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国贼反党反人民已屠刀出鞘！
吕永岩
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爱国爱民的共产党人“唱红打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被“转基利”集团（转基因利益集团）装扮成没有阴谋的美国，一时间也不甘寂寞，特别是纽约时报网站，接连发表文章，内容当然除了所谓对共产党的“揭露”，再就是以影射的方式诅咒中国共产党“延长寿命”“终归失败”。这个“终归失败”又一次给了“转基利”集团美国“无阴谋”论一记清脆的耳光。
不仅如此，与美国穿一条裤子并且在中国大受媒体追捧的方舟子团伙，此时也拍马上阵，在方舟子主持的境外“新语丝”网站上发表文章，与美国网站遥相呼应，对维护中华和中国人民利益，也是汉奸集团卖国最大阻碍的中国共产党，明火执仗地进行攻击。他们这次攻击的着力点瞄准了建党之初，污蔑中国共产党“从党的一大，就开始有了腐败”，也就是要从“根”上否定中国共产党。
方舟子团伙所谓党“一大”的“腐败”，主要依据有两条：一条是党召开一大会议时，给每位与会代表发了去时的一百元路费和返回时的五十元路费，方舟子团伙认为这个数字太高了。第二点是有三位党代表“带老婆”，方舟子团伙恶毒攻击说这“纯属是公款旅游”。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方舟子团伙挖空心思找出的这两条党的一大“就开始有了腐败”到底有没有根据，看看到底是谁该受到八千万共产党党员和十三亿中国人民的谴责。
先说第一条的路费。方舟子团伙依据的文章是郑瑞峰所写的《陈独秀拒绝共产国际经费援助内情》。其实，这篇文章前面写得非常清楚，当时共产国际要给中国共产党提供经费，“1921年1月，中共上海发起组遇到了‘经费无着’的境况，许多党的宣传刊物被迫停办，对工人的启蒙教育工作也不得不中止，经费短缺问题日益严重。但是即便如此，陈独秀仍然主张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尤其反对接受共产国际的经费援助。”就是说，建党初期，党的经费问题很突出，很困难。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陈独秀还是不主张接受共产国际的援助，还是要“独立自主”地解决党的经费问题。并且陈独秀的这个主张不是说了一次两次，而是多次。
还有就是党的代表是经过推选产生的，推选过程中一些人还曾互相推让。这说明当时的党员们看重的根本就不是那些路费，而是一种崇高的荣誉。方舟子团伙在这方面与推销转基因一样，是拿不出任何一大代表“见钱眼开”的证据的。
更重要是，当时共产党并非是执政党，相反是处于地下的反对党，是被当时的政权视为“共匪”，要给予铲除的。就是说，那时党的一大代表是随时要准备坐牢，准备被杀头的。区区一百五十元钱，难道能比生命重要？方舟子团伙连这个账也不会算吗？
其实，方舟子团伙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如果不是眼瞎，他们应该看到，《陈独秀拒绝共产国际经费援助内情》一文中专门说了，当时对党员的要求是：“所有党员都应无报酬的为党服务”，反对规定薪金的“雇佣革命”。即使后来有了“生活费”的规定，也“只给予一部分非此即不能维持生活的工作同志。党员要更接近劳苦大众的生活，个人生活消耗少些，直接用于工作的费用就会增加。”就是说，给生活费的是生活上很困难的党员，是维持这些人的生计，而且当时有要求，这些生活费，在“个人生活上消耗”要“少些”，要尽量节省出钱来用于革命。当时的党员们也都是这样做的。那时的共产党员根本就没有看重金钱，绝不像方舟子团伙所影射的“见钱眼开”。在这里，方舟子团伙不仅是鸡蛋里面挑骨头，更是以自己献媚美国转基因生物集团的小人之心，度中国共产党人救人民于水火的君子之量。
再看看方舟子团伙恶意攻击的所谓“带老婆”“公款旅游”。确实，参加党的一大的代表中有三个人带了老婆。其中李达的夫人王会悟，虽然不是“一大”的正式代表，但方舟子团伙也不得不承认，她是负责“望风传递消息”的党的“交通员”，并且为一大因最初的开会地址暴露，后来重新选址作出了重要贡献。还有一位“带老婆”的是陈公博。陈公博是办报的。“作为报人，陈公博担心自己多日无法在广州出头露面会引起别人猜忌，为掩盖此行的真正目的，他要求带上新婚的妻子李励庄同行”，为的是掩人耳目。还有一个带老婆的是张国焘，尽管没有文字佐证其带老婆的目的，但也绝不可能是“公款旅游”。因为其一，所有“带老婆”的人，“老婆”并没有得到额外的“路费”补贴，开销都是自己付的；其二，这三位老婆陪同丈夫去干的事，一旦暴露，就要坐牢或杀头。天底下有冒着坐牢和杀头危险的“旅游”吗？如果有这样的旅游，有人愿意参加吗？并且事实上，一大开会的第一个会址曾暴露，如果不是当机立断，断然转移，与会人员就都会被逮捕，“老婆”也会被一网打尽。如此这般的“公费旅游”难道不是毫无根据的恶意攻击又会是啥？
