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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工人愤怒声讨汉奸卖国贼茅于轼、辛子陵系列九

为忠魂舞 · 2011-07-27 · 来源:
茅于轼评析 收藏( 评论() 字体: / /

女工人愤怒声讨汉奸卖国贼茅于轼、辛子陵系列九  

茅于轼的一举一动已充分证明了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汉奸卖国贼,对于这种祸国殃民的人,国家早应该法办,以利团结人民,稳定社会情绪。但如今堂堂中国,泱泱大国,竟让这些妖魔鬼怪,张牙舞爪。致使涉世不深的年轻人是非不分,麻木不仁;致使历经沧桑的中老年人怒不可遏,义愤填膺;反正我们女工人是忍无可忍。为了教育年轻人,我们就必须戳穿茅于轼的所有谎言,把他反党、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的滔天罪行,大白于天下,让年轻人知道。  

今天戳穿他的又一段谎言是:“毛泽东最初提出的那些主张非常吸引人。但是现在看来这些政策,即使主观上不是欺骗,客观上的确就是欺骗。他号称一切是为了穷人,但他整死的人大部分是最穷苦的人。为他打仗而死的上百万士兵都是参军的贫下中农,三年灾荒而死的大多数是农村的贫苦人。他整死的老干部都是为穷人服务的真正的无产阶级。他的政策丝毫也没有改善贫苦人的生活条件,反而是让他们陷入更悲惨的境地。所谓的一切为了穷人岂不是一种欺骗吗!”   

先看他第一句话:“毛泽东最初提出的那些主张非常吸引人。但是现在看来这些政策,即使主观上不是欺骗,客观上的确就是欺骗。”那么毛主席最初的主张是什么呢?现在咱们就回到最初:1917年列宁领导了俄国的十月革命,用武装起义的形式,无产阶级政权推翻了资产阶级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年毛主席24岁,还没有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 1918年4月14日 ,毛主席、蔡和森、何叔衡、萧子升等组织了青年进步团体新民学会,会员有70多人,蔡和森、向警予等参加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 1919年5月4日 北京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他们打出的口号是:“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 新民学会创办了《湘江评论》,由毛主席任主编,推动了“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 1920年5月8日 ,毛主席在上海半淞园主持旅沪会员开会,并负责编辑新民学会会务报告。1920年上半年,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萧子升等新民学会的骨干在法国成立了新民学会支会。 1920年12月1日 毛主席致蔡和森等的信是这样写的:“理想固要紧,现实尤其要紧,用和平方法去达共产目的,要何日才能成功?假如要一百年,这一百年中婉转呻吟的无产阶级,我们对之如何处置(就是我们)。无产阶级比有产阶级实在要多的若干倍。假定无产者占三分之二,则十五万万人类中有十万万无产者(恐怕还不止此数),这一百年中,任其为三分之一资本家鱼肉,其何能忍?且无产者既已觉悟到自己应该有产,而现在受无产的痛苦是不应该,因为无产的不安而发生共产的要求,已成了一种事实。事实是当前的,是不能消灭的,是知了就要行的。因此我觉得俄国的革命,和各国急进派共产党人数日见其多,组织日见其密,只是自然的结果。” 1920年12月初, 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终于在新民学会的基础上诞生了。这是毛主席、蔡和森、何叔衡等在成立新民学会时就有的“经纶天地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初衷,也是新民学会发展的必然归宿。 1921年1月1日 至3日,毛主席在长沙主持新民学会新年会议,讨论决定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共同目的,以“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为达到共同目的的方法,把新民学会的大多数会员引上了选择马克思主义理想的道路。1921年3月,新民学会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自然停止活动。 1921年7月1日 ,中国共产党成立,毛主席参加了大会。毛主席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很显然毛主席的最初主张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请问茅于轼,难道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是欺骗?  

