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民兴，平民苦

最近几年，吴敬琏、胡舒立等人屡屡以所谓“国进民退”作为攻击目标。据说，国有企业的发展，导致了民营企业的不振，由此使中国经济未能更好地发展。此说流行甚广，甚至大有使国有企业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困难的替罪羊之势。一些致力于为资本大鳄张目的媒体，也长期传播此类舆论，将民众的不满导向国有企业，以鼓吹所谓“让利于民、藏富于民”。

今天的国有企业有没有问题？当然还有。但它绝非今日中国经济困难、社会危机的主因。这是一个大题目，这里暂不讨论。值得人们反问一句的是，吴敬琏等人所称的“民”，究竟指的是谁？

能够取国有企业亿万资产而据为己有的角色，是千千万万的打工崽、打工妹吗？不是；是千千万万靠工薪收入维持生计的普通市民、公务员吗？也不是。能够取国有企业亿万资产而代之的，是当代中国的豪民。“豪民”一词，古已有之，是指既有权力又有财富的社会群体，今日中国则非跨国资本、买办集团、官僚富豪及少数官商勾结的私有企业莫属。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律师、教授、记者、诗人、画家等等，把服务于这一群体作为谋利之途，从而帮助豪民取得极其强大的话语权，获得文化上的主导地位。

当年，邓小平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张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通过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余年的发展，中国的GDP已高居世界第二，也确实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在世界亿万富翁的排行榜上，已有不少中国人顾盼自雄。对此，一方面，可以视之为发展的成就，不仅有效地消除了贫困、也实现了大多数人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另一方面，在不算太长的时间里，中国由一个高度平均化的社会，快速演变为一个贫富悬殊极大的社会，基尼系数之高已居世界前列，则表明中国社会积累了巨大的内部矛盾和社会风险。

在邓小平看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富分化同样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甚至说过，如果出现了贫富分化，那就意味着失败。可见，少数人成为亿万富翁，大量群众生活得不到改善或者改善很小，并不是邓小平等人的初衷。正如邓小平当年强调要坚持用完整、准确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一样，今天值得警惕的是，确有人试图把一个完整的邓小平割裂开来，试图把邓小平漫画化、片面化——只鼓吹一部分人先富，而不在乎共同富裕。这对改革开放、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然不是好事。

更值得警惕的是，在以往的历史进程中，为数并不占多数的少部分人，通过各种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完成了自身的原始资本积累，获得了数目惊人的财富，并已成为今日社会引人注目的豪民。近年，一些专家学者和大众媒介，热衷于文字游戏，把私有企业称为“民营企业”，把国有企业私有化称为“股份制改革”，把出卖劳动力的劳动者称为白领、蓝领、灰领等等。通过这类文字上的变通，固然能使人们对于社会不公现象丧失敏感性，“温水煮青蛙”，使少数豪民能够在不动声色中，将大量财富集中到自己的口袋；但是，随着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这类把戏也势将无效，广大平民也终会有觉悟的一天。

古来取天下、谋财富，有所谓顺取顺守、顺取逆守、逆取逆守、逆取顺守之说。逆者，以不正当、不道德的手段达到目标；顺者，以正当、道德的手段实现目标。今天的豪民，在短时间内积累起世人瞩目的财富，人们必定要分析其如何取、如何守。显而易见，逆取逆守，必然招致最大的社会愤恨；顺取顺守，则会获得最大可能的理解；顺取逆守、逆取顺守能够获得的多半介于愤恨和理解之间。对于政府和中国的豪民来说，如何处理取与守的问题，是不容回避的问题。处理不好，激起民愤，则满盘皆输。

与豪民兴起于当代中国同时，是亿万平民的形成和壮大，其主体是昔日的工人、农民、下层公务人员及其子弟。国有企业抓大放小，大量工人下岗失业，农民工离土进城，使越来越多的平民成为打工一族，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中流汗流血。大而言之，他们为中国的繁荣贡献力量，在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取得的发展成果里，凝结了他们无数的血汗。小而言之，他们为自己吃饭、活命寻找出路，尽管付出很多、所得却十分有限，某些学者所谓廉价劳动力优势，恰恰揭示了中国平民的辛酸和苦楚。平民之所以所得甚少，是因为他们创造的绝大部分财富，通过各种方式流入了各式各样的豪民的口袋。