反过来想想，是不是方舟子团伙也有过这种不怕坐牢带老婆“旅游”的经历啊？是不是他们为美国推销转基因，转弯抹角攻击中国共产党，也做好了一旦阴谋败露，准备在中国坐牢的准备啊？
纽约时报网站选择建党九十周年攻击中国共产党毫不奇怪，“新语丝”的方舟子们敢如此放肆攻击，这却是耐人寻味的。因为方舟子不是在美国，它是在中国。他还不是一个普通人，据他自己的吹鼓手说，他是个“圣人”，还是被中国媒体捧红了的所谓“打假斗士”。这次他这个“斗士”竟然以主持的“新语丝”网站，把“打假”矛头直接对准了中国共产党，把中国共产党解放全中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从根上“揭”出了所谓“腐败”。这样一来，中国共产党就不能不回应了。究竟方舟子们说的有根据，还是没有根据；方舟子们这次究竟是诬陷，还是又一次成功地打了假？有哪位卖国的政改派敢站出来“挺一下”方舟子们吗？方舟子们要是还有哪怕一点点直面真理的勇气的话，那就请回答本文对他们无端诬陷的批驳吧？
很明显，方舟子们的诬陷和放肆并不是没有来由的，他们才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当初不怕坐牢，不怕杀头那样的崇高和胆略。他们的放肆是因为他们自以为有倚仗，这个依仗的力量就是美国和美国在中国扶持的汉奸带路党。正是这些人，在使中国股民血淋淋割肉的同时，却使美国高盛在中国大赚特赚了百分之九百的超额利润；正是这些人，跟着国际资本一块儿把中国国有银行说得一钱不值，以白菜价把中国几大银行股权贱卖给外资百分之二十五，让外资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转手一卖就赚得上万亿！这上万亿的钱可以把全中国老百姓的社会保障和养老、医疗、教育问题全部解决！正是这些人，在我国各大银行四分之一股权已落入外资之手后，仍不满足，仍要将外资控股比例扩大到百分之四十五至百分之六十。如果没有爱国人士的坚决抵抗，这样险恶的情形几乎要成行；就是这些人，使得中国二十八个主要产业被外资控制的已超过二十一个，而且这种现象还在进一步加剧；就是这些人，明明知道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一贯严防死守，偏偏在转基因产业化上唯恐中国不走到他们前面去，却依然拼命地帮助美国在中国推销足以亡国灭种的转基因产业化；就是这些人，让高盛等外国财团大转特赚的几万亿还嫌不够，还要开设所谓的“国际板”，让外资直接到中国百姓并不富裕的兜里来掏钱，让中国的未来受制于美国政府和美国财团。凡此种种，都说明方舟子们的放肆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必然性的，是有其靠山的，是早有预谋的。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这次“出击”，是美中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力量阴谋搞垮中国的一个信号，一个步骤。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建党九十周年讲话中提出的“四个考验”和“四个危险”，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切切实实应引起我们高度警觉、高度关注、高度戒备的振聋发聩的警钟。中国共产党从执政开始，还没有出现过像今天这样有人胆敢公开诬陷和咒骂共产党的情形，还没有出现过有人胆敢明目张胆与美国金融和生物集团力量相勾结的情形，还没有出现过胆敢把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通通作为小白鼠搞实验的情形，还没有出现过出卖国家金融利益竟然理直气壮、畅通无阻的情形，还没有出现过卖国力量竟然公开叫出“爱国贼”的情形，还没有出现过“卖国是卖国者的通行证，爱国是爱国者的墓志铭”的情形！中国的确到了一个很关键的时刻，的确到了一个生死攸关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再不警醒，再这样被“无阴谋论”麻痹下去，说不定美国“带路党”一夜之间就会搞得黑云骤起，昏天黑地，日月无光。
阴谋的邪火已经在地下运行，阴谋的陷阱已经悄然密布，阴谋的屠刀已经高高举起。我亲爱的同志哥，你是否还有火眼金睛？你做好欢呼孙大圣反击的准备了吗？
附：
陈独秀拒绝共产国际经费援助始末
<<党史纵横OVER THE PARTY HISTORY>>2008年第4期
: 郑瑞峰
事情起因
