建设工程完工后，原油产量达到126.3万吨。同时开发了三个新的小油田。到1978年，吉林油田产量达到185.07万吨。从1966年到1978年，胜利、大港、克拉玛依、吉林四个油田的年产量从276.1万吨提高到2783.67万吨，增长了9倍多。
这一时期，在周恩来的重视下，石油工业部先后在四川、江汉、陕甘宁组织了三个大石油勘探会战，此后，又开展了辽河和任丘油田的会战，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四川石油会战是1965年开始的，“文革”初期中断，1971年起恢复勘探，同时进行大规模的气田和输气管道建设。从1966年到1978年，共获得气田30个、油田2个，天然气产量由1965年的8.9亿立方米增长到1978年的60.8亿立方米。1969年，周恩来确定康世恩负责筹划湖北江汉石油会战，到1972年，共发现6个油田、1个气田和一批含油构造，建成了100万吨的原油年产能力和配套的荆门炼油厂。到1978年，已建成8个油田、原油产量达到105.6万吨，天然气年产量1611万立方米。1970年，国务院批准由兰州军区组成指挥部，开展陕甘宁石油勘探会战，到1975年形成长庆油田，转入开发建设，到1978年年产原油能力达到122万吨。同年，石油工业部抽调队伍进行辽河油田勘探，到1978年共探明11个油田，其中9个投入开发，原油年产量达355万吨，天然气年产量16.5亿立方米。1975年，河北任丘油田开始石油会战，到1978年原油产量达到1224万吨，成为70年代中国石油勘探的重大成果。
从1966年到1978年，石油工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原油产量以每年递增18.6%的速度增长，1978年突破一亿吨，使中国由“贫油国”成为世界第8位产油大国。这一时期国外化工成套设备的大规模引进，使原油加工量比1965年增加了5倍多。由于“文革”中“左”倾思潮、长官意志的影响，石油工业建设中也产生了一些不应有的损失。如四川天然气出川工程没有经过充分论证，提出过早，造成了浪费和损失，到1976年被迫停止。(《当代中国的石油工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文革”时期，电子工业也得到了较快的增长。“文革”初间，电子工业和其他工业一样受到严重挫折，１９６７和１９６８年产值连续下降，片面强调战备打乱了协作体系。促进电子工业发展的因素，是其战略和高科技地位越来越在世界上显现出巨大的生命力，引起了中央领导层的注目。在1970年制定“四五”计划总体方针时，写进了“加快发展电子工业”的内容。由于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电子工业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卫星通信设备和技术的研制开发获得进展，建立了多个卫星通信地面站；收音机、录音机等基本实现半导体化，中国电子产品已基本过渡到半导体化的技术阶段；７０年代初，随着三线建设的恢复，地方电子工业得到第二次大发展，全国地方企业由１９６９年的１６００多个增加到１９７０年的５２００多个，２９个省、市、自治区都有了电子工业，建成贵州、四川、陕西、甘肃、安徽、江西、山西、湖南、湖北等一批内地后方基地。
（四）地方“五小”工业的崛起
在“文革”前，随着三线建设的开展，地方“五小”工业（主要指地、县办的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小煤窑、小水泥工业）已经有了兴起的趋势。但由于动乱而未能发展。中共九大召开以后，为了实现毛泽东于１９６６年２月重新提出的到１９８０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目标，也为了适应战备需要，国家对地方“五小”工业进行了新的部署。１９７０年２月的全国计划会议强调各地都要建立自己的“五小”工业，形成为农业服务的小而全工业体系。从１９７０年起的五年中，中央安排了８０亿元扶植地方“五小”工业，并制订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中央财政预算之外的投资也迅速增加，由１９７０年的１００万元增加到１９７３年的１.４８亿元。正在进行的大规模企业管理权下放运动，使地方获得了较多的自主权，提高了地方建设的积极性。下放到地方的机关干部、科研人员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也给农村地区带来了科技文化知识和经济信息。于是，地方“五小”工业蓬勃发展起来。仅１９７０年全国就有近３００个县、市兴建了小钢铁厂，９０％的县建立了农机修造厂，２０多个省、市、区建起手扶拖拉机厂、动力机械厂和农机具制造厂。与上年相比，地方小钢铁工业的炼钢能力增长１.５倍，生铁产量增长１.８倍，小化肥厂生产的氮肥、合成氨增长６０－７０％，小水泥厂、小化肥厂的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４０％，以小煤窑为主的南方各省煤炭产量增长７０％。