再看茅于轼第二句话:“他号称一切是为了穷人,但他整死的人大部分是最穷苦的人。为他打仗而死的上百万士兵都是参军的贫下中农,三年灾荒而死的大多数是农村的贫苦人。”  

1949年以前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屈辱史,是资产阶级掠夺无产阶级的剥削史,被压榨的中国人民何止是上百万的贫下中农?整个中国遭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压迫,中国人民如猪狗一般的生活着。当时中国人民没有自己的主权,帝国主义列强的军舰可以自由进出中国的港口,外国军队可以自由驻扎在中国的领土,各个世界强国可以对中国领土任意瓜分,在中国的土地上成立“租界”,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在上海滩上竖起“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招牌,整个国家版图被各国列强蚕食得千疮百孔。国民党蒋介石是中国的合法政府,但正如毛主席所说的,他们是一个卖国贼营垒,在他们面前没有什么当不当亡国奴的问题,他们已经撤去了民族的界限,他们的利益同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假如没有这一群卖国贼,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放肆到这步田地的。他们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1937年12月13日 ,日本侵略者占领南京。  12月13日 上午 ,日军谷寿夫第6师由光华门、雨花门入城,随即将马路上的难民当作枪杀目标,马路街巷之内顿时血肉狼藉、尸体纵横。 日军使用集体枪杀、活埋、刀劈、火烧等惨绝人寰的手段,屠杀中国人民。14日,日军大部队涌入城内,继续搜杀街巷中的难民;并在中山码头、下关车站等处对聚集江边的难民疯狂射击,枪杀数万人。15日,中国平民及已解除武装的军人9000余人被押往鱼雷营屠杀。16日,日军又从中日双方都承认具有中立地位的“安全区”内搜捕数万青年,绑赴下关煤炭港枪杀,再将尸体推入江中。18日,日军将城郊难民及战俘5. 7万余人驱至下关草鞋峡,用机枪扫射,然后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浇洒煤油纵火焚烧。此后,又在12月下旬开始的“清街运动”和“难民登记”中使上万人头落地。 日军滥杀无辜,手段残酷,令人发指。有的往难民身上先浇汽油,后用枪扫射,枪弹一着人身,火光随之燃起,被弹击火烧之难民,挣扎翻腾,痛苦之极,日军则鼓掌狂笑。有的则把难民杀后割下人头,挑在枪上,漫步街头,嬉笑取乐。经6个星期的血腥屠杀,在南京杀害中国平民和被俘军人30万人以上。南京大屠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极端残暴的法西斯兽行。  

日军除残酷屠杀无辜外,还肆意强奸、轮奸中国妇女。在占领后的一个月中,南京市内就发生2万起左右的强奸事件,连八、九岁的幼女和70多岁的老妪都不能幸免。许多妇女在惨遭蹂躏后又惨遭杀害。   

伴随着屠杀和奸淫的是大规模的抢劫和纵火破坏。日军驾驶着汽车,直入各大公司、商店,将各种货物劫运一空。抢劫之后,日军到处放火,致使主要街道的高大建筑物都被烧毁。浩劫之下,昔日街市繁华的六朝古都成了一座尸体遍地、断壁残垣、满目凄凉的死城。   