早期参加筹建中国共产党的人员大多是青年，一般没有固定的职业和收入来源，要在短时间内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党，宣传、组织等费用光靠陈独秀、李大钊等少数知识分子教书、写文章挣来的钱是远远不够的，因此，经费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的一个大问题。
1920年5月初，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在上海会见了陈独秀。除了向陈独秀提出组织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共加入共产国际问题外，还提出向上海共产党人提供经费资助，加快在上海以及南方各省的建党步伐。8月上旬，中国共产党上海支部发起组成立会议召开，陈独秀被推选为书记。12月，陈独秀又利用应陈炯明邀请赴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机会，在1921年春重建了中共广东支部。1921年1月，中共上海发起组遇到了“经费无着”的境况，许多党的宣传刊物被迫停办，对工人的启蒙教育工作也不得不中止，经费短缺问题日益严重。但是即便如此，陈独秀仍然主张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尤其反对接受共产国际的经费援助。他曾在支部会上说：“党员应该一面工作，一面搞革命，我们党现在还没有什么工作，要钱也没用，革命要靠自己的力量尽力而为，我们不能要第三国际的钱。”他还风趣诙谐地说：“你们看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朱谦之，不是常在报上写文章骂我陈某崇拜卢布，是卢布主义吗？然而，他们恰恰又给我上了一堂课，人家的钱不能要，拿了人家的钱就要跟人家走，我们一定要独立自主干，不能受制于人。总之，我是不愿被别人牵着走的。”
陈独秀在共产国际经费援助问题上打的“预防针”非常及时。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达上海，在会见了代理书记李达、李汉俊后，马林提出中国共产党应加入共产国际、并接受共产国际经济援助以开展党的工作的问题。他还毫不客气地向李达要工作报告和经费预算。受陈独秀影响的李达和李汉俊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是否加入共产国际还没有决定……至于经费方面，只能在我们感到不足时才接受补助，我们并不期望靠共产国际的津贴来发展工作，从而拒绝了马林提供经费的要求。在马林的催促下，上海党支部向全国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为使各地代表不致于因旅费问题而耽误参加会议，马林拿出自己的活动经费，在发邀请函同时向每位代表寄路费100元，他还多次发函电，要陈独秀回沪参加“一大”会议，甚至派包惠僧到广东接陈独秀到会。但陈独秀因兼任大学预科校长，正争取一笔款子修校舍抽不出身，于是指派包惠僧代表他本人出席“一大”。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陈独秀虽未参加会议，但由于他在建党中的威望以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认可，仍被选为中共中央局书记。
“一大”闭幕后，马林虽未与陈独秀谋面，但他对陈独秀作为共产党领导人在资产阶级政府中做官的作法是不满的。尤其是他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来中国这么长时间，陈独秀居然不来见他，简直不把共产国际和自己放在眼里，至于其他在上海的中共党员如李达等人，每当马林提出自己有关工作计划设想时，则托词等陈独秀返沪后再作决定而予以抵制。在共产国际经费援助问题上，由于中共一开始就没有接受共产国际的经费援助，所以在“一大”后经费短缺再次成为中共面临的首要问题，每月虽只用二三百元，却是无法筹措，李达等人只好函告陈独秀请他为中央设法筹集经费。鉴于这种情况，马林在与张国焘商谈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时，再次表示要向中共提供活动经费。他说：“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共产国际有帮助各国共产党的义务，而中共也应坦然接受。”马林还要求张国焘立即编制工作计划和经费预算，按张国焘的预算：“总共预计有30人按月领取生活津贴，每人约需20元至35元。这个机构全部开支及出版费用每月约需1000多元。”马林见所需经费如此少，大笑着表示同意。当即决定全部经费都由共产国际补贴，中共自己所筹集的经费可作别的用途。但此后中共中央讨论此事时，决定把这“视为一个试行的草案，等陈独秀先生返沪后再作最后决定”。
