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西藏革命史，如何评说？
9月1日是什么日子？电视上说的是，利比亚以卡扎菲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在42年前的这一天，推翻伊德里斯王朝，建立共和国。之所以说它，是因为北约的侵略战争大致可以看到一个结果了，卡扎菲虽然没有被抓到，但是已经被打垮了。媒体上一再强调说，2009年利比亚举行“四十大庆”活动时，卡扎菲是如何的风光，而今却成了这般模样。有些兴奋，有些幸灾乐祸。
法国主持召开所谓“利比亚之友”国际会议，也是认为“一切尽在掌控中”了，可以开始进行“战后”“利益安排”了；会议选择在9月1日召开，有着明显的炫耀、示威的意味，有着明显的恶心人的意味。
如果要以9月1日为关键词来搜索“历史上的今天”，应该还有不少。我注意到的是1965年9月1日，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宣告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大会是在9月9月闭幕的，好多年里，是把9月9日作为纪念日对待的，后来因为与毛泽东主席逝世日重叠，便改9月1日作为自治区成立的纪念日。
西藏的节日多，传统的宗教节日、民俗节日多，红色传统的纪念日也多。重点庆祝、纪念的主要有和平解放纪念日、民主改革纪念、百万农奴翻身纪念日、自治区成立纪念等。今年就是和平解放六十周年，7月下旬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还不到逢五逢十的自治区成立纪念时间，今年的自治区成立纪念时段恰逢拉萨雪顿节，也就看不到什么纪念的活动。拿来说一说，主要是想到了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纪念日，因为在查资料时知道了自治区成立的纪念日有过那么一段时间也是在同一天。
说点什么呢？我曾经说过，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时代的治藏思想就是毛泽东的治藏思想；对于这一段历史，虽然没有很全面的总结，但是曾经有过公正的评价；而进入“后三十年”后，评价发生了颠覆性改变。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西藏地方历史，被割裂成了两大块。
1980年代西藏发生的一系列骚乱闹事事件，尤其是2008年发生的“3·14”事件，西藏成了一个热门话题。谈西藏话题，“前三十年”饶不开毛主席，“后三十年”饶不开胡耀邦。
1980年5月胡耀邦有过一次西藏之行。他是22日到拉萨的，一到拉萨，胡耀邦即与西藏自治区负责干部和各界人士进行了谈话。谈话中就发表了他对“前三十年”的评价，先是抽象地肯定“当然你们是很有贡献了，这个不成问题，这不用说了”，然后对党领导下的西藏历史进行了分期和总结。
第一阶段1951年至1959年，“没有进行改革”；第二阶段1959年至1966年，“平叛扩大化”；第三阶段1966年至1976年，“林彪、‘四人帮’总有影响嘛！对你们工作有干扰嘛！他们不让你们好好干嘛！这十年变化不大”，“破坏很大”；第四阶段“是新阶段”。
对于历史评价，也是他在5月29日全区领导干部大会上的报告的一个重点。与前几天谈话时不同的是，全面否定的语气有了很大的缓和。没有说第一阶段的负面评价；对于第二阶段，说法有差别，意思一样：“我们在平叛中间有些地方有点扩大化，伤了一些好人，现在还留下一些后遗症”；对于第三阶段，“我们全国受了很大的损失，你们西藏也受了损失”，“还有我们的民族团结受了破坏”；第四阶段，“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对中央的文件理解得不够深刻，跟得不及时。我是讲全国某些地方，至于你们有没有这个缺点，请你们想一想。”
西藏民主革命分两个阶段开展的思想，是毛泽东主席充分考虑西藏地区的特点所作出的重大政策决断，不仅不能给予指责，反而应该给予高度评价。胡耀邦虽然一再强调西藏的特殊性，但是以他的形而上学看待问题的方法，是难以理解的。
平叛扩大化问题。1990年4月18日，80年代初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阴法唐在《当代中国的西藏》审稿会结束时讲话中说：“平叛中，全区是严格按照政策，区分对象，分清敌我，进行得很稳定，但有的地方也确实一度出现过扩大化的现象，不要因此以偏概全，得出平叛扩大化的结论。”（《阴法唐西藏工作文集》第680页）。
我个人对于我们动不动就拿“扩大化”作为说辞，来诋毁、否定党的某一段历史，有着很大的不解。我不是说不存在扩大化的现象，我想说的是，任何一场重大运动都不可能不出现一点偏差。看世事变迁，欧美国家的哪一场大的行动能脱得了“扩大化”之嫌呢？更何况他们常常还有意识地“扩大化”。——只是那些念念不忘中国共产党人搞扩大化的人们从来不会去说而已。就说还未结束的入侵利比亚战争，虽说有一块遮羞布（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不是从一开始军事行动就不去理会了吗？
整个八十年代，不论是拉萨骚乱前对过去工作的指责所找的原因，还是骚乱发生后对骚乱之所以发生而找的说辞，都离不了“左”的说法：执行了极左路线、“左”的影响所致。而源头是可以追溯到胡耀邦的，就在胡耀邦那次西藏之行中。随行的中央党校陈维仁在其侧记中是这样记录胡耀邦的认定的：“（西藏）之所以没有把经济发展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和提高，根本的问题是，多年以来，一条极左路线对我们党的民族政策的破坏很大，在工作上硬搬内地的一套，搞‘一刀切’。”1987年底，总书记赵紫阳关于拉萨骚乱原因的判断“这次骚乱事件，基本上是长期‘左’的结果。”这不过是胡氏判断的延伸而已。