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中华民族是存是亡?中国人民是死是活?摆在了中国共产党的面前,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中国人民的重重剥削压迫,为了民族的解放,只有让无产阶级翻身,只有让全中国的受苦人拿起枪,拯救祖国,拯救人民,流血牺牲,英勇奋斗。方志敏是这样号召人民的:“朋友,从崩溃毁灭中,救出中国来,从帝国主义恶魔生吞活剥下,救出我们垂死的母亲来,这是刻不容缓的了。但是,到底怎样去救呢?是不是由我们同胞中,选出几个最会做文章的人,写上一篇十分娓娓动听的文告或书信,去劝告那些恶魔停止侵略呢?还是挑选几个最会演说、最长于外交辞令的人,去向他们游说,说动他们的良心,自动的放下屠刀不再宰割中国呢?抑或挑选一些顶善哭泣的人,组成哭泣团,到他们面前去,长跪不起,哭个七日七夜,哭动他们的慈心,从中国撒手回去呢?再或者……我想不讲了,这些都不会丝毫有效的。哀求帝国主义不侵略和灭亡中国,那岂不等于哀求老虎不吃肉?那是再可笑也没有了。我想,欲求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决不是哀告、跪求哭泣所能济事,而是唤起全国民众起来斗争,都手执武器,去与帝国主义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将他们打出中国去,这才是中国惟一的出路,也是我们救母亲的惟一方法,朋友,你们说对不对呢?朋友,不幸得很,从此以后,中国又走上了厄运,环境又一天天地恶劣起来了。经过‘五三’的济南惨案,直到‘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公然出兵占领了中国东北四省,就是我在上面所说那矮的恶魔,一刀砍下并生吞了我们母亲五分之一的身体。这是由于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受了挫折,对于日本进攻中国采取了‘不抵抗主义’,没有积极唤起国人自救所致!但是,朋友,接着这一不幸的事件而起的,却来了全国汹涌的抗日救国运动,东北四省前仆后继的义勇军的抗战,以及‘一二八’有名的上海战争。这些是给了骄横一世的日本军阀一个严重的教训,并在全世界人类面前宣告,中国的人民和兵士,是有爱国心的,是能够战斗的,能够为保卫中国而牺牲的。谁要想将有四千年历史与四万万七千万人口的中国民族吞噬下去,我们是会与他们拼命战斗到最后的一人! 朋友,虽然在我们之中,有汉奸,有傀儡,有卖国贼,他们认仇作父,为虎作伥;但他们那班可耻的人,终究是少数,他们已经受到国人的抨击和唾弃,而渐趋于可鄙的结局。大多数的中国人,有良心有民族热情的中国人,仍然是热心爱自己的国家的。现在不是有成千成万的人在那里决死战斗吗?他们决不让中国被帝国主义所灭亡,决不让自己和子孙们做亡国奴。”方志敏是为中华民族而战,而牺牲;毛主席给王尔琢的挽联是:“一哭尔琢,二哭尔琢,尔琢今已矣,留却重任谁承受?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后如何?得到胜利方始休!”王尔琢是为无产阶级而战,而牺牲。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说:“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赴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 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铁肩担道义,只有唤起工农千百万,挣脱剥削的锁链,才能担起中华民族救国救民的历史使命,才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蒋介石反动派。今天中华民族屹立在世界之林,是用两千多万革命先烈的鲜血换来的,毛主席一家也牺牲了六位亲人。请问茅于轼,难道他们的牺牲是为了毛主席吗?不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不是为了中国人民的站起?不是为了追求无产阶级的解放?不是为了达到消灭剥削人人平等的美好生活?难道毛主席抛妻别子又是为了谁呢?  

 1949年10月1日 下午3点,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当毛主席出现在主席台上时,广场上三十万群众立即沸腾起来。当毛主席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顿时广场上欢声雷动,激动不已。阅兵持续了三个小时,群众游行开始,天色已晚,华灯齐放,一队队游行队伍涌向天安门广场,“毛主席万岁!”“人民万岁!”领袖和人民水乳交融,交相辉映,古今中外谁曾有过?共产党、解放军,这两个决定中国人民胜利的组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毛主席付出了巨大心血,做出了杰出贡献。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百十年来,中国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是,各式各样救国救民的探索、试验,包括改良的和革命的都不成功,都失败了,中国没有找到出路。只有毛主席、共产党团结全国各族人民,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牺牲了无数革命先烈,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使世世代代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翻身解放,当家作主,成了国家的主人翁,难道毛主席这一切都是为了自己吗?  