马林碰了钉子后，急切盼望能早日与陈独秀会面。为此马林曾专门召集张国焘、李达、包惠僧等开会，讨论陈独秀回上海的问题。会上马林不满地说：“陈独秀先生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应当回到上海，尽到责任，不能由别人代替，国际上没有这样的先例。”于是，会议决定派包惠僧去广东接陈独秀迅速回上海主持党中央工作。马林对包惠僧说：“包先生，你要对陈独秀先生讲清楚，要他回上海，不仅是中国党的意思，也是我的意思。”随后不久，包惠僧就去广州接陈独秀回上海。
摩擦和冲突
包惠僧一到广州就向陈独秀详细汇报了党的“一大”情况，并说：“上海方面及马林，要先生尽早回上海主持工作。”陈独秀说：“当初是为了推进广东革命而南下，现在共产党成立，当然不能久留广州，是该回上海了。”包惠僧还向陈独秀谈到上海党员与马林的关系，陈独秀明显站在国内同志一边，对马林不太满意。当年9月，陈独秀辞职后与包惠僧乘船离粤回沪，在船舷上陈独秀就对包惠僧谈起共产国际，“我们没有必要靠它，现在我们还没有阵地，以后工作展开了再找第三国际联系”。包惠僧接着说：“陈先生，马林说过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编入第三国际，是国际的一个支部。”陈独秀听后十分反感，说道：“他们承认与否没有用！要靠中国人自己组织党，中国革命要靠中国人自己干，要一面工作，一面革命。”
回到上海后，陈独秀就任中共中央局书记。刚一上任，陈独秀就从李达那里得知马林不尊重中国同志、态度傲慢、擅自处理一些问题的情况。还听说马林曾公开表示“一年以来，第三国际在中国用了二十余万，而成绩如此，中国同志未免太不努力”。生性倔强的陈独秀立即与马林发生冲突，他驳斥说：“我们哪里用了这样多，半数是第三国际代表自己拿去住洋房、吃面包，如何诬赖别人。”与此同时，陈独秀也责问张国焘：“你为何向马林提出劳动组合书记部计划和预算，而且对于工作人员还规定了薪金，等于雇佣革命，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自己负责的，所有党员都应无报酬的为党服务，这是我们所要坚持的立场。”他还多次在党的会议上说：“我们没有必要事事都要依靠第三国际，听马林的。马林以共产国际自居，他马林就是共产国际？他要我们听他的，牵着我们鼻子走。否则，不听他的，就是不听共产国际。”
在分歧尚未解决之时，马林还自行主张，进一步加剧了与陈独秀之间的矛盾。当接到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指示，在中国、朝鲜、日本选派代表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时，马林不征求中共中央同意，事前也未同陈独秀商量，就擅自派遣担任其翻译的中共党员张太雷赴日工作，并要张太雷不告诉党内其他同志。陈独秀对此事极为不满，认为马林简直是胡作非为，藐视中共中央，他表示不与马林见面，并拟要求共产国际撤换马林的代表职务，这样一来二人的关系搞得很僵。
在张国焘的一再劝说下，陈独秀还是勉强见了马林。在马林下榻之处，张国焘向马林介绍说：“马林先生，这位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先生。”
“欢迎，欢迎，陈先生，你终于回上海来了。”双方寒暄几句后，马林就用带有命令的口气说：“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是第三国际的支部。所以，中国共产党应在共产国际统一领导下。陈独秀同志，你如果是真的共产党员，就应该听共产国际的。”陈独秀一听猛地站起来对马林说：“中国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目前也不需要国际的经济援助，中共的工作，也无需样样依靠国际，我们有我们的独立性。”马林一听气得无言以对，双方第一次会面就不欢而散。就在双方围绕共产国际经费援助等问题争执不下时，陈独秀的突然被捕，使他与马林的关系出现了转机。
谅解和合作
1921年10月4日下午4时，法租界巡捕因陈独秀与马林接触而闯进陈独秀的住处，发现屋中有大量禁售刊物--《新青年》，将陈独秀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陈独秀的妻子高君曼、党的干部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但巡捕们都不认识陈独秀。
