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遵义会议——人间正道是沧桑
话说遵义这座古城，是贵州省的第二大城市。唐朝时设遵义县，明朝时设遵义府。对于中国革命来说，遵义是绝处逢生的转折地。遵义会议作为中国共产党史上一次极其重要意义的会议，它的影响不仅只限于76年前的数万工农红军的生死命运；不仅只限于中国革命的火种能否持续保留，从而发展壮大。它的深远意义还在于，在今天同样是处于中共拨乱反正或者持续低迷萎谢的转折关头，如果万众瞩目的新的遵义灯光没有被点燃，那么，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国家、十几亿人民的命运将向何处去？
这确实是需要一切关注自身命运，关注党的命运，关注中国未来的人们深刻思考的问题。
我们有必要来对遵义会议作一个回顾。
我党早期领导人张闻天是从以下几方面来归纳遵义会议的历史功绩：
“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有决定转变的意义。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一。第二，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义会议克服了“左”倾机会主义，首先在革命战争的历史上。第四，教条宗派开始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分裂。……”（——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1943年12月16日）
笔者以为应从以下三方面来认定遵义会议的重大意义：
一.确立了正确的领导，亦即由毛泽东来掌舵中国革命的航船；
二.在不断的失败面前，在面临绝境之时，“左”倾教条主义（虽然张闻天认定错误的领导是“左”倾机会主义，但笔者以为应是“左”倾教条主义。是不顾中国具体国情，生搬硬套外来的经验的死教条。）开始了政治与组织上的分裂；
三.最重要是“分水岭”，“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宣布独立于莫斯科的指挥棒”。（——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这一条极其重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来办。任何企图依靠、依附中国以外的教条经验，然后不顾具体国情搬来套用，从思想上讲是“懒汉思想”，但从具体实施的效果看无疑是致命的，是自我毁灭。
我们知道，遵义会议是发生在长征途中。但为什么会发生长征？当时的“左”倾教条为掩盖羞耻还美其名曰战略大转移，其实就是战略大溃败，大逃亡。因为排斥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才导致这一败局产生。但即使在败像显露之初，还出现过“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战略转机机会，只有毛泽东同志独具慧眼，抓住了这一稍纵即逝的机遇。但无奈当时毛泽东被剥夺了党内话语权以及军事指挥权，而赋予“苏维埃国家主席”的虚职，当时“说了算”的只是“党内三人团”，其成员为博古、李德、周恩来。
所以，中央红军长征前一次可贵的战略转机被错过。
长征前由于错误路线统治，极“左”教条主义横行，致使中央红军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围剿”已变为不可能。但这时候发生了“福建事变”。
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曾就怎样粉碎国民党“第五次围剿”这样论述：
“当‘围剿’已经证明无法在内线解决时，应该使用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转入我之外线即敌之内线去解决这个问题”。
据百度可知：
“福建事变简称闽变，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以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为主力，在福建福州发动的抗日反蒋事件。事变后建立了反蒋政权。1932年，‘一·二八’抗战结束后，蒋介石调十九路军在福建‘剿共’。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军将领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势力，在福建福州南校场召开大会，决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1934年1月15日，蒋介石军队攻陷福州。人民革命政府和十九路军总部分别迁往漳州和泉州。同年1月21日，泉州、漳州失守，‘闽变’失败。”
刘良所著《毛泽东在命运转折关头——进退韬略》这样论及“福建事变”：