以下是毛岸英 1949年10月24日 的一封信,是新中国已经成立了的日子,是毛主席集中华人民共和国党、政、军一身权力的日子:  

毛岸英写给表舅父的信  

三立同志:
   来信收到,你们已参加革命工作,非常高兴。你们离开三福旅馆的前一日,我曾打电话与你们,都不在家,次日再打电话时,旅馆职员说你们已经搬走了。后接到林亭同志一信,没有提到你们的下落。本想复他并询问你们在何处,却把他的地址同信一起丢了(误烧了),你们若知道他的详细地址望告。
   来信中提到舅舅“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的位置”一事,我非常替他惭愧。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了,而尤以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之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民已经获得根本的胜利。而对于这一层,舅舅恐怕还没有觉悟。望他慢慢觉悟,否则很难在新中国工作下去。翻身是广大群众的翻身,而不是几个特殊人物的翻身。生活问题要整个解决,而不可个别解决。大众的利益应该首先顾及,放在第一位。个人主义是不成的。我准备写信将这些情形坦白告诉舅舅他们。
   反动派常骂共产党没有人性,不讲人情,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这种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人情的话,那么我们共产党正是没有这种“人情”,不讲这种“人情”。共产党有的是另一种“人情”,那便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劳苦大众的无限热爱,其中也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亲戚在内。当然,对于自己的近亲,对于自己的父、母、子、女、妻、舅、兄、弟、姨、叔,是有一层特别感情的,一种与血统家族有关的人的深厚感情的。这种特别感情,共产党不仅不否认,而且加以巩固并努力于倡导它走向正确的与人民利益相符合的有利于人民的途径。但如果这种特别感情超出了私人范围并与人民利益相抵触时,共产党是坚决站在后者方面的,即使“大义灭亲”,亦在所不惜。
   我爱我的外祖母,我对她有深厚的描写不出的感情,但她也许现在骂我“不孝”,骂我不照顾杨家,不照顾向家;我得忍受这种骂,我决不能也决不愿违背原则做事,我本人是一部伟大机器的一个极普通平凡的小螺丝钉,同时也没有“权力”,没有“本钱”,更没有“志向”来做这些扶助亲戚高升的事。至于父亲,他是这种做法最坚决的反对者,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水火不相容的,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是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
   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群众观点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个人观点之间的矛盾正是我们与舅舅他们意见分歧的本质所在。这两种思想即在我们脑子里也还在尖锐斗争着,只不过前者占了优势罢了。而在舅舅的脑子里,在许多其他类似舅舅的人的脑子里,则还是后者占着绝对优势,或者全部占据,虽然他本人的本质可能不一定是坏的。
    关于抚恤烈士家属问题,据悉你的信已收到了。事情已经转组织部处理。但要有精神准备,一下子很快是办不了的。干部少事情多,湖南又才解放,恐怕会拖一下。请你记住我父亲某次对亲戚说的话:“生活问题要整个解决,不可个别解决。”这里所指的生活问题,主要是指经济困难问题,而所谓整个解决是指工业革命,土地改革,统一的烈士家属抚恤办法等,意思是说应与广大的贫苦大众一样地来统一解决生活困难问题,在一定时候应与千百万贫苦大众一样地来容忍一个时期,等待一个时期,不要指望一下子把生活搞好,比别人好。当然,饿死是不至于的。
   你父亲写来的要求抚恤的信也收到了。因为此事经你信已处理,故不另复。请转告你父亲一下,并代我问候他。
   你现在已开始工作了吧,望从头干起,从小干起,不要一下子就想负个什么责任,先要向别人学习,不讨厌做小事,做技术性的事,我过去不懂这个道理,曾经碰过许多钉子,现在稍许懂事了——即是说不仅懂得应该为人民好好服务,而且开始稍许懂得应该怎样好好为人民服务,应该以怎样的态度为人民服务了。
   为人民服务说起来很好听,很容易,做起来却实在不容易,特别对于我们这批有小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的没有受过斗争考验的知识分子是这样的。
   信口开河,信已写得这么长,不再写了。有不周之处望谅。
   祝你健康!
                     岸英上十月二十四  

毛主席革命是为了自己当官发财吗?毛主席怎么就教育出这样不替自家打算的儿子呢?  