在巡捕房登记时，陈独秀化名“王坦甫”，其他人也都用了假名。但不久，褚辅成和邵力子到陈独秀家中拜访也先后被捕。在巡捕房褚辅成一见陈独秀就说：“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带到这儿来了！”结果，陈独秀的身份就暴露了。褚辅成、邵力子在被弄清身份后释放。在牢中，陈独秀嘱咐大家不可说出共产党的真情，一切都推在他身上好了，以争取其余人先行获释。陈独秀说：“我家里有马林的信件，如果被搜出来可能要判七八年刑。我打算坐牢，你们出去继续为党工作。”陈独秀还感慨地说：“现在的统治者们既这样无情的压迫我们，我们只有和共产国际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不必再有疑虑。”
陈独秀被捕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应并纷纷组织营救。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10月26日，法庭判决陈独秀明知故犯私藏《新青年》杂志，罚白银500两结案。陈独秀当天获释。后来陈独秀才知道，他能如此迅速顺利地出狱，除了社会各界的营救之外，马林也出了很多力，还花了许多钱打通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并请著名的法国律师巴和出庭辩护。陈独秀出狱当天，张太雷来到陈独秀住宅，转达了马林恳切的慰问：“如果不是不方便，马林是要亲自来慰问的。”见此情景，包惠僧对陈独秀说：“这一次，马林和陈先生及中国共产党算是共了一次患难，你要当面好好谢谢马林。”陈独秀原本就是个很重感情的人，这件事让他心里十分感动，自然也就消除了对马林的误解。陈独秀对包惠僧说：“惠僧说的对，要不是他的营救，这个案子不会很快顺利了结。过几天，我一定去当面向马林表示谢意。”这样，陈独秀与马林二人之间的争执，都因这一意外而烟消云散。
不久，陈独秀以中国共产党书记的身份召开中央会议，除决定《共产党》月刊继续出版、将《新青年》复刊外，还通过了原来张国焘提出的组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计划和预算草案，但做了个别修正。主要是工作人员的待遇不再称薪金或工资，而称之为生活费，其标准也由原来的每月20元至35元减低到以25元为最高额。会议关于党员生活费问题还特别指出，原则上共产党员应无报酬地为党工作，现在所规定的生活费只给与一部分非此即不能维持生活的工作同志。党员要更接近劳苦大众的生活，个人生活消耗少些，直接用于工作的费用就会增加，领取最低生活费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最宝贵的精神品质。有关党员最低生活费的精神在会后以中央通告的形式传达给全党同志，并获得了党员的一致赞成。
会后两天，陈独秀在张国焘、张太雷的陪同下特地拜访了马林。马林一改盛气凌人的架势，高姿态地表示“中国党的一切工作完全由中共中央负责领导，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我，只与中共最高负责人保持经常接触，商谈一般政策而已。”陈独秀则诚恳地表示：“中共拥护共产国际，对其代表在政策上的建议自应尊重。”此后，陈独秀与马林经常见面，毫无隔阂地商讨各项问题，中共中央计划也按时送交马林一份，马林从未提出过异议，陈独秀也经常将马林的意见向中共中央会议报告。
陈独秀与马林还具体规定了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补助经费的办法，从此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费援助便成为经常性了。从1925年至1927年，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的经费援助不断增加，中共经费短缺问题也有所缓解，中国革命得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迅速发展。
一部热血和青春的颂歌，揭示辉煌９０年背后的密码
：张珊珍
１３名代表，５０余名党员，星星之火；６０余年国运昌盛，９０年苦难辉煌，气壮山河！
此外，武汉的党组织派出了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党组织派出了王尽美和邓恩铭，都在六七月间来到上海。
附：
方舟子“新语丝”文：“建党伟业”开“一大”花了多少钱谁买单？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history/modern/jiandang.txt
：秦全耀
拍《建党大业》，中影牵头，投资商出钱，共同受益把钱赚。同样，党开一大花了多少钱，又是谁买单？
闹革命是要花钱的，党的建党大业，需要多少钱？早期参加筹建中国共产党的人员大多是青年，一般没有固定的职业和收入来源，要在短时间内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党，宣传、组织等费用光靠陈独秀、李大钊等少数知识分子教书、写文章挣来的钱是远远不够的，因此，经费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的一个大问题。