“1933年6月，原国民党京沪卫戍司令长官陈铭枢秘密入闽，与十九路军领导人蔡廷锴、蒋光鼐商定出反蒋的上、中、下三策。”
“上策是西南——广东、广西、福建大联合反蒋；中策是如广东不同意，就联合广西共同解决陈济棠，夺取广东为根据地来反蒋；下策是如上、中策都走不通，最后只好联合红军反蒋。”
“此后，他们联粤联桂相继失败，上、中策均未走通。于是，他们决定派员与红军联系。”
在“福建事变”发生之后，毛泽东敏锐地看出，这是红军实行战略转变的一个极好良机。抓住时机和敌人“换防”，红军就可变被动为主动，变防御为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敌人的进攻。但是毛泽东的这一建议未被采纳，一次极好的出击良机就这样让李德等人葬送了。于是，中央苏区的形式随之危急……
愚蠢的李德、博古错过了一次绝佳的绝处逢生的机会，否则，中国革命的历史将被改写。
刘良这样记述：“1933年9月22日，吴明（笔者注：十九路军谈判代表，亦即陈公培）携带蒋光鼐亲笔所写《十九路军与红军联络证明》，进入中央苏区，在福建延平的王台会见了彭德怀。彭德怀当即电告中央，并遵照周恩来的电示，偕同袁国平与吴明接谈。”
“两天后，彭德怀写了一封长信，交随吴明同来的十九路军士官送与蔡廷锴。信中对蔡、蒋的态度表示欢迎。”
“9月28日，黎川失守，彭德怀奉命率三军团解救黎川。这时，彭德怀派人护送吴明回去，并请十九路军派代表到瑞金，同党中央进行谈判。”
“20多天后，徐名鸿、吴明来到瑞金，并随身带来十九路军领导人给毛泽东、朱德的信，于是，一场激烈的争论发生了。”
“此时，黎川、浒湾相继失守，刚到的李德和博古震怒于肖劲光‘将黎川、浒湾送给敌人’。这时他们听说国民党十九路军派来代表谈判，他们当即判定来着‘是最危险的敌人，比蒋介石还危险，对群众有更大的欺骗性’。”
“毛泽东、周恩来据理力争。认为：我们联合十九路军，不仅在政治上对全国人民，对国民党军队会起到重大的影响，在与蒋介石的军事斗争上，也会产生直接的对我有利的作用。”
博古终于同意并决定由周恩来、叶剑英负责与十九路军的谈判工作，以潘汉年为全权代表。毛主席也非常关注这次谈判情况，期间，他和朱德、林伯渠多次与十九路军代表进行谈判。
……双方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1月22日，以李济深为主席的“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宣告成立，“福建事变”爆发。
这一下，立即打乱了蒋介石的阵脚。据蒋的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后来回忆道：“当时蒋介石进到抚州指挥，深恐红军与十九路军联合，神色异常紧张”。（晏道刚：《蒋介石追堵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载《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蒋介石不得已不得不把已经摆好的对中央苏区的“围剿”阵势改变，急调11个师入闽，进剿十九路军。
密切关注“福建事变”事态进展的毛主席得知蒋介石的上述举动，当即高兴起来，他认为红军实施战略转变的时机到来了：
“————利用这一时机，红军突进到江浙一带去打游击，敌人就必定要回防其根本重地。这样，不但敌人的碉堡战术失去作用，而且我军可以发挥特长，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
“————蒋介石从北路军中抽走了7个嫡系主力师，红军的正面压力大大减弱，突破敌人封锁圈向江浙前进，是完全可能的；”
“————敌人后方兵力薄弱，守备空虚：四川、云南、山西、山东、河北、绥远几个省的敌军已全部进入江西战场，浙江、安徽、江苏一带几乎没有正规军，而且苏浙皖地区革命基础深厚，还有党的力量，红军可以很快得到发展。”
于是，毛泽东提出了一个解救中央革命根据地困境，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大胆策略：
“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219——220页。）
毛泽东后来曾风趣的说，他的这个建议是和敌人“换防”，变守为攻，变退为进。毛泽东的这一决策显然抓住了蒋介石的弱处。福建事变平息后，蒋介石曾对其北路军总指挥顾祝同说：“过去所最担心的，是怕共军由闽北窜到浙江、安徽、江苏一带去”。
可是，毛泽东的建议却被博古一句话给“枪毙”了。他说：这是脱离中央苏区的机会主义。
毛泽东依然没有放弃，经与周恩来商量后，决定派罗明前往福州，以加强同十九路军的联系。
“12月20日，毛泽东、朱德致电福建人民政府与十九路军，指出：‘我们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准备在任何时候同你们联系，同你们订立作战的军事协定’ ”。
