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仰：爱国是我们的归宿

    “918”转眼80年了！80年是很多人的一生，但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80年并不算太长，很多事情改变了，很多事情依旧没变。在“918事变”80周年这个日子里，很多人改变了，中国和日本的地位、关系改变了，但是，爱国依旧不变。当年热血澎湃的年轻人虽然都已不在，但是，他们的血液还在我们的血管中，这一点，永远不会变。
    爱国对于中国是一个古老的话题。2000多年前的屈原是中国人爱国心的体现，苏武牧羊是一曲忠贞爱国颂歌。800多年前的岳飞、文天祥，300多年前的史可法，等等至今依然可歌可泣。上下求索、杖节牧羊、金戈铁马、丹心汗青、万点梅花、忠肝烈胆，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源远流长，豪情万丈。爱国对于欧洲也是一个古老的话题。2000多年前古希腊的斯巴达在爱国旗帜下奋力而战。600多年前圣女贞德成为法国民族主义偶像，200多年前法国大革命，拿破仑将爱国或民族主义引入全世界。
    然而，爱国主义在西方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严重的变质、恶化，走向极端民族主义暴戾。事实上，爱国主义走向狭隘民族主义的极端，在西方历史上早有渊源，其典型就是斯巴达的军国主义。历经千百年后，它在欧洲，延续古罗马的传统，形成法西斯，形成纳粹。影响到亚洲，形成日本军国主义。日本军国主义也是一种“爱国主义”，但是，它和欧洲法西斯一样，都是残暴与罪恶。也正因为如此，当今世界人们对种种爱国主义抱有极端民族主义的怀疑。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述说爱国主义，总要强调“理性”爱国主义。那么，“理性”的爱国主义与极端的民族主义有什么区别？
    从概念上说，我认为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名词，已经足以区分两者的差异。换句话说，爱国主义就应该是指那些理性的行为，民族主义就应该泛指带有非理性色彩的行为，它们的差别在于“认同标准”。人类是群居性的，要让群居的方式稳定、持久与和谐，必须在群居社会中获得一致的认同感。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不同，其实质就在于“认同”标准的不同。
    西方历史上的爱国主义常常只是徒具爱国主义旗号的民族主义，因为，它们的认同标准总是离不开民族和血缘，古希腊的斯巴达就是如此。英法百年战争中，圣女贞德率领法国人民抗击英国，从本质上说，英国和法国的文化并没有多少差别，圣女贞德激发的认同感是一种相对宽泛的“民族”概念。这一宽泛、抽象的“民族”概念也延续到了拿破仑。不同的是，拿破仑之所以能够势若破竹，除了宽泛的民族认同外，还有比民族认同更高一层的“文化认同”，即启蒙运动激发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概念。对于当时欧洲依然普遍实行的等级制度来说，平民社会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确是一套新的价值观，它超越了各种狭隘的、宽泛的民族概念，成为各个民族的向往。拿破仑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至今依然主要被视为爱国主义，而非民族主义。
    当贝多芬歌颂拿破仑的时候，实际上是抛弃了狭隘的民族认同而接受了文化认同。否则，在狭隘的民族认同标准下，贝多芬就是一个“德奸”，可以视为一个卖国贼。但在文化认同之下，贝多芬歌颂拿破仑就是向往文明和进步。贝多芬之所以很快又抛弃了拿破仑，收回了自己献给拿破仑的赞歌，根本原因就在于拿破仑以文化价值观为认同的爱国主义中，依然带有鲜明的民族主义的色彩。这是拿破仑的矛盾之处。文化价值观的认同要求超越民族的差异，只要接受共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就一视同仁。但是，拿破仑并没有真正做到这一点。对于他来说，即便是接受了“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价值观的其他民族，依然是其他民族，法国人依然是特立独行的。因此，拿破仑的爱国主义，实际上是理性爱国与民族主义的混合物。拿破仑的复杂性，衍生出了欧洲后来的各种民族主义。
    法西斯主义是对暴力文化的认同，掺杂了民族认同。纳粹的种族主义则把认同标准极为具体地落实到血缘。如果说圣女贞德的爱国主义中“民族”还只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拿破仑的爱国主义中“民族”也只是一个居第二重要性的概念，那么，纳粹的种族主义则毫无文化上的差异可言，只是强调种族和血缘上差异，只是通过种族和血缘来强调认同感。之所以说它是落后的、野蛮的、狭隘的、极端的，原因也正在于此。种族是人类历史上早已存在的，在没有任何文明成果的时候，种族的认同几乎就是天生的。而人类的文明成果，无非是要构建一个共同和谐的群居社会。因此，真正的文明社会，它的首要认同感一定是文化价值观。当人类已经步入文明，再回到以种族来区分你我和彼此，绝对是一种落后、野蛮的表现。这一现象之所以在近代欧洲出现，是因为西方文明的发育还不成熟。