毛主席欺骗了谁呢?谁也没有,毛主席始终如一,一直是共产主义战士。是茅于轼天天欺骗世人,替美国人办事。茅于轼险恶狠毒的用心主要是用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方法欺骗涉世不深的青少年,难道他能欺骗了我们?我们这些女工人都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出生于1952年至1962年的人,父母都是农村人到城市参加工作的,爷爷奶奶都是农村人在农村居住,我们这些人的家乡,以前都没有听说过三年灾荒死人,不但没有死,反而生活的很好,大都家庭的姊妹兄弟都是五、六个,是吃得差点,但都知道国家刚刚解放,需要建设,需要积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是从来没有意见的,我们并不认为我们是“贫苦人”,反而我们一直以我们是当家作主的人而自豪。  

茅于轼说:“他整死的的老干部都是为穷人服务的真正无产阶级。”那么毛主席整死过谁呢?有七个人,他们是:谢步升、唐达仁、左祥云、黄克功、肖玉壁、刘青山、张子善。
   谢步升是我党反腐败历史上枪毙的第一个“贪官”。他利用职权贪污打土豪所得财物,偷盖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伪造通行证私自贩运物资到白区出售,谋取私利。他为了谋妇夺妻掠取钱财,秘密杀害干部和红军军医。毛主席很关注谢步升案,他力主严惩,并指示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 1932年5月9日下午3时 ,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判决,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在江西瑞金伏法。
   左祥云是我党历史上对因贪污等腐败问题而判处死刑执行枪决的较高级别的干部。中央苏区时期,为筹建中央政府大礼堂和修建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检阅台等纪念物,专门设立了“全苏大会工程处”。工程于1933年8月动工。当年11月就有人举报左祥云与总务厅事务股长管永才联手贪污工程款。中央人民委员会即令中央工农检察部、中央总务厅抓紧调查,结果发现左祥云在任职期间有勾结反动分子,贪污公款246.7元。 1934年2月13日 ,最高法院在中央大礼堂开庭公开审判左祥云及有关人员。审判历时近五个小时。判决左祥云死刑,执行枪决。同时,对其他有关人员做了相应判决。 2月18日 ,对左祥云执行了枪决。
  被处以极刑的唐达仁是瑞金贪污腐败窝案的主犯。 1933年夏的一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工农检察部收到一封匿名举报。部长何叔衡先后派出两个调查组进行调查, 1933年12月28日 ,毛主席主持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会议,听取中央工农检察部关于瑞金县苏维埃贪污案的汇报。会议决定,瑞金县财政部长蓝文勋撤职查办,会计科长唐达仁交法庭处以极刑,并给予县苏维埃主席杨世珠以警告处分。
  黄克功之死被誉为是毛主席“挥泪斩马谡”。因黄克功少年时代参加红军,跟随毛主席经历了井冈山的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是“老井冈”中留下来不多的将领。 1937年10月,26岁的红军时旅长黄克功,对陕北公学一个女学生刘茜逼婚未遂开枪将她打死在延河边。有人提出国难当头,人才难得,可让他戴罪杀敌。经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黄克功被处以死刑。黄克功给党中央、中央军委写信,要求从轻处理,戴罪立功。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毛主席接信后给边区法院院长雷经天写信,支持法院判决,并要求在公审大会上,当着群众和黄克功的面公布这封信的内容。全文是:“ 雷经天同志:黄克功过去斗争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一个普通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和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和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厉的纪律。如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自己的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导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毛泽东”在公审会上被宣判了死刑的黄克功心服口服。临服刑前,当黄克功听说中央已安排对他的家人进行安抚时,感动得霎时痛哭流涕。 就这样,一个勇冠三军的红军将领被公审枪毙了。
   身上战争伤疤90多处的肖玉壁,在1940年是陕甘宁边区经济最困难的年头,上级安排他到清涧县张家畔税务所当主任。他打过多次仗,仅身上留下的伤疤就有90多处,可谓战功赫赫。上任后,肖玉壁以功臣自居。不久,就贪污受贿,同时利用职权,私自做生意,甚至把根据地奇缺的食油、面粉卖给国民党破坏队,影响极坏。案发后,边区政府依法判处他死刑。他不服,向毛主席求情。毛主席问林伯渠:“肖玉壁贪污了多少钱?”林伯渠答:“3000元。他给您写了一封信,要求看在他过去作战有功的情分上,让他上前线,战死在战场上。”毛主席没有看信,沉思了一阵,他想起了黄克功案件。对林伯渠说:“你还记得我怎样对待黄克功吧?”林伯渠说:“忘不了!”毛主席接着说:“那么,这次和那次一样,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就这样,贪污犯肖玉壁被依法执行枪决。
   刘青山、张子善事件震动了全国,教育了全党。 1951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国各条战线开展一个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运动。随着增产节约运动的深入发展,各地暴露和发现了大量的惊人的浪费、贪污现象和官僚主义问题。同年11月,有人揭发出了天津地委书记、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原天津专区专员、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的巨大贪污案。这两人居功自傲,贪图享受,革命意志消沉,腐化堕落。他们扬言:“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享受一点还不应当吗?”两人于1950年春至1951年11月,假借经营机关生产的名义,勾结私商进行非法经营。他们利用职权,先后盗窃国家救灾粮、治河专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克扣民工粮、机场建筑款,骗取国家银行贷款等,总计达170余亿元(旧币)。  1951年11月29日 ,华北局向毛主席、党中央报告了天津地委严重贪污浪费的情况。 11月30日 ,毛主席在为转发这一报告的批语中指出:“……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的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在公审大会召开之前,曾有高级干部考虑到刘、张两人在战争年代有过功劳,向毛主席说情。毛主席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我建议你们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刘青山、张子善被处以死刑。枪声一响,举世震惊。老百姓说,这两个人头换来了中国官场上至少20年的廉政。   