毛泽东当时在北大图书馆的工资只有8元，沒人出钱，你让他自费去上海开一大，连火车票也买不起呀！
据《内蒙古党史》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布的郑瑞峰文章《陈独秀拒绝共产国际经费援助内情》资料记载，一大的费用统由马林代表的共产国际买单。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起人李达和李汉俊经办。当时中国国内的北京、上海、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等地建有共产主义小组，国外的日本留学生和旅法的青年学生中，也建有类似的共产主义小组。
除了旅法的共产主义小组之外，“二李”分别给每个小组都写了信，而且还汇去了路费，每位代表的路费都是一百元，无论远近。会议结束后，每位代表还将再领到五十元的路费。
这笔钱在当时来说，绝对不是个小数目。当时上海普通警察月工资不过十至十三元，警长也不过拿十六至十八元；上海黄金价格是每两二十一元，一辆进口小轿车的价格一千元左右。十二位代表仅来的路费就可以买一辆进口小轿车还有富裕。
尽管从上海汇给每个代表的路费富富有裕，但大家花起这些钱来仍然精打细算。外地来的代表绝大多数被安排在上海法租界的博文女子学校学生宿舍，此时学生已经放暑假，组织者提前租下楼上靠西侧的 三间前楼，这里安全又经济实惠，每个铺位一天租金不到一角钱，而上海普通客栈则至少需要三角钱。因为不知道会议要开多长时间，组织者预付给学校两个月的租金。
代表们吃饭的问题也是就地解决，由女校的厨役给做，花费也不大。当时有一块钱就可以在上海的普通饭馆请六七个人吃一顿不错的饭，有生煎馒头、蟹壳黄及各种小吃。考虑到上海夏天的闷热，组织者还特地买了几张新的芦席，给代表们打地铺用。
由于会议遇到特务跟踪，不得不换个地方了。有人建议去杭州开，杭州有西湖，景色很美，既能避暑又能开会，确实是个好地方。但去杭州的最大问题是找不到杭州本地人接应，安全没有保障。已经有一次涉险经历的大多数代表都不同意去杭州。
正在大家犯难的时候，一位年轻俊秀的女子轻启朱唇，说出一番话来。
这位少妇就是李达的新婚夫人王会悟。 她不是“一大”的正式代表，而是负责望风传递消息的交通员。王会悟建议，会议完全可以转移到离上海更近的浙江嘉兴继续开，嘉兴是她的家乡，虽然是农村但环境优美，有著名的旅游景点南湖，上海市民消暑的时候，多喜欢到浙江嘉兴游赏荷花，不容易被人注意，还能节省下一大笔路费。
王会悟的意见马上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
7月31日上午10时许，代表们分别从上海乘火车直达浙江的嘉兴。
王会悟先到一步，她在嘉兴南湖附近的鸳湖旅馆定下两间客房，为代表们安排下住处，并委托旅馆的账房先生代租一艘在南湖上的游船。
这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安排。在烟波浩淼的南湖游船上，不仅可以看到秀丽的湖光水色，而且安全系数比较高，水天茫茫不用担心隔墙有耳。
王会悟租下的这条船并不是一条普通的游船，而是一艘高级的画舫，属于豪华游艇。租金虽然贵了些，但画舫上装饰华丽，陈设考究，雕梁画柱，船上宽平的船头搭有凉棚，便于遮阳挡雨，也便于了望周围的情况。船舱里舒适考究的桌椅让代表坐着很长时间也不至于太疲劳，后舱有供代表们休息和船工住宿的地方。
王会悟很会讨价还价，她用4元5角钱租了这只船,又花了3元钱订了一桌酒菜，将化装成游客的代表们引领到船上在南湖的红船上，中共一大完成了全部议程。
不得不说，在一大的建党大业时，带老婆的代表有三位。除王会悟帮李达干了不少事情，张国焘的老婆杨子烈和陈公博的老婆李励庄纯属是公款旅游。老秦归纳道：从党的一大，就开始有了腐败。
另有一种说法，一大的费用大部分是用 《共产党宣言》翻译者陈望道与李达、李汉俊等人的稿费支付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面世，从理论上武装了“一大”；《共产党宣言》的稿费，从物质上资助 了“一大”。后由于陈望道对陈独秀家长制作风的不满，在“一大”前提出脱离组织，未能参加“一大”。不可能，陈望道又不是活雷锋，光出钱，不伟业，傻呀！
显然，陈独秀和李大钊是由于钱而不去开会的。本博秦全耀认为有个性的陈独秀拒会的真实原因很可能是老毛子出钱的会我不去。因为从和共产国际接触的第一天起，陈独秀从心里就不是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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