    西方近代文明的不成熟其实在拿破仑身上就有体现。“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是一系列新的价值观，然而，西方近代社会本质上并没有把这些文化价值观当成践行的首要标准，理论上不自洽、不合理只是其一。在具体的行动中，包括拿破仑，行动的首要标准是利益。道义标准与利益标准的冲突，既是西方文明不成熟的体现，也是西方近代文明时间太短，民众没有得到深入教化的结果。为了利益，不同的群体结成同盟。就纳粹德国来说，它在文化上与英美国家没有多少本质差别，纳粹法西斯同样认同“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纳粹同样是民主选举上台。但是，为了利益，纳粹法西斯在这些文化价值观之外，添加了一个绝对不可逾越的首要认同标准，即种族。由此，我的自由便不是其他种族的自由，我的民主便不是其他种族的民主，我的平等便不是其他种族的平等，我的博爱便不是其他种族的博爱。我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便成为其他种族的灾难。日本军国主义虽然名义上也可以叫做爱国主义，但本质上，它就是“大和民族”的种族主义，所以，它一定会给其他民族带来灾难。当我们说民族主义的危害时，其实就是在说它狭隘的认同标准。
    中国历史上的爱国主义，不可否认也具有民族或种族的色彩，但是，从根本上说它是以文化认同为首要标准的。屈原的爱国主义某种程度上挺像圣女贞德，即便有民族的色彩，也是宽泛的。战国时期的楚国即便有一些特殊的秉性，在整个文化上，它与战国七雄中的而其他“国家”并没有多少本质上的差异，因此，楚国难以成为一个特殊的民族。也正是因为屈原爱国主义带有一定的“民族”色彩，在中国长期的历史上，屈原的爱国主义并不被多少人提及，直到抗日战争才改变。相比之下，苏武牧羊所体现的爱国主义，文化认同更加明显。事实上，只要当时的匈奴单于认同汉朝的文化，苏武一定会圆满地完成出使匈奴的任务。苏武牧羊的故事比屈原更早地在中国广为流传并被歌颂，本质上就在于中原文化在认同感上的自我优越，而与民族无关。对于中国人来说，不论对方是什么民族，只要认同中原文化，就能成为开诚布公的朋友，这样的事实在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
    岳飞、文天祥之所以成为中国历史上爱国主义的典范，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中原文化比女真金人、蒙古人的文化要先进、文明得多。就文化价值观来说，先进文明的中原文化不能倒退地认同北方游牧民族尚且落后的野蛮文化。岳飞的家乡是现在的河南，从源头上说，河南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但是，在历史变迁过程中，五胡乱华、中原陆沉，南北朝之后，河南、河北地区的民族成分已经极其复杂。唐宋统一并不只是政治权利的统一，更主要的是文化价值观的统一。虽然民族的区隔依然还在，不可否认的是，唐宋统一之后，在文化价值观的认同标准下，“五胡乱华”时留下的民族概念，很多已经消失了或正在消失，很多胡人也早已被同化为汉人。
    因此，理性的爱国主义与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区别，本质上就在于认同标准的差异。以先进的文化价值观为认同标准，就是理性的爱国主义，可以简称为爱国主义。因为，一个国家总是要靠文化价值观来推行社会管理。以语言、文字等宽泛的民族概念，或以血缘等具体的种族概念作为认同标准，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虽然民族认同、种族认同可能也会同时带着文化认同，甚至不排除是“先进文明”的文化认同，然而，民族、种族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孰轻孰重，成为两者的分水岭。
    对于当今中国来说，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话题还有一个复杂之处。中国的爱国主义在很多时候被指为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原因何在？关键在于对文化价值观的不同理解。西方发达国家头脑简单地认为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就是最先进、最文明的文化价值观，甚至为此提出“历史终结”的观点。但在中国人看来，西方现行的文化价值观未必就是最先进、最文明的。这既可以从西方的近代历史得到验证，也可以从西方社会并不令人满意的现状得出结论。中国和西方很多具有洞察力的学者也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然而，西方社会肤浅的主流文化依然在利益原则的驱使下，强调他们现行的文化价值观为唯一“普世”的价值观，由此，他们便把中国的爱国主义看成是落后文化的一种认同标准，甚至带有纯粹民族的特征。事实上，中国的爱国主义从本质上说，是对自身文化先进性的自信和觉悟。它并没有多少民族和种族的特征，而是不同于西方流行“普世”的另一种文化价值观。这种状态就如岳飞和文天祥，他们在实力上失败了，但是，我们能够否认他们所代表的中原文化的的确确是比女真金人、蒙古人更先进、更文明的一整套文化价值观吗？“崖山之后，再无中国”，痛惜的正是先进的文明被野蛮所战胜。然而，历史总要前行。女真金人、蒙古人当年引以为傲的自身文化，最后不也没有成为历史主导吗？最后不也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岳飞、文天祥等誓死捍卫的中国文化吗？
    “918”80周年纪念日，应邀而写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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