这些被毛主席批准枪毙的是老干部,但他们已经变质,成了贪污腐化的资产阶级代表,他们真是如茅于轼所说的“都是为穷人服务的真正无产阶级”吗?茅于轼为什么要为这些人鸣不平呢?很显然,就是为了腐蚀共产党,在共产党内找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找美国人的代理人,就是为了让共产党垮台。  

茅于轼还有一句话:“他的政策丝毫也没有改善贫苦人的生活条件,反而是让他们陷入更悲惨的境地。所谓的一切为了穷人岂不是一种欺骗吗!”   

以西藏为例,解放前的旧西藏:是一个社会制度落后,经济剥削异常残酷的社会,封建农奴制社会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落后,奴隶主对奴隶的刑罚有割鼻、挖眼、截肢,占西藏人口5%的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三大领主,占有西藏全部土地、牧场、森林、山川及大部分牲畜;而占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一无所有。广大农奴饥寒交迫,生存艰难,饥寒贫病而死者不计其数,历史上西藏人口有1000万人,解放时人口不足100万人。  
   解放后,西藏实现了民主改革,西藏人民从奴隶到将军,农奴翻身得解放,生活的日子苦变甜,在毛主席党中央关怀下,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在西藏人民努力下,建设公路,建设工厂,改善了西藏农牧业的生产条件,发展了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事业,纯朴、善良的西藏人民歌唱毛主席的歌是世界上最好听的歌。  

