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昌奎、药家鑫案和刑法的修改，看中国今天司法的走向
——兼论当年《水浒》中武松除恶的手段
高山美
接连的几个恶性杀人案件已经令人吃惊，然而由此引起的关于是非的网上大争论和刑法的修改，更加使人感到惊心动魄。从药家鑫、李昌奎、赛锐这样几个对无辜受害者的残忍杀害，本来其是非曲直非常明白，证据也已经确凿，要惩罚他们的应得之罪还这么困难，真是难于想象。在过去的不论什么时代，即使是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社会民间舆论的同情也是毫无疑问都会一致指向无辜的受害者，而把社会的指责指向践踏生命自由的恶人，因为即使是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也需要一定的社会秩序，而不希望天下大乱；而今天中国的司法修改居然敢于明目张胆的倒向司法界名声狼藉——“吃了原告吃被告”的律师，赋予了他们这个司法界最腐败的群体以最大的特权，这是要逼迫公检法的立场走向分裂、走上一条死路啊！像电视剧《重案六组》中这些忠于人民的刑警，为了破案又不知要付出多少无谓的牺牲了；今后的在《密战》中这样的反特、反间前线的英雄们，为了破案又不知要耗费多少无谓的心血了。看来，在资本主义腐朽的司法逼迫下的人民，要除恶只有类似于走当年宋朝武松除恶的这条路了吧，“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正义的人民总会想出对付他们的办法的，就如当前在中央一台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小小飞虎队》。只要全民动员起来，人民总有对付倒行逆施者的办法，到最后看看到底谁斗得过谁？！首先在司法腐败的逼迫下，可以人人不打官司，就像解放前一样，有矛盾自己采取各种适当的办法来解决，绕开这帮害人虫，他们的律师就失业了；第二可以在民间自己办案，就像当年的武松一样，拿到证据，再提起公诉，让他律师再有特权，也只有干瞪眼。
我们想起了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的历史上，比较深刻地反映现实的文艺作品，家喻户晓的《水浒》在描写打虎英雄武松为了匡扶正义，为他冤死的哥哥讨回公道，这个过程的刻画是很生动、典型、富有启发的，尤其突出值得人们研究的是武松除去西门庆所采取的“合法斗争过程”对今天具有十分现实的借鉴意义。
武松是宋朝封建衙门里的都头，他是知道封建衙门的黑暗对于西门庆这样的恶霸肯定是治不了罪的。于是武松先是找了火化武大郎的仵作，取到了西门庆害死武大郎的物证；又凭自己的武功斗杀了西门庆；然后把前后左右的邻居找来，让王婆和潘金莲，招认他们的罪行，签字画押，让邻居作证也画了押，然后拿着人头去自首，如果不是武松采取这样的手段像西门庆这样有钱有势的恶人，在宋朝这样一个腐败的封建社会，杀一个武大郎这样的穷人，霸占人家的妻子，还不是小菜一碟，只能是死了白死，如何奈何得了他。虽然在武大郎、武松和潘金莲、西门庆之间，和大多数读者都会把同情给与无辜的弱者武大郎，而把支持给予与恶势力勇敢斗争的武松。并对杀害无辜的武大郎的恶人受到的严惩感到大快人心；但是要想为之伸冤在当时的实际生活中，在黑暗的封建社会是不可能的；就像在京剧《秦香莲》中把忘恩负义为贪图富贵，杀妻灭子的陈世美被包公一刀铡死一样，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实现的，虽然公众认为罪有应得，这只是中国民间正义优良传统思想的反映罢了。但是在20世纪的中国，在我们社会主义的文艺《白毛女》、《红灯记》、《红色娘子军》中，为人民伸冤已经成为现实了，人民可以堂堂正正的把同情的热泪洒向被压迫的杨白劳、喜儿、铁梅和吴清华等受苦的劳动者，把阶级仇投向恶霸汉奸黄世仁、日本鬼子鸠山和南霸天！当然更不必说“三反”中，人民对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的严惩了，人民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当家做主了。
然而也怪，改革之后的中国在药家鑫、李昌奎、赛锐恶性杀人这样明白的事实面前，很多精英的是非观却是被颠倒了的，他们的同情之泪偏偏抛向了杀人的恶棍！就连心理学家的 李玫瑾 老师，也受到了这股倒行逆施的思潮的影响，的确令人心惊。这是21世纪世界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社会的彻底堕落！我们只能说也许是因为资本一统的天下，由于金钱的权势力量空前强大而更其藐视人民和正义，他们的心灵也更其赤裸裸的堕落了吧！虽然他们的说辞是冠冕堂皇的，什么司法独立啊？！就是让违背公正和民意的司法不受人民的监督，凌驾于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宪法》之上；什么程序正义啊！，就是让司法的西方腐朽的法律形式，主宰社会主义法律革命的内容和实质，让我们的司法名正言顺的为黑社会的强权服务；什么人道主义啊！这是只对有钱的杀人犯和黑社会的，而受害的弱势就不在他们人道的法眼之中，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难道不是今天社会的一种怪像吗！中国的律法如果按照这样的思路进行修改，社会怎么能够达到和谐？人民又如何能够安居乐业呢？！
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资产阶级的私有化。譬如为药家鑫喊冤的五教授的那封信，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他们对问题观察视角的从“私有观念”出发所产生的狭隘。他们对药家鑫杀人这个社会问题，不是从事件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作为看问题的出发点的，不是从“关心国家大事”出发的。他们的眼中只有庸俗的个人观念，对药家鑫这一个具体而又抽象的“个人”。他们所能看到的只是药家鑫是一个青年大学生，又是学音乐的，培养这样一个人也不容易，于是他们产生了恻隐之心，似乎觉得自己很有理了，其实钻了“牛角尖”。本来事实很清楚，药家鑫的杀人案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处理，会对社会尤其是在青年中产生一个不可回避的“导向”——就是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绝不可以做！如果药家鑫这样恶劣的杀人案，得不到严惩，那么走上这样犯罪道路的青年会更多，受害的无辜者也会更多，这样社会效果就会很恶劣，这本来是作为教师首先应当想到的。可是30年的“私有化”的存在，就使我们教师的思想在“私”字的局限中变得脱离社会现实了，这是让人痛心的。
使这样畸形的社会上层建筑，回归正常，除了下决心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正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外，根本的还是要从经济基础上解决问题。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限制外资对我们经济的控制，发展自己的高新技术，以按劳分配为主要分配方式，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样双管齐下，人们头脑中的全局观念就会回到我们中间，人们的是非观念才会在共产主义道德观的基础上统一起来，我们才会有一个共同的光明前途。司法界在这个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的建设中站在那一边？！这是对中国司法界的考验。如果按照贺卫方、陈光中的方向改下去，中国的司法只有自绝于人民的死路一条。中国人民只有彻底绕开腐朽的司法，以宋朝类似武松的斗争方式来维护社会的公正和正义，就像当年抗日时期山东微山湖人民的斗争一样，男女老少齐动员，正义必然战胜腐朽，胜利必定属于在斗争中富于创造的人民。
中国的司法何去何从 ，人民正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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