但与此同时，博古蓄意发表《福建事变与我们的任务》一文，指责：“十九路军和陈铭枢、李济深辈的‘人民政府’也是反动统治的一种新的欺骗。”临时中央在12月5日发表的《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中断言，福建人民政府“不会同任何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府有什么区别，那它的一切行动，将不过是一些过去反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与政客们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
既然中共这边出现了两种声音，蔡廷锴、蒋光鼐拿不准主意了。
这时候，蒋介石已指挥大部队深入福建，逼近南平。十九路军在蒋军重兵压迫之下，放弃顺昌、将乐，退守南平、水口、古田、福州一线，并请求红军给予援助。虽然毛泽东、周恩来等力主出兵援助，但无奈博古不同意。
“就在福建人民政府和十九路军濒于垮台之际，博古、李德确实将红三军团东调福建。但不是去打围攻十九路军的蒋介石部队，而是企图发展自己。”
“1934年1月15日，已成孤军的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终于被蒋介石镇压下去。尔后，蒋介石集中兵力，继续围攻我中央苏区。”
“一次极好的出击良机就这样让博古、李德葬送了。”
如果当时的中共临时中央能采取毛主席的这一独具慧眼把握战局的军事建议，那么，打破敌之第五次“围剿”，中央红军果断出击杭州、苏州、南京、南昌、福州之间，利用十九路军反蒋带来的战略转机，与其作突破蒋介石军事“围剿”的战略配合，中国革命必然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中国革命史也将被改写。
历史没有假设……
直至后来，中央红军被迫做战略大转移。又有了突破敌之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惨败，是几万忠勇红军将士的鲜血染红了的湘江之水，使得错误路线终于彻底失去了继续领导下去的公信力。在大失败面前，毛泽东以其深邃的战略构想，非凡的智慧和胆略，再次脱颖而出，扮演了改写历史的重要角色。
回顾遵义会议前的这一段历史，我们明白中国革命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它一直贯穿了正确路线与错误领导的斗争，贯穿了崇洋媚外的教条主义与注重中国具体实际的决然不同的两条路线斗争。
可以把眼光再回到“特别是”的年代。
用马列主义观点看待此前暴露出的所有问题，应该发现我们无疑是处于危急关头了。敌友不分，是非观念不明以及发展的路径之争，应该还有发展道路的迷茫与盲人骑瞎马式的误导以及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的观念回归，这一切都如此纠结着当今中国。
毛主席曾经指出：“中国革命犹如建一所大房子，我们必须先有建筑中国革命这栋房子的图样。不但要有一个大图样、总图样，还必须有许多小图样、分图样。而这些图样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在中国革命实际中所得来的关于客观实际情况能动的反映，也就是国内阶级关系，关于国内民族关系，关于国际各国相互间的关系，以及关于国际各国与中国相互间关系等等情况的能动的反映。过去是如此，现在如此，将来我看还是如此”。
我们如果透过纷乱复杂的国际间变局和国内三十多年所谓的发展情况，从“特别是”发展的军事、经济、民生、文化等方面来考量，可以发现，无论是国家外交还是国内民生，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质，国内各个阶层的矛盾的不断凸显，都无疑证明了，如果任其这样下去，中国国家的安全底线，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都必将被误导至末路穷途。
所以，我们说，今日之中国，是到了迫切召开新的“遵义会议”的历史关头！
遵义会议前有擦肩而过的变守为攻、变退为进的历史缺憾，有被红军战士鲜血染红的湘江之水默默地流淌，有“通道会议”的转危为安，有突破乌江天险的绝处逢生，再前方，就是注定被载入中国革命史册的，照耀革命胜利道路的遵义光芒……
今日之中国，体制内的真正共产党人，以及无数急切盼望社会主义回归的人民大众，与妄图配合国外阴谋势力颠覆共产党领导，企图使得中国国家分裂解体的体制内“普世派大领导”以及汉奸第五纵队势力一直做着不懈的斗争。只是比76年前共产党人在遵义会议所面临的危势更加危急的是，当初的党内错误路线领导人只不过是认识的错误，是路线的错误，而今天无论是体制内外还是社会层面，都有一股企图亡党亡国的阴谋势力。所以说，时势又将真正的共产党人和拥护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置于接受严峻考验的时刻。
我们不能假设，如果当初错过了遵义会议，中国革命会是怎样的结局？但无可置疑的是，如果今天再不改弦易辙，中国的未来真的将不堪设想。中国人民，我说的是现在意义上的人民，以后还会是被冠于中国两字来称呼吗？
历史又将中国以及中国共产党推到了选择新生还是覆亡的危机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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