这些地方“五小”工业，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大促进了农业机械化和农业技术改造的进程。到１９７５年底，地方“五小”工业的钢、原煤、水泥、化肥年产量分别占全国的６.８％，３７.１％，５８.８％，６９％。 全国小化肥厂有１３００多个，合成氨产量比１９６４年增长１８倍，使农业化肥施用量增长４倍多。全国农业机械总动力达１亿马力以上，比１９６４年增长了近１０倍。其中，手扶拖拉机、机动脱粒机分别增长了４５倍和２３倍，过去农村没有的机动水稻插秧机、收割机、饲料粉碎机分别拥有３.２万部、１７万部、９４万部，电动碾米机、轧花机、榨油机比１９６４年分别增长１０.４倍、１.８倍、１１.８倍。
但是，“五小”工业上得过猛、过多，也带来了不少问题。其一，确定项目和选址没有进行论证，缺乏规划，一哄而起。片面追求本地自力更生，许多小工业原料没有来源，产品没有销路。其二，片面强调土法上马，因陋就简，又用“大批判”开路，结果是消耗大、成本高，质量差。其三，新增职工过多，采取“人海”战术。１９７０年、１９７１年仅县办工业就新增职工２４００万人，占全国新增数的４０.７％。１９７３年２月，周恩来指出了这些问题，要求进行整顿。他说：“搞五小工业也要有原料、材料和设备的保证。没有原料也搞，同大厂争原料，变成自由发展了。整顿的方针要写清楚。发展五小工业要有个范围，要对农业有利，破坏计划的无论如何不能搞。”(《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4页。)
(五)“四三方案”和对外经济工作的新开拓
6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两国关系紧张后，毛泽东曾考虑扩大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引进先进技术设备。1964年和1965 年他提出：有的不会制造，要向别国学。甚至说：在一定时候，可以让日本人来中国办工厂、开矿，向他们学技术。(毛泽东听取工交会议情况汇报时的讲话，1964年1月7日。)但是，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国际敌对势力的持续封锁及“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这个设想一直未能实施。
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着新的一轮经济危机，苏联、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活动遭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抵制，原有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两大经济体系逐渐趋向解体，代之而起的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日益增多的经济往来。１９７３年，长达２８年的以美元为中心国际货币体系崩溃。另一方面，随着中美关系缓和，中国重返联合国，大批西方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打破了国际敌对势力长期以来对中国的政治封锁。中国国内在林彪事件以后，开始批判和纠正部分的“文革”“左”倾错误。这些都为中国扩大对外经济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１９７２年２月，毛泽东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准备抓住这个契机，开拓对外经济工作的新局面。他对尼克松说：“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要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也不肯。”“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595页。)从而批判了“文革”中对外贸易领域的错误做法。在中美上海公报中，双方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
１９７１年林彪事件以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与李先念、余秋里及相继复出的陈云、邓小平等人，积极推行了毛泽东打开对外经济工作局面的决策。１９７２年１月，根据周恩来指示，李先念听取了余秋里召集国家计委及有关部委负责人研究后的汇报，决定抓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危机中急于出口的有利时机，针对国内需要，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１月２２日，李先念向周恩来报送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建议引进我国急需的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４套、化肥设备２套，以及部分关键设备和材料， 约需４亿美元。２月５日，经周恩来批示呈报，毛泽东立即圈阅批准了这个报告。
