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社会中存在着种种矛盾和问题，引起了广泛的抱怨和不满。对于矛盾和问题的根源，媒体界和学界中最常见到的一种解释就是将之归过于政府或国家，因为拥有权力者才能对公众权益造成侵害，而政府或国家正是权力本身。因此应该对权力保持警惕，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控制。在笔者看来，这种观点并非毫无道理，但如此大而化之一概而论，其片面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在改开时代之前，将国家等同于权力本身，似乎还有所依据，但是，经过长期的转型和演变，中国早已跟三十多年前迥然相异，现在再继续将政府与权力等同起来，或者坚持说拥有权力者只有政府，那就不是与时俱进了，而是墨守陈规、削足适履了。现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基本建立起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并非只有政府——不管是议会制还是威权制——才拥有权力，比如资本，就是市场或“民间”内部最为活跃的力量，实际上也拥有相应的权力。而有了权力，资本或企业也就有了侵害他人或社会的可能。难道在今天需要监管的仅仅是政府吗？资本、企业或者其他权势集团不也是同样需要监督的吗？
令人不解的是，不知是出于惯性还是其他原因，媒体界和学界在对中国进行分析的时候，还是笼统地按照政府（国家）——社会（民间）的简单的两分法公式来进行。现实中只要出了问题，媒体依旧是一味往政府头上找根源的，对政府之外的其他力量视若无睹。最近某报刊（南方都市报5月8日文章：“诺奖得主：政府和市场之外还有第三条道路”）记者在采访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时就让我们看到了这样典型的一幕。
该刊记者与奥斯特罗姆教授讨论广州某社区的业主自我治理时，指出“在今天中国的社区自我管理的道路中，除了来自政府的压力之外，另外一种压力来自于地产商和物业管理公司”，即社区自治需要“抵抗资本力量”。该刊以上观点，虽有夸大政府对社区自我管理的干预或压制程度之嫌，但总算还是客观公正，毕竟承认需要“抵抗”的还包括以物业公司为代表的资本力量。近年来有关物业公司与业主的矛盾的报道早已是不绝于耳，对此大家该不会陌生。奥斯特罗姆教授也指出，“如果我们不进行自主管理的话，我们就会被那些物业管理公司所管理。”
该刊承认在中国能够侵害公民权益的，除了政府，还有资本的力量，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话音刚落，记者在新的提问中就转而认定中国“一直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了，是“单中心的体制”了。这种惊人的自相矛盾甚至没有经过丝毫的过渡就出现了。难道是政府正在压制小区自治，而不是记者刚刚提到的物业公司？如此选择性失明，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幸好，奥斯特罗姆教授并没有被记者牵着鼻子走，她反驳了关于中国是“集权国家”与“单中心体制”的观点：“实际上，你们进行了市场的开放，这就意味着中国已经不再是以前那样的中央集权了，已经在慢慢开始一种多中心的管理方式。”
记者刚刚讲述了事实真相，但是在进行理论归纳总结的时候，却仍旧不顾事实来生搬硬套某些教条，这种教条在媒体和学界广为流行，那就是将当前社会中所有存在的矛盾和问题都归结到政府头上，政府是唯一的和最终的罪魁祸首。事实上在今天“多中心”的中国，政府之外根本不存在什么铁板一块的不掌握权力的民间，有些“民”侵害起其他“民”来，一点也不含糊。比如前些天，重庆有民工向老板讨要欠薪，反遭到老板的打手的围殴。当地公安局刑警总队的一名负责人偶遇此况，亮明身份制止行凶时竟也惨遭殴打，最后警方不得不出动武装特警才将问题解决。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们还能咬定政府是侵害公民权益的唯一源头吗？我们还能简单地抬高美化政府之外的“民间”吗？“多中心”的事实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毕竟老板、打手与民工是同属民间的。冤有头债有主，人家孩子被狼叼走了，你却要人家去跟狗熊他娘算帐，你这不是在误导公众吗？前段时间，上海普化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有位刚入职半年的25岁的女硕士过劳死了，我们总不能去怪发改委吧。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上帝是不应该替恺撒承担罪名的。
对政府权力应该保持警惕，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警惕的对象不应该只包括政府。当前在南方系主导下流行的“集权论”和“单中心论”，或者说笼统的“官民对立论”，正极大地妨碍着我们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深入认识和妥善解决，其危害不容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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