就此，阴法唐也谈过自己的认识，“前段时间有人就说西藏长期执行了‘左’的路线，干部是在‘左’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这就太偏了，既不符合实际情况，也伤害了广大藏汉族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感情。”（阴法唐文集，第679页）
我觉得邓小平1985年时的一段话说得好：“如果不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纠正极左就会变成‘纠正’马列主义，‘纠正’社会主义。”
在大会上，胡耀邦有一句十分刺激人的话，就是在谈到和平解放以来国家支援西藏的经费的使用问题上，他是这样说的，“多少年以来，钱用的是不得当的，浪费很大，把钱丢到雅鲁藏布江里去了！”这是胡耀邦历史否定观中一个主要“论据”，只是胡耀邦在那里睁着眼睛说瞎话，太过荒唐。——荒唐归荒唐，因为是胡耀邦说的，就成了那些罔顾事实的人们，在攻击我们党的西藏工作时经常拿出来说道的话语。
胡耀邦在还未进入西藏时，就已经对此次视察工作有了结论，他自己的概括是“六个字”，影响最为深远的是“走人”。他在全区干部大会上“推心置腹”地说，“我们跑到这个地方，三十年啦，完成了历史任务嘛！”——我们是谁？谁又是在我们之外的你们呢？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如果要咬文嚼字，胡氏言论与分裂主义言论有多大差别？如果要较真，胡氏言论至少是“政治上的杂音”。——对于这样一位缺乏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人物，就当他是“放大炮”吧。
当年6月，西藏方面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大批调出进藏干部、工人的请示，8月中央批复同意。中央的批复通知中，对这一重大政策找出的理由就是胡耀邦的“完成了历史任务”论。
对于我们党在西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胡耀邦在西藏自治区领导干部大会上发表看法，“不晓得我们有的同志就那么主观主义，总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要取消人家的自主权。”并重申当年中央31号文件（即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所规定的，“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发的文件、指示、规定，凡是不适合西藏情况的，你们不要执行。”“你们根据你们自己的特点，制定具体的法令、法规、条例，保护你们自己民族的特殊利益。”
对于胡耀邦在西藏的所作所为，公开的评论不多。作为其中一段历史的当事人，阴法唐同志进行过几次不点名的批评：
“解放西藏和建设西藏，是党领导西藏各族人民撰写的一部辉煌创业史。这部历史的新纪元，始于党中央决定和平解放西藏之时。党的历史是连续的，昨天是今天的过去，明天是今天的未来。40年来，无论顺利或挫折，无论成功或失误，都是这部创业史的一部分，都是珍贵的精神财富，正确对待，必有裨益。因此，处理西藏问题要注意两点，一是不要割断历史，二是要实事求是地对待工作中的失误。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不夸大，不缩小，也不随便扣帽子，切忌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近年有些问题的出现，原因比较复杂，尤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长期“左”的结果’，因与事实不符，以致挫伤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阴法唐文集，第91页）
重返西藏后，“我感到的一个棘手问题，就是对进藏汉族干部的看法和对待问题。有的同志认为汉族干部的历史任务完成了，汉族干部多了不利。这种错误认识导致了大批人才流失，多民族干部在一起工作、取长补短的优势一度受到削弱。”（阴法唐文集，第242页）
“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这是西藏工作战略性的指导方针，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在西藏工作的体现。实践证明，‘慎重稳进’的方针是正确的，离开了它，必然会发生‘左’的或有的错误。30年来，在西藏革命的每一个转折关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总是强调这一方针，也总是及时地纠正我们常常容易产生的‘左’的情绪和做法，防止某些右的倾向，使我们回到‘慎重稳进’的正确方针上来。这使我们少走了弯路，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损失。‘文化大革命’，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捣乱，使‘慎重稳进’的方针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我们因此吃了很多苦头。但是，30年来，从总的方面说，西藏革命的过程，仍然是按照‘慎重稳进’的指导方针和战略部署发展的。”（阴法唐文集，第23-24页）
胡耀邦与西藏，是一个很大的话题，这里只是浅显地谈了一个侧面。
割裂历史，希望从自己开始一个“新纪元”，结果是造成了严重的后遗症。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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