随后，周恩来等人以此为突破口，将对外引进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５月５日，冶金部建议从国外进口一米七大型钢板轧机，这是国内钢铁工业长期以来急需的设备，因“文革”的冲击使试制工作停止，而江青集团又借口“自力更生”阻挠进口，严重影响了钢铁工业的发展。这时，国家计委根据李先念批示，正式提出了《关于进口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问题的报告》。８月２１日，毛泽东、周恩来予以批准。１１月７日，国家计委再次提出《关于进口成套化工设备的请示报告》，建议进口６亿美元的２３套化工设备。周恩来在批准这个报告的同时，又要求将总额３３亿美元的另一进口方案送他合并考虑，准备采取一个更大规模的引进计划。
在１９７２年引进一系列项目工作顺利进行的基础上，１９７３年１月５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对前一阶段和今后的对外引进项目做出总结和统一规划。报告建议，利用西方处于经济危机，引进设备对我有利的时机，在今后三五年内引进４３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其中包括：１３套大化肥、４套大化纤、３套石油化工、１０个烷基苯工厂、４３套综合采煤机组、三个大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及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气轮机工厂等项目。这个方案被通称为“四三方案”，是继50年代的１５６项引进项目后的第二次大规模引进计划，也是打破“文革”时期经济贸易领域被封锁局面的一个重大步骤。以后，在此方案基础上，又陆续追加了一批项目，计划进口总额达到５１.４亿美元。利用这些设备，通过国内自力更生的生产和设备改造，兴建了２６个大型工业项目，总投资额约２００亿元。到１９８２年，２６个项目全部投产。其中投资额在１０亿元以上的有：武钢一米七轧机、北京石油化工总厂、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一期工程、辽阳石油化纤厂、黑龙江石油化工总厂等。这些项目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四三方案”的批准实施，带动了对外引进工作的全面开展。毛泽东、周恩来审时度势，在国务院领导人的积极努力下，又果断地进行了开拓整个对外经济工作新局面的部署。从１９７２年起，我国的外贸、金融及与之有关的其他经济领域，出现了一个建国以来对外引进技术设备、开展经济交流的第二次高潮。
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方面，除“四三方案”的主要项目外，重要的引进项目还有：从美国引进彩色显像管成套生产技术项目；利用外汇贷款购买新旧船舶，组建远洋船队；购买英国三叉戟飞机，增强民航运输力量等。１９７２年９月，国家计委成立了进口技术设备领导小组，负责审查进口设备和综合平衡及长期计划衔接工作，还组织有关部委派出多个考察小组，到国外考察检查进口设备。同时，在国内恢复举办先进科技国家的技术贸易展览会，学习吸取国外先进技术。
60年代后期，为了适应外贸和远洋运输的需要，周恩来等国务院领导人顶住“四人帮”的攻击，利用造船、买船、租船等多种方式，建立了一批远洋船队，同时，建设了一批万吨级船台和船坞。70年代累计建造万吨以上的船舶86艘，共151.6万吨，最大为5万吨级油船，从此基本建成了中国船舶工业的使用和建造体系。
在制定研究利用外资的战略指导思想方面，周恩来等人顶住江青集团的压力，进行了艰苦的工作。１９７３年和１９７４年协助周恩来研究指导外贸工作的陈云发挥了重要作用。１９７３年６月，陈云在与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的谈话中，提出了“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的重要思想。他指出：现在我们外贸主要面向资本主义国家这个趋势“我看是定了”，因此，“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领我们应占的位置”。针对林彪、江青集团的破坏，他提出要恢复外贸金融研究机构，认真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资料，并亲自拟定了了解世界经济状况的１０个重要问题。根据他的这一思想和周恩来的多次指示，中国人民银行进行了许多调查研究，积极开展筹措外汇和利用外资工作，１９７３年筹措到外汇资金１０亿多元，支持了对外引进的需要。１９７３年至１９７４年，利用国际货币动荡时机，陈云又向李先念建议，适时地购进６００吨黄金，增加