以新疆为例,新疆和田地区农民库尔班大叔,从小就成了孤儿,童年是与地主家的牛羊一起度过的。成年后,为了摆脱被剥削、被奴役的生活,库尔班带着妻子逃到荒漠里,靠吃野果活下来。后来妻离子散,他孤身一人度过了17年贫困交加的生活。解放前的新疆80%的土地掌握在不足5%的地主手里,90%以上的农民都是地主的奴隶,当牛做马,过着非人的生活。新疆解放后,实行土地改革,维族农民分田分地,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过上自由民主的新生活,库尔班大叔认为是毛主席使他翻身做主人,回到人间,过上了幸福生活,便执意要到北京去见恩人毛主席。他说:“能让我亲眼见见毛主席,我这辈子也就心满意足了。”  1958年6月28日下午 ,一生历经坎坷的新疆库尔班老人在中南海怀仁堂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库尔班大叔眼中充满了对毛主席的感激、崇敬之情,双手与毛主席的手紧紧相握,毛主席对库尔班的远道而来,也很感动,说,新疆的老百姓多好啊!  

以血吸虫病为例,解放前,血吸虫病广泛流行于南方12个省市,它以钉螺为中间宿主,它的幼虫侵入人体后便发生血吸虫病,使人食欲减退,精神萎弱,四体消瘦,丧失劳动力;病剧时,腹部膨大如鼓,俗称大肚子病,没有适症疗法,死亡率很高。上千万的农民和渔民感染,上亿人口受到威胁,病情特别猖狂的地方,许许多多的村庄完全毁灭,许许多多良田变成荒野。毛主席历来主张“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为了更好地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消灭血吸虫病,他多次派身边工作人员深入调查疫情,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这里就详细介绍一个毛主席派身边工作人员调查疫情的事例。  