全球化的发展，更使中国的豪民、平民与世界经济密切相联。前一时期，发生在富士康的民工跳楼自杀事件，让人既痛惜又震惊；对民工们被迫接受的非人待遇，也有了更深刻的印象。值得指出的是，富士康是一家台资企业，为美国苹果公司做产品代加工手机等产品。而其产品一部分的IPHONE手机则借由中国通信企业,销售给市场上的最终消费者。结果是，苹果公司获得了极高的利润率，成为全球最具财富创造能力的企业。而富士康、中国通信运营企业的利润极薄，只能勉强维持。而处于产业链最底层的，无论是富士康的民工、还是中国通信运营企业的基层销售人员，其所得令人心酸。这一实例表明，今天的中国平民，不仅在收益分配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而且，由于跨国资本对全球市场、资源和产业链的严酷控制，使他们本已不利的经济地位进一步雪上加霜。

国退民进、让利于民、藏富于民，听起来都是十分诱人的主张，但如果不能采取适当保护平民利益的措施、不能有效保障社会公正，结果一定象过去30年的历史所表明的，国退民进的结果，得利、致富的只会是少数豪民；绝大多数的社会成员将沦为平民阶层。让利于民、藏富于民，受益的只会是跨国公司、富商巨贾和官僚买办；无论是白领、蓝领还是灰领，平民很难从中获得多大益处。

在一个豪民已成气候、能够呼风唤雨的时刻，要求减少甚至取消政府干预，其实只是为豪民攫取更多利益造舆论。今天虽有一些官员已沦为某些跨国资本、富豪巨贾的马崽，但至少从整体上说，政府仍然是保护社会公正的能够依靠的有效力量之一；退一万步说，政府也不能不维护最低限度的社会公正。一旦政府退出，听任豪民为所欲为，平民的处境势必更加困苦；或者政府进一步为豪民所左右，对平民的疾苦毫不体察，平民的处境也将进一步恶化。

相比较世界其他国家，中国历史有两个引人注目的因素：一是大繁荣、大崩溃相继，如汉武之后的国运衰败、开元盛世之后的安史之乱、康乾盛世之后的西方入侵，无不触目惊心。二是看似一盘散沙的流民，在逼上梁山之际，所掀起的农民起义的规模之大、频次之多，也莫不震撼人心。今天的中国尽管与历史的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听任豪民为所欲为、听任平民任人宰割，则时局将朝哪个方向演变？

“三农”问题几乎成为今日中国的心腹之患，为解决这一问题，有人（如厉以宁）建议“建立土地流转制度”，即通过宅基地、承包地“确权”、再以土地权益作抵押申请贷款；如此一来，据说农民就可以获得发展的初始资本、从而发财致富。其实，厉以宁写过经济史的著作，想必一定知道，贷款经营就能致富，无异于天方夜谈；事实上，翻开世界史，之所以有债务奴隶，恰恰是由于以土地作抵押贷款、一旦贷款无法偿还，则土地就将为债主所获、自由民则沦为债务奴隶。失地农民的前途只有一个，即成为除了自身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出现这种结果，大概是中国豪民最乐见的结果吧——马克思早就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条件，就是一个庞大的无产阶级的存在。

豪民兴，有其一定的、有限的合理性；但是在贫富分化十分严重的现实环境下，继续听任豪民为所欲为而不能节制，则势必给广大平民带来极为沉重的痛苦。这当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更不能幻想社会由此而安定和谐。执政者对此漠然置之，必定给中国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吴敬琏等人此时极力鼓吹的所谓“民进国退”，何尝是一种公正、负责的议论？无视中国社会豪民、贫民鸿沟分明的现实，极力鼓吹置平民更悲惨、更凄苦境况的政策和主张，无异于火上浇油。

 大民工，2011年8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