了我国的黄金储备。
在利用和借鉴外国现代金融和管理手段方面，陈云大胆地指出，要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交易所和期货市场。他说：“对于商品交易所，我们应该研究它、利用它，而不能只是消极回避。”根据这一思想，外贸部门在购买国内需要物资时，灵活运用期货手段，积极参与国外交易市场活动，在完成购买任务的同时，为国家赚取了外汇。
在恢复建立国内出口生产基地、扩大出口贸易方面，按照周恩来制定的“外贸要立足于国内，要把生产、使用和科研结合起来，推动国内生产的发展”的方针，李先念等人积极恢复了“文革”初期遭到严重破坏的出口生产工作。李先念在多次有关会议上指出：把出口工艺美术品说成是“为资产阶级服务”，不生产，不采购，使出口额显著下降，这种状况必须迅速加以改变。针对有人攻击外贸工作“崇洋媚外”，认为出口商品提价是“帮助外国商人剥削各国人民”的谬论，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慨，严厉批评说：这么说的人，硬是想要我们吃大亏，外国资本家赚大钱。在他和周恩来部署下，工艺美术品、农产品等出口生产基地得到了较快恢复。１９７２年９月，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在北京开幕，历时４个多月。为了扩大加工出口，外贸部门利用国际市场上棉布价格较高、棉花价格较低，而国内棉花欠收、加工能力较强的时机，进口一批棉花，加工成棉布后出口，既解决了国内的棉布紧缺，又赚取了外汇，同时还使国内人民增加了收入。但是，有人却认为，这样做是依靠外国，不是“自力更生”。陈云经过调查研究后，坚决地指出：“我们是要自力更生的”，但是要做到完全用自己的棉花需要很长时间，“我们要利用这段时间，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不这样做就是傻瓜”。同时，他还考虑到在整个外贸进出口安排上，都应利用国内丰富劳动力，加工成品出口，如进口化肥和设备，增产粮食，再出口大米、肉类，“要长期搞，这样搞是合理的。我们有劳动力，可以为国家创造外汇收入”。(《陈云文选》第三卷第224页。)
这一时期，周恩来开始注意台湾设立经济特区、引进外资的做法。１９７２年４月他接见广交会代表时，询问了台湾产品加工出口情况，说：为什么台湾能搞，我们搞不了？我们这样伟大的人民，出口才比台湾多十亿，值不得骄傲。
１９７３年６月29日他接见美国银行家洛克菲勒时说：通过两国银行来推动两国贸易的发展，这是一个有效的渠道。我们过去不会运用银行。……我很直率地说，这一点我们还赶不上台湾的严家淦。他引进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外资。进口原材料，然后加工，专门供出口。他还在台湾高雄划了一个像香港一样的自由港，不收税。这样，台湾的贸易额就大了。(《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45—646页。)１０月31日至11月3日他和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会谈时，再次表示赞许台湾省吸引外资带着原料去建厂，利用台湾的廉价劳动力、劳务费，然后把商品回销外国的做法。(《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30页。)
由于“文革”，周恩来建立经济特区、引进外资和来料加工的设想不可能付诸实践。但是，他的这一思想对后来的中国经济开放产生了重要的探索作用。
在周恩来、李先念、陈云等人的领导和斗争下，经过两年多的努力，１９７３年到１９７４年，我国对外经济工作取得了开拓性的进展，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１９７３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达到１０９.７６亿美元，是１９７０年４５.８亿的２.４倍；１９７４年更达到１４５.７亿，是１９７０年的３.２倍。 １９７３年全国出口总额达到５８.２亿美元，是１９７０年２２.６亿的２.５８倍；１９７４年更达到６９.５亿美元，是１９７０年的３.０７倍。一方面，成套设备和先进技术的引进，促进了国内基础工业，尤其是冶金、化肥、石油化学工业的发展，为我国80年代经济建设的腾飞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外贸出口创汇也得到迅速发展，有力地支持了国外成套设备的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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