那是1955年仲夏农忙时节,毛主席外出视察工作。一路从北向南,有时细察,有时访问,到了杭州,请来了几位同志开会。毛主席对身边的几位工作人员说,开会期间不搞其他活动,你们去了解一下杭州郊区血吸虫病情况。他身边几个工作人员出发到杭州郊区的余杭地区去访问。工作人员走到田头,群众正忙着整理稻田。在池塘边的树荫下,有一个粗壮的农民,依着树干仰天躺在那里,只见他两手抱头,眼里满含泪水,呆望着天空。工作人员走近他身边,问他有什么为难的事,为什么不下田去劳动?他看看工作人员,摇摇头闭上了眼睛,泪水滴在胸前。这时工作人员才注意到,他的腹部鼓胀,颈部粗肿,可知行动困难,分明是病倒了。问他得了什么病,他只是摇头流泪,工作人员说明是特意来这里访问的,又问他有什么困难。他没有说话先叹气,他见工作人员诚恳的样子,想了想终于说出了自己的身世。他抹掉泪水,勉强挺一挺身子说:我家里几代人都是贫苦农民,在旧社会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好不容易盼到解放,共产党毛主席来了,实行了土改,分到了田地,再也不受压迫、不受剥削,不愁吃不愁穿了,过上了好生活,真是说不尽的快活,全家千恩万谢共产党、毛主席!说着说着,忽然,他刚刚兴奋起来的情绪又低沉下来,有气无力地哀叹:可惜好日子不长,自己害了大肚子病(这是当地群众的叫法,即血吸虫病),使得我力不从心,有了田也不能种,成了废人!本打算一死了之,可仔细一想,全国解放了,自己不但分了田,说话也挺起了腰杆,好日子才开头,要是白白地死了,实在对不起共产党毛主席的大恩大德!自己也想看看这个世界,究竟还会变成个什么样子。可是再一想,自己已经是个没用的人了,他一边诉说,一边流泪,竟至泣不成声。工作人员劝他不要难过,要先把病治好,好日子还在后边。他说:“这种病是治不好的,你们外地人不知道,这是我们这里的地方病,只要得了这种病,就是有钱也没办法治好,本地人祖祖辈辈都受这个害!”他声泪俱下,难过极了。工作人员向他解释:如今全国解放了,人民作了国家的主人,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战胜了各种困难,来建设咱们的国家,你们的病也会有办法治好的。他迷惘不解地问:“这是多少年来流行的地方病,从来就没有办法治好!再说我们这一带遭受了地方病,毛主席怎么会知道呢?!” 工作人员又给他解释,三座大山哪一座不是千百年来就压在人民的头上,还不都是被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人民推倒了吗!共产党毛主席就是要给人民解除苦难的,你们这里有危害人民的地方病,毛主席一定会领导大家来消灭地方病,为人民除害,会把你们的病治好的!这位患病的农民一直耐心地听着,这时他忽然抬起头来,怔怔的看着工作人员。很久,竟充满激情地说:“你们说的都是实情,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人民打跑了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帮助我们穷人翻了身,我们再也不当亡国奴了,再也不受剥削压迫了,这是我头一次佩服毛主席!后来毛主席又领导大家斗倒了地主恶霸,给我们分了土地,从此我们过上了好日子,这不但救活了我们一家,也救活了全国的穷苦老百姓。这是我又一次佩服毛主席!要是毛主席又知道我们这里的人们还受着地方病的害,再想办法帮我们治好这种从来没有办法治的害人病,他老人家可真是救命的活菩萨,人民的大救星!我这一辈子都佩服毛主席了!我还要教育子孙后代都记住共产党、毛主席的大恩大德!我就盼望着这一天了!”江西省余江县是血吸虫病流行区,有6000多病人,钉螺面积有972000余平方米,近几十年死于血吸虫病的有三千多人,有些村庄几百户只剩下了几十户,十几户。毛主席提出:“我们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1956年春余江县委紧急动员,传达毛主席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后,结合实施农业发展纲要,制定“半年准备,一年战斗、半年扫尾”消灭血吸虫病的规划,县委第一书记亲自指挥,广大群众踊跃参加,掀起了消灭血吸虫病热潮,开新沟,填旧沟,开新塘,填旧塘,消灭钉螺修建新的良田。经过两年苦战,消灭了血吸虫病,疫区发生了根本变化,出现了劳力增强,产量提高,人畜兴旺,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1958年6月30日 ,《人民日报》报导了江西省余江县首先消灭了血吸虫病的喜讯。消息传来,全国人民拍手称快。毛主席看到了《人民日报》的消息,也和全国人民一样,心情激动不已,抚今追昔,往事历历在目。多少年来,血吸虫象瘟神一样,夺去了无数同胞的宝贵生命!今天广大人民群众同大自然展开了搏斗,而且一举成功,终于消灭了一直在危害人民生命的血吸虫病,使得那些遭受血吸虫病魔危害的千村万户的同胞起死回生!顿时一幅新的图画又展现在眼前:绝处逢生的广大人民群众,将重整衣冠,斗志昂扬地走上建设祖国工农业生产的第一线,他们个个如生龙活虎,都有无穷的力量,银锄落处将使青山绿水间,遍地稻菽成浪;铁臂摇起可以开山劈地,击起钢花飞溅。瘟神呢,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毛主席心潮澎湃,思绪万千,睡不着觉,已是旭日临窗,他凭窗遥望南天,要歌颂这人间奇迹。于是以诗言志,欣然命笔,一挥写成七律二首《送瘟神》的不朽诗篇。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此情此景,毛主席到底欺骗了谁?!  

再问茅于轼:“他的政策丝毫也没有改善贫苦人的生活条件,反而是让他们陷入更悲惨的境地。所谓的一切为了穷人岂不是一种欺骗吗!”你这是说的人话吗?说这种话的人,肯定不是人。  

茅于轼在中国这块洒满为追求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共产主义理想、牺牲了两千多万革命先烈、包括共产党员毛主席的同学蔡和森、毛主席的战友向警予、毛主席的爱人杨开慧、毛主席的弟弟毛泽民、毛泽覃、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的鲜血染红的红色土地上,我们的共产党组织和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竟然允许茅于轼这样肆无忌惮的侮辱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侮辱开国领袖毛主席,侮辱社会主义的历史功勋,这不是中国现在发展的悲剧吗?有良心的中国人情何以堪?于心何忍?有关部门还能坐视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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